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机场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我从舷窗往外看，白花花的一片，阳光把跑道照得发亮，远处有几棵棕榈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像被太阳晒脱了水。空气里有一种干燥的、带着尘土味的热，隔着玻璃都能感觉到。我心里没什么底，兜里揣着公司预支的三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两万块，这是我全部的家当。护照夹在腋下的文件袋里，文件袋里还有一张单程机票的存根、一份看不懂的阿拉伯语入境卡、一张工厂地址的打印纸。我把这些东西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好像多看几遍就能多几分底气，其实什么用也没有。飞机滑行的时候，旁边坐的一个摩洛哥老头跟我搭话，用法语，我只会说“笨猪”和“没戏”，他笑了，改用英语问我是第一次来吗。我说是。他说，你会喜欢的，摩洛哥是个好地方。我说，希望吧。他点点头，说，慢慢来，别着急。然后他就收拾东西准备下飞机了，留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手心全是汗。

来接我的是老赵，四十多岁，河南周口人，在这边的中资工厂干了快六年。他开着一辆灰扑扑的二手达契亚，空调不太灵光，车窗摇下来一半，热风呼呼地灌进来，吹得我头发乱糟糟的。老赵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脸上晒得黑红，一笑眼角全是褶子。他递给我一瓶水，说，先喝点，这边干，你别看靠海，潮气全让太阳给烤没了。我灌了半瓶，水是温的，塑料瓶壁上一层水汽，黏糊糊的。我问他，厂里怎么样。老赵笑笑，说，能怎么样，干活呗。你来了也好，多个说话的人。这边中国人不多，下了班各回各屋，闷得慌。我说，那平时你们怎么打发时间。他说，看电视，看手机，有时候去城里转转。不过城里也没什么好玩的，走哪儿都是要钱。他把车打着火，发动机吭哧吭哧响了几声才转起来，车身抖得像筛糠。老赵拍了拍方向盘，说，这破车，凑合开。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从市区穿过。我趴在车窗上看，街边房子大多是白色的，有些外墙斑驳了，露出底下的灰泥，像生了癣。有些房子刷成淡黄色或者浅蓝色，但被太阳晒久了，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模模糊糊的，分不清到底原来是什么色。阳台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排排小旗子。路上行人不少，男人穿着长袍或者牛仔裤，也有穿西装的，但不多。女人大多裹着头巾，黑的白的灰的，也有花的，但少。也有不裹的，但少。路过一个集市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蹲在路边卖无花果，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看着也就七八岁，面前摆着塑料筐，里头果子堆得冒尖，紫红色的皮上蒙着一层白霜，看着挺新鲜。旁边还有卖薄荷的、卖香菜的、卖柠檬的，一堆一堆摆在地上，绿油油黄澄澄的。一个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摆着几捆薄荷，用草绳扎得整整齐齐，叶子有些蔫了，但味道很冲，隔着车窗都能闻到一丝凉气。我随口说了句，这么小就出来摆摊。老赵瞥了一眼，说，这边就这样。女孩早熟，十几岁就能当家了。你别拿国内那套看，不一样的。我说，那她们不上学吗。老赵说，有的上，有的不上。这边学校少，有些村子离学校远，女孩家里就不让去了。再说了，上学要钱，买书要钱，家里孩子多，供不起。我问他，那她们以后怎么办。老赵想了想，说，嫁人呗。还能怎么办。我听了心里堵得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继续看窗外。车子拐进一条窄巷，两边墙壁上贴满了褪色的广告，有些被撕了一半，露出底下的旧广告，一层叠一层，像考古的地层。巷子尽头是一个清真寺，宣礼塔上飘着一面绿色的旗子，风把它吹得猎猎响。老赵说，快到了。

工厂在郊区，做服装代工的，主要是给欧洲几个牌子供货，有Zara，有Mango，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牌子。厂区不大，两排铁皮棚子，一排是车间，一排是仓库和办公室。铁皮棚子刷成灰蓝色，有些地方生了锈，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车间里摆着几十台缝纫机，一字排开，嗡嗡嗡响成一片。空气里飘着布料的纤维和机油的味道，混在一起，呛鼻子。工人基本都是当地人，女工占了一大半，男人大多在裁剪和包装部门。我负责跟单，说白了就是盯着生产进度，催货、验货、跟国内总部对接。活儿不复杂，但要细心，也要能跟人磨。有时候一批货出了瑕疵，要返工，就得跟车间主管磨半天嘴皮子。有时候交货期紧了，要加班，也得跟工人们说好话。老赵教了我不少门道，比如怎么跟哈桑打交道，怎么跟仓库那帮人套近乎，怎么在总部催货的时候拖延时间。他说，你跟国内那些人不用太实在，他们不懂这边的情况，你说了也白说。你就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出了问题我兜着。我点点头，心里稍微踏实了点。

宿舍是厂区后面一排平房，红砖墙，铁皮顶，太阳一晒，屋里跟蒸笼似的。我和老赵一人一间，中间隔着公共厨房。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上挂着老赵留下的旧电扇，三片扇叶，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像要散架。窗户外面是一堵矮墙，墙头上蹲着一只花猫，瘦得皮包骨，眼睛绿莹莹的，一看见人就跑。我把行李放下，坐在床上愣了一会儿，床垫是海绵的，已经塌了半边，坐上去往一边溜。听见隔壁老赵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做饭，油烟味飘过来，混着一种陌生的香料气息，后来我知道那是孜然和芫荽籽的味道。老赵炒了个洋葱鸡蛋，煮了两碗挂面，端过来给我一碗，说，凑合吃，明天去集市买菜，这边菜便宜，但得会挑。我接过碗，面条有点坨了，但吃着挺香，大概是饿了的缘故。老赵坐在对面，呼噜呼噜吃面，吃完了抹抹嘴，说，你早点休息，明天我带你认认路。我说，好。他走了以后，我关上门，躺在床上，听着电扇的嘎吱声，看着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的壁虎，心里想着周敏和小雨。周敏这会儿应该在学校上课，小雨在幼儿园。她们大概不会想到，我已经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躺在一张塌了半边的床上，听着壁虎叫。壁虎叫起来像小鸭子，吱吱吱的，以前从来不知道。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有一股霉味，大概是雨季的时候受了潮。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还在坐飞机，飞机一直飞一直飞，怎么也落不了地。

