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待了20天，发现一个现实：被看出是中国人后，态度就变了

法兰克福机场的洗手间里，一个金发女人正在镜子前补妆。我从隔间出来，走到她旁边的洗手台，拧开水龙头。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嘴角那抹礼貌的微笑收了起来。她迅速把口红塞进包里，连手上的水都没擦干净，就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了出去。我愣在原地，水还在哗哗地流。我照了照镜子，镜子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国女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没化妆，嘴唇有点干。我没什么特别的。可她从我的脸上，看出了什么。

那种感觉，像被人用指甲轻轻掐了一下，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儿。

我叫孙敏，今年四十二岁，在鲁西南一个地级市的中学教英语。我教了快二十年英语，课堂上跟学生讲伦敦腔跟纽约腔的区别，讲英美文化里的礼貌用语，讲怎么用英语跟外国人打交道。可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出过国。今年暑假，学校有个去德国友好学校交流的项目，带队老师临时病了，校长问我能不能顶上去。我说我英语没问题，可我没出过国。校长说，正好，去见识见识。

我回家跟丈夫说了这事，他第一反应是不同意。他说你一个人跑那么远，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我说是跟团，有领队，有当地接待。他说那也得花不少钱吧。我说学校出一部分，自己掏一部分，不多。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抽了半根，忽然问，你那些学生，都是多大的？我说初中生，十三四岁。他把烟掐了，说，去吧，注意安全。

我没想到，这趟德国之行，让我记住的，不是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也不是什么美丽的风景。而是一个让我心里堵了很久、又慢慢化开的发现。

到德国的头几天，一切都新鲜。学校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镇上人口不到两万，街道干净得像刚用水洗过，房子是那种红顶白墙的德式小楼，家家户户窗台上摆着花。我们住的旅馆就在镇中心，推开窗能看见一座教堂的尖顶，钟声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响。

头几天我跟当地人打交道，感觉挺好。超市收银员会冲我笑，面包店的老太太会跟我说早上好，学校的老师带我们参观，热情地介绍这介绍那。我那时候觉得，德国人挺友善的，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冷冰冰。

可这种感觉，没维持太久。

大概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我跟同行的另一个老师去镇上的露天市场买水果。那个摊主是个中年男人，红脸膛，络腮胡子，看见我们走过来，用德语说了句什么，我猜是问要买什么。我说英语，我要一公斤苹果。他看着我，脸上的笑淡了一些，但还是给我称了苹果。我掏钱的时候，旁边来了个老太太，用德语跟他说了句话，两个人聊了几句，摊主笑得特别开心。我递钱过去，他接过去找了零，没再说一句话。我拿了苹果转身走，听见他在背后跟那个老太太说了句什么，老太太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说不上来，就是不太舒服。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觉得可能就是语言不通，人家跟熟人聊天，跟我没什么好聊的，正常。

后来这种事多了，我就慢慢品出味儿来了。

去面包店买面包，前面排队的是个白人姑娘，收银员跟她有说有笑，轮到我，收银员脸上的笑收了一半，问我要什么，我说了，她拿了面包递过来，收了钱，说谢谢，再见。整个过程挑不出毛病，可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后来我仔细观察了几次，发现她对每个白人顾客都多聊两句，什么今天天气真好、这个新出的面包不错、你孩子最近怎么样。轮到亚洲面孔，就是机械地收钱递东西。没什么可指摘的，可那种区别，你感受得到。

再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更微妙的东西。当他们以为我是日本人的时候，态度会好一些。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旁边坐了个德国老头，闲着没事跟我搭话。他先用德语问，我没听懂，他换成英语，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中国。他哦了一声，然后问我，北京还是上海。我说山东，一个离北京不远的地方。他没再说话，转头看窗外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不会。他有点失望，说，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我说为什么。他说，日本人比较安静。我没接话。他也没再说。

