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的嘈杂还没完全从耳朵里褪去，阿尔及尔的夜风从阳台门缝钻进来，带着地中海那股子咸湿气。她坐在床边，手指绞着那条红色头纱的穗子，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她说，有一个事儿，结婚证都领了，她觉得必须告诉我。我心里咯噔一下，看着她咬住嘴唇，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突然害怕她说出什么我根本承受不起的话来。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二。老家在河南一个叫不出名的小县城，以前在县机械厂干过十年车工。厂子效益不行，零六年那会儿，我三十四，孩子刚上小学，实在熬不住了，跟着劳务公司来了阿尔及利亚。这一待就是八年。

头两年在盖达亚那边修路，住的是活动板房，夏天热得铁皮能煎鸡蛋，冬天又冷得缩成一团。后来辗转到了阿尔及尔，给一家中资的建筑公司当仓库管理员。工资在国内算还行，一个月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包吃住，就是人跟个机器似的，日复一日。白天对着钢筋水泥的进出库单，晚上回到宿舍，室友打呼噜，窗外是听不懂的阿拉伯语广播，心里头空落落的。

我跟前妻是零九年离的。没吵架，就是隔着屏幕，话越来越少。她跟我说，孩子补习班要钱，家里暖气管道换了要钱，我除了“嗯”、“知道了”、“下个月发工资打回去”，也说不出别的。后来她在电话里提离婚，语气平静得跟说今天吃面条一样。我签了字，孩子跟她。那之后，我更不爱回家了。一年回去一趟，看看爹妈跟儿子，待不了半个月又走。老家那个院子，对我来说也陌生了。我妈老念叨，说我眼瞅着四十了，不能总一个人漂着，得再找个伴儿。我嘴上应着，心里头清楚，就我这样，一个在非洲打工的老光棍，拿啥找伴儿。

认识法蒂玛，是去年年初的事。

我们工地附近有个小超市，卖些面包、饮料、电话卡。老板是个挺和善的穆斯林老头，叫穆罕默德。有时候下班，我会去买包当地那种叫“克里玛”的烟。那天我刚从工地出来，浑身汗水泥灰，进超市想买瓶水。柜台后面站着个年轻女人，裹着浅蓝色的头巾，只露出一张脸，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黑，很安静。

她用带点口音的法语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水。她递给我一瓶，找零钱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我的手，冰凉的。我注意到她右手虎口有一道挺长的旧疤。后来我又去了几次，知道她是穆罕默德的女儿，叫法蒂玛。她不大爱说话，但每次我去，她会主动问我是不是还要克里玛烟。我说戒了，她就轻轻笑一下。

日子久了，偶尔用蹩脚的法语加手语聊几句。我知道她妈走得早，她跟着父亲过，之前结过一次婚，没几年离了，没孩子。具体为啥离，她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我在她面前，就是个外来的、语言不通的、上了年纪的仓库保管员。但跟她待着，挺自在。不用想那些乱糟糟的事。

去年年底，穆罕默德老头突然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问我，想不想娶他女儿。我当时正在喝一种薄荷茶，差点呛着。我说我年纪大，又是外国人，离过婚，家里条件也一般。老头摆摆手，说了一长串法语，我就听懂了“法蒂玛”和“好”。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了指我。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想着自己这七八年攒下的二十来万块钱，想着老家县城的房价，想着我妈电话里的叹气声。四十好几了，孩子跟着前妻在省会上学，跟我也不亲。回国？回去干啥？厂子早没了，重新找工作，一个月挣两三千，还得听人使唤。在这边，好歹有个窝。法蒂玛……她安静，不吵不闹，看她那双眼睛，觉得踏实。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含糊地说在这边认识个女的，当地人，人挺好。我妈沉默半天，说，只要你有个家，有人照顾你，你看着办吧。声音听着老了很多。

决定结婚，流程挺麻烦的。跑了几趟当地的法院和什么认证机构，又花了大概三万多第纳尔，合人民币两千多块钱做公证。我想着给法蒂玛买个戒指。在阿尔及尔那个叫“哈马”的市场，挑了个细圈的金戒指，克数不大，花了差不多四千人民币。她接过去的时候，眼圈有点红，小声说了句“舒克兰”，谢谢。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她家那个小超市后面的院子里。穆罕默德叫了几个亲戚邻居，做了一大锅古斯古斯，还有烤羊肉。我让工地上做饭的老刘帮衬着买了些中国烟酒糖。老刘还打趣我，说老李你这是老树开花，第二春。我嘴上骂他滚蛋，心里头确实也热乎了一阵。

那天晚上，送走了客人，院子里还飘着羊肉和香料的味。法蒂玛换了身红底带金线的传统长裙，头上盖着红色的头纱。我看着她在灯光底下收拾桌子，心里想，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有个伴儿，互相照应着，把日子往下过。

等院子里彻底安静下来，她洗了手，走进屋里。我正坐在床边，心里盘算着明天得给老家再打个电话，法蒂玛在我对面坐下，就是楔子里那个画面。她低着头，手指绞着头纱的穗子。我一开始还以为她是害羞。

屋里就亮着一盏瓦数不大的白炽灯，嗡嗡响。墙上贴着去年我随手贴的一张中国日历，上面有个穿旗袍的明星，都褪色了。窗外头，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

她开口了，声音闷闷的，说的法语，很慢，好像每个字都得花很大力气。我法语听力也就那样，日常简单对话还行，一开始没全听明白，就听见她反复说“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

我心里那点热乎劲儿，一点点往下沉。空气里那股残留的羊肉味儿，突然变得有点腻。

她抬起头，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吓人，里面全是泪。她又说了一遍，这次说得更慢，更清楚。

我终于听懂了，她说的是：“我……有一个孩子。”

我当时就愣住了，脑子里“嗡”地一声。来之前，媒人、她爸，包括她自己，谁都没提过这个。我一直以为她之前的婚姻没留下什么。我张了张嘴，嗓子里跟堵了团棉花，半天才挤出一句：“啥……啥意思？”

她眼泪掉下来，砸在红裙子上，洇出深色的圆点。她开始说，语速快了些，好像怕一停下来就没勇气说完。我连蒙带猜，大概拼凑出她的意思。她说那个孩子，是跟前夫的，男孩，今年四岁。离婚后，孩子判给了前夫，但她每个月都要给抚养费，也时不时会去看。她一直不敢说，怕我知道了就不愿意跟她结婚了。她爸也觉得这事不好开口，想着等结了婚再慢慢告诉我。

