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待了三个月，才知道年轻人失业率全欧最高，经济危机后遗症还在，物价不低但工资少得可怜，岛上冬天全

2026-09-15 00:48 旅游资讯 2 0

◎ 夏天卖风景，冬天守空城，谁在替希腊买单？

所有人都说希腊是蓝白童话。来之前我也信：爱琴海、白房子、日落、橄榄油，好像这个国家天生就是给游客疗伤的。我在希腊待了三个月，从雅典到克里特，再到冬天的圣托里尼，才发现童话只在旺季营业。

真相是：年轻人失业率全欧最高，经济危机后遗症还在，物价不低，工资少得可怜，岛上一到冬天全是空城。

我站本地年轻人这一边，不站爱琴海滤镜。因为我在雅典租过房，房东女儿一个月挣七百八十欧；我在超市买过八点九欧一升的橄榄油；我在淡季的圣托里尼码头数过，一条大船只下来十二个人。希腊不是懒，也不是只会晒太阳。它更像一栋夏天出租给游客、冬天自己漏风的老房子。漂亮是真的漂亮，可住在里面的人，得自己扛冬天。

一、咖啡三块五

我在雅典租的第一间公寓在 Exarchia，楼下是涂鸦墙，楼上是晾衣绳。

房东 Nikos 五十六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 Polo 衫，领口松了，但扣子扣得很整齐。他带我看房那天是十月中旬，雅典还在穿短袖，可楼道里已经有点凉。房子在四楼，没电梯，一室一厅，月租四百五十欧，不包电费。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街角咖啡馆坐满了人，一杯 Freddo Espresso 三块五。Nikos 说：“这房子夏天能租八十欧一晚，冬天连五十都没人要。”他说这话时没叹气，只是把钥匙圈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一把数给我看。

那是第一个慢镜头。

钥匙圈上有六把钥匙，他先捏起最长的那把：“这是楼门，有点卡，你得往上提一下再转。

”第二把：“这是信箱，但你别用，去年被人撬过。”第三把：“这是公寓门，反锁要转两圈。”第四把：“这是阳台铁门，风大的时候会响，别管它。”第五把：“这是地下室，你大概不会去。”第六把最小，铜的，已经磨得发亮：“这是我妈留下的，其实打不开任何门，但我一直带着。”他把六把钥匙放在我手心里，掌心很热。我问他女儿做什么工作。他说在酒店前台，旺季一天站十个小时，一个月七百八十欧。我说，房租就要四百五十欧。他笑了一下：“所以她住家里。三十一岁了，还住家里。”

Nikos 不是那种会抱怨的人。他退休前在比雷埃夫斯港做报关，现在靠两间小房子收租。

他告诉我，2009 年之前，他每个月能拿一千四百欧，后来债务危机来了，工资砍了两次，养老金也砍了。

他说：“我们这代人信过一件事，只要努力就会变好。现在我不信了，但我不能说。”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说。他指了指楼上：“我女儿听着呢。”

那天晚上我签了合同，押一付一，九百欧。电费单转到我名下，我拍了照：上一任租客冬天两个月用了一百二十欧电费，还没算取暖油。

Nikos 说取暖油一升一块四，冬天冷的时候，一个月烧掉一百升很正常。

我算了一下，一百四十欧。也就是说，一个拿七百八十欧工资的年轻人，如果自己租这套房，交完房租、电费、取暖油，还剩七十欧。七十欧要吃饭、坐车、买手机卡、买药。这还没算税。希腊最低工资官方数字是毛薪八百三十欧，扣完社保和税，到手大概七百欧。你在雅典街边喝一杯三块五的咖啡，吃一个三欧的卷饼，买一瓶一点六欧的牛奶，钱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掉。

我问 Nikos：“年轻人怎么活？”他说：“和父母活。”我说：“那父母呢？”他说：“父母靠养老金活。”我说：“养老金够吗？”他终于叹了一口气：“你问题太多了。”

可这就是我看到的希腊。游客看到的雅典是卫城、普拉卡、宪法广场，是日落时挤满人的 Lycabettus 山。

我看到的雅典，是早上七点挤满公交车的年轻人，他们穿着黑裤子白衬衫，去酒店、去咖啡馆、去呼叫中心上班。

一个月七百欧，房租四百五。他们不懒，他们只是没赶上好时候。

二、简历折四折

Exarchia 楼下有家小咖啡馆，老板娘叫 Maria，四十三岁，短发，左手戴三个银戒指，说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吧台。