还有一次在商店里，我看一个包，店员过来介绍，很热情，用英语跟我说这个包是意大利皮子，手工制作，多少钱。我犹豫了一下，说再看看。她脸上的笑还在，但眼神变了。后来我听见她用德语跟另一个店员说了句话，我没全听懂，但听清了一个词：China。那个店员看了我一眼，两个人交换了一个表情。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跟在国内的时候，看见什么人、听到什么事，跟旁边人交换的那种表情，一模一样。

我跟同行的老师说起这事，她比我年轻，英语没我好，但性格比我泼辣。她说她也感觉到了。她说有一天她在街上问路，问了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先是很热情地指路，还拿出手机给她看地图。后来问她从哪来的，她说中国。那个女人脸上的笑就没了，把手机收起来，指了个大概方向，说了句那边，就走了。

我们俩坐在旅馆房间里，越说越觉得不是滋味。不是生气，是一种说不清的憋闷。你没有被人骂，没有被人赶，没有被人当面歧视。你只是被区别对待了。那种区别很小，小到你可以忽略，可它一直在那儿，像鞋里一粒沙子，不硌脚，但你知道它在那儿。

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想了很多。

那天下午，我跟几个学生去镇上的书店。学生们在里面翻漫画书，我在外面等。书店门口有个长椅，我坐下来歇脚。旁边坐着一个德国老人，头发花白，穿着件旧毛衣，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看。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用英语问我，你是游客？我说是，从中国来。他放下报纸，看着我，说，中国来的啊。我说是。他说，我去过中国。

我有点意外。他接着说，年轻的时候，大概三十多年前，他跟着一个商务团去过北京和上海。他说那会儿中国还很穷，街上没什么汽车，大家都骑自行车。他说他记得北京的胡同，记得上海的外滩，记得一个饭店里的服务员小姑娘，特别害羞，他夸她漂亮，她脸红了半天。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笑，那种回忆美好的东西时才会有的笑。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愣了很久。他说，那时候中国人看见我们，很热情，很友好。现在不一样了。

我问他，现在怎么不一样了。他说，现在中国人有钱了，来德国旅游的多了，买名牌包，买手表，住高级酒店。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讽刺，也不是夸赞。就是陈述事实。可那个事实里，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好像在他的记忆里，中国人是那个害羞的、贫穷的、需要帮助的模样。现在中国人变了，他有点不适应。或者说，他不太确定该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人。

我问他，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就是觉得不一样了。他的语气很诚实，没有恶意。可正是这种诚实的不知道，让我觉得比恶意还难受。恶意你可以反击，可不知道，你连反击的对象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外国人。八十年代，看见一个外国人，围着他看，觉得稀罕。九十年代，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教书、旅游，我们觉得他们有钱、有见识。两千年以后，中国人富起来了，出国的多了，看见外国人也不稀奇了。可骨子里，还是觉得外国人比我们高一等。学校里教英语，讲究的是纯正口音，教的是英美文化，好像学会了英语、懂了英美文化，就离文明更近了一步。

可我在德国这十几天，看到的不是这样。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国人在变，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可这种变化里，有一种东西没跟上。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互相之间的想象和期待。他们记忆里的中国，还是那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国。而我们眼里的外国，还是那个比我们先进的外国。两边都在用旧眼光看对方，碰在一起，就生出了那些微妙的不舒服。

第十天，我们去了一所德国中学听课。那所学校跟我们学校是友好学校，交流了五六年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施密特的女老师，四十多岁，教英语和德语。她带我们参观校园，看学生上课，中午在食堂吃饭。她人很直爽，说话不绕弯子。

吃饭的时候，她坐我对面，问我，孙老师，你来德国这些天，有什么感受。我说挺好，学校很漂亮，学生很守规矩。她笑了笑，说，别说客套话。我看你好像有心事。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这么直接。我想了想，把在市场上、在火车上、在商店里遇到的那些事跟她说了。我说得尽量客观，没带情绪。可说完之后，她沉默了。