我看着她满脸的泪，看着她虎口那道旧疤，再看着这个刚成为我新婚妻子的女人。房间里白炽灯的嗡嗡声好像放大了十倍，吵得我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心里头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还是那种掺杂着冰碴子的。我不是没想过她可能有点过去，毕竟离过婚。但我没想到是个活生生的孩子，一个四岁的男孩，跟前夫生活，还要按月给钱。这算什么？我在这边累死累活看仓库，一个月八千多，我自己的孩子在国内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我这边又凭空多出一个需要负担的孩子。而且她前夫还在这儿，这以后算怎么回事？

她伸出手想碰我的胳膊，我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她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闪过一丝害怕和更深的难过。她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法语和阿拉伯语混着来。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把阳台的门推开条缝。那股子咸湿的海风又灌进来，吹得我脑门发凉。对面几栋矮楼的灯都灭了，只有远处清真寺的塔尖上还有一点微弱的绿光。我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站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自己哑着嗓子问她：“离婚时候判的？每月给多少？”

她告诉我一个数字，折合人民币大概八百块。

八百。我心里那本账自动开始算了。我一个月八千多，给国内孩子两千，这边吃喝不花什么钱，抽烟加零用一千，能攒下四千左右。现在每个月固定又出去八百，一年就是小一万。我倒不是心疼这钱，而是……这钱是给她的前夫养孩子。这感觉，膈应。

我转回身看着她。她还坐在床边，肩膀一抖一抖的。昏黄的灯光下，那个新买的小金戒指在她手指上反射着一点暗淡的光。我突然觉得这屋子特别小，小得让人透不过气。

我没接她的话，只是闷声说了一句：“睡吧，明天再说。”然后关了灯，摸黑躺到床的另一侧，背对着她。黑暗中，我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细细的，像小动物受了伤。

我盯着对面墙上模糊的衣柜轮廓，脑子里翻来覆去。刚领证，刚办了酒席，这要是在老家，就是板上钉钉的二婚了。我爹妈还不知道这边具体情况。离婚？我丢不起这人，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离一次还不够？可就这么认了？心里那个坎儿，怎么也过不去。

耳边她那细细的哭声还在，像根羽毛在挠，挠得人心烦意乱。

二

接下来好几天，我跟法蒂玛之间就跟隔了层毛玻璃似的。

她早起照样给我准备早餐，摊个薄饼，抹点当地的果酱或者蜂蜜，再冲一杯红茶。动作还是那么轻，就是不敢正眼看我。我闷头吃完，说声“走了”，就出门去工地。晚上回来，饭菜在桌上用罩子罩着，她要么在里屋收拾，要么在院子里帮穆罕默德理货，话少得可怜。

我在仓库里对着那些水泥和螺纹钢，脑子里也静不下来。那个四岁男孩的画面，我根本没法想象。高鼻梁，深眼窝？还是像他妈多一点？会不会哪天她前夫找上门来？工地上那几个工友，万一知道了，背地里咋嚼舌根？老刘那张嘴，能给我编排出十几种苦情戏来。

有一天中午，穆罕默德老头来仓库找我，手里端着一杯热薄荷茶。他把茶递给我，坐在我旁边的破凳子上，抽了根烟，没说话。老头年纪大了，脸上褶子很深，眼神倒是挺清亮。过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膀，用他那点可怜的英语单词加手势，大致意思是：法蒂玛，心好，苦命，孩子是她的命根子。他看着我，眼睛里有请求，也有一种……我琢磨着，像是过来人的无奈。

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往后余生。怎么刚开局就这么复杂？晚上回到那个小院，法蒂玛正在井边打水洗衣服，手搓着我的工装裤，那里头沾着水泥灰，特别难洗。她搓得很用力，头巾边儿上渗出些汗。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地中海的风吹过来，把她宽大的裙摆吹得贴在腿上。她这几年，日子到底怎么过的？离了婚，带着个判给前夫的孩子，每个月还要从微薄收入里挤钱送过去。她爸开个小超市，看着能过日子，但到底能有多少进项？她前夫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不肯说，我也不好逼问，就这么横在中间，堵得慌。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礼拜五下午，穆斯林的主麻日，她爸关了超市门去做礼拜。法蒂玛那天有点坐立不安，在屋里进进出出好几趟。最后，她走到我面前，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她低声跟我说，今天是她去看孩子的日子。前夫住在这座城市另一个区，她答应了每月见孩子一面，有时候会带点吃的或者小玩具。

她说完，低着头，像是在等我宣判。

我看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小布包，心里头那些个弯弯绕绕突然就拧紧了。去，还是不让去？那是她亲儿子，我拦得住吗？可真让她去了，这日子还叫过日子吗？她前夫那儿到底是个什么情形？我说：“我陪你去。”

她猛地抬头，眼睛里闪过惊讶，还有一点复杂的光。

坐了个小中巴，摇摇晃晃将近一个小时，到一个叫啥名字我忘了的老居民区。房子都是那种土黄色的老楼，墙皮斑驳，楼下的巷子窄得连个车都过不去。法蒂玛熟门熟路地绕进一条巷子，在一栋楼下停住。她没上去，只是站在楼下等着。

没多久，一个穿着花裙子、裹着头巾的胖女人牵着一个小孩从楼里出来。那小孩瘦瘦的，眼睛又圆又黑，看着像法蒂玛。他看见法蒂玛，挣脱那胖女人的手就跑过来，嘴里喊着“妈妈”，一下子扑到她腿上。

法蒂玛蹲下去，把他抱起来，脸埋在孩子的小肩膀上。那个胖女人，估计是她前夫的姐妹或者现在的老婆，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表情淡淡的，扫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像在评估什么。

我站在两三米外，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那孩子搂着法蒂玛的脖子，在她耳边叽叽咕咕说着什么，法蒂玛连连点头，笑着，眼眶却是红的。她把带来的小布包打开，里头是几块自己做的炸糕和一小瓶果汁。孩子接过去就吃，吃得腮帮子鼓鼓的。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个女人，那个我新婚的妻子，现在是个母亲。她抱着孩子的样子，和我看到的任何一个母亲都没区别。可那个孩子，不属于我，他甚至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以后会长大，会知道他妈嫁了个中国男人。