这就是我在摩洛哥的第一天。

真正让我傻眼的，是上班第三天。

那天早上我照例去车间转，走到缝纫组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孩坐在最角落的工位上，低着头踩缝纫机，动作又快又稳。缝纫机在她手里跟活的一样，针起针落，布料服服帖帖地往前走。她看上去很小，脸圆圆的，眼睛大，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头发用一根黑色皮筋扎在脑后，碎发贴在额头上，被汗浸湿了，一缕一缕的。她穿一件灰色的工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细细的手腕，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大概是本命年或者什么讲究。我以为是童工，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去找车间主管。主管叫哈桑，四十来岁，秃顶，法语和阿拉伯语混着说，英语也凑合，但口音很重，有时候听不太懂。我问他，那个女孩多大了。哈桑看了一眼，说，法蒂玛？十五了。我愣了一下，十五。在国内，十五岁还在上初中，最多高一，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做不完的作业，追不完的剧，跟同学八卦哪个明星又谈恋爱了。可她已经坐在流水线上，一天干十个小时。哈桑大概看出我的表情，补了一句，她干两年了。家里需要钱，她爸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说，她不上学吗。哈桑耸耸肩，说，上过几年，后来不上了。这边女孩都这样，能认字就行了。我没再说什么，但那天一整天，我总忍不住往那个角落看。法蒂玛不怎么说话，埋头干活，中午吃饭的时候，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块饼和一点橄榄，就着水龙头的水吃完，又回去接着干。旁边的女工们说说笑笑，她也跟着笑，但笑完了还是埋头干活。她喝水的时候，用手捧着水龙头的水，喝完了用袖子擦擦嘴，动作很自然，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下午的时候，她站起来去搬一箱布料，箱子不大，但看着挺沉，她抱在怀里，脚步有点晃，但没让人帮忙。她回来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又出了一层汗。她坐下来，喘了几口气，又接着踩缝纫机。下班的时候，我在厂门口碰见她。她背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褪色的卡通图案，大概是哪个欧洲牌子过季的赠品，一只米老鼠缺了半边耳朵。她看见我，点了下头，用蹩脚的英语说，明天见，先生。我说，明天见。她走远了，步子很快，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巷子口。她走路的时候，背挺得直直的，肩膀有点端，大概是背了太多年帆布包，习惯了。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法蒂玛这样的女孩在这边不算少见。

厂里女工大概六十多个，年纪最小的十四，最大的五十多。三十岁以上的大多结了婚，有孩子，下了班匆匆忙忙往家赶，买菜、做饭、伺候丈夫和公婆。她们的手指粗糙，关节粗大，常年干活留下的痕迹。有的女工手上戴着金戒指，细细的一圈，是结婚的时候婆家给的，戴了很多年，已经磨得发亮了。二十来岁的姑娘们稍微松快些，但也没松快到哪儿去。她们大多没上过大学，有的初中都没读完，早早就出来挣钱。挣的钱大部分交给家里，自己留一点，买点廉价化妆品或者头巾。有个叫娜迪亚的女孩，十九岁，长得挺好看，眼睛细长，笑起来有酒窝。她在质检组，活儿比我轻松，有时候会来找我签字。她英语比其他人好，大概是因为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跟着学的。有一次她问我，中国女孩是不是都上大学。我说，大部分吧，现在。她又问，那她们多大结婚。我想了想，说，一般二十七八，三十的也有。她瞪大眼睛，说，那么晚？这边二十岁不结婚，家里就急了。我说，急什么。她说，急啊。我妈十六岁生的我，我姐十八岁生的第一个孩子。我要是不赶紧结婚，邻居会说闲话。我问她，你自己想那么早结婚吗。她耸耸肩，说，想不想的，反正都得结。找个男人，生孩子，过日子。不然呢。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早就定好的事。我没法接话，因为我知道，她说的不然呢后面，没有别的选项。后来有一次，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是她姐姐的婚礼。照片里她姐姐穿着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金冠，脸上笑得有点僵，大概是累了。娜迪亚说，那天从早上忙到晚上，来了两百多人，她姐姐换了四套衣服，最后累得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说，那你呢，你想穿什么样的婚纱。她想了想，说，我想穿粉色的。但估计不行，我妈说白色才吉利。我说，那你可以跟你妈商量。她摇摇头，说，商量什么，她说了算。然后她把手机收起来，说，我得去干活了。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

日子一天天过，我慢慢适应了这边的节奏。早上七点起床，老赵煮粥，我煎鸡蛋，吃完骑车去厂里。自行车是老赵从二手市场淘的，二八大杠，车圈生了锈，但骑着还行。路上要经过一段土路，坑坑洼洼的，骑快了颠得屁股疼。中午在食堂吃，有时候是塔吉锅，有时候是库斯库斯，吃多了也就那样。塔吉锅是这边特色，一个圆锥形的陶锅，里面炖着肉和蔬菜，羊肉、鸡肉、土豆、胡萝卜、西葫芦，炖得烂烂的，汤汁浓稠，拿面包蘸着吃。库斯库斯是粗麦粉蒸的，上面浇一勺炖菜，也是肉和蔬菜，味道还行，但吃多了觉得干。食堂的菜有时候咸，有时候淡，看当天做饭的是谁。有个胖大妈做饭好吃，但她一周只来三天，剩下的日子是她侄女做，她侄女手艺差远了，盐不要钱似的放。下午继续跟单，五点半下班，回宿舍洗澡，晚上看看手机，跟国内的老婆视频。宿舍的水压不稳，洗澡的时候水忽冷忽热，有时候洗到一半突然没水了，满头泡沫站在那儿等，等半天水才来，凉得激人。后来我学乖了，洗澡之前先接一桶水备着，万一停水就用桶里的冲。

老婆叫周敏，在老家县城当小学老师。我们结婚八年，孩子六岁，刚上一年级。视频的时候，她总是絮絮叨叨说孩子的事，今天学了什么，明天要交什么，后天学校要开家长会。我听着，有时候走神，她就说，你听见没有。我说，听见了。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合同签了一年，至少得干满。她就不说话了，屏幕那头沉默一会儿，然后说，行吧，你注意身体。挂了视频，我坐在床边发呆。老赵有时候过来串门，看我这样，就说，想家了。我说，嗯。他说，正常。我刚来那两年也这样，后来就习惯了。这边钱比国内好挣点，攒够了就回去。我问，你攒够了吗。他笑笑，没说话。后来有一次他喝多了，跟我说，他刚来的时候，老婆跟他闹离婚，说他不顾家。他在这边干了三年，攒了十几万，回去把房子翻修了，老婆就不闹了。他说，钱是个好东西，能解决很多问题。我说，那感情呢。他说，感情，感情也得吃饭。我没说话。他喝了一口酒，说，你还年轻，不懂。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最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把他扶回屋，他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听不清。

