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暮春，京师街巷里的槐花正落得纷纷扬扬。殿试放榜那日，来自蜀中
温江的贡士黄元吉
站在人群里，抬眼望见自己的名列三甲第四，近二十年艰辛的科举之路，此刻终于到达终点，拂去紧张与疲惫，脸上泛起一丝喜悦。
同榜之中，有福建侯官人曹学佺，他博览经史、才华横溢；有各省的才俊，个个指点江山、意气风发。
正在贡士们欢喜雀跃之际，黄元吉从人群中抽身出来，冷眼旁观众人互相道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温江人日后留给历史的，并非政坛上的风雷激荡，而是
一纸辞官的奏疏、一碗亲手煎的汤药，以及温江长安桥头那轮数百年来依然皎洁的月亮。
至纯至孝，奉养母亲
黄元吉，字敬夫，号念玉，温江人。黄家世代耕读传家，曾祖黄甲联曾中秀才，父亲黄自然虽没取得像样的功名，但在省城布政司衙门做吏员，颇有些见识。黄自然十分重视儿子的学习，延请名师任教。因此，黄元吉的学问大进，在十里八乡颇有声名。他精研《诗经》，常在竹林里诵念“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乡人远远听见，都说黄家要出个举人。果然，
万历十三年，他中举；十年之后，金榜题名
。
黄元吉被朝廷
授职中书舍人
。这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整日在内阁誊写诏敕，离天子不过几步之遥。衙署里来往的皆是朝中显宦，公文案牍堆积如山，同僚们个个摩拳擦掌，盘算着何时能外放做个巡按御史，或是挤进六部司官的序列。但黄元吉却常常在值守的间隙，望着窗外京城的飞檐出神。他想的是温江宅院中那棵老槐树，此刻该是枝叶蓁蓁了；想的是在故乡重病缠身的父亲，没有看到他的显贵而撒手人寰；想的是母亲因操劳而变形的关节，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
《礼记·曲礼》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还在故乡时，黄元吉看到父亲饱受病痛折磨，汤药难进，便日夜守在父亲床前，亲自煎药、尝药，每喂一勺，都要先用嘴唇试温。夜深人静，父亲昏昏睡去，他便跪在院中青石板上，向天祷告：“愿减己寿，以延父年。”月光将他瘦削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斑驳的粉墙上，像一尊无声的雕像。这大约就是中国古训里“侍疾”二字的分量。
然而天命难违，父亲终究还是走了。
他在京城做官，便将母亲朱氏接到京里奉养。可老人在蜀中住惯了，受不了北地的风沙与酷寒，更听不懂京畿的方言，终日闷闷不乐，食欲日减。母亲素来有疾，随儿子客居异地，因水土不服，病情一天天加重。黄元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那一夜，他在灯下枯坐良久，案头是明日要呈送的内阁文书，笔砚旁却摊着一幅旧年画师为全家绘的小像——画上父亲端坐，母亲含笑，他侍立一旁，一家人身后是川西坝子的远山近水。
▲图片来源：AI生成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自己从温江宦游到了京城，这“方”是有了——官位、前程、光宗耀祖的期许——但母亲的不乐，却实实在在摆在那里。在黄元吉心中，儒学从来不是教人死守教条的学问，孟子说“事亲为大”，又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一个“得”字，说的何尝不是父母心里的熨帖与安适？若母亲在京城度日如年，他这个做儿子的，即便官居一品，又与禽兽何异？
天蒙蒙亮时，他研墨铺纸，写下了乞归奏章。
同僚闻讯皆来相劝：“阁下正值壮年，前程远大，岂可因私废公？”黄元吉只是摇头，将官印轻轻搁在案上，只说了句：“忠孝难两全，然母老矣，不能再等。”他辞官的那日，京城正是个秋雨潇潇的天气。多年以后，曹学佺在成都的官署里与友人夜话时，还会提起这位同科进士当年的决绝——雨中南去的马蹄声，仿佛至今还响在京城大街的青石板上。
那一年，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只在京里做了四年官，便毅然决然选择归乡奉养母亲。
▲图片来源：AI生成
回到温江，已是来年春暖。他便如一只倦飞的鸟，终于落回了旧巢。此后岁月，他角巾布衣，晨昏定省，陪母亲说话、做饭、在院子里种菜。《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黄元吉在母亲面前，大约就是这副模样。
关怀子弟，报答师恩