那胖女人走过来，跟法蒂玛说了几句话，语气不算友好，大意好像是时间差不多了，让孩子回去。法蒂玛又亲了亲孩子，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下来。孩子拉着那胖女人的手，一步三回头地进了楼洞。法蒂玛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好一会儿没动。

回去的中巴车上，她靠窗坐着，一直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破旧街景，一句话也不说。我能感觉到她身上那种沉甸甸的、压着的劲儿。

晚上回到家，她把那个布包叠好放起来。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了一块羊肉，用一种特别低的声音说：“谢谢你。”

我闷头扒饭，没吭声。碗里的羊肉炖得很烂，但我嚼着跟嚼蜡似的。

我心里头开始出现两个声音。一个说，你图啥呢？这把年纪，找个老婆，是互相扶持过日子的，不是上来就给人当后爹的。更何况她前夫还在，这边风俗又不一样，这里头麻烦事多了去了。趁现在陷得不深，赶紧抽身，别把自己搭进去。

另一个声音小一点，但一直幽幽地响。法蒂玛有什么错？她要是瞒你一辈子，你也不知道。她选在新婚夜告诉你，说明她是真打算跟你过日子，不想骗你。你看她看孩子那眼神，你要是让她不认这个孩子，那还是人吗？

睡觉时，我躺在床沿上，她还是睡那一侧。屋里黑漆漆的，我听见她翻了个身，然后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来，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她说，前夫脾气不好，经常吵架，离了之后，本来孩子跟着她，但她爸觉得丢人，而且她一个人带个男孩，又要帮忙看店，实在顾不过来，后来那边家里来要孩子，就把监护权给了前夫。她每个月去看，有时候前夫家人还不让见，她只能偷偷在学校门口等。

“我没办法……”她说，“他是我的儿子。”

我闭着眼，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那个结，好像被什么东西泡软了一点，但还是硌得慌。我没回话，只是把手伸过去，在黑暗里，摸索着碰了一下她的手背。她的手顿了顿，然后反过来，轻轻地握住了我一根手指。那只手，手心有点粗糙，虎口那道疤，摸上去更明显了。

日子继续往前过，表面算是平静下来了。法蒂玛不再像之前那么小心翼翼，偶尔晚饭后会试着用她那点蹩脚的英语单词加手势，跟我学两句中文。她学“吃饭”、“喝水”，发音怪怪的，逗得她自己先笑。

我教她说“苹果”，她跟着念“苹……果”，念完自己又笑。院子里那棵老橘子树结了果，青黄青黄的，她摘一个递给我，说“苹果”，故意把橘子和苹果搞混，眼里头那点狡黠的光，让我想起年轻人谈恋爱那会儿。有一瞬间，我觉得好像日子又回到正轨上，也许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但好景不长，一根刺扎进肉里，不会因为表皮暂时愈合就消失。

那天傍晚，我比平时早回来一个小时。超市门口停着一辆旧摩托车，上面跨坐着一个戴着黑色无檐小帽的男人，看轮廓挺年轻。他把车横在超市门口，正跟站在柜台后面的穆罕默德老头比划着什么，声音有点大，像是争执。

我走近了几步，看清那男人的脸，深眼窝，胡子拉碴的，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牛仔外套。他看见我，上下打量了几眼，眼神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敌意和审视。然后他冲老头又嚷嚷了一句，我听不太清，大概是“让法蒂玛出来”之类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应该就是她前夫了。

穆罕默德老头看见我，脸色有点尴尬，冲我做了个“你先回去”的手势。法蒂玛可能是听到了动静，从院子里跑出来，看见那男人，脸色一下子白了。她挡在柜台前面，跟那男人说了几句，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她在发抖。那男人指着她，又指着不远处的我，唾沫星子横飞。

我听出几个单词，他在说她嫁了个中国老头，还说钱的事，说什么下个月要加钱。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什么叫中国老头？我老李虽然四十好几了，但在工地上干活，身板还硬朗得很。什么叫加钱？抚养费是法院判的，你跑来闹什么？

但我没有冲过去。这是阿尔及尔，不是咱县城。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闹起来人家本地人肯定帮本地人。我就站在原地，看着法蒂玛挡在她爸和那个男人中间，瘦瘦的身子绷得紧紧的，像一张拉满了的弓。她反复在说一个词，我后来才明白，是“别”、“求求你别这样”。

那男人大概觉得没趣，又或者说够了，狠狠瞪了我一眼，跨上摩托车，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扬起一股黑烟，拐过巷子口不见了。

穆罕默德老头长出一口气，冲我摆摆手，回里屋去了。法蒂玛站在门口，身子晃了一下，慢慢蹲了下去，双手抱着膝盖。夕阳的余晖从巷口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油烟和肥皂的味儿。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站起来，低着头，拉着我的袖子，把我拽回屋里。

她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抬头看着我。眼眶里全是泪，拼命忍着不让它掉下来。她说，他来要钱，说孩子生病了，需要更多钱。她说她知道他是乱说的，但没办法，她不想他老来闹。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害怕，有愧疚，还有一点她没说出来但我能感受到的东西——她怕我撂挑子走人。

那一刻，我心里头那根已经有点松动的弦，又被狠狠拨了一下，嗡嗡作响。是，这不是她的错，她也是个苦命人。可这锅粥，已经开始冒泡了，谁知道以后还会往里加什么料？

这日子，到底该怎么往下过？退，我舍不得刚建立的这点热乎劲儿；进，前面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前夫和那个永远断不掉联系的亲生儿子。我站在那儿，只觉得脑门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三

那天她前夫来闹过之后，法蒂玛整个人又缩回去了。话更少了，但活儿一点没落下。把我的工装裤洗得发白，鞋子刷得干干净净放在门口。每天晚饭，桌上多了一碗她专门学做的汤，用西红柿、洋葱和一种当地的豆子熬的，酸酸咸咸的，喝下去胃里暖和。我知道她心里头过意不去，在用这些最笨的办法弥补。

我嘴上没说啥，但心里那本账翻得更勤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我得想法子。不能总让她前夫这么隔三差五来闹，更不能让我每个月的工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流出去一笔。我得把这潭水，探探底。

一个周末，我跟法蒂玛说，带我去她前夫住的那个区转转。她有点诧异，但还是点点头，没多问。

我们又坐了那个摇摇晃晃的中巴车过去。这次我没在楼下等着，而是让她带我去附近的菜市场。那个菜市场乱糟糟的，地上淌着污水，空气里混着香料、生肉和烂菜叶子的味道。法蒂玛带着我，在人群里七拐八绕，在一个卖廉价塑料拖鞋的摊位前停下来，装作看东西。