她记得每个熟客的咖啡：我要三块五的 Freddo，不加糖；隔壁修鞋的老头要希腊咖啡，双份，加一勺糖。

Maria 说，2015 年银行关门那阵子，她每天早上六点去 ATM 排队，最多只能取六十欧。店里不能刷卡，只能收现金，游客不来，本地人没钱。她把那段时间叫“冰箱里的三年”：“不是穷，是冷。你打开冰箱，里面什么都有，但都冻住了。”

我问她现在好了吗。她一边压咖啡粉一边说：“好了？你看价格。”她掰着手指给我算：面粉一公斤从零点八欧涨到一点四欧，橄榄油五升装从十八欧涨到三十二欧，电费从每兆瓦时六十欧涨到两百欧，后来政府补贴，又降回来一点。“可工资没涨。”她说，“我请一个兼职，时薪五点五欧，还有一堆人排队。你说他们为什么排队？因为没得选。”

那天下午，咖啡馆里来了个年轻人，叫 Kostas，二十六岁，学生物的，戴一副圆框眼镜，背包带子断了一边，用黑胶带缠着。他点了一杯希腊咖啡，坐在角落改简历。我问他找工作顺利吗。

他把电脑屏幕转给我看：一个 Excel 表，列着公司名字、投递日期、状态。

最上面一行写着“137”。他说：“我投了一百三十七份简历。”我问有回复吗。他说：“七个面试，两个二面，零个 offer。”

第二个慢镜头，是他折简历。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沓打印好的纸，抽出一张，对折，再对折，折成四折，塞进牛仔裤后袋。

动作很熟练，像在折一张已经知道结果的彩票。他说：“面试官问我，你学生物的为什么来酒店做前台？我说我需要钱。他说你学历太高，不会久留。我说我不会走。他不信。”Kostas 说完笑了一下，嘴角没动：“他们不信是对的。我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我问他最想去哪。他说德国，或者荷兰。“我表姐在阿姆斯特丹，做仓库管理，一个月一千八百欧。她寄钱回来。你知道吗，我们家现在靠她寄钱。”他说这话时，Maria 在吧台后面敲了一下咖啡机，声音很响。

Kostas 抬头看她，Maria 说：“别看我，我儿子也在德国。

”Kostas 说：“你看，所有人都这样。”

希腊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在百分之二十上下，有时候更高。我在雅典听到的版本更直接：谁家有工作，谁请客。因为年轻人里，能有一份全职、有社保、月薪超过八百欧的工作，已经算运气好。超市收银员 Eleni 告诉我，她两份工加起来九百五十欧。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在超市，晚上六点到十点在餐厅。她女儿八岁，早上醒来妈妈已经走了，晚上睡着妈妈还没回。Eleni 说：“我女儿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不在家？我说因为妈妈要交电费。她说电费是什么？我说电费就是晚上你开灯要付的钱。她说那我不开灯了。”Eleni 说这话时，手里在扫一盒鸡蛋，三点八欧。她扫了两次，第一次没扫上，第二次条形码嘀了一声。她把鸡蛋装进袋子，递给我，说：“拿好，别摔了。现在鸡蛋很贵。”

我拿着那盒鸡蛋走出超市，太阳很好，街边橘子树上挂着果。游客在拍照，本地人在赶路。希腊不是没有钱，是钱不在年轻人手里。旅游旺季的钱流进来，流进船公司、酒店、房东、餐厅老板的口袋，然后一部分变成税，一部分变成进口商品，一部分变成德国表姐寄回来的汇款。年轻人拿到的是七百欧、七百八十欧、九百五十欧。

他们不懒，他们只是站在一条太短的传送带旁边，怎么跑都够不到下一站。

三、冬天没有游客

去圣托里尼之前，我以为冬天岛上只是人少一点。我买了渡轮票，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慢船五小时，四十二欧。上船时雅典还在下雨，甲板上没人。