黄家传到黄自然，娶方氏，只生了黄元臣、元吉两个儿子。兄弟俩从小到大形影不离、感情甚笃。兄长黄元臣去世得早，留下一双孤侄，他视如己出，他们的婚嫁丧葬俱一手操办，从不假手于人。黄元吉对兄长遗孤的那份爱，不止于吃饱穿暖，而是真真切切地将他们的前程与悲欢都担在了肩上。族中子弟无人教读，他又腾出自家屋子设了书塾，晨钟暮鼓般领着孩子们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最让乡人动容的，是他对业师蔡尚芳的报答。
蔡萼，字尚芳，温江人，岁贡，嘉靖三十年曾任睢宁县学训导，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一直在故乡以授课教学为业。他一生清贫，虽教书育人几十年，身后竟无子嗣，坟茔荒落，祭扫无人。黄元吉听说后，默默捐出自己多年积攒的俸金，购置了八亩祭田，交给蔡先生的女婿打理，叮嘱道：“田租所得，永为先生春秋两祭之用。”
古人讲“天地君亲师”，师道之尊，位列五常。但口头尊师易，身后护师难。黄元吉做的是“永血食”的事——他要让恩师的香火，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已不是寻常的感恩，而是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对“师道”二字的终极践行。
乡里长者听闻此事，拄着拐杖找到黄家，颤巍巍地说：“元吉，你这份心，蔡先生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黄元吉只是躬身作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过是尽了本分罢了。”
月照新桥，功铭蜀水
辞官归里的日子久了，原可以就此隐入田间，再不问世事。但黄元吉终究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胸中，总装着一方水土的安危冷暖。
那年春日，温江城东半里的东关渡木桥又塌了。这条渡口是连接县城与成都的要道，每逢雨季，河水暴涨，渡船常有倾覆，临时搭建的木桥也是摇摇欲坠。当时，温江著名士绅、赋闲在家的湖广按察使梁祖龄决意改建石桥。工程耗资巨大，梁祖龄多方筹措，亲督工匠，历时经年，终于建成了一座宏伟的石拱廊桥，取名“长安桥”。落成之日，梁祖龄邀地方士绅观礼，黄元吉也在其中。
▲《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温江县图局部），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图上河流即江安河，有长安桥 图片来源：由作者提供
黄元吉站在桥上，看鱼凫古国的河水滔滔东去，两岸百姓扶老携幼，欢呼雀跃，心中感慨万千。
说来也奇，黄元吉一生最不愿做的事，便是为权贵唱赞歌。他在朝中数年，鲜有去写颂圣的应制诗文，也从不与那些靠谄媚起家的同僚为伍。但此刻，面对这座桥，他却毫不犹豫地铺开了宣纸。因为梁祖龄修桥，花的不是国库的银子，是他自己的俸禄；求的不是朝廷的嘉奖，是两岸百姓的平安。这样的“功”，他愿意颂。这样的“德”，他愿意歌。
他想到万历十三年到成都府赴举时，在东关渡坐船的情形。木船上挤满了人，面对激荡的流水，船工们吃力的划桨。或许他也想到了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四次从故乡出发赶往京城，在新开江上嘎吱作响、摇摇欲坠的木桥让行人们心惊胆战。而今一座宏伟的石砌廊桥耸立在河面上，往来行人得便，怎能不使人心潮澎湃？
他提笔写下了两首五律——
虹跨鱼凫水，云开玉女台。
凭栏江涌去，仰头鹭飞来。
民享景泉惠，国膺栋梁才。
至今桥上月，犹照故人回。
他特意将梁祖龄的号“景泉”嵌入诗中，既记其功，亦存其德。“凭栏江涌去，仰头鹭飞来”，写在桥上欣赏美景，从原先提心吊胆过渡、过桥，到现在怡然自得在桥上观澜赏鹭，用心情的变化反衬建桥的功绩。
第二首更是直抒胸臆：
飞椽东关渡，功铭蜀道傍。
长安花溅泪，玉殿步含霜。
举路桥头始，科名里中扬。
惟怀仁孝念，天阔任飞翔。
“长安花溅泪”一句，化用杜甫诗句，暗含了多少对官场的冷眼观照；“玉殿步含霜”七字，又道尽了多少仕途的寒意。但他不曾有一句怨怼，只将这一切轻轻放下，转而将目光投向桥头——“举路桥头始，科名里中扬”，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津梁，更是桑梓科举文运的象征，是后辈子弟走向远方的起点。
▲上世纪初叶的温江长安桥 图片来源：由作者提供
而归根结底，一切事业的根本，不过是“惟怀仁孝念”五个字——
孝于亲，仁于民，这便是他黄元吉一生所信的学问
，也是他对这座桥最深的期许。
江楼饯别，十年梦醒
黄元吉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他极少再与官场往来，偶有过境的旧友寻访，便以茶酒相待，叙几句别情。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同年进士曹学佺到四川任职，次年的秋天，还专程到温江探望。