她悄悄指了指斜对面一个卖鸡蛋的摊位。看摊的正是上次那个胖女人，她旁边一个瘦巴巴的老太太正跟人讨价还价。我没看见她前夫。法蒂玛低声说，他有时候白天不在家，可能在码头打零工。

我们在那个菜市场待了大概半小时。我注意到，那个胖女人跟周围的人说说笑笑，嗓门很大，吆喝生意也挺麻利。那个摊位虽然不大，但鸡蛋摞得整整齐齐，看着像是常摊。她前夫家，应该就靠着这个摊子和打零工过日子。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胖女人看着不像穷得揭不开锅的样子，孩子的穿着虽然不新，但也干净。她前夫来要钱，恐怕未必是真给孩子看病，说不定是看我这个“中国老头”娶了他前妻，心里不痛快，故意找茬。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心里那点火气又拱上来了。凭什么？我好端端结个婚，凭什么要受这种夹板气？

晚上，我躺在床上一时半会睡不着。法蒂玛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我能看见她侧躺的轮廓，一只手蜷在枕头边上。我看着那个轮廓，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不行，我得跟她把规矩立下来。这钱，不能她说给就给。这日子，也不能让她前夫想来闹就来闹。

第二天晚上，吃完饭，我特意把院子里那盏灯拉亮了些。法蒂玛正在洗碗，水声哗啦哗啦的。我搬了个小板凳坐下，点了根烟。

“法蒂玛，你过来坐。”我用中文说的，语气尽量放平稳。

她听见我叫她，擦擦手，走过来，在我对面的小马扎上坐下，有点不安地看着我。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法语里的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以后，他再来，”我说，“你不要自己给钱。让他来找我，或者让他去跟你爸说。”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点迷茫，好像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加重了语气：“钱，是我们家的。怎么给，什么时候给，要有个说法。不能他说加就加。”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小声说：“可是……孩子……”

“孩子生病，要看医院的单子。”我说，“该给的一分不少，但不能他说多少就多少。”我心里清楚，这话说出来，有点硬，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我想的是长远的，不能让他们家觉得我是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法蒂玛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但她的肩膀垮了下去，看着更单薄了。

我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脚底的泥地里。地中海的风吹过来，带着远处夜市烤肉的焦香。院子里那棵老橘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的生意人，可对面坐着的，是刚跟自己领了证不到两个月的女人。

那天之后，法蒂玛在她前夫的事情上，果然开始跟我商量。她前夫后来是又打过一次电话来，她在电话里跟他讲了，说以后有什么事，让她丈夫知道。我不知道电话那头怎么说的，反正她放下电话后，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哭。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暂时压下去了。生活好像又回到那种表面平静的状态。每天上班、下班、吃饭、偶尔跟法蒂玛学两句阿拉伯语，或者教她几句中文。她教我说“我爱你”，用阿拉伯语说，发音很绕，我学了半天也学不准，她笑得前仰后合，那是我见过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可是，表面的平静下面，暗流一直没停过。

那天下午，我在仓库盘点一种型号的钢筋，正对着单子一根一根数。跟我一起看仓库的还有一个当地小伙子，叫哈桑，人挺机灵，会几句中文。他接了个电话，表情变得有点古怪，捂着话筒跟我说：“李先生，是法蒂玛打来的，找你。”

我心里一紧。法蒂玛很少打我工地的座机。我接过电话，听筒里她的声音很急，又压得很低，能听见她那边有些嘈杂的人声。她说，她前夫今天下午来超市了，但不是来闹，而是把孩子带过来了。说孩子想妈妈了，要在这边住两天。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像被人拿锤子敲了一记闷锤。住两天？这叫什么？先斩后奏？我名义上的继子，要住到我家里来？我那个家，那个小院子，那间屋子？

我对着电话沉默了几秒钟，感觉到哈桑正竖着耳朵听。我压低声音问：“你爸呢？”

法蒂玛说，她爸不在家，去进货了。她前夫把孩子放下就走了，说后天来接。

我能听出她声音里那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好像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高兴？她心里肯定是想孩子的，我知道。但是，这个家，是我和她两个人的。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却随时可能把我平静生活搅乱的不安定因素。

我捏着话筒，指节都发白了。脑子里飞快地转。我该说什么？让她把孩子送回去？那她得恨死我。让她留下？那以后是不是隔三差五就送来住几天？边界在哪里？

哈桑在旁边假装整理货架，耳朵却竖得老高。

我深吸一口气，对着电话说：“我知道了。晚上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头憋得慌。那种感觉，就像你辛辛苦苦盖了个窝，刚觉得能遮风挡雨了，突然有个别人家的孩子，被塞了进来，你还不能把他推出去，因为他妈是你媳妇。

晚上回到那个巷子口，我还没进院门，就听见里头传来小孩子叽叽喳喳的笑声，还有法蒂玛温柔的说话声。我推开院门，看见法蒂玛正蹲在那棵老橘子树下面，那个瘦瘦的小男孩正伸着手够树上一个还没熟透的橘子。法蒂玛扶着他的腰，笑着说，“这个还没好，酸的。”

那个画面，在一瞬间，确实有几分温馨。法蒂玛脸上的笑，跟平时那种带着心事的笑不一样，是那种从眼睛里透出来的、纯粹的欢喜。小男孩看见我进来，立刻停下了动作，躲在法蒂玛腿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用那双黑亮亮的眼睛偷偷看我。

法蒂玛站起来，有点局促地搓了搓手，跟我说：“他……叫尤尼斯。”

小男孩又往她腿后面缩了缩。我看着他，那个瘦小的、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孩子，心里头像打翻了调料瓶，什么味儿都有。晚饭是法蒂玛特意做的，比平时丰盛，有一盘煎鱼，还有那种古斯古斯，她还给尤尼斯单独煎了一个鸡蛋。饭桌上，小男孩不太敢动筷子，法蒂玛就给他夹菜，轻声哄着他吃。我闷头吃饭，偶尔抬头，就能对上法蒂玛那带着点期待和不安的眼神，她在等我的反应。

吃完饭，法蒂玛收拾碗筷。小男孩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旧皮球玩。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法蒂玛在水池边洗碗的背影，她的肩膀微微耸着，显得心事重重。

