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晚上七点四十分。我站在独立大街一条岔巷的烤肉摊前，指了指旋转烤柱上那块正在滴油的肉。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围裙上全是油点。
他看了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了句什么，我摇头，用英语说：“鸡肉，一份。”
他伸出三根手指。我没多想，掏出三张十里拉的纸币递过去。他接钱的动作很快，找零的时候，把一张五里拉和几张硬币拍在柜台上，眼睛已经看向我身后。
我端着那盘烤肉，在摊子旁边的高脚凳上坐下。肉切得碎，铺在薄饼上，旁边堆着烤番茄和青椒，酸奶酱浇在上面。味道不差。
可我数了数找零，心里开始不对劲。
三根手指。三十里拉。我低头看盘子里那点肉——大概七八片，薄得透光。
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土耳其鸡肉烤肉卷的常见价格，十五到二十里拉。
我多付了将近一倍。
旁边站着一个土耳其大妈，围着深色头巾，手里拎着个布袋子，正跟老板说话。她也要了一份鸡肉。老板切肉、铺饼、加菜、卷好，递过去。
大妈从布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我看见了——一张十里拉，一张五里拉。十五里拉。
她走了。我坐在凳子上，那盘烤肉还剩一半，突然咽不下去了。
我不是第一次被多收钱。在开罗，在河内，在马拉喀什，都有过。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当着我的面，前后脚，同一个摊子，同一份东西，我三十，她十五。
老板在擦刀，没有看我。我盯着他擦刀的手，指节粗大，虎口有老茧。我想问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问什么？问他为什么收我双倍？他会说汇率算错了，或者分量不一样，或者干脆装听不懂。
我拿着那盘肉，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而这个傻子，还要在这座城市待半个月。
我把剩下的肉吃完。不是豁达，是舍不得那三十里拉。酸奶酱有点酸过头了，饼底被油浸得发软。
我嚼着，眼睛盯着巷子口来来往往的人。本地人穿着夹克和运动鞋，步伐快，不往摊子上看。游客穿着冲锋衣，举着手机，走走停停。
烤肉摊老板的眼睛，只在后一种人身上停留。
我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第八天开始记价格的。
手机备忘录里，我列了一个单子：面包一圈，两里拉；矿泉水一瓶，一里拉五；公交车一次，四里拉；街边茶一杯，两里拉。旁边用国内的价格换算，面包三块，水两块，公交六块，茶三块。光是数字，伊斯坦布尔不算贵。
可这些数字，我一个外来者拿不到。
我住的那间公寓，在贝伊奥卢区一栋老楼的三层。房东是个叫穆拉特的年轻人，三十出头，做外贸，英语流利。他带我看房那天，进门就说：“你是中国人？
我很喜欢中国。”然后报了个价，月租一千二百里拉。我当时觉得还行，后来才知道，同一栋楼里，土耳其本地人租同样大小的房子，七百到八百里拉。
多出来的，是“外国人价”。
穆拉特不是坏人。他收完押金那天，还请我喝了杯茶。他跟我说，伊斯坦布尔这两年房租涨得厉害，尤其是欧洲区，房东都盯着外国租客。
“你们付得起。”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嘲讽，也没有歉意，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端着茶杯，看着窗外那堵离我不到两米的墙，没接话。
巷子里的猫很多。伊斯坦布尔人爱猫，街上到处是猫，有人放猫粮，有人搭猫窝。晚上回公寓，一只灰色的猫蹲在楼梯口，我蹲下去摸它，它没躲。
我摸了两下，站起来，发现二楼的老太太正站在门口看我。她冲我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进去了。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搬进来两周，我们打过七八次照面，每次都是点头，没有一句完整的对话。她的孙子偶尔来，在楼道里跑来跑去。
有一次，那孩子冲我说了句什么，我猜是“你好”的意思，我回了句“merhaba”，他笑了，跑开了。
和房东穆拉特聊过三次。
第二次是交水电费。他说这个月账单比上个月高，问我是不是经常开暖气。我说是。
他说，三月还冷，但暖气费贵，很多本地人这个季节就不开了。我问他，你不开吗？他笑了笑：“我住家里，跟爸妈一起。”
我这才知道，他虽然有这栋楼，但自己并不住这儿。他爸妈住在亚洲区，老房子，没有暖气费这一说。
第三次是临走前一周。他来检查房子，顺便问我住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就是楼下那条街，晚上有点吵。
他说，那是酒吧街，到凌晨两点才消停。“游客喜欢。”他说。
我问他，你烦吗？他说：“烦。但游客来了，钱就来了。”
