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东南部，有一座名为宣城的城市。翻开地图，广德、宁国、绩溪都是宣城市下辖的县级行政区。然而，如果你在异乡遇到这几位“宣城老乡”，问他们是哪里人，得到的答案往往出奇一致：“我是广德的”“我是宁国的”“我是绩溪的”——唯独没有人说“我是宣城人”。
这种身份认同上的疏离，常被外界简单归结为“散装”，但若细究其里，会发现这背后藏着历史的沉淀、文化的分野，以及几代人心中难以释怀的归属感。
一城七县，各有各的来路
宣城作为地级市的格局，并非自古如此。今天的宣城市辖宣州区、宁国市、广德市和郎溪、泾县、绩溪、旌德四县，这套行政区划的确立，其实是近几十年的事。
回溯历史，广德和宁国与宣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广德古称桐汭，建县已有一千八百余年，西晋太康二年便改属宣城郡。宁国县名取自《易经》“万国咸宁”，自东汉建安十三年置县，西晋时同样归属宣城郡。从历史沿革看，这两地与宣城的渊源不可谓不深。
然而，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是一回事，人心的归属感又是另一回事。广德人常觉得自己与江苏浙江更亲近，这并非毫无根据。广德地处皖苏浙三省交界，方言、饮食、生活习惯都与苏南一带更为接近。宁国则被称为“浙江编外”，与杭州、湖州的联系甚至比与宣城还要紧密。
真正让“宣城认同”出现裂痕的，是绩溪的归属变迁。
1987年11月，国家批准撤销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原属徽州的绩溪县，被划归宣城地区。
绩溪与徽州的血脉联系，可以追溯到唐代。自唐大历五年起，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便同属一个行政单元。北宋宣和三年，宋徽宗将歙州更名为徽州，此后八百余年，绩溪始终是徽州的一部分。
绩溪人至今仍以“徽州人”自居。这里是徽文化的核心发祥地之一，徽墨、徽菜、徽剧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龙川胡氏宗祠被誉为“木雕艺术殿堂”，胡适、胡雪岩等名人从这里走出。绩溪话是徽州方言的代表方言之一，与宣城话相去甚远。
1988年，绩溪正式划归宣城。对于许多绩溪人来说，这是一次“被离开”。1998年，《人民日报》曾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道尽了许多徽州人的不解与遗憾。三十多年过去，绩溪在行政上已是宣城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和情感上，那道与徽州割裂的伤口，似乎从未真正愈合。
认同的密码：文化比行政更深刻
一个地方的归属感，从来不是一纸公文能够决定的。
宁国人对宣城的疏离，源于地理与经济的双重因素。宁国地处宣城东南，与浙江安吉、临安接壤，自古商路便通向杭州方向。
宁国人去杭州购物、就医、经商，比去宣城还要方便。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紧密联系，塑造了宁国人对浙江的亲近感，而非对宣城的归属感。
广德的情况类似。广德位于宣城东部，与江苏溧阳、宜兴相邻。广德人说话带吴语以及河南、湖北客家话腔调，饮食习惯相近，经济往来也多与江苏浙江挂钩。在广德人眼中，宣城更像是一个行政概念，而非生活共同体。
绩溪的疏离则更为深刻。这不是地理距离的问题，而是文化根脉的问题。绩溪人守护的是“看不见的徽州”——文书、笔墨、味道、宗族记忆。当黄山主打“看得见的徽州”时，绩溪人心中那份对徽州正名的执念，反而更加强烈。
散装背后的真实
有人说宣城“散装得厉害”，这话不假。但“散装”并非贬义，它恰恰反映了一个地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
宣城市区（宣州区）本身，反倒是最缺乏鲜明特色的那个。它没有绩溪的徽州底蕴，没有泾县的红色与宣纸遗产，没有宁国的工业实力，也没有广德的区位优势。这种“中心不突出”的格局，使得下辖各县市更有底气保持自己的独立认同。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种现象并非宣城独有。在中国许多省份，类似的“散装”现象比比皆是。江苏的苏南苏北、山东的胶东鲁西、安徽的皖南皖北，都存在认同差异。这是地域文化丰富性的体现，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认同的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感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宣绩高铁的开通，宣城与绩溪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交通的便利正在重塑人们的空间认知。年轻一代的绩溪人，或许不再像父辈那样对“离开徽州”耿耿于怀。他们在宣城上学、工作、生活，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正在慢慢建立。
宁国和广德作为县级市，享有较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宣城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而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相对平等的格局，反而有助于减少摩擦，增进理解。
广德、宁国、绩溪不承认自己是“宣城人”，这不是忘本，也不是矫情。这是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文化塑造的认同，是几代人心中的真实感受。
对于宣城而言，与其纠结于“为什么他们不认我”，不如思考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区域认同。毕竟，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下辖各地是否众口一词地表忠心，而在于能否让每个地方都保留自己的特色，同时找到共同发展的理由。
宣城的“散装”，或许正是它的独特之处。在这片土地上，徽州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山水田园与工业文明并存。这种多元性，是负担，也是财富。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它、运用它。
毕竟，认同这件事，从来急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