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车停在一道铁栅栏门前，司机转头说，这边就是Camps Bay，开普敦最贵的地段之一。我下车，脚下踩到的柏油路是崭新的，黑得发亮，白线画得笔直，连路边的垃圾桶都擦得干干净净，像刚被人用湿布抹过。
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还有一股淡淡的、不知道从哪飘来的花香。我抬头，看见一栋挨一栋的白色房子，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太阳，光晃得我眯起眼。院子里的三角梅开得正疯，紫红色从墙头泼出来，落在人行道上，没人扫。
我是来开普敦看“撕裂”的。来之前，网上那些文章把这里说得明明白白：白人区、黑人区，一墙之隔，房价差十倍，触目惊心。我脑子里已经装好了一个画面，一个对比强烈的、像纪录片一样的画面。
我甚至想好了要写什么——写这种差距有多残酷，写那些住在铁皮屋里的人每天怎么看着山坡上的豪宅。
可我第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干净、安静、和一种被维护得很好的秩序。我心里那个准备好的故事，有点使不上劲。
我沿着海边的路往前走。一辆黑色的SUV从我身边滑过去，车窗摇下来一半，里面放着我听不懂的歌，开车的人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手腕上那块表在阳光下一闪。我没看清他的脸，只看见那只手，很放松，像是这条路上的一切都跟他有默契。
他拐进一扇自动门，门无声地开了，又无声地合上。我站在门外，看见门里一条车道通向一栋白房子，草坪修剪得像地毯，一个黑人园丁正弯着腰在花坛边拔草。他穿着蓝色的工装，背上的汗渍透出深色的一圈。
我看了他几秒。他没抬头。
继续走。路开始上坡。柏油路不知不觉没了，换成水泥路面，裂了缝，缝里长出细瘦的野草。
垃圾桶不见了，路边开始出现塑料袋，挂在灌木丛上，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房子矮了，密了，铁皮屋顶开始冒出来，一块一块，锈色和银色拼在一起。我回头看了一眼——刚才那片白色的、安静的、有花香的地方，就在坡下，离我大概几百米。
从这个角度看，它像一张明信片，被贴在山脚。
我继续往上走。路边的墙从砖墙变成铁皮，又变成木板拼的。有人在铁皮上开了个窗，窗框是木头的，刷了蓝漆，蓝漆掉了大半。
窗里探出一只手，把一件刚洗的T恤搭在绳子上。T恤是白色的，在风里晃。我看着那件T恤，突然想起刚才那栋白房子院子里，也晾着东西——整整齐齐的白色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船帆。
两件白色的东西，晾在两个地方，直线距离可能不到一千米。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地图。我住的地方在Sea Point，离这儿不远，订的时候看着价格还行，一晚六百多兰特。我当时换算了一下，觉得能接受。
可我站在这个坡上，看着眼前的铁皮屋和晾衣绳，突然想算另一笔账——这间铁皮屋，如果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招租的牌子。
一个小孩从我身边跑过去，光着脚，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空瓶子。他跑得很快，脚底板拍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他跑到前面一个垃圾桶旁边，踮起脚往里看，伸手掏了掏，掏出两个瓶子，塞进自己的袋子。
然后他转身往回跑，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没什么表情，就是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跑。我站在原地，觉得自己的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天快黑了。我该下山了。往回走的路上，我经过那扇自动门。
门关着，里面亮起了灯，暖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草坪上。草坪上那个园丁已经不在了。我站在门外，看见窗户里有人影晃动，像是在摆桌子，准备吃晚饭。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烤肉的烟味混着一点点甜。我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下坡的路比上坡好走，我的鞋底踩在柏油路上，又发出了那种干净的、结实的声音。
回到住处，我把鞋脱在门口。鞋底很干净，几乎没有泥。我今天走了一下午，从白人区走到黑人区，又从黑人区走回来，鞋底只沾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坐在床边，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本来想写那些文章里说的“撕裂”，写那种一墙之隔的触目惊心。可我看到的不是一堵墙。
我看到的是一个坡，一个缓缓上升的坡，从干净的柏油路变成开裂的水泥路，从白色的别墅变成铁皮屋，从修剪整齐的草坪变成晾衣绳上晃动的T恤。这个坡上，一切是连着的，是渐变的，是慢慢过渡的。可正是这种“慢慢”，让我觉得更难受。
因为它不是一刀切下去的，它是被允许的，被默许的，被设计成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爬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Sea Point的夜景，路灯一排排亮着，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远处，狮子头山的轮廓黑沉沉地压在天空上。我看着那片黑，想起白天那个光脚跑过去的小孩，想起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怨恨，没有乞求，甚至没有好奇。
就是看了一眼。我站在窗边，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那些准备好的句子，什么“触目惊心”，什么“撕裂现实”，都显得太轻了，轻得像飘在空中的塑料袋。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那个坡。这次我走得很慢。我看见铁皮屋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坐在一个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小堆橙子，橙子皮上有些斑点。
她没吆喝，就那么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我走过去，停了一下。她抬头看我，笑了一下，露出缺了的牙。
我掏出钱包，买了一个橙子。她接过去，用刀削了皮，递给我。橙子很酸，酸得我眯起眼。
我站在那儿吃完，把皮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她看着我，又笑了一下。我转身走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
但那个语气，像是道别。
我往下走，走到那扇自动门前。门开着，一辆车正往里开。我站在路边等。
车进去之后，门没关，就那么开着。我往里看了一眼。草坪上，那个黑人园丁又在拔草。
他今天换了一件灰色的工装，还是弯着腰，背上的汗渍还是那么深。我看了他几秒。他抬起头，看见了我。
我有点慌，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他冲我点了一下头，很短，然后继续低头拔草。我站在门外，也点了一下头，虽然他已经看不见了。
我继续往下走。柏油路又出现了，黑得发亮，白线笔直。我踩在上面，鞋底发出干净的声音。
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坡。坡上，铁皮屋顶和白色别墅挤在一起，被早上的太阳照着，亮的地方亮，暗的地方暗。我看不清那个老太太，也看不清那个园丁。
我只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拼在一起的房子，像一块打了太多补丁的布。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个橙子皮，已经干了，硬硬的。我攥着它，继续往下走。
我在这儿住了十天。十天后我离开的时候，车又经过那个坡。我没让司机停。
我从车窗里往外看。坡还是那个坡，房子还是那些房子。车开得很快，几秒钟就过去了。
我回头，看见那个坡越来越小，最后被前面的山挡住了。我转回来，看着前面的路。路很直，通向机场。
我摸了摸口袋，那个橙子皮还在。我忘了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