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美女来中国旅游，回国后亲戚纷纷问：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我叫顺玉，二十岁那年，第一次离开朝鲜，去了中国。
我们家在咸镜北道，靠近边境。父亲在工厂里做事，母亲在市场上卖些自己做的泡菜和打糕。家里还有个小我三岁的弟弟，叫正浩，读书很用功，梦想是考上平壤的大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母亲总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是甜的。
去中国这件事，说起来像个梦。我有个远房姑姑，早年嫁到了中国延边，几十年没联系了。那年春天，忽然辗转托人带了口信来，说想见见娘家人，让我过去住一阵子。母亲哭了好几夜，最后还是点了头。她说，顺玉啊，你去看看，看看你姑姑过得好不好，也看看……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
出发那天，父亲把家里攒了半年的粮票换了些钱，又找工友借了点，凑了一笔路费。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用布包好，塞进我那个旧帆布包里。她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别乱跑，别乱说话，别给姑姑添麻烦。我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
过了图们江，一切都变了。
姑姑家在延吉，一栋带电梯的楼房，十二层。我第一次坐电梯，腿有点软。姑姑在门口等我，她老了，头发花白，但眼睛亮亮的，一见我就抱住我哭。她身上有股香皂味，衣服料子滑滑的，和母亲身上那股泡菜和烟火气完全不一样。
姑姑家不大，但什么都有。沙发软得能把人陷进去，冰箱嗡嗡响着，里头塞满了东西。她给我倒了杯水，是温的。在朝鲜，我们喝凉水，冬天也是。我捧着杯子，不敢多喝。
晚上，姑姑带我去楼下吃饭。街上的灯亮得刺眼，红的绿的，闪来闪去。汽车一辆接一辆，喇叭声此起彼伏。人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走得飞快，脸上没什么表情。我跟在姑姑身后，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紧紧攥着她的衣角。
我们去了一家烤肉店。姑姑点了好多肉，牛肉、五花肉，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鲜。炭火红彤彤的，肉在上面滋滋响，油滴下去，冒起一股香喷喷的烟。姑姑给我夹肉，说，顺玉，多吃点，看把你瘦的。
我低头吃肉，不敢抬头。邻桌坐着一家三口，小孩大概五六岁，手里攥着个手机，屏幕上花花绿绿的。他妈妈喂他吃饭，他头也不抬，眼睛盯着屏幕，偶尔张嘴，像只等着喂食的小鸟。他爸爸在旁边刷手机，时不时笑一下，也不知看到了什么。
那顿饭，我吃得很饱，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姑姑白天要上班，我便一个人在家里。她教我用电视遥控器，用洗衣机，用微波炉。我看着那些按钮，手有点抖。在朝鲜，我们家没有这些东西。母亲洗衣服，是在院子里的大盆里用手搓，冬天水凉得刺骨，她的手总是红红的，裂着口子。
我试着用洗衣机的那个下午，站在旁边，听着滚筒里哗哗的水声，忽然就哭了。我想起母亲那双裂开的手，想起她搓衣服时弓着的背。我关了洗衣机，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姑姑带我去逛超市。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屋子。一排排货架，堆得高高的，花花绿绿的包装纸，晃得我眼睛疼。水果区里，苹果又大又红，香蕉黄澄澄的，还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圆滚滚的，带着刺。姑姑说那是榴莲，很贵。我站在那儿，不敢动。在朝鲜，水果是稀罕东西。秋天的时候，母亲会买几个苹果，切成小块，分给我和正浩，每人几块，她说不爱吃，只啃我们吃剩的核。
姑姑买了一大袋子东西，结账的时候，她掏出一张卡片，刷了一下，就完事了。没有粮票，没有副食票，就这么刷了一下。我盯着那张卡片，心里翻江倒海。
有天晚上，姑姑喝了点酒，拉着我的手说，顺玉啊，你母亲当年是咱们姐妹里最聪明的，可惜……她没往下说，只是叹气。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母亲没嫁到中国来，留在了朝鲜，日子过得苦。可母亲从来没抱怨过，她总说，人各有命。
我在姑姑家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见识了太多东西。高铁，手机支付，大商场，电影院，还有那些我从来没吃过的水果和零食。我承认，有些时候，我是羡慕的。羡慕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羡慕那些在餐厅里大声说笑的一家人，羡慕那个不用为下一顿饭发愁的自己。
可更多的时候，我想家。想母亲做的泡菜汤，想父亲下班回来时疲惫却温和的脸，想正浩在灯下写作业的样子。想我们家那个小小的院子，想那棵歪脖子梨树，春天开花时，满树雪白，风一吹，花瓣落满地。
回朝鲜那天，姑姑送我到车站。她塞给我一个包，里头是几件衣服，一些糖果，还有一瓶擦脸的霜。她说，带给你母亲。我点点头，眼泪又来了。姑姑替我擦了擦，说，回去吧，好好过日子。
