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科罗瓦约娃所描述的美丽建筑，根本不是为莫斯科的工人们准备的。尤其是城市中的摩天大楼，它们将成为精英们的专属空间。从1947年起，普通莫斯科市民也许可以购买大规模生产的新款“胜利”（Pobeda）牌腕表，他们或许还买得起一瓶香水、一盒巧克力，或为特殊场合购买香槟和鱼子酱。这样的“民主奢侈品”得到了大规模生产，它们价格低廉，像格罗诺所说，它们“是苏联的日常生活是一场盛宴的明证”。但摩天大楼不是腕表。这些大楼对30年代以来流行的“民主奢侈品”模式提出了挑战，它们用钢筋和大理石证明，苏联的日常生活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不是所有人的。

*文章节选摘编自《莫斯科有高楼：纪念碑式建筑与首都城市生活（1930-1950年代）》（三联书店2026-9）

漫画，V. 科诺瓦洛夫作。《鳄鱼》，1952年9月30日。配文大意：“从我家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红场”/“你住在哪儿？”/“科捷利尼滨河街上的大楼！”

天际线上的社会等级

隔着莫斯科河与克里姆林宫相望的科捷利尼滨河街大楼，是第一座竣工的住宅楼。从1952年的晚些时候开始，这座高楼里的公寓开始分配给苏联的文化、科学和官僚精英群体。大约在同一时间，几近完工的红门大楼中的公寓也分配给了相同的群体，这座大楼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三座火车站附近。在现存的几百封信件中，莫斯科市民想要住进其中一座摩天大楼的梦想和渴望清晰可见。这些信件的作者是城市的上层精英，收信者是苏联国家领导人。这些信件让我们得以一窥摩天大楼项目受益者的生活。它们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战后苏联国家和社会上层之间关系的视角。就像莫斯科纪念主义摩天大楼项目使得流离失所的居民向国家官员表达自己的盼望和担忧一样，摩天大楼也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精英们可以在其中展现和重申自己高居于上的社会地位。

科捷利尼滨河街摩天大楼，1952年。俄罗斯国立中央现代历史博物馆馆藏

那些希望成为摩天大楼居民的人，使用了与战后年代不符的华丽辞藻。和他们的非精英阶层同胞类似，写信者在称呼中使用的是名和父称，而且像革命前那样，动用自己的人际网络。在表达自己对居家舒适度的权利和对“有教养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写信者引入了一些前斯大林时代的观念。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时，精英阶层得到的高工资和精美公寓只是—像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所说的—“模糊地反映在报纸上”，那么在战后，这个群体的特殊待遇已经高耸在天际线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维拉·邓纳姆指出，斯大林时代晚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区别是，“此时工人已经出局”，国家和专业人士阶层之间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邓纳姆称其为“大交易”（BigDeal）。1953年，这种合作关系在莫斯科新的纪念主义城市景观中变得清晰可见。斯大林主义极盛时期的莫斯科，毫不遮掩地炫耀着它最精英居民的特权地位。

在这个普遍困窘的时刻，摩天大楼项目是对奢侈的公开庆祝。在申请摩天大楼公寓的信件中，斯大林的战后精英们表达了自己住在健康、幸福的家中的梦想。这些群体将摩天大楼看作破旧、病态的城市空间的一剂解药。不过，对大部分想要获得一间摩天大楼公寓的人来说，他们的要求最终落空了。在这座居住着国家顶层官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城市中，公寓并不足以分配给所有人。

《搬弄是非的女人的视角》，画家：V. 多布罗沃利斯基。《鳄鱼》，1953年2月28日。配文大意：“我不羡慕那栋大楼的住户。你怎么能知道每间公寓里发生了什么？”