真正让我对早熟这两个字有切肤之感的，是法蒂玛出事那天。

那天下午，车间里突然一阵骚动。我跑过去看，法蒂玛蹲在地上，脸色煞白，捂着肚子，额头上全是汗。她咬着嘴唇，嘴唇都咬白了，但一声不吭。旁边的女工围着她，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阿拉伯语混着法语，我听不太懂，但大概是在问她怎么了。哈桑过来，看了看，说，送医院。我开了厂里那辆破皮卡，把法蒂玛扶上车。她蜷在副驾驶座上，疼得直发抖，手紧紧攥着安全带，指节都发白了。我一路开得飞快，心里发慌，不知道这边医院什么规矩。路上她哼了一声，声音很小，像小猫叫。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点点头，没说话。我又问，要不要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她说，不用，他们来了也没用。我说，那也得让他们知道。她说，我爸腿不好，走不了远路。我妈得看弟弟。我说，那你弟弟多大了。她说，大的八岁，小的四岁。我说，那谁看他们。她说，邻居。然后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我看着她，心里酸得厉害。她脸上全是汗，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干得起了皮。我想起小雨，小雨六岁，感冒发烧的时候，周敏整夜整夜守着，量体温、喂药、换退烧贴，急得眼圈发红。可法蒂玛十五岁，一个人躺在皮卡上，疼得发抖，却说不让家里人知道。

到了医院，挂号、排队、等医生。法蒂玛被推进检查室，我在外面走廊等着。走廊里坐着几个阿拉伯女人，裹着黑纱，只露眼睛，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哭个不停，女人就解开衣服喂奶，动作很自然，也不避人。消毒水的味道很重，混着一股说不清的药味，还有汗味和尿骚味。墙角的垃圾桶满了，垃圾溢出来，堆在地上，有纱布、针管、药盒，看着挺脏。大概过了半小时，医生出来，说法语，我半懂不懂。大意是，急性阑尾炎，要手术。我问，家属呢。医生说，她父母在来的路上。又等了二十分钟，法蒂玛的父母到了。她父亲是个瘦削的男人，走路有点跛，大概是腿有旧伤。他穿一件灰色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小白帽，脸上全是皱纹，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他走过来跟我握手，手很粗糙，掌心的茧子硌人。他用阿拉伯语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但大概是谢谢。她母亲裹着头巾，脸上皱纹很深，眼睛红红的，大概是哭过了。她没跟我握手，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走进检查室。法蒂玛被推进手术室。她母亲坐在走廊椅子上，开始低声念经，手指拨着念珠，一颗一颗，嘴唇翕动着，声音很小，但听得出来是在祈祷。她父亲蹲在墙角，抽那种手卷的烟，烟雾细细地往上飘，在灯光下变成淡蓝色，散了又聚，聚了又散。他抽完一根，把烟头在地上摁灭，又卷了一根。他抽烟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的门，眼神很空，好像在想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我站在那儿，突然觉得有点恍惚。在国内，十五岁的女孩进手术室，父母肯定急得团团转，问东问西，签各种字。可法蒂玛的父母很平静，平静里带着一种认命的东西。不是不心疼，是心疼也没用，日子还得过，该来的都得来。手术很顺利。法蒂玛住了三天院，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瘦了一圈，走路还有点慢，但精神好了些。车上她跟我说，谢谢。我说，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别急着上班。她说，不行，家里等着钱用。我说，身体要紧。她看了我一眼，说，先生，你不懂。我没再劝。因为我确实不懂。我不懂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为什么能把家里等着钱用说得这么理所当然，好像她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她的命也不是自己的。后来娜迪亚告诉我，法蒂玛的爸爸以前在建筑工地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治好了但落下残疾，干不了重活。她妈妈在鱼罐头厂上班，每天站十个小时，削鱼鳞、去内脏，手指头被盐水泡得开裂。法蒂玛是老大，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她十四岁就出来打工，先是在一个裁缝铺帮忙，后来进了我们厂。每个月工资到手，先给家里，剩下的攒着。攒着干什么，她没说。娜迪亚说，法蒂玛想学英语，以后去酒店干活。酒店工资高，不用踩缝纫机。我说，那她学得怎么样。娜迪亚说，还行，挺认真的。但酒店要会说英语和法语，她法语不行，得慢慢学。我说，那得学多久。娜迪亚说，一两年吧。也许更久。我说，她等得起吗。娜迪亚看了我一眼，说，等不起也得等。不然呢。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法蒂玛。她每天还是照常上班，照常带饼和橄榄当午饭，照常下班匆匆走。但有时候，她会多待一会儿，跟娜迪亚学几个英语单词。她学得很认真，拿个小本子记，字母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本子是那种最便宜的练习本，封面上印着一只卡通猫，纸页泛黄，大概是放了很久了。有一次我问她，你想学英语。她说，想。学会了，以后能去酒店干活。酒店工资高，不用踩缝纫机。我说，那你想去酒店。她说，想。但得先学好。我说，你挺有打算的。她笑了笑，说，没办法啊。我弟弟还小，我爸腿不好，我妈身体也不行。我不打算，谁打算。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还是很平，但眼睛里有种东西，说不清是倔强还是无奈。后来有一次，我去集市买菜，看见她在摆摊。她面前铺了块布，上面摆着几件手工缝的小衣服，大概是给自己弟弟做的，也拿出来卖。她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先生，你怎么来了。我说，随便走走。我蹲下来看那些小衣服，针脚很密，边收得齐整。有件蓝色的小衬衫，领子上还绣了一只小帆船，针脚细得几乎看不见。我说，你手艺真好。她说，跟我妈学的。我问，卖得怎么样。她说，还行，一天能卖两三件。一件挣十块钱。我算了算，十块钱迪拉姆，不到人民币七块。她得缝多久。一件小衣服，大概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挣七块，一天卖三件，二十一块。一个月六百多，加上厂里工资，大概两千出头。这些钱，大部分要交家里，自己留一点，买点必需品。我问她，你攒钱吗。她说，攒。攒够了，去学英语。学好了，去酒店。我说，那得攒多久。她说，一年吧。也许两年。反正不急。她说不急的时候，语气很轻，好像两年不算什么。可我知道，两年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是漫长的。她得一天一天地踩缝纫机，一天一天地卖小衣服，一天一天地等。我站起来，说，我买一件。她说，不用，先生，你女儿穿不了。我说，我买给我侄女。她笑了，挑了一件粉色的小裙子，说，这件好。我掏了二十块钱，说，不用找了。她愣了一下，说，不行，十块。我说，剩下的是给你的。她摇头，说，不行，先生。你挣钱也不容易。她把十块钱塞回我手里，把裙子叠好，装进塑料袋，递给我。她说，谢谢你，先生。我接过袋子，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段时间，我开始注意观察厂里的女工们。她们大多沉默寡言，埋头干活，偶尔说笑，但说笑完了还是埋头干活。她们的手指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有洗不掉的线头纤维。她们穿的衣服大多是旧的，有的打了补丁，但洗得干净。她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围坐在一起，分享各自带来的食物，你尝一口我的饼，我尝一口你的橄榄，说说笑笑的，像一家人。有个叫哈迪贾的女工，四十多岁，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八，最小的三岁。她每天带饭，饭盒里是前一天晚上剩下的菜，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扁豆，有时候只有几块面包。她吃饭很快，吃完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打盹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念珠。我问她，你累不累。她说，累啊。但有什么办法。五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要穿衣服。她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活，收入不稳定，有时候有活，有时候没活。她说，最怕的是丈夫没活干，家里就断了收入。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能怎么办，多干点呗。厂里加班我就加班，有时候还接点零活回家做，缝扣子、锁边，一件挣几毛钱。我说，那你一天睡几个小时。她说，五六个吧。习惯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袋鼓鼓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可她说习惯了的时候，语气很淡，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有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法蒂玛端着饭盒过来，坐在我对面。她饭盒里是半块饼和几颗橄榄，还有一个煮鸡蛋。她把鸡蛋剥了，递给我一半，说，先生，你吃。我说，不用，你自己吃。她说，我吃不完。我知道她是客气，就接了。鸡蛋煮得有点老，蛋黄发干，但吃着挺香。我问她，你每天就吃这些。她说，够了。我说，你正长身体，得吃好点。她说，吃那么好干什么，又不用长个子。我笑了，她也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露出两颗小虎牙，看着特别小。我问她，你以后想干什么。她说，去酒店。我说，除了酒店呢。她想了想，说，想开个裁缝铺。自己当老板。我说，那挺好的。她说，好什么，得有钱才行。我说，慢慢攒呗。她说，嗯。然后她低头吃饭，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先生，中国女孩都干什么。我说，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上班，有的做生意，有的在家带孩子。她说，她们能自己选吗。我说，大部分能吧。她想了想，说，真好。然后她站起来，说，我吃完了，先走了。她走了以后，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留下的半块饼，心里堵得慌。