她放下刀叉，看着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孙老师，我跟你道歉。

我愣住了。我说，你道什么歉，又不是你。她说，我知道不是我。可我是德国人。我替我的同胞向你道歉。她说，德国人不是坏人，但德国人有时候很笨。我们不太会跟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习惯了跟和我们一样的人待在一起。看见不一样的人，第一反应是防备。可这不是借口。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学校里，也有中国学生。他们成绩很好，很用功，可他们不跟德国学生一起玩。德国学生也不主动跟他们玩。两边都觉得对方有问题，可谁都不说。

她说，你说的那些事，我听了很难受。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的。可我没办法替所有人改变。我只能从我做起。她端起水杯，说，以后我碰到中国来的客人，我会多笑一笑，多问一句你从哪里来，多跟他们聊两句。也许没什么用，可总比不做强。

那天下午，施密特老师带我们去看她负责的一个项目。项目是让德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结对子，互相教对方语言。我跟着听了一节课，教室里坐了十几个孩子，有德国人，有土耳其人，有波兰人，还有两个中国孩子。那两个中国孩子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施密特老师走过去，拍拍他们的肩膀，跟他们说了句什么，两个孩子抬起头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她叫了一个德国男孩过来，让他跟中国孩子坐一起。那个男孩有点腼腆，但坐过去了，拿出了课本，磕磕绊绊地教那个中国孩子说德语。中国孩子学得很认真，发音不准，德国男孩笑了，纠正他，两个人慢慢聊起来了。下课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中国孩子脸上有了点笑模样，没有刚才那么拘谨了。

施密特老师跟我说，你看，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有人先迈一步，后面的人就跟上来了。

在德国的最后几天，我换了个心态。我不再等着别人来定义我，我先去定义我自己。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就大大方方说，中国，山东。有人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不会，我说中文和英文。如果有人态度变了，我不再往心里去。我告诉自己，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改变不了别人的偏见，但我可以不因为别人的偏见而看低自己。

回国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德国商人，去北京谈生意。他主动跟我聊天，问我中国现在发展怎么样。我说很好。他问，好到什么程度。我说，好到你们德国人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说得对。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云层。二十天的德国之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学会了几句德语，看了几座教堂，吃了好几顿香肠和酸菜。可真正让我记住的，是那些微妙的眼神，那些细小的差别，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瞬间。那些瞬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背后有历史，有文化，有政治，有经济，有太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你改变不了那些大东西，可你能改变你自己。你可以不卑不亢，可以落落大方，可以既不讨好也不对抗。你可以让那些愿意了解你的人，多了解你一点。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你的人，你也不用浪费力气。

回到学校之后，我继续教英语。课堂上，我还是讲伦敦腔跟纽约腔的区别，讲英美文化里的礼貌用语。可我也开始讲别的东西。我讲我去德国看到的东西，讲那些微妙的眼神，讲施密特老师的话。我告诉学生，学英语不是为了变得像外国人，是为了能够跟外国人平等地对话。你不用觉得自己比他们低一等，也不用觉得自己比他们高一等。你就是一个中国人，说着一口带着山东口音的英语，站在他们面前，不卑不亢。

有个学生问我，老师，那他们要是还是态度不好怎么办。我说，那是他们的损失。他们错过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而你没有错过，因为你没有因为他们态度不好，就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

那个学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现在还不完全明白，可没关系。有些事，得自己走出去，自己碰一碰，才能真的明白。就像我一样。我在德国待了二十天，发现被看出是中国人后，态度就变了。可我更发现，变了的是他们的态度，没变的是我自己的根。我走到哪里，都是那个来自山东小城的孙敏。我的皮肤是黄的，我的母语是中文，我的家在东方。这没什么需要遮掩的。相反，这让我知道，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会因为我被谁看了一眼就变少一块。它一直在那儿，稳稳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