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再返成昆线

2026-09-14 18:37 旅游攻略 2 0

引子

电影《冈仁波齐》中有一段可以封神的结束语——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正确的，神山圣湖不是终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也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都不重要。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起了成昆线。想起了那些被岁月冲刷却从未褪色的枕木，想起了那些长眠在大山深处的年轻面孔。他们用一生走完了一条路，路的尽头是哪里，也许他们从未想过。他们只是走着，一锤一锤地走着，一代一代地走着。

去年的十月，我们铁道兵47团的子弟重走了成昆铁路的吴金段。我写了一篇文章——《寻踪·父辈的铁路——成昆线纪行》。那一次，我们从乐山出发，沿着当年父辈的足迹，走了135公里。

今年九月，应北京国立军之邀，我们47、48团的部分子弟与老铁道兵战友再次集结，重返成昆铁路西昌区间的礼米段。这是一条父辈的铁路，也是父辈的荣耀，更是我们的童年。

一、转战

1966年，父辈们在修完成昆铁路乐山区间吴金段135.542公里后，没有片刻停歇，立刻转战西昌。

那一年，我三岁。

1966年10月至11月，奉西工指指示，铁十师全师从乐山市移防西昌市礼（州）米（易）段。正线150.16公里，站线42.09公里。师机关驻西昌民族干校，49团机关驻西昌农校，50团机关驻黄联关，47团机关驻德昌小高，46团机关驻德昌永郎，8团机关驻德昌县城，48团机关驻米易县弯丘。在礼米段施工中，部队主力除一期的6个团，另有铁八师四十团、铁道兵独立机械团4个连队、西昌地区组建的6个民工大队1.5万余人，共计约5.5万人。

师部按“由北向南，形成拳头，瞻前顾后，统筹兼顾，主次分明，忙而不乱，突破重点”的原则施工。这些工整的词汇背后，是每一天的生死，每一夜的坚守。

1966年7月22日，为保障部队主力按时进驻新区，师部令47团先遣部队抢修安宁河小高索桥，全长94米。该团三营三个连队官兵奋战39天，于8月底建成通车。

39天，一座桥。在那个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靠的是肩膀、脊背和一双手。

同年12月6日，奉师部命令，47团在大村隧道进口明洞和新房子隧道出口明洞外修建挡墙，首次采用浆砌大卵石施工并取得成功。那是属于47团的荣光，也是父辈们智慧的结晶。

然而，荣耀之下，是沉甸甸的数字——

礼米段施工中，发生各类责任事故634起，伤661人、亡90人。其中工程事故326起，伤330人、亡39人。

在参加成昆线施工的5年中，铁十师共建成铁路正线285.7公里，隧道89座、49414.8延长米，桥258座、21586.09延长米，涵渠659座、12763.9横延米，站线42.09公里，完成土石方2083.82万立方米，车站17座。

五年中，铁十师共发生工程事故1286起，伤1312人，110人为成昆铁路献出了生命。

110个名字，110个家庭，110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我曾在德昌县城的一个旧档案室里，翻到过一份泛黄的花名册。那些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格子纸上，一笔一划，像是某种庄严的承诺。他们中最年轻的，只有十九岁。

二、关怀

成昆铁路的建设，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心。

成昆铁路依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的指示精神开展施工。

1965年11月20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乘专列到达九里车站。师政委徐冰奉命陪同邓小平一行乘汽车去官村坝隧道视察。离去后，吕正操政委在九里师机关检查了成昆线沙金段施工进展情况，对十师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6年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和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在副师长段金城、后勤副部长张新生陪同下，视察了十师承建的海满隧道。

那一天，彭德怀元帅对陪同的十师干部说——“当干部的，时时处处要把战士放在心上，爱护他们胜过爱护自己，这样的部队才会出战斗力。”

他转身对洞内施工的战士说——“你们称得起开山的尖兵，穿山的猛虎。等山洞打通了，火车开来了，我坐着上北京，在毛主席面前给你们请功。”

在王村大桥工地，彭德怀元帅看到一位女技术员，他停下脚步，对段金城副师长说：“铁道兵是一个技术兵种，需要更多的有知识、有技术的专门人才。”他再三叮嘱：“技术干部是部队的宝贵财富，你们当领导的一定要关照他们，重用他们。”

