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应小学同学之邀，去宜春市区参加一个饭局。我在秀江边的袁州古城转悠了一下，然后和同样在古城漫步的宜春市民有一些交流。

开口即尴尬：我是讲普通话呢？还是讲分宜话？

其实完全不必多虑，直接讲分宜话即可顺畅交流。

但在新余城区，我任何时候都会不假思索把分宜话切换成普通话。

我的外地同学常常搞错我的籍贯，想当然认为我就是宜春人。

在江西的版图上，有一些地方生来就注定要被反复定义、反复归属。分宜，便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

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分宜从宜春县析出十个乡置县，因“分宜春之地而立县”，故名分宜。从这一年开始，分宜便稳稳地依傍着袁州府，一依就是近千年。袁州府的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几乎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分宜人讲的话、吃的味、行的礼、祭的祖，全都贴着“袁州”的标签。

可一千年之后，风向变了。

1983年7月，国务院批复撤销新余县，恢复新余市（地级），同时将分宜县从宜春地区划出，归新余管辖。这一次行政区划调整，让分宜告别相守千年的袁州府文化母体，行政上归入新余，开启一段全新的发展历程。

问题在于，新余虽与分宜比邻，却在漫长的历史中属于另一套文化体系——临江府。明清两代，临江府辖清江、新淦、新喻三县，新喻（今新余）与分宜虽只有一水之隔，却是两个府治下的异乡人。袁河从分宜流向新余，水是相通的，文脉风俗却长期各成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千百年间，分宜人科考要去袁州府的考场参加府试，逛庙会要去宜春城隍庙，拜祖先要回袁州谱系的老祠堂。而新余，在分宜人的集体记忆里，更多是河对岸那个说着“临江腔”、用着另一套风俗的邻县。

这种文化隔阂并非凭空想象。有分宜人回忆，村中乡音俚语和风俗人情更接近宜春而非新余，这本身就说明了分宜文化归属的复杂性——即便在分宜县域内部，文化的根系也深深扎向袁州一边。

一个县在一个府里生活了一千年，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你不再属于这里了。这不仅仅是行政隶属关系的变更，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割裂。

而彼时刚刚复设的新余地级市，同样处在百业待兴、起步发展的阶段。建市之初，城市基础薄弱、各项设施亟待完善，市域发展尚在蓄力起步。一座全新的城市奋力成长、积淀底蕴，自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两地千年形成的文化隔阂，也无法快速为分宜塑造全新的身份归属感。

于是，分宜被置入一种身份上的悬浮状态：在情感上，依恋着千年相依的袁州故土；在行政上，遵从新余市域的管辖；文化基因里刻着袁州府的印记，户籍归属上却刻着新余市的全新身份。这种感受，让分宜人每每被问起“你是哪里人”时，总要迟疑片刻——是说“分宜的”就够了，还是加上“新余市”的前缀？若只说分宜，外地人未必知道；若说新余，骨子里又觉得不全是。

分宜老城因仙女湖蓄水被淹没，历史记忆随之沉入水底。旧城淹没，新城重建，文化坐标的物理载体消失了，而新的身份认同又尚未建立。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感，大约就是分宜尴尬处境最真实的写照。

一座小城的命运走向，被时代与区划改写。分宜的尴尬，说到底，终究是行政统筹与文化惯性之间巨大落差的缩影。它告诉人们：行政划归可以一夜完成，但文化归属的转移，也许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只是在这漫长的过渡期里，分宜注定要独自承担那份“两边都不完全算”的寂寞了。（林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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