我心里那根弦，绷得太紧了。我走过去，靠在厨房门框上，压低声音说：“就两天。以后，要住，提前说，不能他送过来就送过来。”

法蒂玛的背影僵了一下，洗碗的动作停了。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嗯”了一声，声音闷在水声里，几乎听不见。我知道我这话说得生硬，甚至有点冷漠。但我必须把底线画清楚。这是我的家，我有权利决定谁来、谁住多久。

晚上睡觉成了问题。家里就一张大床。法蒂玛在床边的地上铺了层厚厚的毯子，又加了一床被子，让尤尼斯睡在地上。小男孩倒是没什么意见，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和法蒂玛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谁都没说话。我听着地上孩子均匀细微的呼吸声，却怎么也睡不着。

半夜里，我翻了个身。借着窗外微弱的光，我看见法蒂玛侧着身子，面朝床沿，一只手垂下去，轻轻搭在睡在地上的尤尼斯身上，像在抚摸他的头发。那个动作，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却像一根针，又细又长，一下一下扎在我心口。

我意识到，这个孩子，是他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这根纽带，我这辈子都砍不断。我可以跟法蒂玛讲道理、立规矩，但我割不断她心里那份牵挂。我真的做好准备，跟这个孩子，跟他背后那个虎视眈眈的前夫，搅合在一起过日子了吗？我心里那个疑问，不仅没打消，反而被今晚这个安静的、细小的动作，给放得更大了。

四

尤尼斯住的那两天，家里的气氛很微妙。法蒂玛变着花样做吃的，把存着舍不得喝的果汁都拿出来了。我下了班，尽量不在院子里多待，吃完饭就回屋躺着，或者搬个小凳子在门口抽烟。我不想让那个孩子觉得我对他有敌意，但我也不想装出一副热络的样子。我不是他爸，我也不想当他爸。这个界限，我得守住，哪怕在法蒂玛看来有点不近人情。

两天后，她前夫没来。法蒂玛打了电话，那边说让再住一天。法蒂玛挂了电话，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请求。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屋。第三天傍晚，那个骑着旧摩托车的男人才不情不愿地出现在巷口。尤尼斯看见他，又看看法蒂玛，有点不舍地拉着她的衣角。法蒂玛蹲下去，抱着他，在他耳边说了好一会儿话，才把他放开。

那男人接过孩子，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摩托车“突突”两声，一溜烟就跑了。我看着那消失的摩托车尾灯，心里头那股火气又拱上来。这算什么？把我这儿当托儿所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看着法蒂玛站在门口，望着巷口发呆的样子，我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算了，过去了。

日子平静了没几天。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屋里看手机，国内我妹发来微信，说妈最近血压又高了，老念叨我，问我啥时候能回去看看。我回她说，再过几个月，等这边雨季过了，工地不忙，我请个假回去一趟。我妹又问我，说哥，你在那边成家了，啥时候带嫂子回来让妈看看？我看着她发来的字，心里头有点堵。我怎么带？带回去怎么说？说我这媳妇带着个四岁的儿子，跟着前夫过？我妈那心脏，能受得了吗？

正烦着，听见院子里法蒂玛接了个电话。她用阿拉伯语说的，语气一开始还算平静，后来越来越激动，声音都拔高了，像是在跟人争吵。我走出去，看见她站在橘子树下，一手攥着手机，一手捂着嘴，肩膀在抖。

我走过去，她看见我，匆匆对着电话说了句什么就挂了。我看着她，她的眼眶又红了。“怎么了？”

她咬着嘴唇，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他……前夫，说下个月开始，抚养费……要加倍。”

我心里那根弦，“啪”地一声就断了。

加倍？一个月一千六？我一个月才挣多少？凭什么？我压着火，问她：“他说了为什么吗？”

法蒂玛嗫嚅着：“他说……尤尼斯要上学前班了，费用多了……还说……说我们结婚了，条件好了……”她说着，眼泪终于掉下来，“我说不行，他就说……要去法院重新申请。”

那一刻，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去法院？重新申请？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看我这个外国老男人娶了他前妻，觉得我有钱，想方设法从我这里多抠点？什么孩子上学，都是借口！我心里那点因为尤尼斯住这两天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窝火，全被这句话给勾起来了。

我转身就往屋里走。法蒂玛在后面喊我，声音带着哭腔。我没理她，找出翻译软件，又翻出之前存的当地一个中国同胞的电话。那老兄在这边待了十几年，娶的也是本地媳妇，门道比我清。电话接通，我把情况跟他说了。那老兄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儿你最好找律师问问。这边的规矩，离婚后孩子的抚养费是根据双方收入定的。如果他前夫那边证明不了收入骤减，或者证明你这边收入大幅增加，法院不一定支持。但……你毕竟是继父，法律上是有连带责任的。这事儿最好别闹大，私下能解决最好。”

挂了电话，我心里更烦了。找律师？费钱费神，还不见得能赢。私了？怎么私了？他摆明了就是要钱。我一个月省吃俭用攒那几个钱，是留着给国内孩子上大学，或者以后万一干不动了回国养老的。现在倒好，凭空多了个“儿子”，还是个不跟我姓、不跟我亲、随时可能给我惹麻烦的儿子。

那晚上我没跟法蒂玛说话。她做好了饭，端到我面前，我摆摆手，自己泡了碗方便面吃了。她站在旁边，看着我吃面，嘴唇嗫嚅了几下，终究什么也没说。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有重量一样压在我背上，但我不想回头。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压低得吓人。法蒂玛比以前更沉默了，走路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我每天早出晚归，尽量待在仓库里。老刘过来找我抽烟，看出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好气地说没事。他说：“老李，看你愁眉苦脸的，那边日子不好过吧？要我说，咱这岁数，再娶，图的就是个舒心。要是整天烦心事比头发还多，不如……”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懂他的意思。不如算了。

可这婚，是那么容易算的吗？钱花了，人娶了，脸面也丢出去了。

转折来得有点意外。

那天我下班回来，路过超市门口，看见穆罕默德老头正跟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在说话。那年轻人穿着一件还算干净的衬衫，胳膊底下夹着个旧公文包。老头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用法语夹杂着几个英语单词介绍，说这是社区的一个法律咨询志愿者，正好过来办事，他想让这年轻人帮我看看法蒂玛前夫的那个事儿。