他顿了顿，又说，“你们来了，我们才有生意。可有时候，我也希望你们别来这么多。”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他说的“你们”，是我。他说的“我们”，是他。
他没有把话说死，但意思到了：游客带来了钱，也带来了涨价、噪音、和一条他快认不出的街。
我去过一趟亚洲区。坐渡轮，二十分钟，票价四里拉。下船的地方叫卡德柯伊，跟欧洲区完全两个样子。
街窄，人多，店铺招牌挤在一起，鱼摊、菜摊、干果摊，吵吵嚷嚷。我在一个菜摊前站住，看西红柿。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秃顶，围裙上全是水渍。
我指了指西红柿，他用土耳其语说了个数，我没听懂。旁边一个年轻姑娘用英语帮我翻译：“一公斤六里拉。”
我买了半公斤，三个西红柿，三里拉。合人民币三块多。在欧洲区，同样的西红柿，超市里卖八到十里拉一公斤。
我拎着袋子，站在菜市场中间，周围全是本地人，没人看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站在了这座城市的正常面上。
但正常面也是别人的正常。鱼摊上，一个男人在刮鱼鳞，刀起刀落，动作快得看不清。他旁边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全是鱼内脏。
苍蝇绕着桶飞。他刮完一条，扔进盆里，又拿起一条。我看了五分钟，他没抬头。
他面前摆着七八种鱼，价格牌上全是土耳其语。我一条也不认识。
我走出菜市场，在街角买了一杯茶，两里拉。塑料杯，茶汤是深红色的，烫手。我端着茶，靠在墙上，看对面那家理发店。
理发师在给一个老人刮胡子，老人闭着眼，下巴上全是泡沫。理发师的手很稳，刀片贴着皮肤走，一点一点刮。刮完，他用热毛巾给老人擦了擦脸，老人睁开眼，对着镜子看了看，笑了。
理发师也笑了。
那天回欧洲区的渡轮上，我站在甲板上，看两岸的灯亮起来。欧洲区那边，清真寺的尖塔和玻璃幕墙的高楼挤在一起。亚洲区这边，全是矮房子，一层一层的窗户亮着黄光。
船在中间走，水面黑，灯在水里晃。
旁边站着一个土耳其男人，四十来岁，穿西装，手里拎着公文包。他看了我一眼，问：“中国人？”我说是。
他点了点头，说：“我去过上海。很好。”然后他问我来伊斯坦布尔做什么。
我说旅行。他说：“旅行好。但别只待在欧洲区那边。”
我问为什么。他说：“那边是给游客的。这边才是我们住的。”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你们来了，我们也有钱赚。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笑了，笑得有点无奈。我也笑了。船靠岸，他先下，我跟着。
码头上人很多，接人的、卖东西的、等船的，挤成一团。我站在人群里，突然不知道往哪走。
那个烤肉摊的老板，后来我又路过一次。
是晚上，十点多。摊子上人不多，他靠在烤柱旁边，抽着烟。我经过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笑，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说话。我走过去了，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在抽烟，眼睛看着巷子口。
我没有再去吃他的烤肉。不是记仇。是我不想再坐在那个凳子上，一边吃肉，一边算账。
算账这件事，在旅行里很扫兴。可不算账，你就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
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天，我在公寓里收拾行李。穆拉特来收钥匙。他问我，下次还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说：“来吧。下次我给你本地人的价。”
他笑了，我也笑了。但我知道，本地人的价，我永远拿不到。因为我永远是一个外国人。
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城市里，有外国人的价，也有外国人的孤独。
我下楼的时候，那只灰猫还在楼梯口。我蹲下去，摸了它最后一下。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趴下了。
我站起来，走出楼道，阳光照在街上，有点刺眼。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脑子里全是那个烤肉摊。三十里拉和十五里拉，差的不只是钱。
差的是一张脸。一张本地人的脸，和一张游客的脸。这两张脸，在这个城市里，走在同一条街上，吃着同一种烤肉，付着不同的钱。
我睁开眼，舷窗外全是云。我想，下次如果有人问我伊斯坦布尔怎么样，我会说：好，也不好。好的是那些猫，那些渡轮，那些西红柿。
不好的是那个烤肉摊，那个老板，那三十里拉。
但这话，我也只能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