这些话，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然滚烫。

196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向铁道兵传达了中央关于“成昆铁路1970年7月1日通车”的指示。那是一个死命令，也是一份巨大的信任。

三、接轨

1970年，成昆铁路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1970年5月25日，成昆铁路提前5天铺轨到礼州。6月3日，中共中央向成昆铁路建设者们发来贺电。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在铁十师施工管区礼州车站接轨。那一天，西昌沸腾了。

通车典礼在西昌火车站旁的袁家山一带举行。西昌地区群众、四川云南两省及成都昆明两市各族人民代表、施工的铁十师部队，共计十万余人。从西昌市区到会场，公路两边每隔3米就有一名解放军战士执勤。

早上7点，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由西昌地区革委会主任杜林主持。中央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吴法宪讲话，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到会群众问好，并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的贺电。

随后，铁道兵政委宋维栻、司令员刘贤权等领导和代表先后讲话。大会还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接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通车仪式正式开始。两列披红挂彩的客车分别从成都和昆明两个方向缓慢开来。刘贤权、宋维栻、张国华、鲁瑞林等领导走下主席台，来到接轨的地方剪彩。

剪彩后，两列火车上的司机互赠纪念品，握手致意。那一刻，七年的奋战、七年的汗水、七年的鲜血，凝结成两条平行的钢轨，从成都一直延伸到昆明。

中央代表团首长坐上向昆明方向的列车，前去参加在渡口举行的攀枝花出铁庆典。

1971年1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交付国家使用。

从此，天堑变通途。

四、德昌

我家自1964年12月从北京良乡随部队移防四川峨眉县，从此便与这条铁路紧紧绑在了一起。

1968年2月，因父亲在德昌支左，任革委会副主任，我们从峨眉县搬到德昌，住在公安局里。

那时的德昌县公安局，是一座夯土青砖围成的封闭式大院。朝南设实木大门，带门卫登记室。进大门有一个院子，两边有几间房子，门卫和食堂在此。院里有一个大平台，平台周围都是房子，机要室等办公室都在这儿。那个大平台是开大会和放电影的地方，我家就住大平台上后侧的一间房子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安局后边那个小门。推门出去，就是一个水库和看守所。水库边上长满了野草，夏天的傍晚，有蜻蜓在飞。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德昌就是我的全世界。

童年的我就在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看着穿制服的大人们进进出出。那时候不懂他们在忙什么，现在才明白——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德昌县城，还有那条正在一寸一寸向前延伸的成昆线。

五、出发

为了乘坐一次西昌到米易的5633次慢火车，2026年9月6日，我从家中出发，于当日下午到达西昌。这趟从西昌到米易的慢火车，是成昆线上最古老的绿皮车之一。沿途每站都停，村民们背着背篓上上下下，鸡鸭鹅满车厢乱窜——那是成昆线最真实的样子。

然而，命运似乎另有安排。9月7日，5633次因成昆线暴雨被取消。

我没有犹豫，当即决定第二天租车自驾，从西昌一直开往米易。

第二天一早，在宫国民大哥的陪伴下，我们一个车站一个车站地找过去。现在的车站基本都在乡村小路上，导航常常失灵，只能一边问路一边走。但每一个车站，都能唤起一段回忆。西昌站、黄联关站、黄水塘站、麻栗站、黄家坝站、德昌站、小高站、乐跃站、蒲坝站、永郎站、弯丘站，顺着安宁河一一走过，站台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我和宫大哥站在站台上，听大哥辨认着当年的位置，回忆着当年的往事——这里原来是什么，那里原来是谁的连队，那棵老树还在，但树下的营房已经不在了。

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从修路的事到家里的事，从五十年前的事到眼前的事。宫大哥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很沉。他说：“这条路，咱们父辈修的，咱们小时候看着修的，现在又回来了，值了。”