曹学佺，福建福州府侯官县人，字能始，一字尊生，号石仓居士，明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藏书家。黄元吉陪同曹学佺去了温江哪些地方，不得而知。但好友重逢，说起当年京城的旧事，不禁相对唏嘘。思绪回到万历二十三年，他俩一同参加会试、殿试，待传胪唱名后，才知道一个名列二甲，一个三甲前茅。礼部大堂里设下恩荣宴，席上凤鸭、甘露饼、羊肉、煠鱼、牛肉饭、果盘、美酒一应俱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天子门生”，跋涉千山万水，在京城里参加此等国宴，那种喜悦与兴奋、荣耀与自豪可想而知。
▲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曹学佺、黄元吉在同一榜上 图片来源：由作者提供
之后，黄元吉在都察院观政，而曹学佺在吏部观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春天，曹学佺授户部主事，而黄元吉已经在京任中书舍人一年多。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两人先后离京。曹学佺赴任南京大理寺左寺正，而黄元吉辞官回到故乡。
温江鸣江楼上，黄元吉设宴为曹学佺践行，作了《鸣江楼饯别曹能始同年》：
神京别宴后，鸡鹤各分飞。
建邺司棘去，锦城还笏归。
须怜乡里苦，不病守官微。
浇醒十年梦，起程待日晞。
所谓“神京别宴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俩曾在京城相聚，之后便各奔东西。到重逢于温江，整整阔别十一年。十一年里，一个“建邺司棘去”，左迁南京大理寺，游历江南、闽中各地，万历三十七年显擢为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历经宦海浮沉；一个“锦城还笏归”，归隐田园，奉养母亲，不问世事。两种人生旅途，各有精彩。
他俩可能还谈起离别十年间师长、友人的升沉聚散。这些京中旧闻，像江上秋风，一阵阵吹过鸣江楼头，说的人唏嘘，听的人也沉默。曹学佺说起宦途辗转，眉间不免有风尘之色；黄元吉只是替他斟满一盏酒，望着楼外田埂上荷锄而归的农人，缓缓道：“能始兄，你我读书一场，所求者何？不过让这些百姓能安生过个日子罢了。你在省里任职，多关心百姓的疾苦。而我长居乡梓，能教好几个孩子，能劝一架邻里纠纷，能给修桥铺路的人鼓个掌——也算不负这读书人的名分。”
曹学佺望着这位同科老友，忽觉十年之梦，仿佛被这一席乡音轻轻浇醒。他明白，黄元吉当年挂冠，固然是为奉养母亲，也何尝不是为自己寻一条安顿本心的路。他不愿在浮沉中失了读书人的分寸，便回到生养他的乡土，把日子过成一种踏实的守望。至于朝中旧事，说来如浮云过眼；对黄元吉而言，眼前是母亲的药炉、族中子弟的书声、长安桥下的流水。一个读书人，未必都要在朝堂上建功；把仁孝二字落在日常，也是一种立身。
黄元吉最终在温江乡间安静地终老，卒年已不可考。他一生没有留下宏篇巨著，仅有寥寥四首诗作存世；他没有显赫的官衔，最高不过中书舍人；他的事迹在《明史》上无一字记载，只在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
中留下百余字的小传。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二十一有黄元吉传记 图片来源：由作者提供
但这百余字，却写尽了一个中国读书人最核心的品格——
孝于亲，悌于兄，义于师，仁于乡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黄元吉的“治国平天下”，不在朝堂之上，而在温江的田垄之间，在母亲的病榻之前，在恩师的祭田之畔，在长安桥的诗句之中。他用一生践行了《孝经》里那句最朴素也最深远的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他的“立身”，不是高官厚禄，不是名垂青史，而是堂堂正正地活过、爱过、守护过。
数百年后，柳城上空依旧还是旧时那个月亮。长安桥头，江水依旧东流，鹭鸟依旧飞来。或许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你漫步桥畔，会恍然听见一个温润的声音，从时光深处传来——
“至今桥上月，犹照故人回。”
那个“故人”，便是黄元吉。他始终不曾离开。因为他用一生证明，一个读书人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他站得多高，而在于他守住的东西，是否配得上头顶的明月与脚下的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