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8天，回国后才敢讲实话：对方看你是中国人，那态度变了

莫斯科机场出关的时候，我前面排着一群中国人，听口音像是南方来的，穿得挺体面，手里拎着大包小包。海关那个窗口里坐着个年轻男的，翻他们的护照翻了很久，然后说了句什么，那几个人没听懂，他就用英语说，出示现金。领头的那个中年女人赶紧把包打开，翻出一沓美金。那海关的看了一眼，又说了句什么，旁边另一个工作人员就过来了，把他们带到了旁边的小屋子。队伍里没人说话。轮到我，我把护照递过去。那男的翻了两页，抬头看我，问，来做什么。我说旅游。他又问，几天。我说八天。他把护照合上，从窗口底下扔出来，动作不重，但也不轻。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他没理我。

坐机场快线进市区，对面坐了个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手里攥着个塑料袋。他老看我。我低头看手机，再抬头，他还在看我。然后他就从袋子里掏出一根香肠，掰了一半，隔着过道递过来。我愣了。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香肠，说了一个词，我听着像“Kитай”。我点点头。他就把香肠又往前送了送。那香肠皮上沾着点油，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咸，还有点蒜味。他笑了，牙不齐，但笑得挺实在。他拍了拍自己旁边的座位，意思是让我坐过去。我坐过去了。他就开始说话，俄语，我一个字听不懂。他就那么说，我就那么听，偶尔点点头。他下车的时候，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劲挺大。

旅馆在阿尔巴特街旁边一条巷子里，门脸很小，按了门铃才有人来开。老板娘叫安娜，五十来岁，头发染的栗色，发根白了一大截。她带我上楼看房间，楼梯窄，木头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房间小，一张窄床，一个床头柜，窗户对着天井，白天也得开灯。她指指暖气片，说冷就开。又指指门背后的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几行字，歪歪扭扭的，什么请勿吸烟请勿大声喧哗。她看了看我，那眼神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说，押金，一千卢布。我给了。她数了两遍，装进兜里，走了。

红场比我想的小。站在那儿的时候，风从四面八方灌过来，冷得我鼻子疼。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些洋葱头比照片上好看，颜色艳得跟假的似的。我想找人拍照。旁边有个男的，四十来岁，拿着个单反，看着像本地人。我走过去，用英语说，能帮我拍张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那个表情我看清了，就是不耐烦。然后他摆摆手，走了。我又找了个年轻姑娘，她倒是接了相机，拍了两张，递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人只占了画面一个角，后面全是别人后脑勺。她说，好了。就走了。我自己举着手机又拍了几张，脸黑得跟炭似的。后来我就不拍了，站在那儿看别人拍。有对白人小情侣，互相拍，拍完了又找人帮他们拍合影。那路人拍得挺认真，还蹲下来找角度。我看着，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堵着，说不上来。

中午在一条小巷里找了家餐厅。服务员是个年轻小伙，头发梳得溜光。我坐下，他递菜单，英文的。我点了个红菜汤，一份烤肉，一杯伏特加。他记完就走了，全程没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来了对白人情侣坐我旁边桌，那小伙立刻迎过去，脸上笑开了花，英语说得又脆又响，推荐这个推荐那个。他还给那桌送了面包，我没这待遇。我低头吃我的烤肉，那肉有点老，咬不动。我就在那儿嚼，嚼了半天。结账的时候我把小费放在桌上，那小伙收了，说了声谢谢，眼睛已经转回那对情侣那边去了。我穿上外套往外走，外面风更大，我站在街角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其实我不会抽。

第二天报了个一日游去谢尔盖耶夫镇。导游叫莲娜，四十多岁，英语带口音但能听懂。车上一共七八个人，一对法国老夫妻，两个德国年轻人，一个上海姑娘，剩下就是我。莲娜讲得挺好，历史啊建筑啊，头头是道。但她讲着讲着会突然用俄语说一句什么，那法国老头就笑，莲娜也笑。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就跟着咧咧嘴。到了修道院，人特别多，莲娜举着小旗子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回头数人。上海那个姑娘走得慢，落在后面，莲娜就停下来，用英语说，跟紧点。那语气就跟老师说学生似的。姑娘脸红了，小跑了两步。

午饭吃的是团餐，一人一份，几片面包，一碗汤，一块肉饼。莲娜跟司机坐一桌，两人抽烟聊天，笑得很大声。我坐在这桌，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吃。吃完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我想去问问莲娜下午的行程，刚走过去，她看了我一眼，说，去车上等。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天太阳很大，晒得人睁不开眼，但我心里凉飕飕的。

