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部在2026年4月已经公开表态,对问题多发的5A景区“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取消等级”,舆论场上对5A景区的讨伐声浪一波高过一波——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事实是:自2020年至今,全国没有一家5A景区被公开摘牌。
这还是在2015到2019年年均约有1家5A被摘的对比之下发生的。那几年,山海关、橘子洲、神龙峡、乔家大院先后被拿掉5A招牌,行业第一次意识到这块金字招牌不是免死金牌。
舆论在喊“杀鸡儆猴”,官方也放了狠话,摘牌为什么还是推不动?
要理解摘牌为什么卡住,先得看那些已经被摘牌的4A景区经历了什么。
2026年9月,安徽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集中清退。其中肥东县岱山湖景区,在线旅游平台的差评追溯到2020年,2024年6月已全面停业,“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但4A的牌子硬是挂到了今年9月。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景区处置公告的页面
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整整6年。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更典型:早在2011年就获评4A,2022年已有游客吐槽“只有几栋仿古建筑,其他啥都没有”,直到今年9月才被摘牌,还被查出“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6家被摘牌的4A景区中,有3家是由当地文旅局主动申请退出的。第二,所有4A被摘牌的案例几乎都有同一个特征——烂到不能再烂、停业多年、资产被司法处置,属地才终于松口。
到了5A这个层级,情况完全不同。5A景区是地方核心文旅品牌,绝大多数是国企运营,背后是地方营收、就业和城市名片。受访景区策划人坦言,具有资源稀缺性的头部5A景区根本“不缺游客”。
地方没有主动上报问题、推动摘牌的激励——2020年至今,没有任何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过5A景区摘牌。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5A景区的降级、摘牌权限,全部归国家级的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省及以下文旅部门只负责问题上报和整改督促。
也就是说,第一关不是文旅部的暗访组,而是景区每年复核对口填报的数据。
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5A景区每年需通过全国旅游景区业务管理系统填报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核心数据。这些数据要先经过区、市两级文旅部门审核,再报省厅和国家文旅部复核系统。
安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被查出的“上报数据造假”,就出在这一环节。而如果属地文旅部门选择把问题压下来、数据修饰过,上级复核组拿到手的材料就已经是“美化版”的了。
这形成了一个闭环:5A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2026年4月,文旅部公开点名张家界天门山—武陵源、丽江古城、少林寺、黄果树等一批知名5A景区存在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差等问题,2024年已对1家5A景区做降级处理、4家通报批评——但从问题暴露到进入处置流程,中间要经过属地逐级审核这道筛子,而属地恰恰是最不希望5A牌子被摘的一方。
很多人以为5A景区客流量大、就该赚得盆满钵满,但实际上多数问题5A的背后是地方国企,而国企运营的核心痛点不是市场竞争,是一种特殊的管理结构。
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指出,国企审批流程繁琐,新项目从立项到落地耗时数年甚至近十年,往往项目还没建成,市场热度已经消退。国企管理者更关心“安全”而非“市场”,受访景区策划人也提到,国企运营的5A景区存在“资金无法自主,缺乏改变动力”的问题。
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就能说通:对国企运营者来说,5A招牌保住意味着稳定,“摘牌”意味着问责和被追查。保安全不出事是第一位的,至于服务质量好不好、游客投诉多不多——只要数据上报环节不出大纰漏、属地配合得当,5A牌子就是“安全”的。
再回头看那组对比数字就清楚了:2024年全国A级景区共16541家,当年被降低或取消质量等级的只有229家,淘汰率约1.38%。而这229家里,3A和4A占大头,5A处置记录为零——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层级处置差。
文旅部的态度其实已经够明确。2026年4月,满宏卫在发布会上表示,“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等级”。2025年新国标正式实施,新增了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市场失信行为等退出门槛。
但新国标的刀刃目前还砍在3A和4A的层级,传导到5A的处置环节,阻力不在制度条文,在于执行路径被属地缓冲机制拖住了节奏。
所以回答开篇那个问题——阻力到底卡在哪?表面上看是地方不报、流程有缓冲,但真正的症结在于:5A景区的退出机制在头部层级实际失效,不是因为文旅部不敢动,而是因为制度的执行链条上,地方没有报的动力、国企没有改的动力、数据在传递过程中有被美化的空间。
当这三层叠加在一起,上面挥刀的态度再坚决,刀子也落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