高尔基大街在20年前的重建，将莫斯科的中心商业大街改造成了一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道，城市精英们在此安家落户。战后的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愿景，在河岸和山丘上建起的摩天大楼也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摩天大楼项目不局限在某些街道的改造上，它要求建筑师将城市看作一个整体，将整个首都看作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集合体。虽然在现实中，斯大林时代晚期莫斯科的美化工程在全市范围内的推进并不均衡，但首都的新摩天大楼确实对城市的外观和气氛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城市景观中出现的这些新奇的竖直节点成为新的权力和文化中心，同时，也在城市天际线上公开地展示着斯大林时代晚期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苏联精英们所写的希望获得新公寓的信件中，并没有过多提及指导这些大楼修建的美学设想。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很少量的信件使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语言。没有一个人这样表达自己的渴望——想要住在一栋美丽的大楼中，因为它是基于俄国历史建筑传统的、合理规划的建筑群的一部分。相反，莫斯科的精英们表达的愿望，只是要体验摩天大楼设计中那些相当平常的元素：单户公寓、电梯、稳定的电力和管道。然而，在这样写的时候，写信者利用了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超过了艺术和建筑的界限，进入了苏联日常生活的语法和结构之中。在信中，莫斯科的精英们引导并塑造了“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他们证明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认可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普遍存在的、关于建筑在增进幸福感和舒适度方面所起的作用的观念。

科捷利尼滨河街大楼内部，1957年。国立休谢夫建筑博物馆馆藏

为莫斯科的官僚和文化精英分配私人家庭公寓，这与战前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政策相符。苏联官员的住房问题一般由其工作单位解决。苏联最高层的官员和家人住在莫斯科的政府之家（House of Government）中，它在1931年落成于克里姆林宫对面。还有些人就住在克里姆林宫中。更多人会住在酒店里，或被改造成合作社或宿舍的建筑中，它们被用来安置不同国家机关和艺术联合会的工作人员。从事某些职业的人（比如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雕塑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权利得到比其他市民更多的居住空间。例如，一条1933年的国家法令就规定，科学工作者（nauchnye rabotniki）有权占有一个额外的房间作为办公室，或（在没有单独房间的情况下）占有相当于20平方米的额外居住空间。然而，莫斯科是一座挤满了艺术家、科学家和高级国家官员的城市，有权获得更多住房或特殊居住空间的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既有住房的数量。1952年那些为了获得摩天大楼公寓而做出的拼命尝试清楚地表明，城市中长期的住房短缺，已经使所谓“特权”变得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仅其中一小部分人—他们理论上因为自己的职业可以获得更好的公寓—真的住在了首都市中心的最佳地段和最好街区。考虑到苏联首都的住房紧缺情况，所谓特权，更多的是一种地位的标识，而非精英们必然获得与地位相符的住房的万无一失的保障。

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最著名的街区是高尔基大街，这条大街从克里姆林宫一路向西南延伸，穿过花园环路，抵达白俄罗斯火车站。这里曾是19世纪的商业和艺术中心。作为1935年莫斯科《总规划》的一部分，高尔基大街被拓宽，被改造为一条现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林荫大道。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为准备第二版莫斯科总规划而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高尔基大街的改造只完成了计划的一部分。到1949年，高尔基大街上修建或改建完成了17座建筑，但还有6座仍在修建中，另外还有8座的地基尚未打好，这些都是1935年《总规划》的内容。战后，即使在高尔基大街的模范大楼中，也还存在集体公寓、失灵电梯，以及居民们抱怨他们的公寓中没有热水等情况。在1952年，这条著名大街的一些居民，例如莫斯科苏维埃剧院（Mossovet Theater）的演员鲍里斯·奥列宁（Boris Olenin），给国家官员写信，申请莫斯科摩天大楼中的新公寓。

漫画，Iu. 切列帕诺夫作。《鳄鱼》，1950年9月20日。配文大意：“天气预报确实很准，但在最高处不一定。”