7日下午，我们返回西昌，入住宾馆。一路颠簸，人困马乏，但心里是满的。

六、重逢

晚饭席间，见到了青海、北京的子弟们，又聊起了往事。

永康哥聊起父亲当年在成昆线修建沙坝隧道、住在沙坝村时，与同伴在安宁河炸鱼的故事。那时年少，什么都不怕，往河里扔一包炸药，等水花落下去，河面上漂起白花花的一片，大家跳下去抢。现在想想，都后怕。那河水有多急，石头有多滑，底下还有没有没炸开的雷管——那时候根本不想这些。年少啊，总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王英姐聊起了与我大姐在部队幼儿园的往事。那时孩子都住校，每周六中午，老师都会把洗干净的衣服放在小朋友的床头，然后集体去洗澡。下午穿上干净衣服回家。那时的幼儿园生活很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竟显得有些奢侈。王瑛姐说，那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日子。

这些细节，像一粒粒散落的珍珠，在半个世纪后被我们重新串起。当年的孩子，如今都已鬓发斑白。但说起那段时光，眼睛里的光还是一样的。

9月8日，是活动的报到日。

我们见到了几个发小。杭州的李哥及嫂子，五年没见了，握着手半天说不出话；卫东弟，当年的小跟屁虫，如今也快退休了；乐山的迟丽媛、李莉，铁二代的姐妹花，风采依旧；菏泽的刘哥，也是大老远赶来的。又见到了一些往日的兵叔和哥——梁山的岳哥，淄博的赵叔。（我们俗约1969年前入伍的，统称叔）

握手，拥抱，拍肩膀，喊外号。老兵们的手粗糙而温暖，握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有人说：“你瘦了。”有人说：“你头发少了。”有人说：“你还活着啊！”——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这一晚，参加活动的这群人在宾馆举行了晚宴和自编自导自演的晚会。歌声、笑声，把整座宾馆烘得暖融融的。

一首《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响起来，满屋子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那些坐在椅子上的、拄着拐杖的、端着酒杯的、搂着肩膀的，都张开了嘴。声音参差不齐，有的高亢，有的沙哑，有的已经只能跟着哼。但那些歌词，每一个字都唱得清清楚楚——“背上了行装扛起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唱到最后一句“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时，有人站了起来，有人举起了酒杯，有人搂住了身边的人。歌声落下去，屋子里安静了两秒，随后爆发出一阵叫好声和掌声。

掌声未落，北京的赵红站了起来，朗诵了一首诗。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极稳，像是一颗一颗的钉子，钉进每个人的心里。诗里写的什么，我没有全记住，只记得最后一句——“这条路，我们修了一辈子，也走了一辈子。”

随后，乐山的迟丽媛和李莉姐妹俩走到餐厅中间的空地上，表演了一段走秀。没有T台，没有灯光，脚下踩的还是餐厅的地毯，可两人走得有模有样，步子稳，腰板直，脸上带着笑。一位老兵看着看着，忽然说：“这丫头，像她爹。”旁边的人笑了，迟丽媛也笑了，走得更带劲了。

李莉走完秀，又打了一套太极扇。扇子是她随身带来的，一开一合，呼呼生风。动作刚柔并济，既有军人的利落，又有东方女性的柔美。收扇的时候，满屋子掌声雷动。随后老兵和军嫂都表演了节目。

最后，铁二代们共同唱了一首《难忘今宵》。她们站在老兵们面前，唱着唱着，几个老兵也加入了进来，站在她们身后，像是一堵沉默而坚实的墙。歌声落下去，没有人说话，只是彼此看着，笑着，眼眶湿着。

晚宴散了，可没有人回房间。

走廊里灯火通明。不知是谁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了，一间连着一间，像是当年部队大院里的宿舍。大家串来串去，这屋坐一会儿，那屋聊两句。笑声从各个房间传出来，有的爽朗，有的低沉，有的已经笑不动了，只是咧着嘴。

当年，也是这样的走廊。孩子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拿着木头枪，戴着纸做的军帽，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鞋子啪嗒啪嗒地响，大人的呵斥声追在后面：“别跑了！摔着！”

今天，还是这条走廊。人还是那些人，但已经不是当年的孩子了。当年跑的是孩子，今天是老人。步子慢了，背弯了，头发白了。

但那份热闹，一点没变。

七、希望

9月9日，我们来到了铁道兵希望学校。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始建于1959年的螺髻山镇中心小学。2004年，一位曾奋战在成昆铁路建设第一线的铁道兵老战士——王尔康爷爷，带着他的夫人龙阿姨走进了这所学校，从此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爱心捐助。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爷爷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铁道兵希望学校”。