第三天坐高铁去圣彼得堡，四个小时。旁边坐了个老头，一直在看一本书，书皮上印着个俄国人名。我试着搭话，问他在看什么。他抬了下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就又低下去。我识趣地闭嘴。窗外全是白桦林，一片一片的，还有那些小木屋，歪歪斜斜的，跟画里一样。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圣彼得堡住的是青年旅舍，一个床位。同屋三个加拿大男孩，一个日本女孩。他们很快就混熟了，聊音乐聊旅行聊各自国家的破事，那个加拿大男孩还弹了吉他。我坐在下铺翻书，翻来翻去就那几页。我想插嘴，但不知道说什么。我的英语应付考试行，真聊天就卡壳。那日本女孩英语也不怎么样，但她敢说，比划着笑着，也能聊起来。我就那么坐着，像个透明人。后来那个加拿大男孩注意到我了，问，嘿，你从哪来。我说中国。他说，哦中国，上海我去过，很棒。然后就转回去了。我就像个标签，贴上了，然后就完了。

涅瓦大街很漂亮，但什么都贵。我进了一家纪念品店，想买几个套娃。店员是个高个子女人，金发，口红很红。我在货架前看，拿起一个看底下的价格，字太小，凑近了看。她突然说，很贵，不买别碰。那语气像防贼。我放下套娃，脸一下就热了。我说，我就是看看。她没再说话，但那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出了店门，站在街上，心里堵得慌。我告诉自己她可能对谁都这样，但我知道不是。

后来我拐进一条小街，有个小集市，卖旧书旧唱片什么的。一个瘦老头摆了个摊，卖旧相机和镜头。我蹲下来看，拿起一个镜头。他伸出指头比了个数。我摇摇头，比了个数。他笑了，又比了个数，比刚才低。我点头。他找了张旧报纸把镜头包起来递给我。我付了钱。他伸出手跟我握了握，手凉，但有力。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但那个笑是真的。我拿着那包旧报纸，心里好像松了一点。

第五天去冬宫，走得腿都快断了。在一个展厅里我坐下歇脚，旁边有个老太太也在歇。她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画的是冬天的白桦林，雪很厚。她看了很久，眼睛湿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那幅画，确实好看，但我不明白她哭什么。她发现我在看她，有点不好意思，擦了擦眼睛，对我笑了笑。她不会英语，我不会俄语。她指了指画，又指了指自己心口，说了几个词。我没听懂，但我猜那可能是她家乡。我就陪她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又对我笑了笑，走了。那个笑没有隔阂，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笑。

第六天回莫斯科，还是那家旅馆。上楼的时候安娜在楼梯口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她问，圣彼得堡怎么样。我说，挺好。她点点头。然后她突然说，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有些人不太待见中国人。我愣了一下。她看我不说话，就自己说下去了。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做买卖，那时候觉得中国人脑子活，能吃苦。但后来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大声嚷嚷，有人不守规矩，有人砍价砍得离谱。她说她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那些事就跟钉子一样，钉进去了，拔出来洞还在。她说她旅馆也接过中国客人，有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有半夜在走廊里大声打电话的。所以她现在看到中国来的，心里先就打个问号。她看着我说，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我改不了。我站在楼梯上，手里拎着箱子，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她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我在国内也见过那样的。但在国外，他们就不只是他们自己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那些冷脸，也想起那个送香肠的老头，那个卖镜头的旧货摊主，那个在冬宫对我笑的老太太。这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这些人也不是。但我没法否认，那种你还没开口别人就给你定了性的感觉，不好受。我又想，我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看过别人。想到这儿，我有点躺不住了。

第七天，最后一天。我没去景点，就在阿尔巴特街上瞎逛。有个画画的摊子，摊主是个中年男的，胡子拉碴，正在画街景。我站在旁边看。他画完一张，抬头看见我，用英语问，中国人。我说是。他笑了，说，我知道一个中国画家，画水墨的，很棒。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了，说齐白石，说徐悲鸿，说得头头是道。他说艺术没国界，人也不该有。他说他不喜欢那些把人分等的人。然后他从画夹里抽出一张小画，炭笔画的，几棵白桦树。他说，送给你。我掏钱，他摆手，说是礼物。我拿着那张画，心里热热的。他低头继续画，铅笔在纸上沙沙响。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第八天，飞机上。我看着窗外莫斯科的轮廓一点点变小，最后只剩一片灰蒙蒙的。我掏出那张小画，看着那几棵白桦树。这八天，我没交到什么朋友，没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大部分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但我不后悔来。它让我看见了一个更真的世界，也让我看见了自己。那种被人贴标签的滋味不好受，但我得先保证，自己别随便给人贴标签。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得练。

下了飞机，打开手机，一堆消息弹出来。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我心里踏实了。学校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课要备，作业要改。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和走之前不太一样了。具体哪儿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可能就是心里那堵墙，薄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