界首，这个皖西北边陲的县级市，在安徽县域版图中素来是个“特殊存在”。它因南宋名将刘锜在此“划沟为界”而得名，因抗战时期商贾云集而被称作“小上海”，又因其行政建制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设市—撤市建县—并入他县—复置县—撤县设市”的多次嬗变，成为观察中国基层行政区划变迁的一个绝佳样本。纵观界首的行政区划演变，一条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行政建制的每一次调整，都紧跟区域经济格局与治理需求的变化，而建制的“滞后”与“超前”往往深刻影响着地方发展进程。

界首行政建制的起点，其实比许多人想象的晚。明末清初，界首集尚属太和县管辖，只是一个皖豫两省交界处的首要集镇。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界首因地处偏远、交通相对闭塞而免受日军侵占，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商人纷纷迁入，舟车辐辏、贸易兴旺，一度人口剧增。一个“边界小镇”骤然膨胀为中原地区的商业重镇，坊间称之为“小上海”。然而，这种战时繁荣是脆弱的——由于始终未设置正式的行政建制，抗战结束后界首旋即衰落。这为日后的区划调整埋下了伏笔。

1947年4月界首解放，同年10月设立界首市，以太和县界首集、临泉县刘集、沈丘县皂庙集为辖区范围。1948年春，界首成为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机关驻地，迎来了短暂的“高光时刻”。然而好景不长。1953年6月，界首撤市建县，划入临泉县的洪庄、砖集、陶庙3区和太和县的光武区及税黄区西部，正式从点状的城市型政区转变为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隶属阜阳专区。这一转变背后有深刻的治理逻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传统的“城乡分治”模式不再适应需求，将工商业城镇与周边农村整合为一个县域单元，有助于统一调配资源、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更大的波折还在后面。1959年，界首县与太和县合并为首太县；1961年撤销首太县，复置界首县。这次短暂的合并虽然只维持了两年，却折射出当时区划调整中“合大并强”的思维惯性。直到1989年9月，界首才撤县复市，重新获得县级市的建制身份。从1947年首次设市到1989年最终定名，界首在42年间经历了从市到县、从县到合并、从复县到复市的反复调整，建制的稳定性远不及周边县区。

1989年撤县设市后的区划格局，在此后三十余年里保持了大体稳定。1996年末的数据显示，界首市辖3个街道、11个镇、4个乡，面积667.3平方千米，总人口70.5万人。1997年，刘窑镇更名为新马集镇，辖区变为3个街道、12个镇、3个乡。这一格局此后长期延续，期间乡级建制内部虽有微调，但乡镇街道的总体框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真正的变量出现在2025年7月。 经安徽省委、省政府批准，界首市撤销邴集乡，设立邴集镇；撤销任寨乡，设立任寨镇，政府驻地、管辖范围和行政区域界线均保持不变。这次调整使界首市辖3个街道、14个镇、1个乡，仅剩靳寨乡一个乡级建制。撤乡设镇的意义远不止名称之变。在现行行政体系中，镇与乡虽然同为乡级行政区，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产业用地审批、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镇的“话语权”明显大于乡。以任寨乡为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5万余人，是全市人口最少的乡级单位，设镇后可以更有效地争取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界首的这一轮调整，本质上是在为乡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松绑”。

事实上，这轮调整早有预兆。2022年9月，界首市委全会便审议通过了《关于靳寨乡、邴集乡和任寨乡行政区划调整实施方案（草案）》，明确提出“抢抓行政区划调整的有利契机，充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乡中仅靳寨乡至今未完成设镇，这既可能与靳寨乡紧邻城区的特殊区位有关——其城镇化路径更可能是融入城区而非独立设镇，也反映出区划调整中“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审慎节奏。

站在当下审视界首的区划格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阜阳市唯一的县级市，界首的建制形态是否与它的经济体量和发展势能相匹配？ 界首的工业基础在阜阳独树一帜，再生资源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财政收入能力无需上级持续“输血”。界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辖田营、光武、东城、西城、北城五个科技园，入驻规上企业超过270家。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区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配套“已具备了区的基本形态”。在此背景下，坊间关于界首“撤县设区”的讨论日渐升温。不过，行政区划调整须逐级报批、审慎推进，目前尚无官方确认的消息，相关讨论更多停留在趋势研判层面。

根据已获批的《界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界首被定位为构建“一核三心、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形成“一主三副、一轴六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这意味着，未来界首的区划调整将更紧密地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分区，乡镇撤并、街道扩容等调整都可能围绕这一总体格局展开。行政区划是治理的骨架，产业是血肉，文化是灵魂。 界首从“边界小镇”到“区域中心”的百年跨越，见证了行政建制如何为地方发展提供制度支撑；而它未来能否突破县级市的“天花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划调整能否继续与产业升级、城镇化进程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