我心里有点意外，老头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原来也一直在操心。那年轻人挺和气，听我用蹩脚的法语把事情大概说了，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法蒂玛前夫现在的工作情况，我在这边的收入证明等等。他翻着那个旧公文包，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了几笔，然后用带着本地口音的法语跟我说，大意是：“根据情况，他单方面提高抚养费，需要提供充分的理由。如果双方无法协商，可以申请社区调解。最好不要直接去法院，对你们新家庭不好。”

他还特意补充了一句，说我在工地的正式工作合同和收入证明，对调解是有利的，至少可以说明我不是“可以随意增加负担”的对象。

临走前，那个年轻人跟穆罕默德老头又说了几句。老头送我出门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种我看不太懂的眼神看着我，用英语说了句：“生活，不容易。但家，要守。”

那天晚上，我把社区法律志愿者的话，用我自己的方式跟法蒂玛说了。我没说我们占理，也没说她前夫无理取闹，只是把情况分析了一遍。法蒂玛低着头听着，手指搓着衣角。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那……我们不给他加钱。如果他闹，我们就去那个……调解。”她说话的声音很小，但这是她第一次，明确地站在了“我们”这边，而不是“孩子”和“前夫”那边。

我心里头，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没那么疼了，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点点回暖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跟社区调解办公室约时间。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她前夫来了，一开始还是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孩子要上学，开销大。调解员是个中年妇女，很有经验，先是耐心听他说完，然后翻出他提供的所谓“开销增加”的证明，又核对了他的收入情况（他在码头打零工，收入不稳定，但并非没有收入）。最后，调解员提出一个方案：抚养费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点，但不翻倍，并且要求在尤尼斯正式入学后，凭学校的缴费单据来协商具体数额。

她前夫的脸色很难看，但当着调解员的面，他也没法再耍横。我看得出来，他主要就是想来恶心我，让我不好过，顺便看能不能多捞点。现在调解员定了调子，他再闹就是他的不是了。事情就这么初步定了下来。

从调解办公室出来，地中海的阳光晃得人眼晕。法蒂玛走在我旁边，脚步比平时轻快了一些。走到巷口，她突然停下，转过身看着我，眼睛被阳光刺得眯起来，里面有水光，但没掉下来。她伸出手，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子，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

我看着她，看着她虎口那道旧疤，看着她眼角浅浅的细纹，再看看巷子里那个小院，门口那棵老橘子树。心里头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疙瘩，好像被这阳光晒得没那么大了。日子，也许真就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吧。

可我心里也清楚，这只是表面的平静。那个孩子，那个前夫，像两颗埋在土里的雷，不知道啥时候，又会因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引爆一场新的麻烦。我这点刚刚暖和起来的心气儿，能撑到几时呢？

五

从调解办公室回来后的两星期，日子确实安稳了一阵。她前夫没再来闹，抚养费按调解书上写的，比原来多了一点点，但还在我能接受的范围。法蒂玛又慢慢恢复了点笑模样，开始在院子里养几盆花，就是那种本地常见的、开着小红花的植物，用破瓦盆装着，摆在窗台上。每天早上她浇水的时候，我出门，她会抬头冲我笑一下，说“早上好”，虽然发音还是有点怪。

我心里也松快了些。甚至开始想，再过个一年半载，攒够钱，是不是可以把她带回去给妈看看。咋说呢，虽然有个孩子，但只要她前夫不闹，我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也不是不行。我妹又在微信里催我，说妈想见我，也总念叨想看看我找的媳妇长啥样。我说，等等，再等等。

这口气还没完全松下来，新的麻烦又来了。

起因是钱。那天法蒂玛跟我说，她想给尤尼斯买双新鞋，秋天了，他脚长得快，旧鞋有点挤脚。我没多想，说行，从生活费里拿。过了两天，她又跟我说，尤尼斯那个胖婶婶打电话来，说孩子要报个什么课外班，画画还是啥的，费用不低，问法蒂玛能不能分担一半。

我当时正在喝一碗番茄汤，听了这话，筷子“当”一下撂在碗沿上。“又分担？调解书上不是写了吗？按单据来，他上学前班的费用可以协商，课外班算什么？”

法蒂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解释，又咽回去了。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边一块翘起来的漆皮，那块漆皮已经被她抠得露出木头本色了。

我心里那股火，“噌”地又蹿上来。这回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那种没完没了的感觉。就好像捅了个马蜂窝，你赶走一只，又来一群。她前头那边，是不是看我松了口，想一点一点地试探我的底线？

我说：“法蒂玛，你听我说。他那边要什么，你让他找我。找调解员。你别自己答应。”

法蒂玛抬起头，眼眶果然又红了，带着点祈求的语气说：“可是尤尼斯……他想学画画……我不想让他失望……”

“想学画画让他爸出钱！”我声音大了点，自己也觉得嗓门高了，但没压住，“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给他出抚养费，已经是义务了。课外班、新鞋子、这些额外的，不该我来管！”

话一出口，我看见法蒂玛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她没哭出声，只是嘴唇紧紧抿着，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硬是没掉下来。她站起来，把桌上的碗筷收走，脚步有点踉跄。

那天晚上，她早早躺在床上，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我知道她没睡。我躺在她旁边，盯着天花板上一个洇开的水渍，心里又烦又乱。我说的话没错，理是这个理。可看着她那个背影，我又觉得，自己像个冷血的机器。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又回到那种低气压状态。法蒂玛不跟我主动说话，但家务活一点没少干。每天早上，我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还是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她就是不愿意跟我开口了。

我知道，我们之间那层好不容易磨薄了的冰，又冻上了，而且可能冻得更结实了。

周六下午，我没什么事，躺在屋里看手机，看国内新闻。法蒂玛接了个电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过了一会儿，她换了件干净的外套，在门口换鞋，像是要出门。

我坐起来，问她：“去哪儿？”

她动作顿了顿，没回头，轻声说：“去看尤尼斯。”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自己去。”

“自己”那两个字，咬得有点重。我心里一紧，坐起来，穿上外套：“我跟你一起去。”

她转过头，有点意外地看着我，眼神里那层冰好像裂开了一条缝。

我们又是坐那个中巴车去的。一路无话。到了她前夫家那个老居民区楼下，这次却扑了个空。那胖女人说，尤尼斯被他爸带去海边玩了，说要下午才回来。法蒂玛站在楼下，看着空荡荡的巷子，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看得出她眼里的失落。她在那棵老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风吹起她的头巾一角。

