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加:石头不说话,但它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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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霞

邮轮从挪威的卑尔根驶入加勒比海,用了十二天。

离开卑尔根那天,峡湾的雾浓得像一锅煮不开的粥,整座城缩在山脚下,像一颗湿漉漉的石头。船出了港湾向大西洋的深处驶去,当圣多明各的海岸线从地平线上浮起来的时候,裹挟着湿热气息的热风扑面而来。十月的加勒比深陷雨季,云层沉沉低垂,像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

彼时是2011年,多米尼加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护照上的签章,来自当地商代处机构。走在街上,没有多少人见过中国人,也不认得中国国旗,但他们对陌生面孔也没有太多的好奇,这座城市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自顾自地过着日子,像一个对世界不太在意的老人。

圣多明各街景(欧阳霞 摄)

锡瓦奥谷地:可可果的苦甜轮回

圣多明各向北,车驶入锡瓦奥谷地,道路两侧植被愈发蓊郁,高大的可可树在头顶织成一片绿色的穹顶。空气里飘散着一种湿漉漉的、甜丝丝的气味。

导游是本地人,深咖啡色的皮肤,英文讲得清晰利落。车刚启程,他便娓娓叙说这片国土的过往:甘蔗与可可的种植史;这个国度如何从特鲁希略三十年的独裁里一点点爬出来,在废墟之上艰难重生……1961年独裁者遇刺殒命之时,他还没出生,但他的父辈的记忆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语速迅疾,语气却平静淡漠,仿佛讲述的是一段与自身毫无牵绊的遥远故事。

下船前,餐厅里那位来自洪都拉斯的服务员拉住我,低声告诫:“这几个美洲国家很乱,不要单独走偏僻的地方,尤其是晚上。他们会为一美元而杀人。”

导游的讲述仍在继续。我望向窗外,岔道边缘倏然掠过人影,腰间隐约显露枪械轮廓。车速太快,影像转瞬即逝,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看错。

大片可可树布满山谷,可可果实直接垂挂在树干上,低低的,伸手就能够到。果实晕染出赤红、明黄、红绿交错的斑斓色泽,外形像缩小版橄榄球,表皮粗糙,覆着一层薄如蝉翼的蜡质光泽。导游让工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敲下一个,剖开,里面是白色的果肉,裹着几粒扁扁的种子。果肉可以直接吃,味道介于山竹与荔枝之间,口感更为清浅。

可可果垂挂在树干上(欧阳霞 摄)

多米尼加的可可种植集中在北部的锡瓦奥谷地,是全球纬度最北的可可种植带之一。可可原产于亚马逊丛林,十六世纪末被西班牙人带到这里。但真正滋养出这片土地优质可可的是世代耕耘于此的农人,他们的祖先从非洲被贩运至这座岛屿,被迫俯身劳作,种咖啡,种可可,种一切需要弯腰和流汗的营生。

巧克力作坊里的老式机器铁皮布满锈迹,工人将烘烤完毕的可可豆送入研磨器,黑色的浆液慢慢流出来,空气里的香气变得浓稠,仿佛整片雨林都被熬煮成一锅醇厚的墨色浓汤。

工人正在制作巧克力(欧阳霞 摄)

终于轮到我自己动手制作巧克力了。贝壳、海星、心形的塑料模具整齐排列,我将滚烫的可可浆慢慢倒进去,拿小铲将表面刮拭平整,等到脱模完成,巧克力已然凝固定型。咬下一口,清苦率先漫过舌尖,然后是回甘,最后是一点点果酸。这不是商超里流水线量产的巧克力,是我自己做的。一枚可可果蜕变为一块巧克力,中间隔着一整片雨林的光阴。

殖民老城:珊瑚石记得五百年喧嚣

下午回到圣多明各,车辆驶入殖民城。这里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的最早定居点。1498年,哥伦布的弟弟巴尔托洛梅奥·哥伦布在奥萨马河东岸筑造城池,后因飓风肆虐与白蚁侵蚀,1502年由总督奥万多将整座城市迁移至河西岸,也就是今日老城所在的位置。此后五百余年,这里被西班牙人统治过,被海地人占领过,被美国人两次入侵过。独裁者特鲁希略掌权时期,于1936年将首都更名为特鲁希略城,直至1961年他遇刺离世,城市才恢复圣多明各旧称。1990年,殖民老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石板路在车轮下发出闷闷的声响,两侧的墙是珊瑚石砌的,被几百年的海风侵蚀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宛若饱经风霜的老者肌肤。

