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月的夏天，养一整年的命。
所有人都说黑山是“欧洲最便宜的海”。我出发前也是这么想的——亚得里亚海、古城、峡湾，物价还不到克罗地亚一半。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国家不是“便宜”，是把一整年的命押在六月到九月这四个月里。剩下的八个月，它在等。
我站黑山当地人这边，不是因为他们可怜，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这笔账怎么算，然后还是选了这么活。
我在科托尔老城租了一间石墙民宿，房东米洛什报完价之后补了一句：“你订的是七月，贵。要是十月来，这间房我收你三分之一。”他说这话的时候耸了耸肩，像在说一件他早就认了的事。后来我在布德瓦海边跟一个开便利店的老板聊天，他指着货架上一排防晒霜说：“这些我六月进货，八月卖完，九月开始就不进新的了。冬天没人来。”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听出了那句话底下的东西——黑山不是在做旅游生意，它是靠旅游活着。这不是同一件事。
一、老城的房门后面
米洛什五十二岁，头发灰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Polo衫，领子有点卷。他站在科托尔老城那扇不到一米宽的石头门前面等我，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钥匙上挂着一个塑料的圣斯特凡岛模型，颜色已经磨掉了一半。那天是七月十二号，下午四点，气温三十四度，老城的石板路被晒得发亮，我拖着箱子从城门走进来的时候，鞋底发出那种干涩的摩擦声。
他带我看房，楼梯很窄，只能一个人侧身走。
他走在前面，边走边说：“这栋房子是我爷爷的，以前住人，现在住游客。
”我问他一共几间房，他说三间。“三间够吗？”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夏天够。冬天我关掉两间。”然后他掏出手机，翻给我看一张照片——是同一栋房子，一月拍的，门口挂着铁链，石墙上全是雨水留下的黑印，整条街没有一个人。“你看，”他说，“像不像死了？”
我当时没接话。他把手机收回去，继续往上走，到了房间门口，一边开门一边说：“旺季四个月，我能挣一万两千欧。淡季八个月，我靠夏天存的钱活。电费、水费、房产税，冬天照付。去年冬天我算了一下，每个月固定支出四百三十欧，收入零。”他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门开了，一股石墙的凉气扑面而来。他站在门口没进去，说：“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七月收你这么贵？因为八月一过，我就没客人了。”
我放下箱子，走到窗边。
窗外是老城的天井，对面那栋楼的窗户全关着，只有一扇开着，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晾衣服。
米洛什站在我身后说：“对面那家也是民宿，房东是我表姐。她去年冬天去贝尔格莱德打工了，房子空着。今年五月才回来。”我问她冬天做什么，他说：“在超市收银。”
那天晚上我出去吃饭，老城的主街全是餐厅，菜单上英文、俄文、中文都有，服务员站在门口拉客。
我走进一家叫“Stari Grad”的小店，点了一份烤鱿鱼和一杯当地啤酒，账单是二十八欧。我旁边那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老太太问服务员：“你们冬天也开门吗？”那个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围裙上沾着油渍，她想了一下说：“不开。冬天我回尼克希奇，我爸妈在那儿。”老太太问：“那你冬天做什么？”姑娘说：“帮我爸养羊。”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低头切鱿鱼，刀碰到盘子，发出叮的一声。
二、四个月养八个月
第二天我坐巴士去布德瓦。
车票三欧五，车程四十分钟，沿着海岸线走，右手边一直是亚得里亚海，海水蓝得发暗。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戴草帽的中年男人，他主动跟我搭话，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中国。他说：“哦，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前年没这么多，今年很多。”他叫武克，是布德瓦本地人，在酒店做维修工。他说他夏天在酒店上班，冬天领失业金。