十一月，周敏突然说要来。她说，孩子放寒假，我请了年假，带孩子过来看看你。我愣了一下，说，这边条件不好，你们来了住哪儿。她说，住你宿舍呗，挤挤就行。孩子想你了。我没法拒绝。其实我也想她们。但挂了电话，我心里有点乱。说不清为什么。她们来那天，我去机场接。女儿小雨穿了件红色羽绒服，看见我就扑过来，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她长高了，辫子也长了，扎着两个小揪揪，一跑一颠的。周敏站在旁边，瘦了些，头发剪短了，看着有点憔悴。她说，你黑了。我说，这边太阳大。她说，瘦了。我说，还行。她看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回去的路上，小雨趴在车窗上看外面，问这问那。她问，爸爸，这里怎么都是白房子。我说，这边的人喜欢白色。她问，那他们冬天也穿白衣服吗。我说，不，冬天穿厚的。她问，那他们吃米饭吗。我说，吃，但更多吃面包。她问，那他们上学吗。我说，上，但有些不上。她问，为什么不上。我说，因为家里没钱。她想了想，说，那他们真可怜。我说，嗯。周敏不怎么说话，看着窗外，偶尔回头看看我。我开着车，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宿舍，周敏里外看了一遍，没说什么，开始收拾。她把床单换了，把桌子擦了，把老赵送来的那盆绿萝搬到窗台上。她打开行李箱，拿出给我带的衣服、零食、药，还有一包小雨画的画。画上是一家三口，手拉手，太阳在头顶，小鸟在飞。画得歪歪扭扭的，但颜色涂得很满，红黄蓝绿，热闹得很。我把画贴在墙上，小雨拍着手说，爸爸，好看吗。我说，好看。晚上，老赵过来吃饭。他买了只鸡，我炖了锅汤。周敏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醋溜土豆丝。老赵吃了一口，说，弟妹手艺好，比我这光棍强多了。周敏笑了笑，说，赵哥你也不容易。老赵说，嗨，习惯了。吃完饭，老赵走了。小雨睡了。我和周敏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照着那排平房。她靠在我肩膀上，说，你这边真远。我说，嗯。她说，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合同到明年五月。她说，那还有半年。我说，嗯。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次来，其实还有件事。我说，什么事。她说，我妈身体不好，查出来是糖尿病，得长期吃药。我哥那边也紧，帮不上什么忙。我想着，你这边要是能多挣点，就多干一年。要是不行，就早点回去。我说，我再想想。她说，你别光想，得定下来。孩子马上上小学二年级，花钱的地方多。我一个人撑不住。我没说话。院子里有只蟋蟀在叫，一声一声的。月亮照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眼角有细纹了。她才三十出头，可看着像四十。我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脸上光溜溜的，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现在不这样了。现在她笑的时候，眼角先皱起来，然后嘴角才动。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我出来打工以后吧。

周敏和小雨待了十天。那十天里，我白天上班，她们在宿舍待着，有时候去附近集市转转。小雨跟娜迪亚混熟了，娜迪亚教她说阿拉伯语，她学得飞快，没几天就能说你好谢谢再见。她还跟娜迪亚学会了用阿拉伯语数数，从一数到十，数得奶声奶气的，逗得娜迪亚直笑。法蒂玛也见过小雨一次，她看着小雨，眼睛亮亮的，说，你女儿真好看。小雨说，姐姐你也好看。法蒂玛笑了，笑得特别开心。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开。她蹲下来，跟小雨说话，问她几岁，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颜色。小雨说喜欢粉色，法蒂玛说她也喜欢粉色。小雨说喜欢猫，法蒂玛说她也喜欢猫，她家院子里有一只流浪猫，她每天给它留点吃的。小雨说，那它喜欢你吗。法蒂玛说，喜欢，它看见我就蹭我的腿。小雨说，那真好。法蒂玛摸摸小雨的头，说，你真好。然后她站起来，跟我说，先生，你女儿真幸福。我说，为什么。她说，她有你。我说，你也有你爸。她说，不一样。她爸腿不好，干不了活，心里难受，有时候发脾气。她得哄他。我说，那你挺懂事的。她说，没办法。然后她走了，步子很快。小雨看着她的背影，问我，爸爸，姐姐去哪儿。我说，去上班。小雨说，她那么小，怎么还上班。我说，因为她得挣钱。小雨说，挣钱干什么。我说，吃饭。小雨想了想，说，那我们给她点钱吧。我说，不用，她自己能挣。小雨说，那她真厉害。我说，嗯。走的那天，周敏在机场跟我说，你好好想想，想好了给我打电话。然后她牵着小雨进了安检口。小雨回头冲我挥手，喊，爸爸再见。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消失在拐角，心里空了一块。回去的路上，老赵说，你老婆人不错。我说，嗯。他说，那就早点回去。这边钱是挣不完的，家就一个。我没接话，但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路过那个集市的时候，我又看见那几个卖无花果的小姑娘。她们还在那儿，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塑料筐，果子堆得冒尖。有一个小姑娘趴在膝盖上睡着了，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脏兮兮的，手里还攥着一颗无花果。我想起小雨，小雨这会儿应该在飞机上，靠着窗户看云，手里攥着周敏给她的饼干。同样是六岁，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睡。我把头转过去，不看了。