过了江，一切都熟悉起来。土路，矮房，偶尔经过的牛车。空气里弥漫着烧柴火的味道，远处有人在地里干活，弯着腰，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我深吸一口气，竟觉得这味道比姑姑家楼下的桂花香还让人踏实。
回到家，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扔下衣服，跑过来抱住我。她瘦了，也黑了，手上的口子还是那么多。我趴在她肩上，哭得说不出话。父亲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搓着手，笑着，眼眶却红了。正浩放学回来，书包都没放就冲过来，喊，姐，你回来了！
晚上，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些泡菜，大酱汤，还煮了几个鸡蛋。可我觉得，比姑姑家的烤肉还香。父亲喝了点酒，问我，那边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就好。然后就不再问了。
可亲戚们不会不问。
第二天，姑姑家的大表姐就来了。她比我大十岁，嫁在本村，男人在矿上做事。她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眼睛亮亮的，问，顺玉，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样？怎么会一样呢。那些高楼，那些汽车，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水果，那些在公园里跳舞的老太太。可看着表姐那双粗糙的手，看着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看着她眼里的好奇和期待，我说不出那些话。
我说，差不多吧，也是过日子。
表姐哦了一声，又问，他们家吃什么？天天吃白米饭吗？有肉吗？
我说，吃白米饭，也有肉。
表姐叹了口气，说，还是那边好啊。然后她又问，他们那边的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我摇头，说，没有，没人提这些。
表姐走了以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亲戚。婶子，大娘，还有小时候一起玩的英姬。她们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那边的人吃什么？穿什么？用不用粮票？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我一一回答，小心翼翼地，像走在一根细细的冰面上。我说那边东西多，但不一定都能买得起。我说那边人忙，走路快，没时间停下来聊天。我说那边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可她们好像只听见了前半句，眼睛里全是羡慕。
只有母亲，从来不问。
有天晚上，我帮她腌泡菜。大白菜码在缸里，一层盐一层辣椒面，她的手浸在冰冷的水里，一下一下地揉着。我在旁边帮忙，把白菜叶一片片掰开，抹上料。忽然，母亲说，顺玉，你姑姑过得好吗？
我说，好。
母亲嗯了一声，又问，她男人对她好吗？
我说，好，什么都让着她。
母亲不说话了，过了会儿，她直起身，擦了擦手，说，那就好。她当年走的时候，我还小，追着车跑了好远。后来就没消息了。你姥爷到死都惦记着她。
我看着母亲的侧脸，忽然发现，她老了。鬓角有了白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沟壑。她才四十出头，可看起来像五十多。她的手，那双揉着泡菜的手，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我想起姑姑的手，白白的，软软的，戴着个玉镯子。同样是姐妹，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那一刻，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我想说，妈，你也跟我走吧。可我知道，她不会走。这里有她的家，她的地，她的男人和孩子。她这一辈子，已经扎在这片土里了，拔不出来了。
可我没想到，事情会闹成那样。
是英姬。她跟我从小一起长大，嫁在了邻村。她男人去年伤了腿，干不了重活，家里日子紧巴巴的。她来那天，问得特别细，连中国那边一个月挣多少钱，买一件衣服要多少钱，都问了个遍。我含糊地说，不一定，看干什么。
她忽然说，顺玉，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你姑姑，那边要不要人？我想过去。
我愣住了，说，英姬，这……不好办。
她说，有什么不好办的？你姑姑能嫁过去，我怎么就不能？
我说，那不一样。她是嫁人，是结婚。你这边有男人有孩子，怎么走？
英姬红了眼，说，他那个腿，废了，家里连口粮都挣不够。孩子饿得直哭。我有什么办法？
我心里堵得慌，说，英姬，你再想想，总有别的法子。
她忽然站起来，声音高了，说，顺玉，你去了趟中国，就忘了咱们这些穷姐妹了？你看见那边好，就不想管我们了？
我说，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你什么意思？你倒是说说，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是不是？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她盯着我，眼里有泪，有怨，还有我读不懂的东西。然后她转身就走了，门摔得砰砰响。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英姬哭红的眼，想起表姐叹气的声音，想起婶子们羡慕的目光。我忽然明白，我带回的不只是糖果和衣服，还有一种她们够不着的东西。这东西让她们难受，也让我难受。
