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那么多地方，我很少对一个地方产生那种“生理性排斥”之后又夹杂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情绪。特拉维夫，算一个。
我同学陈默在那待了快两年了。上个月他跟我视频，镜头扫过他那个所谓的“公寓”——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迷你冰箱，人站进去连转身都得小心翼翼。他跟我说，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一个月房租快八千块人民币。
他工资七成以上全填进去了。
我听完半天没接上话。八千块啊，哥们儿，你在国内随便哪个新一线城市，三千块能租个带阳台的Loft了吧。
但他就是不走。死活不走。
我问他图啥，他隔着屏幕冲我笑，说你不懂。特拉维夫这地方有毒。
我心想我是不懂。搞半天你是在以色列修仙呢？一个月累死累活，工资卡还没焐热就转给房东了，这跟打工给房东还房贷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自己去了一趟，在那晃了半个月，好像又明白了一点，又好像更糊涂了。
落地本古里安机场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兴奋的。毕竟网上那些照片拍得确实漂亮，地中海蓝得不像话，白城那些包豪斯建筑看着也高级。
出了机场那股热浪裹着柴油味儿拍在脸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说呢，那种味儿就像你站在一辆刚熄火的拖拉机后面，混合着路面上被晒化的沥青和不知哪儿飘来的烤肉焦糊味，直冲天灵盖。我拖着箱子找去市区的火车，站台上人挤人，空气里全是汗味儿和一种我说不上来的香水味，闷得人头晕。
刚下飞机就想买返程机票？那倒不至于，但“这地方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
陈默下班后接的我。半年没见，瘦了，但精神头还行。他租的那地方在南边，离海边走路大概十五分钟。
我进了他那屋，第一感觉就是小，第二感觉是潮。床单摸上去有一种黏腻的凉意，特拉维夫靠海，湿气大，他这老房子通风又不行，待久了浑身不舒坦。
他跟我说，就这，还是他运气好抢到的。特拉维夫市中心的房租，这两年涨得离谱。一套十几平米的小单间，动辄五六千谢克尔，折合人民币快上万了。
你要是想稍微宽敞点，带个独立厨房卫生间的，那价格直接奔着两万去了。德意志银行有个报告说，这地方的物价已经超过纽约和伦敦了，一份巨无霸套餐能干到二十美元，全球最贵。
我听完就一个感觉：离谱。这地方是镶金边了还是怎么着？
他做饭，我在旁边打下手，其实就是站着看他忙活，因为厨房太小，两个人根本转不开。抽油烟机是坏的，窗户一开，外面摩托车改装过的排气管轰鸣声跟炸雷似的灌进来。他扯着嗓子喊：“周末更吵，那些小年轻半夜不睡觉，就在楼下轰油门，心脏不好的真受不了。”
我们俩就着两瓶当地啤酒，吃了顿简陋的晚饭。窗外对面那栋楼的窗户紧挨着我们，能清楚看见里面那家人开着电视，画面一闪一闪的。楼挨着楼，窗户对着窗户，你在屋里咳嗽一声，隔壁都能听见。
没法子，地盘就那么大。
第二天陈默上班，我自己出门瞎逛。特拉维夫不大，靠脚就能走完大半。白城那片确实好看，但怎么说呢，好看得很“表面”。
你往旁边那些小巷子里一拐，立刻就现原形了。电线跟海胆似的炸开，一坨一坨地缠在电线杆顶上，垂得低的地方离地面也就半米，风一吹晃晃荡荡的，感觉随时会掉下来。
墙上全是涂鸦，有些画得确实有想法，但更多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喷漆，跟皮肤病似的。空调外机锈迹斑斑，往外滴着水，人行道上一块一块的水渍。
我走到卡梅尔市场，那叫一个热闹。但热闹归热闹，地上全是烂菜叶子、果皮和踩扁的纸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水果腐烂的甜腻味儿和鱼腥味儿混在一起的味道。卖鹰嘴豆泥的摊主挥舞着大勺子冲你喊“阿哈兰”，听多了就觉得像念经。
我买了一杯鲜榨石榴汁，二十谢克尔，折合人民币四十多块。甜是真甜，但也贵得肉疼。
网上有帖子说，“以色列物价高得离谱，一个炸丸子饼四五十块，随便吃盘沙拉就奔一百多去了”。
我当时还觉得夸张，自己体验了一把才发现，人家说保守了。你在路边买个类似肉夹馍的东西，里面夹点烤肉和蔬菜，五十块人民币打底。想坐下来正经吃顿饭？
没个一两百根本出不来。超市里大蒜一公斤六十块人民币，我拿起又放下了，心想这玩意儿是镶金边了吗？
就这种生存难度，陈默那些同事，一个个还都活得挺带劲。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一个同事，叫Avi，四十多岁，土生土长的特拉维夫人。收入在本地算中等偏上，按说日子应该过得挺滋润。但有一次我们仨在路边摊喝酒，Avi聊起他儿子刚服完兵役，想出去读大学，他正为学费和房租发愁。
我顺嘴问了一句，你们这工资听着也不低，怎么感觉手头这么紧？
Avi苦笑了一下，掰着手指头给我算：房贷、车贷、保险、孩子的教育，还有各种税。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琢磨了好久的话：“在特拉维夫，赚得多，花得更快。你看着工资单上的数字还行，到月底一算，啥也不剩。”
后来我看到一个数据，说特拉维夫的生活成本中，光是房租和基本生活开销（不含娱乐）加起来，一个人每月就得一万七千多谢克尔，差不多三万三人民币。
然后我又查了下当地平均工资，税后也就一万三谢克尔左右。
这不就是典型的收入跑不赢物价吗？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里也说了，这地方薪资涨幅看着是全球平均的三倍，但房价涨得更快，收入永远追不上房价。
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是，这特么不就是给房东打工吗？国内的年轻人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好歹房子是自己的，几十年后落一套固定资产。你这儿倒好，每个月大几千上万的钱扔出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纯粹是帮房东的游艇加油。