十二月，厂里赶完大单，放了两天假。老赵腰疼又犯了，去医院做理疗。我一个人在宿舍待着，闷得慌，就出去走走。走到集市那边，看见法蒂玛在摆摊。她面前铺了块布，上面摆着几件手工缝的小衣服，大概是给自己弟弟做的，也拿出来卖。她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先生，你怎么来了。我说，随便走走。我蹲下来看那些小衣服，针脚很密，边收得齐整。有件蓝色的小衬衫，领子上还绣了一只小帆船，针脚细得几乎看不见。我说，你手艺真好。她说，跟我妈学的。我问，卖得怎么样。她说，还行，一天能卖两三件。一件挣十块钱。我算了算，十块钱迪拉姆，不到人民币七块。她得缝多久。一件小衣服，大概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挣七块，一天卖三件，二十一块。一个月六百多，加上厂里工资，大概两千出头。这些钱，大部分要交家里，自己留一点，买点必需品。我问她，你攒钱吗。她说，攒。攒够了，去学英语。学好了，去酒店。我说，那得攒多久。她说，一年吧。也许两年。反正不急。她说不急的时候，语气很轻，好像两年不算什么。可我知道，两年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是漫长的。她得一天一天地踩缝纫机，一天一天地卖小衣服，一天一天地等。我站起来，说，我买一件。她说，不用，先生，你女儿穿不了。我说，我买给我侄女。她笑了，挑了一件粉色的小裙子，说，这件好。我掏了二十块钱，说，不用找了。她愣了一下，说，不行，十块。我说，剩下的是给你的。她摇头，说，不行，先生。你挣钱也不容易。她把十块钱塞回我手里，把裙子叠好，装进塑料袋，递给我。她说，谢谢你，先生。我接过袋子，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坐在院子里抽烟。我不抽烟，但那天买了一包，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老赵听见了，出来看，说，怎么了。我说，没事。他坐下来，说，想什么呢。我说，想家。他说，正常。我说，老赵，你说人这辈子图什么。他想了想，说，图个安稳吧。我说，那法蒂玛呢。他说，谁。我说，厂里那个小姑娘，十五岁那个。他说，她啊。她图个活路。我说，就图个活路。他说，你以为呢。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图安稳的。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用尽全力了。我没说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早点睡吧。明天还得干活。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到半夜，看着天上的星星。这边的星星比国内亮，大概是空气好的缘故。我想起小雨，想起周敏，想起法蒂玛，想起那些在路边卖无花果的小姑娘。她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活着，有的人辛苦，有的人更辛苦。我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一月，摩洛哥的冬天，早晚冷，中午晒。我做了个决定。那天晚上，我给周敏打了电话。我说，我干到五月，合同到期就回去。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她说，那行。回来再说。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盆绿萝。老赵从屋里出来，递给我一根烟。我不抽烟，但那天接了。老赵说，定了。我说，定了。他说，好。早该定了。我们坐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声又响起来，悠悠的，在夜风里飘。那声音从宣礼塔上的喇叭里传出来，有点失真，带着电流的杂音，但还是很清楚，一声一声的，像在叫谁。老赵说，你听，每天五次，雷打不动。我说，你听得懂吗。他说，听不懂，但听惯了。我说，那你信吗。他说，不信。但我尊重。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信得那么认真，你不信也得尊重。我说，嗯。我们坐了一会儿，烟抽完了，各自回屋。

走之前，我去跟法蒂玛告别。那天下午，车间里照常嗡嗡响。我走到她工位旁边，说，法蒂玛，我下个月走了。她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看我，说，回中国。我说，嗯。她说，不回来了。我说，不回来了。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那祝你一路平安。我说，你好好学英语。她说，嗯。我说，以后要是去酒店，记得告诉我。她笑了，说，怎么告诉你。我说，写信。或者，等你学会了用手机，发消息。她说，好。我转身要走，她叫住我，说，先生。我回头。她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没把我当小孩。我愣了一下。然后我点点头，走了。走出车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了，动作还是那么快，那么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照得她的头发边缘有一圈淡金色的光。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微微耸了一下，大概是在吸鼻子。我没再回头。

五月，我回了国。周敏来机场接我。小雨长高了，扎着两个小辫子，看见我就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周敏站在旁边，笑着看我，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回去的路上，小雨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周敏说家里的事，我听着，心里踏实了。车窗外的风景熟悉又陌生，麦田、杨树、灰扑扑的县城。我知道，我回来了。后来有时候，我会想起法蒂玛。想起她低着头踩缝纫机的样子，想起她蹲在路边卖无花果的样子，想起她说先生你不懂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踩缝纫机，是不是还在攒钱学英语，是不是去了酒店。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记得我。大概不会。我只是她生命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了又走了，像一阵风。但我会记得她。记得那个十五岁的摩洛哥女孩，用她的早熟和倔强，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关于生活，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长大。

周敏有时候问我，你在摩洛哥那一年，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想了想，说，学到了怎么过日子。她说，废话，谁不会过日子。我说，不一样。她就不问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过日子这件事，有人是活着，有人是生活。法蒂玛是活着，但她活得很认真。周敏是生活，但她活得不容易。我是介于两者之间，晃晃悠悠，最后选了回家。这个选择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人这辈子，有些事得自己扛，有些路得自己走。就像法蒂玛说的，没办法啊，我不打算，谁打算。我打算了。我打算回家，打算跟周敏好好过，打算看着小雨长大。这就是我的打算。至于摩洛哥，至于法蒂玛，至于那些早熟的女孩们，她们会继续过她们的日子。我会记得她们，但我也得过我的日子。生活就是这样。你遇见一些人，看见一些事，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你身上多了一点东西，也少了一点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你知道，你不一样了。

回来以后，我在县城找了个活干，给一家物流公司开车，跑短途，每天能回家。工资不高，但够花。周敏还在教书，小雨上了二年级，成绩还行，就是有点调皮。日子平平淡淡地过，像白开水，没什么味道，但解渴。有时候晚上吃饭，小雨会问，爸爸，摩洛哥在哪儿。我说，在非洲。她说，远吗。我说，远。她说，那你以前在那儿干什么。我说，上班。她说，那好玩吗。我说，不好玩。她说，那你还去吗。我说，不去了。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爸爸想跟你和妈妈在一起。她笑了，说，那太好了。周敏在旁边听着，没说话，但嘴角弯了弯。我知道她心里高兴，只是不说。她就是这样的人，什么都藏在心里，不轻易表露。结婚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摩洛哥。想起那边的太阳，那边的尘土，那边的清真寺宣礼声。想起老赵，不知道他腰好了没有，还在不在那儿干。想起娜迪亚，不知道她结婚了没有，是不是穿了粉色的婚纱。想起法蒂玛，不知道她去了酒店没有，是不是还在踩缝纫机。想起那些卖无花果的小姑娘，不知道她们长大了没有，是不是还在路边摆摊。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有时候会回到那个车间，听见缝纫机嗡嗡响，看见法蒂玛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动作又快又稳。我走过去，想跟她说话，但她抬起头，我不认识那张脸。然后我就醒了，窗外天刚蒙蒙亮，周敏还在睡，小雨在隔壁房间翻了个身。我躺在那儿，听着她们的呼吸声，心里很静。我知道，我回来了。但我也知道，我的一部分留在了那边。留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巷子口，留在那个嗡嗡响的车间里，留在那个十五岁女孩的眼睛里。那部分我，跟法蒂玛们一起，继续活着，继续踩着缝纫机，继续等。等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等人一天一天地长大，等有一天，不用再等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摩洛哥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雇用十五岁以下的童工。我看了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法律是好的，但法蒂玛们呢。她们十五岁了，法律管不着了。她们还在踩缝纫机，还在卖小衣服，还在攒钱学英语。法律帮不了她们，只有她们自己能帮自己。我想起法蒂玛说，没办法啊，我不打算，谁打算。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眼睛里有种东西。那种东西，我在很多人眼睛里见过，周敏有，老赵有，我自己也有。那是认命，但不服命。那是知道日子难，但还是得过。那是活着，但不仅仅是活着。