我旁边坐着一个希腊大叔，叫 Yannis，五十九岁，开货车的，冬天在岛上送建材，夏天给酒店拉行李。

他听说我要去圣托里尼，笑了一声：“你去干嘛？看关门的店？”我说我想看看淡季。他说：“淡季不用看，淡季就是空。”

船到圣托里尼是下午四点。码头在悬崖下面，风大得能把人吹歪。我数了一下，下船的旅客一共十二个人。Yannis 也下船，他要去费拉送一批瓷砖。他站在码头边抽烟，眯着眼看那十二个人散开：两个背包客，三个本地老人，一对情侣，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剩下几个像我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夏天这条船下来一千二百人。冬天十二个。你算算。”

第三个慢镜头，是他在风里点烟。打火机打了三次，第一次被风吹灭，第二次火苗歪向一边，第三次他用左手围住火，右手拇指压下去，烟头红了。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立刻被风吹散。他说：“你们夏天来，我们冬天走。”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夏天我在酒店拉行李，一天八十欧。冬天没游客，我就来送建材。岛上冬天修房子，夏天赚钱。你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还是在这里上班？”

费拉的街道确实漂亮，白墙蓝顶，教堂钟声，悬崖上的日落。可冬天一半店铺拉着铁门，门上贴着“四月见”。我订的酒店淡季三十五欧一晚，夏天同一间房要三百五十欧。前台没人，钥匙挂在信封里，信封上写我的名字。房间有暖气，但只开到十八度。我晚上出去找吃的，走了二十分钟，只有一家烤肉店开着。老板一个人站在烤架后面，看到我进来，愣了一下，像没想到真有客人。我点了一个猪肉卷饼，四点五欧。他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他说：“夏天中国人很多，排队。现在你是今晚第三个客人。”我问前两个是谁。他说：“两个修路的。”

我问他冬天怎么过。他说：“省着过。”他说岛上冬天常住人口不到一万，夏天有五六万游客。房子租给游客，本地人住到岛的另一边。学校有，但老师不够。医院有，但专科医生要飞雅典。渡轮一天两班，风大就停。他说：“你们觉得岛是天堂。天堂是给夏天的人住的。冬天这里就是一座空城，风从海上来，吹得你只想睡觉。”

我在圣托里尼待了四天。第一天风大，第二天风更大，第三天船停了，第四天我改签机票飞回雅典。

机场很小，候机厅里坐着一群穿反光背心的工人，他们要去雅典换班。

一个工人问我：“你一个人冬天来岛上干嘛？”我说看看。他说：“看什么？看我们怎么守空房子？”我没回答。飞机起飞时，我从窗户往下看，白房子像一排排小盒子，整整齐齐，空着。老房子夏天租出去，冬天自己漏风。岛也一样。

四、两份工的人

回到雅典后，我开始留意那些撑起日常运转的人。超市收银员 Eleni 三十五岁，有两个孩子，丈夫在 2016 年去了德国，在斯图加特做仓库工，一年回来两次。她说：“我们不是离婚，我们只是太贵了，住在一起太贵了。”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丈夫穿着荧光背心，站在货架前笑。她说：“他一个月挣一千七百欧，寄回来六百。我在雅典挣九百五。加起来一千五百五。我们租房四百，电费一百三，两个孩子吃饭三百，剩下七百多。听起来够，对吧？可孩子要鞋，要书，要去看牙医。上个月我女儿牙疼，去私人诊所，补一颗牙八十欧。我站在诊所前台，手里拿着卡，刷不刷？最后还是刷了。回家路上我女儿说，妈妈我以后不当牙医，太贵了。”

Eleni 说这些时没有哭，她甚至还在扫商品。她把一袋橙子放上秤，按了代码，价格跳出来：二点八欧。她说：“橙子也涨了。去年一点八。”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也去德国。她说：“想过。但我妈在这里，我女儿在这里。而且我走了，谁做这两份工？”她说这话时，后面排队的老头敲了敲购物车。她抬头说：“马上好，Nikos 先生。”我回头一看，是我房东 Nikos。他买了一瓶橄榄油、一袋面包、一盒酸奶。他对我说：“你还在啊。”我说：“还在。”他说：“冬天快来了，你记得买取暖油。”