我们去的那天，正值学校教师节活动。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校服，在操场上列队。见我们走进校门，他们微笑着挥手，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像大凉山上的索玛花，开得热烈而坦然。

一个孩子跑过来，仰着头问我：“爷爷，你们是铁道兵吗？”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是啊，我说：“我当过铁道兵，我的父亲也是铁道兵。”

他笑了，笑得特别灿烂：“老师给我们讲过铁道兵的故事！”

那一刻，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五十年了，成昆线还在，故事还在，孩子们还在传颂。

孩子们唱着彝族的歌曲，那旋律悠扬而苍凉，像是从大山深处长出来的。接着，他们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又唱了《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看到身边的老战友们嘴唇在颤抖，有人悄悄擦了一下眼角。

这些孩子，就是王尔康爷爷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意义。他们或许不知道成昆线有多长，不知道隧道有多黑，不知道那一代人付出了什么。但他们知道“铁道兵”三个字的分量——那是希望的代名词。

我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欢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辈们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那些长眠在大山深处的110个名字，他们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长出新的希望。

八、缅怀

1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120名铁道兵老战士及铁二代来到德昌。

三辆大巴从西昌出发，沿着安宁河谷一路向南。车窗外的山峦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半个世纪前未散的硝烟。车厢里很安静，没有人说笑，只有发动机低沉的轰鸣。老兵们穿着旧军装，胸前佩戴着纪念章；铁二代们素衣素色，大家心里都清楚，今天这一程，不是普通的参观，而是去赴一场迟到了六十年的约。

车行约一个小时，德昌县城还在晨雾中沉睡。大巴拐下公路，驶上一条通往缓坡的水泥路。路两旁，松柏渐渐多了起来，树冠在头顶合拢，清晨的光线从枝叶间漏下来，碎金般洒在地上。

德昌烈士陵园到了。

大门是水泥浇筑的，朴素而庄重，门楣上“德昌县烈士陵园”七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120人依次下车，自动列队。没有人指挥，但队伍站得整整齐齐——两个方块，右边是白发苍苍的老铁道兵，左边是铁二代和家属们。老兵们的背有些驼了，步伐也慢了，可一旦站进队列，腰板便不自觉地挺直了。

陵园正中央，是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碑身正面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碑座后上方，安葬着为成昆铁路建设在德昌牺牲的71名烈士中的56位烈士。松柏静静伫立，风穿过枝叶，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帐篷外的山风，又像是远处开山的炮声。

120人缓缓走进陵园，脚步放得很轻，生怕惊醒长眠的人。

祭奠仪式开始。国立军代表全体战友，向纪念碑敬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成昆铁路建设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袁武学主持祭奠仪式，有人闭着眼，有人望着碑上的名字，有人悄悄擦了一下眼角。随后，全体三鞠躬。没有哀乐，没有司仪，只有风穿过松柏的声音。

随后，大家走进墓区。我站在碑前，想对他们说：“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今天，我们120名铁道兵老战士和铁二代，从四面八方赶到德昌，来看你们。五十多年了，你们在这里躺了五十多年。我们老了，你们还是当年的样子。可你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成昆线上……”“你们当年修的桥，还在用。你们当年凿的隧道，火车天天跑。你们当年栽下的树，已经长得比人粗了。德昌的孩子们还在讲你们的故事，铁道兵希望学校的孩子们还在唱《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你们没有白白牺牲。这条路，跑出了西昌的今天，跑出了大凉山的未来。你们的名字，刻在碑上，也刻在我们心里。铁十师的兵，永远不散！”

祭奠结束后，大家在墓区自由瞻仰。

我看见几位上海老兵蹲在他们战友的墓碑前，用袖子仔细地擦着碑面上的字，他们的背有些驼了，擦得很慢，像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脸。他们敬上酒，哭声一片。然后站起来，退后三步，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阳光照在他们满是皱纹的脸上，他们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还有几位铁二代，在每一块墓碑前放了一朵小白花。她们走过一排又一排，弯腰，放下，再起身，动作轻而慢。她们抬起头，眼睛里都是泪水：“他们如果活着，今年应该八十了。可以抱孙子，可以遛公园，可以在家喝茶。可他们永远停在青春时期。”