我们往回走。经过那个菜市场的时候，我无意间往那个鸡蛋摊位瞥了一眼。摊位上坐着的是那个瘦巴巴的老太太，正低头打瞌睡。旁边一个卖菜的摊主正跟人闲聊。

我突然想起上次调解时，那个调解员提过一嘴，说尤尼斯的父亲确实在码头有份零工。我鬼使神差地放慢脚步，想听听那些闲聊的人在说什么。我法语听力有限，但还是捕捉到了几个词，好像是在说码头最近活少，有些人没工开，在抱怨。

我心里一动。活少？没钱？那他这段时间又是闹着加抚养费，又是张罗课外班的，到底是真为孩子，还是因为自己手头紧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很多之前想不通的地方就串起来了。他那天在调解办公室的气势汹汹，他打电话来提前夫家那边的要求，他放下孩子就走那股子不耐烦……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是在乎孩子学不学画画，他就是缺钱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就拿着孩子当幌子，来我这儿抠。

法蒂玛在旁边走着，低着头，没注意到我的神情。我看着她被风吹动的头巾边缘，心里头堵得慌。她夹在中间，她前夫拿孩子拿捏她，她为了孩子又不得不一次次跟我开口。而我，我算什么呢？一个提款机？还是她用来平息前夫纠缠的工具？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终于没忍住，把心里的想法跟法蒂玛摊开了。我说：“你前夫那边，根本不是为了尤尼斯好。他就是看我们结婚了，觉得自己亏了，想从我们这儿多弄点钱。你信不信？”

法蒂玛坐在床边，听着我说。她没反驳，也没点头。沉默了很久，她才用一种很疲惫的声音说：“我知道……”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出的东西，好像很空。“但尤尼斯是他带着，我能怎么办？我不给，他就不让我见孩子……”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她前夫的把戏，知道他在利用孩子拿捏她。但她没办法。孩子在他手里，那是她的软肋，她唯一的、永远无法舍弃的软肋。她那些眼泪，那些沉默，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无力。

我看着她疲惫的脸，看着灯光下她眼角愈发明显的细纹，心里那些愤怒和烦躁突然被一种很深的、很沉的无力感取代了。我能跟她前夫去打架吗？不行。我能不让她见孩子吗？更不行。我可以跟法蒂玛讲道理，但她的心，永远有一部分系在那个叫尤尼斯的孩子身上，系在那份她永远割不断的血脉牵挂上。

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累。比在工地上扛一天水泥还累。我看着这个小小的房间，窗台上那几盆小红花，在夜风里微微摇晃。这就是我的家了，一个到处都缠绕着别人影子的家。我心里清楚，这件事没有完美的解决方式。要么我选择继续忍，接受这个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的前夫和那个孩子；要么我就彻底放弃，跟法蒂玛分开，回到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

两个念头在脑子里打架，打得我脑仁儿疼。我甚至开始想，如果当初没结这个婚，现在是不是还在宿舍里，听着老刘的呼噜声，虽然孤单，但至少心不累。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怎么能这么想？我是不是已经后悔了？

六

那几天，我连仓库都不怎么想待。对着那些钢筋水泥，心里头像压着块大石头。老刘看出我不对劲，晚上拉着我去他宿舍喝酒，开了一瓶他藏着的二锅头，就着几根火腿肠和花生米。

几杯酒下肚，热辣辣的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老刘拍着我肩膀，带着酒气说：“老李啊，你那个情况，我都听说了。要我说，你这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图啥？图她年轻？图她好看？还是图她有个孩子给你添堵？”

我闷头灌了一口酒，没说话。

老刘又说：“你看咱们这岁数，出来图啥？不就图个安稳，攒点钱，以后回去能过个不愁吃喝的晚年。你现在倒好，给自己找了一堆亲戚。那孩子，以后上学、结婚、盖房子，不得找你？这边风俗你又不懂，你拿啥管？”

他指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要我说，现在抽身还来得及。趁没孩子，趁你那点钱还在。你回咱国内，哪怕找个农村的，带个孩子的，也比在这边强，至少听得懂人话，摸得清底细。”

我听着，嘴里的二锅头变得又苦又辣。老刘的话糙，但理不糙。他说的，就是我心里那个一直在盘算、又不敢深想的念头。离了算了。

那天晚上喝到很晚，我摇摇晃晃回到住处。法蒂玛还没睡，在灯下补一件旧外套。她看见我满身酒气，赶紧起来，扶我坐下，又去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我没接，她就把杯子放在桌上，站在旁边，看着我，眼神里有担忧，也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坐在椅子上，头有点晕，看着桌上那杯冒着热气的水，看着她垂着眼站在昏暗灯光里的样子。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家常长袍，头发从围巾里滑出来一缕，别在耳后。我突然想起新婚那天晚上，她坐在床边，也是这样低着头，告诉我那个秘密。

我嗓子发干，开口，声音有点哑：“法蒂玛，你说……我们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她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在灯光下黑得发亮。她没有回答，嘴唇抿成一条线，脸色有点白。

我没等她回答，自顾自地往下说，酒意上头，话也多了：“我四十二了，老家还有七十多的老娘。我在这边八年了，攒了二十万，连个县城房子首付都不够。我本想找个老婆，踏踏实实过日子，攒够了钱就回去。可现在呢？”我指了指窗户外面，好像她前夫和那个孩子就在那儿，“你那边，永远有个窟窿在等着填。我这边，还要管我儿子上大学，管我老娘看病。法蒂玛，你说，我累不累？”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觉得眼眶发热。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心里头那些压了太久的苦水终于冒出来了。

我感觉到她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一只带着薄茧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把我的手攥得很紧。我睁开眼，看见她蹲在我面前，仰着脸看着我，脸上全是泪，但她没哭出声，就是那么看着我，用一种很认真、很认真的眼神。

她用法语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珠子一样，清清楚楚：“我知道你累。对不起。”

她握着我的手紧了紧：“你……还愿意要我吗？”

那一瞬间，我看着她满脸的泪，看着她眼睛里那种近乎卑微的祈求，心里头像被人狠狠揉了一把。她说的不是“你要走吗”，也不是“你别走”，她说的是“你还愿意要我吗”。这个女人，她有什么错呢？她只是离了婚，有个孩子，她只是想找个人一起活下去。她撒了谎，但新婚夜就跟我说了。她在尽力做一个好妻子，洗衣服、做饭、照顾我的感受。她也没法割断她跟她儿子的关系。