说到游艇，这事更魔幻。陈默跟我说，码头那边有对夫妇嫌房租太贵，直接买了艘游艇住，每月停泊费才两百多美元。
我当时以为他开玩笑。后来有一天我俩去海边遛弯，他指给我看，码头上一排游艇，其中几艘外面晾着衣服，甲板上摆着花盆，还真有人住。
我站在那看了半天，就觉得这事荒唐又合理。在这个一瓶可乐能卖到28块人民币的地方，
似乎什么扭曲的事情都能发生。住游艇比租房子便宜，这已经不是在生活了，这是在玩生存游戏。
后来我俩去雅法老城转悠。山上的风景确实好，地中海蓝得晃眼，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泼颜料。落日在海平面上烧成一片橘红色，那种美，是你拿着手机怎么拍都拍不出来的。
那一刻你会觉得，嗯，为了这景色，挨点宰好像也值了。
但等太阳一落山，现实又回来了。从老城走回他住的地方，要穿过一条很长的隧道。隧道里灯光昏暗，墙面上全是污渍，有流浪汉蜷在角落里，面前放个纸杯。
脚步声在隧道里回荡，“嗒、嗒、嗒”，每一声都敲在你心上。那种感觉就很撕裂——头顶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之一，脚下却是连路灯都照不到的阴影。
礼拜五下午，我算是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安息日”。下午三四点开始，你能明显感觉到城市在“收摊”。商店一家接一家地拉下卷帘门，路上的车越来越少，连公交车都不跑了。
那种感觉特别奇特，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被人猛地拔了电源。我跟陈默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除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他说他刚来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周末想出门买个东西都找不到地儿。后来学乖了，周四晚上必须去超市囤货，面包牛奶速食面，买够两天的量，不然周五晚上到周六，你就只能喝西北风。
我问他，你不觉得不方便吗？明明可以多赚一天的钱，非得关着门。
他想了半天，说：“刚开始觉得他们有病。后来吧，看着周五晚上他们一家人坐在阳台吃饭，桌子上点着蜡烛，安安静静的，你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不行。咱们在国内卷惯了，总觉得一天不干活就亏了。
人家觉得，停下来喘口气，比赚钱重要。”
他那语气里带着点羡慕，又带着点“这事搁我身上我还是接受不了”的拧巴。
说实话，我也挺拧巴的。一方面觉得他们这种“强制关机”的模式太反人性了，周四不囤货周末就得饿死，这叫什么生活品质？但另一方面，周五晚上路过那些亮着烛光的窗户，看见里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那种氛围确实有种说不出的静谧和神圣感。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被迫”停下来过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俩坐在他那个巴掌大的阳台上喝啤酒。说是阳台，其实就是栏杆上焊了块铁皮，勉强能放下两瓶酒。远处海滩那边有人在放音乐，隐隐约约的，听不真切。
陈默喝了口酒，突然来了一句：“你是不是一直想问，这破地方又挤又贵，我为什么还不走？”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
他指了指远处那片黑乎乎的海平面：“你看，那儿是地中海。”
然后又指了指岸边的灯光：“你看，那儿是特拉维夫。白天你觉得它乱，晚上你再看，这些光……它就是亮着。在这儿，你每天早上醒来，推开窗户，看见的跟你昨天看见的都不一样。
你昨天可能还在新闻里看到北边又跟谁干起来了，但今天太阳一出来，海滩上照样全是跑步、冲浪的人。好像天塌下来，他们该干嘛还是干嘛。”
他把最后一口酒干了：“我说不上来。可能就是一种……劲儿吧。你觉得这地方随时要完蛋，但他们自己觉得日子还得照过。
而且，说实话，在国内你拼死拼活，有时候觉得天花板就在那了。在这，虽然累，虽然钱存不下来，但好像……你伸伸手，总能摸到点什么新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没再说话，我也没接茬。
特拉维夫这地方，怎么说呢。你没法单纯地说它好，毕竟它的物价能让你怀疑人生，它的混乱和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癫狂感，分分钟让你想跑。但它又总在某个瞬间——比如安息日全城静默的那一刻，比如你在地中海日落里看见一群年轻的士兵扛着枪在海滩上打排球的时候——用一种极其粗粝的方式，给你看一点别处看不到的东西。
像陈默说的，这儿有毒。它不会让你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它逼着你去算每一分钱，去忍受那些刺鼻的味道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但你一旦习惯了这种“折腾”，好像就再也回不到那种一潭死水的安逸里去了。
这种又爱又恨，又想骂又想留的感觉，我真的从来没在其他任何地方体会过。
我走的那天，陈默送我去的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他冲我摆手，意思是不送了。我看他站在人群里，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身边全是背着枪的年轻士兵和行色匆匆的旅客。
他就那么站着，好像已经彻底成了那个混乱又喧嚣的画面里的一部分。
上了飞机，我系好安全带，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个问题：特拉维夫的房租吃掉了他七成的收入，他为什么还是不肯走？
想着想着就烦了。算了，不想了。
有些人注定要留在那些让你看不懂的地方。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