是的，他们永远停在二十岁、二十三岁、二十五岁。他们没能看到成昆铁路通车，没能坐上火车回一趟老家，没能见父母最后一面，没能娶妻生子，没能变老。但他们换来的，是千千万万人不再翻山越岭，是西昌的芒果走向全国，是大凉山的孩子坐着火车去上大学，是成昆线上每天呼啸而过的列车，载着希望，载着未来，载着他们不曾见过的一切。

临走前，我回望了一眼陵园。松柏静静伫立，纪念碑在朝阳中矗立如剑，碑前那根香烟还在燃着，细细的烟线笔直向上，升到松枝的高度便散了。

车上了高速，安宁河在左边静静流淌。河水还是那条河。我转过头，望着窗外的德昌，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战友们，安息吧。这条路，我们会替你们继续走下去。

九、寻踪

车出德昌，沿着安宁河谷一路向南，路渐渐窄了，山渐渐近了。

车窗外，安宁河无声地流着，水色发暗，像是沉淀了太多往事。两岸的山从平缓渐渐陡峭起来，山体裸露着大片的赭红色，像是大地尚未愈合的伤口。路越走越窄，天越走越低，压得人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沙坝村口停下，直奔铁索桥。桥头有两棵老榕树，树冠遮出好大一片阴凉。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皲裂如老人手背上的青筋，根须从土里拱出来，死死抓着地面，像是不肯松手的记忆。树下有石墩，坐着两个上了年纪的村民。见我们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兵走来，他们并不惊讶，只是微微点头，像是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回来。

永康哥和淄博的赵叔、马叔走在队伍前面，脚步不急，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永康哥站在老榕树下，环顾四周，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伸出手，摸着榕树皲裂的树皮，像是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跟这片土地打招呼——用只有他们之间才懂的方式。

沙坝村铁索桥的西面，当年47团二营、团卫生队及修理连就驻扎在这里。

迟丽媛告诉我们，当年父亲所在的卫生队就在这里。

可五十多年前，这里并不是眼前这幅画。这里有的是帐篷、工棚、成堆的钢筋水泥，和日夜不息的号子声。这里的每一寸土里，都埋着汗、埋着血，也埋着再也没能回家的年轻人。

“二营七连驻扎在河对岸。”马叔的声音沉了下来，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战士们每天上工下工，都要从这座铁索桥上走过。”

桥面铺着平整的铁板，铁索是新换的，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桥身随着河风微微晃动，吱呀作响。

我站在桥台边，试着想象当年的情景。黄昏时分，收工的战士排着队从桥上走过，铁索吱呀作响，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那些影子，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入夜后，只有桥头的哨兵还醒着，头顶是满天星斗，脚下是奔流的河水，身后是睡着的战友和正在一寸寸延伸的铁路。哨兵站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夜。他不知道，这条铁路能不能修通；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看到火车开过来。他只是站着，守着身后的战友，守着脚下的桥。

这是袁武学教授拍的照片

“永康哥和淄博兵念念不忘的芝麻地隧道和沙坝隧道，就在那边的山肚子里。”赵叔抬手指向东方。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群山连绵，层峦叠嶂，秋天的植被色彩斑斓，绿得深沉，黄得明亮，间或有几丛红枫，像是谁不经意间洒下的火星。若不是有人指引，根本看不出来那里藏着一座隧道。群山沉默着，像一群巨大的墓碑，把秘密埋在自己的身体里。

“芝麻地隧道，”赵叔的声音忽然重了，“地质极其恶劣，外光内烂，山体破碎，极易发生泥石流，在成昆南段非常出名，被铁道兵称为烂洞子样板。曾创月成洞破百米纪录，获通令表彰。”

他说“表彰”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一丝喜悦。外光内烂。这四个字，像是在说一座山，又像是在说一段岁月。表面光鲜，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这是袁武学教授拍的照片

“沙坝隧道由47团三个营施工。”永康哥接过话，一字一顿地说，“二营、五营，还有一个民工营（六营）。中间还设了一处横洞，以加快进度。”