车停在一片开阔的广场旁边。哥伦布青铜雕像立在高高的石基上,他穿着十六世纪的袍子,一只手搭在船舱上,另一只手伸出去,指向远方那片曾被他误认为印度,后世命名为美洲的大陆。基座镌刻着他的姓名与生卒年月,字迹被咸湿海风磨蚀得模糊不清。石基角落,几只鸽子静立不动,仿佛自雕像落成那日起,便不曾离开。广场左侧是通体灰白的石质建筑皇家法院,三座巨型拱洞豁然敞开,如同三缄其口却默默见证过往的嘴。这便是十六世纪落成的皇家宅邸,曾是西班牙殖民当局在美洲的行政中枢与司法机构,如今改造为博物馆。我站在拱廊之下,石壁浸透着的凉意,数世纪无数行人的步履,将石材打磨得莹润发亮。

皇家法院遗址(欧阳霞 摄)

继续前行,多明我会教堂与修道院静静伫立。它的格局不及皇家宅邸恢弘,外立面是粗粝石墙,哥特、伊莎贝拉哥特与巴洛克多重建筑风格层层叠加,像一部被不同时代反复批注的典籍。墙面的圣徒雕塑,五官早已被海风剥蚀殆尽,仅余下朦胧轮廓。

多明我会修道院,这里诞生了美洲第一所大学(欧阳霞 摄)

这座建筑最了不起的秘密,藏在墙里面。

1538年,这里诞生了美洲第一所大学——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在修道院里开课,教神学,也教语法和哲学。学生来自安的列斯群岛,也来自大陆。这所大学后来演变成了今天的圣多明各自治大学。关于“美洲第一所大学”的归属,史学界至今存有分歧:秘鲁的圣马科斯大学1551年便获得西班牙王室正式敕令,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虽在1538年便取得教皇保罗三世的诏书,但直到1558年才拿到西班牙王室的官方认证,两所学府各有史籍支撑,争论延续至今。

但这里最了不起的一幕,发生在1538年之前。

1511年,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站在讲坛上,面对台下一众殖民者发出诘问:“你们将印第安人视作役使的牲畜,驱使他们殒命于矿场与田地,这般行径,究竟凭何而立?”这是新大陆土地上,第一次有人公开对殖民掠夺的正当性提出控诉。当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就坐在听众席,他后来毕生为印第安族群奔走呼号,成了印第安人的辩护者,他用一生为这场振聋发聩的布道写下厚重注脚。

石头不说话,但石头记得这一切。

冰冷数字,藏着生存重量

离开的时候,导游在车上讲起了他的孩子。他说他的大儿子一心向往学医,可惜高昂的学费成为横亘前路的阻碍。

2011年的多米尼加,GDP增长了4.5%。但官方的漂亮数字下面,是另一番景象:超过14%的劳动力失业,半数以上从业者供职于没有稳定薪酬的非正式岗位,近半数家庭深陷贫困。同一年,这个国家的凶杀率为每十万居民24.8起,联合国统计显示,超过六成凶案与枪支暴力相关。

导游说这个国家在慢慢变好,社会比以前稳定,收入在增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望见他深棕瘦削的后脑勺,有一绺发丝微微向上翘起。

有些真相也许不在导游嘴里,而是在那些数字里。数字无声,却往往比人的言语更加诚实。

邮轮拔锚离岸,圣多明各满城灯火,在身后一点点消融于夜色。

多明我会修道院的石墙、蒙特西诺斯站过的讲坛、皇家法院的拱廊、广场上那尊指向远方的青铜像、可可林里被敲下来的果子……它们并不会随航船远去,依旧固守在那片土地。灯火是过客的辞别,顽石是岁月的坚守。

那块巧克力的味道还留在舌尖,苦的,甜的,酸的,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像多米尼加共和国本身,有可可的甜香,有独裁的苦味,有贫困的酸涩,有暴雨过后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它们混在一起,你没法只挑走其中一样。

多米尼加尚未走向富足。导游说,它在慢慢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