1952年10月，奥列宁在写给部长会议的信中抱怨道，他和妻子，还有另一个家庭在高尔基大街6号合住一套公寓，它的面积非常小。他们的单间面积仅为22.75平方米，奥列宁认为，这剥夺了他“在家中进行创造性工作和合理休息”的可能性。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在申请新住房时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自己的家既是工作空间，又是休息空间。像奥列宁这样的写信者将他们的新摩天大楼公寓看作干净、现代化、宁静的隐居地，但这些家庭空间同时也可以是办公室、图书馆、排练室和实验室。苏联充满创造力的工作者们，即使舒服地待在家里时，也不忘为国家服务，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保证的。而国家官员们，尽管在严肃地对待这些请求，但他们并不能对所有人，甚至是大部分依法确实有权获得更好住房的人，做出保证。奥列宁，和其他很多在1952年写申请信的人一样，最终没有得到摩天大楼公寓。如果1947年在首都修建摩天大楼时设立的目标，就是让莫斯科所有的精英摆脱苏联住房紧张问题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项目的管理人员和建筑师或许本可以保证最终有足够数量的公寓。

事实上，参与摩天大楼项目的人从未说过，解决莫斯科住房危机是他们的目标。这些大楼具有不同的、象征性的意义。像马克·B. 史密斯（Mark B. Smith）所指出的，在战后，苏联国家“没有用系统性的方法来面对住房危机，而这本该引发高层的持续关注”。虽然在1949年开始制定的第二版莫斯科《总规划》中，住房问题被认为是城市面对的最大挑战，但各级官员都没有将新摩天大楼看作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如果说摩天大楼在解决住房问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也只是美丽的意外而已。尽管如此，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与提升首都居住标准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仍在人群中和媒体上广为流传。在1949年莫斯科莫洛托夫区（Molotov district）的一次党支部会议上，一位姓科罗瓦约娃（Korovaeva）的工人表达了她的希望，她期待更好的住房马上就会出现。“同志们，”她说，“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照看我们，为我们创造最好的居住环境。我们的首都莫斯科一天比一天美丽。取代低矮建筑的是设施齐全的巨大居民楼，那里将成为我们工人的新家。”在对上千名工人发表演讲时，科罗瓦约娃天衣无缝地将首都的美学项目和住房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起义广场大楼，商店内景，1955年。国立休谢夫建筑博物馆馆藏

事实证明，科罗瓦约娃所描述的美丽建筑，根本不是为莫斯科的工人们准备的。尤其是城市中的摩天大楼，它们将成为精英们的专属空间。与苏联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大众消费生产的廉价奢侈品仿制品不同［尤卡·格罗诺（Jukka Gronow）称之为“民主奢侈品”］，莫斯科摩天大楼的修建花费巨大。从1947年起，普通莫斯科市民也许可以购买大规模生产的新款“胜利”（Pobeda）牌腕表。他们或许还买得起一瓶香水、一盒巧克力，或为特殊场合购买香槟和鱼子酱。这样的“民主奢侈品”得到了大规模生产，它们价格低廉，像格罗诺所说，它们“是苏联的日常生活是一场盛宴的明证”。共产主义承诺的是所有人的富裕，而非少数人的。但摩天大楼不是腕表。这些大楼对30年代以来流行的“民主奢侈品”模式提出了挑战，它们用钢筋和大理石证明，苏联的日常生活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不是所有人的。

红门大楼，1951年。国立休谢夫建筑博物馆馆藏

在寄给部长会议的诸多信件中，只有少数工人的信件在精英们的包围中幸存下来，I. G. 卡尔塔绍夫的就是其中之一。1952年，卡尔塔绍夫写信给贝利亚，申请获得一套红门大楼中的公寓，他自己正是这栋大楼的建造者。“我参与了［红门］大楼的修建，”卡尔塔绍夫写道，“一直以来，我都梦想着，或许我能有幸在这栋大楼中度过晚年。”激发他这个梦想的，或许是张贴在花园环路旁一栋邻近建筑上的一幅巨大的供所有人欣赏的建筑草图。卡尔塔绍夫最终没有享受到红门大楼的任何设施。他和家人住在一套潮湿的集体公寓中，他想争取一个住进像样房间的机会，这样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健康，以有机会“为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利益而工作”。在1952年写信提出申请的精英中，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爱国主义表达。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通过列出自己的级别、职位，或所获的奖项，来展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只有卡尔塔绍夫将住进莫斯科的摩天大楼称为“梦想”，而其他申请人则将其看作自己应得的一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