“失业金多少？”我问。
“每个月两百二十欧。领六个月。”他说这话的时候，草帽檐压得很低，我看不清他的眼睛。“酒店十一月关门，四月重新开。关门的时候我们全部辞退，四月再重新签合同。每年都这样。”
我说：“那你们不担心吗？”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声：“担心什么？担心了二十年了。我爸爸那辈就这样。夏天干活，冬天休息。”
“休息”这个词他用得很自然。后来我在布德瓦老城边上的一家便利店买水，老板是个胖胖的女人，叫佐尔卡，五十多岁，染了一头红发，指甲涂着亮粉色。我买了两瓶水，一共一欧八。她找零的时候问我：“你从哪儿来？”我说中国。她说：“你们中国人现在来得多了。去年还没这么多。
”她一边说一边把零钱放在柜台上，硬币一枚一枚码好，然后说：“我这家店，六月到九月每天开十二个小时。
十月开始只开上午，因为下午没人。十二月到三月，我关门。我去波德戈里察我女儿那儿住。”
我问她：“关门三个月，房租照付吗？”
她说：“付。每个月三百欧。所以我夏天得把冬天的房租挣出来。”她说到这里，把柜台上的硬币推到我面前，说：“你算算，我一天要卖多少瓶水。”
我拿起水，走出店门。外面是布德瓦的海滩，人挤人，遮阳伞一把挨着一把，海水里全是人。我站在路边喝了一口水，看着那些游客——德国人、俄罗斯人、英国人、中国人——他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游泳，喝酒。他们不知道的是，旁边那家便利店的老板娘，正在柜台后面算她这个夏天要卖多少瓶水，才能撑过十二月到三月的那三个月。
三、便宜是个误会
来之前我看过很多攻略，都说黑山“物价低”“性价比高”。我到了之后发现，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对游客来说，黑山确实比克罗地亚便宜，比意大利便宜更多。
但对当地人来说，黑山的物价并不低——因为他们的收入是淡季收入，物价却是旺季物价。
我在科托尔认识了一个叫耶莱娜的姑娘，她在老城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二十三岁，学旅游管理的，大学毕业两年了。她跟我说，她旺季每个月能挣八百到一千欧，包吃，不包住。淡季失业，领两百欧失业金。她租了一间房，月租两百五十欧，冬天靠失业金付房租，吃饭靠夏天存的钱。
“你算算，”她跟我说，“我一年挣六千欧左右。房租三千。剩下三千，吃饭、交通、电话费。我今年还没买过新衣服。”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餐厅外面的桌子旁，她刚下班，围裙还没解，手里拿着一杯浓缩咖啡。她喝了一口，说：“但是我不想去贝尔格莱德。我试过，去了三个月，回来了。那边工资高一点，但房租也高，而且我不喜欢那个城市。”
“那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她耸了耸肩，说：“不知道。也许开个民宿。也许嫁个德国人。”她说完自己笑了，笑完又说：“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想。夏天赚钱，冬天花。年年如此。”
我在黑山待了十二天，走了科托尔、布德瓦、乌尔齐尼、采蒂涅、波德戈里察。我算了一笔账：黑山全国人口六十二万，去年接待游客两百五十万人次，旅游收入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每四块钱里，有一块钱是游客花的。而游客来的时间，集中在六月到九月。这四个月，黑山要挣够一整年的钱。
我在乌尔齐尼遇到一个开民宿的老头，叫德拉甘，七十岁，退休前是船长。
他在海边有一栋房子，三层，六间房，夏天全满。他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跑船，去过全世界。现在老了，靠房子吃饭。夏天三个月，我能挣一万五千欧。冬天我什么都不干，坐在家里看电视。”
“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他看了我一眼，说：“当然危险。但有什么办法？我们这里除了海，什么都没有。没有工厂，没有矿，没有大公司。年轻人要么去旅游，要么出国。我儿子在德国，做建筑工。他不想回来。他说这里冬天像死城。”
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说：“你们中国游客来了，我们高兴。
你们多来，我们多挣。你们不来，我们就饿着。”
四、整个国家在等夏天