那天晚上，我去 Nikos 家吃饭。

他女儿 Sofia 也在，三十一岁，酒店前台，穿黑色毛衣，头发扎得很紧。

她说话很快，像在背台词。她告诉我，她大学学的是旅游管理，2015 年毕业，投了很多简历，最后在圣托里尼做前台。旺季一个月一千一百欧，包住，但一天站十小时，游客骂人也要笑。淡季回雅典，酒店只留两个人，她就被裁了。她说：“每年都这样。夏天上班，冬天失业。失业金要申请，排队，等三个月。我爸说他会帮我。我三十一岁了，还在花我爸的养老金。”

Sofia 说：“爸爸那代人还相信会变好，我们不信了。”Nikos 在厨房里切面包，没说话。Sofia 继续说：“我们不是不努力。我考了证，学了德语，投了德国的工作。可他们问，你有没有欧盟以外的工作经验？我说没有。他们问，你能不能马上来？我说我要存机票。他们就不回了。”她笑了一下：“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

我们国家有这么多游客，可我们年轻人要靠游客夏天来，才能活过冬天。

游客不来，我们死。游客来，我们累死。”

我问她，希腊经济不是恢复了吗？她说：“恢复了，在新闻里。我们的工资没有恢复。2010 年以前，我爸一个月一千四。现在我一千一，还是旺季。物价呢？咖啡三块五，橄榄油八块九，电费一百三。你说恢复在哪？”她说完，Nikos 端着一盘面包和橄榄上来，说：“吃饭。”Sofia 拿起一块面包，蘸了点橄榄油，说：“这个橄榄油八点九欧一升。我小时候，家里自己榨，不要钱。现在我们家也买超市的。”

那顿饭吃得很慢。Nikos 说，希腊债务占 GDP 百分之一百六十多，救助计划来了三次，每一次都砍工资、砍养老金、加税。他说：“我们被救了，也被救了三次。”Sofia 说：“年轻人走了五十万。你们说希腊人懒，可懒人不会去德国。”我无话可说。

因为我在雅典看到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做两份工、投一百多份简历、学德语、排队办税号。

他们不是懒，他们是没位置。

五、十字架不是保佑

离开雅典前三天，Kostas 说要送我去机场。他开一辆旧菲亚特，车门上有一道锈，副驾驶座位用胶带粘过。那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雅典街上只有清洁工在冲地。他把我的箱子塞进后备箱，坐进驾驶座，发动机打了两下才着。他说：“这车是我爸的，他2018年失业后就不开了。”我问你爸现在做什么。他说：“帮人修花园，现金，不交税。不然怎么办？”

车开上高速，收费站出来一个工作人员，Kostas 递过去两块五。

他说：“你看，高速要钱，油要钱，保险要钱。我一个月打零工五百欧，根本养不起车。所以这车只有送你去机场才开。”我说你不用送。他说：“我想送。你走了，我还得留下。”

转折就发生在那一瞬间。他从手套箱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橄榄木的十字架，用红绳穿着。他放在我手里，说：“我妈让我给你的。不是保佑，是记得。”我说记得什么。他看着前面的路，说：“记得我们不是新闻里的数字。我们不是百分之二十。我们是我，是 Sofia，是 Eleni。你回去以后，别人说希腊人懒，你说不是。别人说希腊是天堂，你说夏天是，冬天不是。”我说好。他说：“你三个月后可以走，我们得留下。”

我没有说话。手里那个十字架很小，木头边缘磨得光滑。我想起 Nikos 的六把钥匙，想起 Eleni 扫了两次的鸡蛋，想起 Yannis 在风里点了三次的烟。希腊像一栋老房子，夏天租给游客，冬天自己漏风。游客在阳台上看日落，本地人在屋里修窗户。我不是希腊人，我三个月后能走。可 Kostas 不能，Sofia 不能，Eleni 不能。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只是被留在冬天里。

到机场时，Kostas 帮我把箱子拿下来。

他站在出发口外面，穿一件灰色卫衣，帽子没拉上，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

他说：“你下次来，夏天来，我请你喝咖啡。三块五，我请得起。”我说好。他说：“别去圣托里尼，去克里特，我外婆在那里，她做的奶酪比游客店好吃。”我说好。他笑了一下，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穿过马路，走到那辆旧菲亚特旁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机又打了两下才着。我站在机场门口，手里攥着十字架，直到他消失在车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