第二天，我去找英姬。她在地里挖土豆，看见我，没说话。我蹲下来，帮她捡。挖了一会儿，我说，英姬，昨晚我想了一夜。我姑姑那边，我不能帮你问。她那日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在工厂里站了二十年，手指头被机器轧断过，后来才慢慢好起来。她那房子，是贷款买的，到现在还没还完。她男人，以前也穷，两个人熬了十几年才熬出头。
英姬不说话，手里的锄头一下一下刨着土。
我又说，这边日子是不好过，可你男人腿伤了，你们可以养鸡，可以种菜，可以去镇上摆摊。我姑姑当年也是两手空空走的，什么苦都吃了。你要是走了，你男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英姬忽然哭了，蹲在地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我抱住她，说，会好的，慢慢来，会好的。
过了几天，英姬来找我，说她跟男人商量了，打算把后院收拾出来，养几十只鸡。她男人虽然腿不好，但手还利索，能编筐。她脸上有了点笑模样，说，顺玉，我想通了，哪儿都不如自己家。
我笑了，心里却酸酸的。
后来，陆续又有亲戚来问。我学会了怎么答。我说，中国和我们不一样，可也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一样。那边有那边的苦，这边有这边的甜。人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可只要肯干，日子总能过下去。
她们听了，有的点头，有的叹气，有的半信半疑。可不管她们怎么想，我都把姑姑给我带回来的糖分给她们，把衣服送给英姬。那瓶擦脸的霜，我给了母亲。她舍不得用，放在柜子里，隔几天拿出来看看，又放回去。
有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的梨树下。月亮很圆，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正浩在旁边写作业，父亲在屋里听广播，母亲在厨房里收拾碗筷，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我忽然想起姑姑家的电梯，想起超市里那些水果，想起公园里跳舞的老太太。那些画面，像隔了一层纱，越来越模糊。
我想，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这问题，我到现在也答不上来。可我知道，日子是自己的，脚下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姑姑走了她的路，我走我的路，母亲走她的路。谁也没法替谁活。
正浩忽然抬头，问我，姐，中国好吗？
我说，好。
他又问，那你还去吗？
我摸摸他的头，说，不去了。姐在家陪你。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月光下，他的脸干净又明亮。我忽然想起母亲说的，人各有命。可我觉得，命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一点一点挣出来的。
后来，英姬家的鸡养起来了，每天能收几十个蛋。她男人编的筐，拿到镇上卖，也慢慢有了销路。表姐来串门的时候说，她打算把地包出去，去城里给人当保姆。婶子家的闺女考上了技校，学做衣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子里，挣扎着，也盼望着。
有一天，母亲忽然说，顺玉，你姑姑那瓶霜，我用了一点。
我说，好用吗？
她笑了笑，说，好闻。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搓衣服。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弓着的背，忽然觉得，她比姑姑好看。真的，比姑姑好看。
我回朝鲜已经两年了。偶尔还会想起中国，想起姑姑，想起那些高楼和汽车。可更多的时候，我想的是母亲的手，是英姬的鸡，是正浩的作业本，是院子里那棵梨树。春天又快到了，梨树要开花了。我想象着满树雪白的样子，风一吹，花瓣落下来，飘在母亲的肩上，飘在我的心上。
中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这个问题，或许本来就没有答案。可我知道，不管在哪儿，人心里那点热乎气，那点盼头，那点对家的牵挂，是一样的。姑姑在那边，母亲在这边，隔着一条江，却隔着两个世界。可她们是姐妹，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她们都苦过，也都甜过。她们都走着自己的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把这些事写下来，不是为了说哪儿好哪儿坏。我只是想告诉那些问我的人，日子在哪儿都不容易，可只要心里有家，有爱，有盼头，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就像我母亲说的，人各有命。可命，是可以握在自己手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