我心里头那些盘算了很久的、关于离婚的念头，像被一盆水浇过的炭火，虽然还冒着烟，但火光已经暗下去了。我能甩手就走吗？我走了，她怎么办？她爸年纪大了，她前夫那边会不会更欺负她？她那个孩子，以后还能见到妈妈吗？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虎口有疤，掌心粗糙，但温热的。我用力握了一下，带着酒意，闷声说：“睡觉吧。”

那一晚，我没再说离婚的事。她也没再提孩子和前夫。我们俩像两只在风雨里躲进同一个屋檐下的鸟，各自梳理着被打湿的羽毛，靠得近一点，彼此都能感觉到一点温度。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就像屋里那盏白炽灯，虽然亮了，但墙上那个洇开的水渍还在。

转过天来是周日。我睡得迷迷糊糊，被院子里的说话声吵醒。起身披上衣服走出去，看见法蒂玛站在院子里，穆罕默德老头也在，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看穿着打扮像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但不是上次那个调解员。

法蒂玛看见我出来，眼神有点复杂，但不像之前那么躲闪了。那个工作人员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跟法蒂玛用阿拉伯语快速交流着什么。我听不太懂，但从她的表情和手势里，大概能猜到，还是跟尤尼斯有关。

送走那个工作人员，法蒂玛在橘子树下站了很久。阳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在她身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光。她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平静。

她走到我面前，深吸了一口气，像下了很大决心一样，开口说：“社区问，愿不愿意让尤尼斯……每个周末来我们家住一天。”

我心里一紧。周末？固定的？

她继续说，语速比平时快：“他们说，这样对孩子好。也让我能多照顾他。前夫那边……他可能不太愿意，但社区可以帮忙协调。”

我看着她。她站在阳光里，眼睛里有忐忑，但也有一丝光亮。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能每个星期都见到儿子，不用再偷偷摸摸，不用再看前夫家脸色。可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每个周末，都要面对那个对我充满警惕的孩子，意味着我的生活，要被彻底重新安排。

我看着法蒂玛，看着她眼里的那一点点光亮，想到她昨晚蹲在我面前，满脸是泪地问我“你还愿意要我吗”。

我走到院子角落，那棵老橘子树底下，蹲下去，看着树根边上那些枯黄的落叶。风吹过来，院子里很安静。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四十多了，你以为你还能找到什么无牵无挂的好日子？认了吧。这个女人，她是真心想跟你过。那孩子，也是她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过身，看着站在几步外，紧张地等着我回答的法蒂玛。地中海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瘦瘦的影子投在地上，旁边，是我自己的影子，两个影子挨在一起，贴在院子里那几盆小红花旁边。

我说：“行。周末来，就周末来。但说好，规矩得立清楚。来了，得听话，不能闹。吃饭睡觉，都按我们家的规矩来。”

法蒂玛愣了一下，然后，我看见她眼睛里那一点光亮，慢慢扩大，像一滴水滴进油里，整个眼睛都亮了起来。她没有像年轻人那样跳起来，也没有哭，只是站在原地，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当天晚上，法蒂玛做了一桌子菜，甚至开了一瓶她爸送的那种带甜味的当地果酒。饭桌上，她给我夹了好几块羊肉，自己却没吃多少，一直看着我，好像怎么都看不够。窗外传来远处清真寺昏礼的宣礼声，悠长而辽远。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那种甜腻腻的果酒，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糟。

那个周末，尤尼斯第一次被社区工作人员陪同着送到了家里。他比上次来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也胆大了一点，不再总躲在法蒂玛腿后面，开始敢在院子里踢那个旧皮球了。法蒂玛教他踢，他踢得歪歪扭扭，她笑得前仰后合。我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抽烟，看着他们母子俩在傍晚的金色阳光里闹腾。

日子就这么往前走。她前夫那边，因为有了社区的介入，虽然还时不时有些小摩擦，但总算没再闹出大风浪。抚养费按规矩给，周末孩子过来，他都按时送来，虽然从不进门。法蒂玛脸上的笑，渐渐多了起来，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有了底气的笑。

我也慢慢习惯了周末的院子里多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吃我买的炸糕，喝我冲的奶粉，用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喊着“妈妈”，满院子跑。有时候，他会把皮球踢到我脚边，然后停下来，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看着我，像是在等我传给他。我弯腰捡起来，轻轻踢回去，他就欢呼一声，跑过去继续踢。法蒂玛在厨房里做饭，闻到饭菜香，透过窗户看着我们，脸上带着笑，什么也不说。

我心里头那块一直压着的大石头，好像被时间磨去了一些棱角，虽然还在那儿，但已经没那么硌人了。我依然会想起老刘说的话，依然会担心以后尤尼斯上学、长大的事，依然会为每个月多出来的开销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前夫家的小麻烦而心烦。但我看着法蒂玛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样子，看着她把尤尼斯脱下来的小外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边，看着她早晨起来在窗台上给那几盆小红花浇水，心里头某个地方，开始变得柔软。

我知道，我做了选择。这个选择，谈不上多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里面有妥协，有忍耐，有对一个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的接纳，有对一段永远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默认。这就是我的日子，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打工的河南老光棍，娶了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当地女人的日子。没什么惊天动地，也没什么浪漫可言，就是一天一天的，柴米油盐，磕磕绊绊，偶尔有点暖和气儿。

夜深了。法蒂玛和尤尼斯都睡了。孩子今天玩累了，睡得很沉。我从床上轻轻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阿尔及尔的夜风又灌进来，带着远处海港的味道。我看着外面稀疏的灯火，想着老家县城的街道，想着我妈做的面条，想着前妻和儿子模糊的面孔。那些过去的生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越来越远了。

我身后，法蒂玛翻了个身，嘴里含糊地说了句梦话，大概是阿拉伯语。我回过头，借着窗外的微光，看见她侧躺的轮廓，一只手搭在床边的地上，尤尼斯的小手就攥着她的指尖。母子俩在黑暗里，睡得安稳。

我轻轻把窗户关上，躺回床上。听着他们均匀的呼吸声，闭上了眼睛。明天还得早起上班，还得对着一堆钢筋水泥。下个月工资到账，得给国内打钱，也得留出这边的开销。周末，尤尼斯可能还会来，我得提前买点面包和果汁放在家里。

这日子，就这么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