在黑山的最后几天，我去了采蒂涅，那是黑山的老首都，在山里，离海远。我以为那里会不一样。结果到了之后发现，一样。采蒂涅的街上人很少，店铺有一半关着，唯一热闹的地方是修道院，游客大巴一辆接一辆地来，停二十分钟，拍照，上车，走。
我在采蒂涅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一件灰色夹克，面前放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
他看我拿着相机，问我：“你是记者？”我说不是，是游客。他说：“哦。今年游客多吗？”我说挺多的。他说：“那就好。去年不好，去年夏天雨多，游客少，我们这里很多人没挣到钱。”
他叫博日达尔，在采蒂涅一家旅行社做司机，旺季带团，淡季领失业金。他说：“我开大巴，夏天带游客去修道院、去洛夫琴山、去奥斯特罗格。冬天车停在车库里，我领两百欧一个月。”他喝了一口咖啡，说：“我老婆在超市上班，她有固定工资，四百欧一个月。所以我们家冬天靠她。”
“你孩子呢？”我问。
“一个儿子，在波德戈里察读大学。他说毕业了要去克罗地亚，那边工资高。”博日达尔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说：“我跟他说，你去吧。这里没前途。”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他早就想通了的事。我看着窗外，一辆旅游大巴正在掉头，车身上写着“Kotor—Cetinje—Podgorica”，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响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我忽然想起米洛什那天在科托尔说的话：“你看，像不像死了？”那是冬天。现在是夏天，街上全是人，餐厅全满，海滩上全是遮阳伞。但我知道，三个月之后，这些都会消失。店铺会关门，服务员会回老家，房东会挂上铁链，司机把车停进车库。整个国家会安静下来，等下一个六月。
转折
离开黑山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到科托尔，在老城外面那家叫“Stari Grad”的餐厅吃饭。耶莱娜还在，她看到我，笑了一下，说：“你还没走？”我说：“明天走。”她说：“明天几点的车？”我说：“早上七点。”她说：“那你今晚早点睡。”
她给我点了一份烤鱼和一杯白葡萄酒，然后站在旁边，没走。我问她：“你明天上班吗？”她说：“上。我每天上。从六月到九月，没有休息日。”我说：“不累吗？”她说：“累。但是冬天可以休息。”她说完，转身去招呼另一桌客人。
我坐在那里，吃鱼，喝酒，看着老城的石板路。旁边那桌坐着一对俄罗斯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在哭，妈妈在哄。再旁边是一对德国情侣，在自拍。再旁边是一桌中国人，在讨论明天去杜米托尔国家公园的路线。所有人都在享受夏天。所有人都在花钱。所有人都在给黑山输血。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在黑山十二天，住了四家民宿、三家酒店、吃了二十一顿饭、坐了六趟巴士、买了四张门票。我花了大概八百欧。这八百欧，分散到米洛什、耶莱娜、佐尔卡、武克、博日达尔这些人手里，可能每个人几十欧。但这几十欧，就是他们冬天的电费、房租、饭钱。
我放下叉子，看着耶莱娜。
她正弯腰给一桌客人倒酒，马尾辫垂在肩膀上，围裙上又多了几块油渍。
她倒完酒，直起身，正好看到我。她冲我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想起她之前说的那句话：“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想。夏天赚钱，冬天花。年年如此。”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我知道，这句话底下压着的是两百欧的失业金、三百欧的房租、四千欧的年收入，和一个二十三岁姑娘不确定的未来。
结尾
回到上海之后，有一天我路过一家便利店，看到货架上摆着一排防晒霜。我停下来，拿起一瓶，看了一眼价格，四十九块。我忽然想起佐尔卡，想起她在布德瓦那家小店里跟我说的话：“这些我六月进货，八月卖完，九月开始就不进新的了。”我把防晒霜放回去，走出便利店。
外面是上海九月的傍晚，天还没黑，路上全是人，外卖员在跑，地铁口在排队，商场在亮灯。
我站在路边，手里什么也没拿，忽然觉得黑山那四个月的夏天，像一场所有人都在演的戏。戏散了，人走了，灯灭了，舞台空了。然后他们等下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