我关了网页，去厨房做饭。周敏快下班了，小雨快放学了。我得把菜切好，把米淘好，把汤炖上。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你遇见一些人，看见一些事，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你身上多了一点东西，也少了一点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你知道，你不一样了。

回来后的第三个月，有天晚上小雨突然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皮。周敏急得团团转，翻箱倒柜找退烧药，我抱着小雨坐在沙发上，拿湿毛巾给她擦额头。小雨迷迷糊糊地喊爸爸，手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法蒂玛蹲在车间地上捂着肚子的样子，也是这么攥着手，攥着安全带，指节发白。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上来什么感觉，就是突然觉得，不管在哪儿，不管是谁家的孩子，疼起来都是一样的。周敏找到药，喂小雨吃了，折腾到后半夜烧才退下去。小雨睡着了，周敏靠在沙发另一头，眼圈发青，头发乱糟糟的。我说，你去睡吧，我看着她。她说，你明天还上班。我说，没事，我扛得住。她看了我一眼，没再争，回屋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怀里抱着小雨，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我想起法蒂玛住院那三天，她妈妈在医院走廊里念经，她爸爸蹲在墙角抽烟，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抱着她。不是不想抱，是抱不了。生活把人的力气都榨干了，剩下的只够活着。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困得直打哈欠，队长老刘看见了，说，昨晚没睡好。我说，孩子发烧。他说，那正常，我闺女小时候也这样，一发烧就整宿整宿地折腾。我说，你闺女多大了。他说，十九了，在省城上大学。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翘着，眼睛里有光。我说，那挺好。他说，好什么，花钱如流水。一个月两千块生活费，还不够她花的。我说，那你也愿意。他说，愿意，怎么不愿意。我小时候想上大学没得上，现在她能上，我砸锅卖铁也供。我听了没说话，心里想起法蒂玛。她要是能上大学，会是什么样。大概会学英语，然后去酒店，穿上干净的工作服，站在前台，笑着跟客人说欢迎光临。可她没有。她十五岁，坐在缝纫机前面，一天十个小时，手指上全是针眼。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车里，翻手机相册，翻到一张在摩洛哥拍的照片。是厂区门口那棵歪脖子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树冠却很大，夏天的时候遮出一大片阴凉。中午休息的时候，女工们坐在树下吃饭，法蒂玛也在，她坐在最边上，靠着树干，闭着眼睛，大概是在打盹。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一块一块的光斑，她的睫毛在光斑里微微颤动。我当时随手拍的，没想那么多，现在看着，心里酸酸的。我想起她那天说的话，她问我中国女孩是不是都能自己选。我说大部分能。她说真好。她说真好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叹气。我把手机锁了，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外面是县城的街道，三轮车突突突地过去，卖豆腐的喇叭声远远传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我脑子里全是摩洛哥的太阳，全是那棵歪脖子树，全是法蒂玛闭着眼睛打盹的样子。

晚上回家，周敏做了红烧肉，小雨烧退了，精神好了些，坐在桌前拿筷子敲碗。周敏瞪了她一眼，说，别敲。小雨吐了吐舌头，不敲了。吃饭的时候，周敏说，我妈下周来住几天。我说，行。她说，她身体不太好，你多担待。我说，我知道。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最近怎么了，老走神。我说，没什么，就是累了。她说，累就早点睡。我说，嗯。晚上小雨睡了，周敏在客厅改作业，我在阳台上抽烟。我不常抽，但那天想抽。抽到一半，周敏出来了，说，你以前不抽烟的。我说，偶尔。她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我说，真没事。她站在我旁边，不说话，就站着。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是不是还在想那边的事。我没说话。她说，你想就说，别憋着。我把烟掐了，说，周敏，你说人这辈子，是不是有些事怎么都忘不了。她说，那肯定。我说，我在那边认识一个女孩，十五岁，在厂里干活。她爸腿不好，她妈在鱼罐头厂削鱼鳞，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她每天带饼和橄榄当午饭，攒钱学英语，想去酒店干活。她说她想开裁缝铺，自己当老板。周敏听着，没说话。我说，我走的时候，她让我别把她当小孩。她说谢谢我没把她当小孩。周敏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把她当大人了。我说，嗯。她说，那你做得对。我说，可我心里不好受。她说，不好受就对了。你要是好受，那才不对劲。她说完回屋了，留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月亮挂在楼角，白白的一小片，被楼挡住了一半。我想起摩洛哥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那排平房上，照得地上跟铺了霜似的。

周敏她妈来了以后，家里挤了些。老太太六十多，糖尿病，每天要打胰岛素，饭前得吃药。她腿脚还行，就是眼睛不太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来了以后，她帮着做点家务，择菜、扫地、叠衣服，干得不快，但闲不住。有天下午，小雨放学回来，趴在桌上写作业，老太太坐在旁边看着，突然说，小雨，你字写得好。小雨说，老师也这么说。老太太说，那你好好写，以后当个作家。小雨说，我不想当作家，我想当医生。老太太说，医生好，医生能治病。小雨说，对，治姥姥的病。老太太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暖暖的。我想起法蒂玛的弟弟，一个八岁，一个四岁。他们大概没这么跟姐姐说过话。法蒂玛每天早出晚归，回去的时候弟弟们已经睡了，早上走的时候他们还没醒。她跟他们说话的时间，大概只有周末。周末她也不闲着，要洗衣服、做饭、帮妈妈干活。她跟弟弟们说什么呢。大概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问问吃了没有，作业写了没有，然后就没话了。日子把人的话都磨没了，剩下的只是干活、吃饭、睡觉。我想着想着，心里又堵上了。