横洞。那是当年的智慧。一座隧道从两头同时挖，太慢。在中间打一条横洞进去，多开两个工作面，就能把工期缩短近一半。可多一个工作面，就多一分危险，多一批人在暗无天日的山体里，一寸一寸地往前抠。那些山体，外面看着是岩石，里面全是碎石和泥浆，一碰就塌。塌了，就有人埋在里头。挖出来，再塌。再挖。那些年轻人，就在这无尽的循环里，一尺一尺地往前推进。

二营营长就是永康哥的父亲。五营营长，是在北京的赵昆的父亲。民工营（六营）营长，是在威海的张铭的父亲。三个父亲，三个营，三条命，系在一座山上。

为有牺牲多壮志。

这句话刻在成昆线沿线的烈士纪念碑上，也刻在每一个铁道兵后代的心里。可是此刻，当永康哥站在父亲的战场上，当赵叔站在当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当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望着群山沉默不语——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太轻了。轻得托不住那些沉甸甸的生命。

随后，我们又驶往小高镇。当年47团机关所在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养鱼塘。

鱼塘不大，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天光云影。塘边种着几棵垂柳，柳枝低垂，拂过水面，像是在轻轻擦拭什么。塘里养着中华鲟，偶尔有鱼跃出水面，啪地一声，溅起一圈涟漪，又很快归于平静。

从杭州来的朝航哥站在团部的旧址边，久久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越过水面，看向对面的山坡，又收回来，落在脚下的泥土上。我知道他在找什么。他在找当年的团部，找那些红砖灰瓦的老房子，找那条通往食堂的小路。可什么都没有了。地面上的一切都被水淹没了，像是被时光淹没了一样。

他蹲下身，用手掬了一捧水。水从指缝间漏下去，一滴一滴，像是眼泪。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看见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太轻，被风带走了。

我只听见最后几个字——“爸，我来了。”

随后，我们大家去了红旗桥。

红旗桥是座铁索桥，横跨在安宁河上，桥不长，但桥身坚固，水泥桥墩上长满了青苔。上海老兵站在桥上，告诉我们，当年脚下的红旗桥是可以跑汽车的，47团的供给主要靠这座桥。他又指着远处的一个废弃桥墩，对我们说——“那就是爱民桥的旧址。47团修的，为当地老百姓过河方便，专门修的。”

那个废弃的桥台孤零零地立在河边，混凝土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像是一副被时间啃食过的骨架。河水从它身边流过，不急不缓，像是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

“老百姓叫它爱民桥。”上海老兵说，“桥修好那天，村里的人都来了。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杖，在桥上走了好几个来回。她说，这辈子第一次不用蹚水过河，要好好走一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这座桥被弃用了。

五十多年了。桥没了，人走了。可那个桥台还立着，像一根插在河边的香，敬天，敬地，敬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兄弟。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已下。安宁河在谷底无声地流着，河水是暗的，天是暗的，只有西边那片天光，还亮着最后一抹余晖。

活动期间，我还专程去了一趟德昌县城，去看看我家当初住的公安局大院。

车停在县城老街上，我下车走了几步，便看见了那座塔。塔不高，灰扑扑的，立在街中心，半个多世纪了，县城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多少老房子都倒了、推了、没了，唯独这座塔还立着，一动不动，像是一个不会走的老人，守着一条不会回来的街。

我站在塔下，仰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朝公安局大院走去。

院子还在，但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了。院中的大舞台也拆了，原地起了几栋六层的家属楼，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被单和衣服，有老人在楼下打牌，有小孩在追逐嬉闹。

一切都变了。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事。

那时候，甘蔗是一捆一捆买的。德昌的甘蔗又粗又甜，卖甘蔗的彝族老乡赶着马车进城，把甘蔗一捆一捆地卸在街边，论捆卖，不论斤。母亲买一捆扛回家，靠在墙角，我坐在门槛上啃，啃得满脸都是糖汁，蚂蚁顺着裤腿往上爬。核桃和橘子也是一样，一小筐一小筐地买，晒在院子里，吃不完就分给邻居。山上的野核桃，壳硬得像石头，要用锤子砸，砸不好就崩得满地都是。