有天晚上，老太太睡了，小雨也睡了。周敏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坐在旁边，电视开着，但没人在看。周敏突然说，你那个摩洛哥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说，法蒂玛。她说，法蒂玛，名字挺好听的。我说，嗯。她说，你说她攒钱学英语，学得怎么样。我说，不知道，我走的时候她还在学。她说，那她现在可能学好了。我说，可能吧。她说，也可能没学好，还在踩缝纫机。我说，嗯。她说，你想过给她写信吗。我说，写过，但没寄。她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寄到哪儿。厂里地址是有的，但我怕寄丢了。她说，那你就是没寄。我说，嗯。她说，那你就是想了但没做。我说，嗯。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搁在心里，什么都不做。我说，做了又能怎么样。她说，做了至少你心里好受。我说，不一定。她说，那你就是不想好受。我没说话。她站起来，说，我去睡了。走到卧室门口，她回头说，你要是想寄就寄吧，我不介意。然后她关上门。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电视里在放广告，一个女的在推荐洗衣粉，笑得特别灿烂。我拿起手机，翻了半天，翻到法蒂玛的地址，是哈桑给我写的，在一张纸片上，我拍了照。我把那个地址看了好几遍，最后还是锁了手机。我知道，我不会寄。寄了又能怎么样呢。她看不懂中文，我看不懂阿拉伯语。就算找人翻译了，她回了信，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一个回国的打工的，隔着半个地球，隔着语言，隔着文化，隔着所有的东西。我能做的，就是记住她。记住她低着头踩缝纫机的样子，记住她说先生你不懂的样子，记住她说谢谢我没把她当小孩的样子。记住这些，然后继续过我的日子。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冬天来了，县城下了第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盖在屋顶上，盖在树梢上，中午就化了。小雨高兴得不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伸手接雪花，接了半天接不着，急得直跺脚。周敏在厨房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剁得咚咚响。老太太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给小雨织的，粉色的线，织了一半，像一片云彩。我站在阳台上看雪，手里端着一杯热水，热气往上飘，飘到脸上，湿湿的。我想起摩洛哥的冬天，不冷不热，中午还能穿短袖，晚上加件外套就行。那边不下雪，至少我待的那个城市不下。法蒂玛大概从来没见过雪。她不知道雪是什么样，不知道雪花落在手心里会化，不知道踩在雪地上会咯吱咯吱响。她只知道缝纫机嗡嗡响，只知道饼和橄榄的味道，只知道攒钱学英语。我想着想着，手里的水凉了。我回屋，周敏喊我，说饺子好了，快来吃。我坐下，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小雨笑我，说爸爸你急什么。我说，饿了。周敏给我倒了杯凉水，说，慢点吃。我吃着饺子，看着周敏，看着小雨，看着老太太，心里突然觉得很满。那种满，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就是觉得，这一刻是真的，是踏实的，是我能抓住的。摩洛哥的那些，法蒂玛的那些，像一场梦，醒了就散了。可这场梦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印子，不大，但深。我知道它在，但我不去碰它。我就让它在那儿，跟我的日子一块儿过。

过完年，开春的时候，老赵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还在摩洛哥，说又续了一年合同。我问他腰怎么样了。他说，还那样，凑合干。他说，你走了以后，厂里又来了个中国人，也是河南的，跟你差不多大。我说，那挺好。他说，好什么，干不了几个月就走了，嫌这边苦。我说，那现在呢。他说，现在又剩我一个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再干两年吧，攒够了就回。我说，你攒多少算够。他笑笑，说，不知道，反正没够。我问他，法蒂玛还在厂里吗。他说，哪个法蒂玛。我说，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缝纫组的。他说，哦，她啊。走了。我心里一紧，说，去哪儿了。他说，不知道，好像是去酒店了。我说，她英语学好了。他说，可能吧。我听娜迪亚说她去了一家小酒店，做客房服务，工资比厂里高。我说，那挺好。他说，好什么，累得很，一天收拾十几间房，腰都直不起来。我说，那也比踩缝纫机强。他说，那倒是。我说，她还学英语吗。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你下次见着娜迪亚，帮我问问。他说，行。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周敏过来，说，谁的电话。我说，老赵。她说，他还在那边。我说，嗯。她说，他说什么了。我说，法蒂玛去酒店了。她说，那不是挺好。我说，嗯。她说，你担心什么。我说，没担心，就是想知道她好不好。她说，那你让老赵帮你问。我说，嗯。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去厨房做饭了。我一个人坐着，心里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松的是她离开了缝纫机，紧的是酒店客房服务也不轻松。一天收拾十几间房，换床单、擦桌子、刷马桶、吸地，客人走了要换，客人没走要等。腰酸背痛，跟踩缝纫机没什么两样。可至少，她不用再闻布料的纤维味了，不用再听缝纫机嗡嗡响了。她可以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干活，可以穿干净的工作服，可以跟客人说欢迎光临。她学的那点英语，大概够用了。Welcome，Thank you，Goodbye。就这些。够不够呢。大概够了吧。在那边，能说这几句，就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摩洛哥。梦里我回到了那个车间，缝纫机还在嗡嗡响，女工们还在埋头干活。我走到角落，法蒂玛不在。工位上坐着另一个女孩，比她还小，低着头，动作生疏，缝纫机走得歪歪扭扭的。我问她，法蒂玛呢。她抬头看我，不认识我，摇摇头。我又问，法蒂玛去哪儿了。她还是摇头。我走出车间，走到厂门口，那棵歪脖子树还在，树下坐着几个女工在吃饭。我走过去，问，看见法蒂玛了吗。她们也说不知道。我在厂区里转来转去，到处找，到处问，谁都不知道。后来我走到集市，卖无花果的小姑娘还在，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塑料筐。我问她们，看见法蒂玛了吗。她们说，法蒂玛是谁。我说，一个女孩，十五岁，以前在厂里干活。她们说，这儿女孩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我站在集市中间，周围全是人，全是声音，但我谁也不认识，哪儿也去不了。然后我就醒了。窗外天还没亮，周敏在旁边睡着，呼吸很轻。我躺了一会儿，起来喝了杯水。水是凉的，喝下去激得胃一缩。我坐在黑暗里，想着梦里的法蒂玛。她不在厂里了，不在集市了，不在我认识的那些地方了。她去了别的地方，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在那儿干活，攒钱，活着。跟以前一样，又不一样。以前我知道她在哪儿，现在不知道了。不知道也好，不知道就还能想着她好。想着她在酒店里，穿着干净的工作服，笑着跟客人说欢迎光临。想着她攒够了钱，开了裁缝铺，自己当老板。想着她过得好。虽然我知道，可能不是这样。可我想着，总比不想强。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一家裁缝铺，看见里面挂着一排做好的衣服，有裙子，有衬衫，有裤子。一个女人坐在缝纫机前面，低着头踩，动作很快。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胖胖的，脸上有皱纹。她问我，做衣服吗。我说，不做，随便看看。她说，那你看看，都是新款式。我说，好。我站了一会儿，走了。走的时候我想，法蒂玛要是开了裁缝铺，大概也是这样。坐在缝纫机前面，低头踩，有人来了就抬头招呼。她做的小衣服，针脚那么密，边收得那么齐，肯定有人买。她会给自己的铺子起个名字，写在招牌上，挂门头上。什么名字呢。大概是法蒂玛裁缝铺，或者法蒂玛手工。简单，好记。她的两个弟弟，放学了来铺子里玩，坐在旁边写作业。她爸有时候来看看，坐在门口晒太阳。她妈下了班过来帮忙，锁扣眼、钉扣子。一家人在一起，虽然累，但踏实。我想着想着，心里暖了一下。然后我骑上电动车，继续去上班。路上车多人多，喇叭声此起彼伏。我混在车流里，跟所有人一样，赶着去干活，赶着去挣钱，赶着去过日子。日子就是这样，你想着别人，别人想着你，但谁也不能替谁过。你得自己过。法蒂玛自己过，我自己过，老赵自己过，周敏自己过。各自过各自的，偶尔想起来，心里动一下，然后继续过。这就是生活。不复杂，也不简单。就是过。