还有彝族的服饰。每到赶集的日子，四里八乡的彝族老乡都进城来。男人披着察尔瓦，黑色的羊毛披毡，从肩头一直垂到膝盖，走路时披毡随风摆动，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女人穿着百褶裙，裙摆层层叠叠，走起路来沙沙地响。头上的银饰在阳光下明晃晃的，亮得刺眼。我那时候小，不懂这些，只觉得好看。现在想起来，那些颜色、那些声音、那些气味、那些肤色，都是德昌独有的，别的地方找不到。

可那个年代，并不只有甘蔗和核桃。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街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墙上一层盖一层，旧的还没撕干净，新的又糊上去了。墨汁和浆糊的气味混在一起，弥漫在整条街上。字写得很大，有些还打着红叉，像一道道伤口。我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只认得父亲的名字，但我知道，那些字让大人们变得紧张、沉默、易怒。

有一天夜里，枪声响了。

不是一声两声，是密密麻麻的，从城东响到城西，从半夜响到天明。我被母亲从床上拽起来，塞进床底下。床底下很暗，有灰尘和霉味。我趴在冰凉的地上，听见子弹从远处射过来，嗖嗖的，像死神的哨声。母亲用手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出声。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那一夜，我一直没有睡。我看着床底那条缝隙里透进来的光，忽明忽暗，不知道是月光还是火光。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有人在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声音也是有重量的——那些声音压在我身上，压了五十多年。

第二天天亮，枪声停了。我从床底下爬出来，跑到街上。街面上散落着碎玻璃和石块，墙上大字报被撕烂了，露出底下斑驳的旧墙皮。空气里有一股硝烟的味道，混着清晨的露水和炊烟，说不清是安宁还是不安宁。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武斗”，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开枪。我只知道，那个夜晚之后，德昌就不再是以前的德昌了。

可塔还在。那个街中心的老塔，枪声响的时候它在，枪声停了它还在。武斗的子弹打在墙上，留下一个个弹孔，可塔身上一颗都没中。它就像是被人遗忘了一样，或者说，它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人间的闹剧一幕幕上演，却始终沉默。

如今，塔还在。公安局大院变成了家属院，办公室变成了住家，穿制服的民警换成了遛弯的老人和追逐的孩子。一切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变。那些声音还在，只不过从枪声变成了笑声；那些气味还在，只不过从硝烟变成了饭菜香；那些记忆还在，只不过被我藏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轻易不敢翻动。

我站在塔下，站了很久。

离开的时候，夕阳正在落山。塔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拖到街对面。我看着那道影子，忽然觉得，它就像成昆铁路本身——从过去延伸到现在，从父辈延伸到我们，从记忆延伸到未来。它不会消失，只要还有人记得，只要还有人回来。

尾声

从父辈们1966年转战西昌，到2026年我们重返故地，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婴儿变成白发老人，足以让一条铁路从图纸变成现实再变成历史，足以让一个兵种从世界上消失。

但有些东西，时间带不走。

12日下午，我乘车去往西昌的机场。

车在高速上开着，车窗外的山缓缓后退。五天前，我从这条路来，怀着满心的期待；五天后，我从这条路走，带着满心沉甸甸的思绪。来的时候，我盼着快些到；走的时候，我却盼着慢些，再慢些。

路上，我在想这五天，我们看了什么？看了那些永远二十岁的名字，看了残存的桥台，看了沉默的群山，看了变成鱼塘的旧址，看了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可这些，都只是表面。我们真正看的，是父辈的青春，是父辈的苦难，是父辈的荣耀。也是我们自己的童年——那个在部队大院里跑来跑去的孩子，那个坐在门槛上啃甘蔗的孩子，那个趴在床底下听枪声的孩子，如今也老了。

这五天，我们找了什么？

找了父辈的足迹，找了成昆线的记忆，找了那个已经消逝的兵种。可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的，是自己。我们这些铁二代，血管里流着父辈的血，骨子里刻着成昆的魂。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多大年纪，我们都是铁十师的兵，都是成昆线的孩子。

这五天里，还有两个身影让我久久难忘。一位是从深圳赶来的吴海清，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几经周折，转车换乘，一路奔波，终于在报到第二天赶到了西昌。见面时他一身风尘，走路困难，他却笑着说：“再远再难也要来，这是回来看当年自己修的路。”另一位是会理的董连龙老兵，当年在角山隧道施工时受伤，落下终身残疾。可他依然来了，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烈士碑前，站得笔直。他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能活着回来看看战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