晚上回家，周敏说小雨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把人家脸抓破了。我一看，小雨低着头站在墙角，眼圈红红的，不说话。我问她，为什么打架。她说，他说我没有爸爸。我说，你怎么没有爸爸。她说，他说我爸爸在非洲，不管我。我说，那你怎么说的。她说，我说我爸爸回来了，他说你爸爸回来了也不管你。我就抓他了。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说，小雨，爸爸管你。她说，那你以后还走吗。我说，不走了。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扑过来抱着我的脖子，说，那你明天送我上学。我说，好。她笑了，脸上还挂着泪。周敏在旁边看着，没说话，但嘴角弯了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小雨的话。他说我爸爸在非洲，不管我。这话像根针，扎了我一下。我在摩洛哥那一年，小雨六岁，正是需要爸爸的时候。我走了，周敏一个人带她，上班、做饭、接送、辅导作业，还得应付她时不时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周敏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她视频的时候只说孩子的事，今天学了什么，明天要交什么，从来不说不容易。可我知道她不容易。她不说，是怕我担心。我不问，是怕她难受。我们俩就这么隔着屏幕，说着无关紧要的话，把重要的都咽回去了。咽了一年，咽成了习惯。现在我回来了，可习惯还在。有时候我还是会走神，还是会想起摩洛哥，想起法蒂玛。周敏大概也感觉到了，但她不说。她只是在我走神的时候看我一眼，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她知道我需要时间，她也知道我需要空间。她给了，我就得接着。接着，然后慢慢放下。

过了几天，老赵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问了娜迪亚。我说，她怎么说。他说，法蒂玛在酒店干了三个月，又回厂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酒店要上夜班，她妈不放心。还有就是酒店工资虽然高，但不稳定，淡季的时候没活干就没钱。厂里虽然累，但每天都有活，每月都有工资。我说，那她现在还在缝纫组。他说，嗯。我说，那她英语呢。他说，还在学，娜迪亚说她还在看那个小本子，有时候还问娜迪亚单词。我说，那她还想开裁缝铺吗。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娜迪亚说，法蒂玛现在不怎么说话了，就是干活，下班就走。我说，她家里怎么样。他说，她爸还是那样，她妈还在鱼罐头厂。她大弟弟上小学了，小弟弟还在家。我说，那她还好吧。他说，应该还行吧。就是瘦了。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心里沉沉的。她回厂里了。兜了一圈，又回去了。白折腾了三个月，什么都没变。她还在踩缝纫机，还在闻布料的纤维味，还在听嗡嗡响。她攒的钱花了，或者给家里了。她学的英语可能忘了，或者没忘。她的小本子还在，也许还在记。可她还是坐在那个角落里，低着头，动作又快又稳。我想起我走的时候，她说以后要是去酒店，记得告诉我。她去了，又回来了。她没告诉我。她大概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去了又回，有什么好说的。说了又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封信都寄不出去。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翻出来，翻到那张歪脖子树的照片。法蒂玛坐在树底下，闭着眼睛，睫毛在光斑里颤动。我把照片放大，看着她的脸。她的脸很平静，平静得不像十五岁。十五岁的脸应该是跳的，是笑的，是哭的，是闹的。可她的脸是静的，像一潭水，深得很，看不见底。我把手机锁了，放在桌上。周敏走过来，说，怎么了。我说，法蒂玛回厂里了。她说，为什么。我说，酒店不稳定，她妈不放心。她说，那也挺好的，至少稳定。我说，嗯。她说，你好像不高兴。我说，没有。她说，你就是不高兴。我说，我只是觉得，她挺难的。她说，谁不难。我说，嗯。她坐在我旁边，说，你帮不了她。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就好。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什么表情。可我听得出来，她是在告诉我，别想了，想也没用。我说，我知道。她说，那你还想。我说，忍不住。她说，那你慢慢忍。她站起来，去厨房了。我一个人坐着，电视开着，在放新闻。新闻里说，摩洛哥发生了一起车祸，死了几个人。我竖起耳朵听，听了一会儿，发现是在另一个城市，离法蒂玛那儿很远。我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可笑。我松什么气，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就是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个摩洛哥女孩，十五岁，在厂里干活。我回国了，她还在那儿。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地球，隔着语言，隔着文化，隔着所有的东西。可我还是会想起她。想起她低着头踩缝纫机的样子，想起她蹲在路边卖小衣服的样子，想起她说谢谢我没把她当小孩的样子。我想着想着，心里就疼。那种疼，不剧烈，就是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疼没用，可它就在那儿，赶不走。我赶不走它，就让它在那儿。跟我的日子一块儿过。日子过着过着，它就不那么疼了。可它还在，在某个角落里，藏着。等哪天我想起来了，它就出来一下，然后又藏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有天下午，我开车路过县城的广场，看见一群小孩在放风筝。风筝五颜六色的，有蝴蝶，有老鹰，有蜈蚣，在天上飘着，线拉得长长的。一个女孩的风筝挂树上了，她站在树底下仰着头看，急得直跳。她爸走过来，把她举起来，让她够风筝。她够着了，笑了，笑得特别响。我坐在车里看了一会儿，想起摩洛哥的天空。那边的天很蓝，很干净，云很高。法蒂玛大概没放过风筝。她没时间放风筝。她的时间都给了缝纫机，给了饼和橄榄，给了攒钱学英语。她的童年很短，短得她还没反应过来就没了。她十五岁，已经当了好几年大人了。她跟我说，先生，你不懂。她说得对，我不懂。我不懂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怎么扛起一个家，不懂她怎么把饼和橄榄吃出滋味来，不懂她怎么在缝纫机前面坐十个小时还不喊累。我不懂，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她，看见了她的生活。看见了，就忘不了。忘不了，就记着。记着，然后过自己的日子。日子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是周敏的，是小雨的，是法蒂玛的，是老赵的。各过各的，偶尔想起来，心里动一下。动完了，继续过。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过到哪天算哪天。过到不用再过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