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把车停在扎门乌德口岸的停车场时，天还没亮透。他跳下那辆跑了十二年的嘎斯卡车，从兜里摸出烟，点着，吸了一口，看着远处二连浩特方向那片模糊的灯火。他不想去中国，从来都不想。

他今年四十七岁，在蒙古国东戈壁省跑货运已经二十三年。从扎门乌德到二连浩特这条线，他跑了无数趟，可他从不进二连浩特市区。每次都是把货卸在口岸，让中国的车头来拖，自己转头就回。他瞧不上中国，打心底瞧不上。这种瞧不上，说不清道不明，像草原上的风，裹着沙砾，刮在脸上生疼，却又抓不住把柄。

巴特尔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跑这条线是一九九九年。那时候他刚二十四岁，跟其其格结婚才两年，大儿子刚出生。他开着一辆老掉牙的吉尔卡车，从乌兰巴托拉了一车羊毛，要运到二连浩特。那时候他年轻，什么都不怕，觉得世界就是一条路，他只要一直开，就能开到任何地方。可那次他到了扎门乌德，看见对面二连浩特的灯火，忽然就怂了。他在口岸停车场待了一整夜，第二天把货交给一个中国司机，自己掉头回去了。他回到家，其其格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不想过去。其其格没追问。她从来不追问。

后来他跑得多了，慢慢就形成了习惯。货到扎门乌德，卸下来，交给中国那边来接的车，他拿钱走人。从来不进二连浩特。有时候中国那边的司机会过来跟他打招呼，递烟，用夹生的蒙语说几句，他点点头，接烟，抽完就走。他不讨厌那些人，但他不想跟他们多说话。他总觉得那些人的眼神里有种东西，说不上来，像是打量，又像是无所谓。他不喜欢那种眼神。

这种瞧不上，其实来源很复杂。巴特尔自己也想不清楚。他记得小时候，他阿爸跟他讲过，说南边那个国家人多，东西多，可是人跟人之间冷冰冰的，不像草原上的人，见了面就是朋友。他阿爸说，有一年他去二连浩特卖马，住在一个旅馆里，三天没人跟他说一句话。他阿爸说，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巴特尔那时候还小，但他记住了。后来他长大了，跑了货运，每次在口岸看见那些中国司机，他就想起阿爸的话。他觉得阿爸说得对。

可其实也不全是因为阿爸。巴特尔心里明白，他瞧不上中国，还有别的原因。他瞧不上的是那种感觉——那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他在口岸见过太多中国司机，开着崭新的东风、解放，车厢比他的嘎斯宽一倍，速度比他的车快一倍，连驾驶室里的座椅都是软的，带弹簧的。那些人看他的嘎斯，眼神里带着一点怜悯，又带着一点优越。巴特尔受不了那种眼神。他宁愿待在扎门乌德，跟蒙古司机们一起抽烟、骂娘、喝劣质伏特加，也不愿意去二连浩特，让那些人用那种眼神看他。

他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就是怕。他怕到了那边，自己什么都不懂。他不懂汉语，不懂中国的规矩，不懂那边的路怎么走，不懂怎么跟那边的人打交道。他怕自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二连浩特的街头，不知道往哪儿走。他宁愿在草原上迷路，也不愿意在一个陌生城市里迷路。草原上迷路，他还能看星星、看太阳、看风的方向。城市里迷路，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楼，只有车，只有人，密密麻麻，压得他喘不过气。

所以他不去。二十三年，他跑了无数趟扎门乌德，从来不去二连浩特。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跑货运，挣钱，养家，老了就回草原上放羊，等死。他不需要去中国，不需要了解中国，不需要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除了那条路，那条从扎门乌德到二连浩特的路，他不想跟中国有任何瓜葛。

可那天早上，调度员把运单递给他，说这趟你得进去，那边仓库换了地方，得你亲自对接。他说不去。调度员说你不去谁去，老巴特，你也不是没去过，十年前你不是去过一次吗？他说那不一样。调度员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运费翻倍。他沉默了。

运费翻倍。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把他心里的锁打开了一条缝。他想起大儿子在乌兰巴托读大学，学费一年比一年贵。他想起二女儿在苏赫巴托尔念技校，每个月要生活费。他想起小儿子才七岁，刚上小学，书包是捡他哥哥的，铅笔盒是铁皮的，锈得不成样子。他想起其其格的小卖部，货架上空了一半，因为没钱进货。他想起自己那辆嘎斯，跑了十二年，发动机烧机油，变速箱挂挡打齿，轮胎磨得花纹都平了，可他还是舍不得换。他没钱换。

运费翻倍。他知道这趟跑下来，够他加三个月的柴油，够给大儿子交一学期的学费，够给其其格进一批货。他没法拒绝。他把运单接过来，折了两折，揣进怀里。他回车里，发动引擎，引擎咳嗽了两声，然后沉闷地吼起来。他挂上挡，卡车缓缓驶向口岸。后视镜里，扎门乌德的灯光像一排昏黄的牙齿，渐渐被黑暗吞没。

过关的时候，中国边检人员看了他的护照，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盖章放行。巴特尔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那一眼，他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说不清。是瞧不起？是打量？他分不清。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次，他在二连浩特街头问路，那个年轻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假装没听见，走了。这事他记了十年。十年里，每次他在口岸看见中国边检人员，都会想起那个年轻人的眼神。那种眼神，像一堵墙，把他挡在外面。

二连浩特比他想象的要大。十年前他来的时候，火车站前面那条街还是土路，现在全铺了柏油。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店铺，汉字招牌在风里晃，有些上面还写着蒙古文，歪歪扭扭的，像是临时贴上去的。街上有穿蒙古袍的老人，也有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他看见一个卖羊肉的铺子，门口挂着整只羊，红彤彤的，苍蝇在上面飞。他看见一个卖蒙古袍的店，橱窗里摆着几件袍子，颜色鲜亮，绣着花，比他其其格穿的还好看。他看见一个小学，门口有孩子进进出出，背着书包，笑着、闹着，跟他在东戈壁看见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他把车开到货运仓库，一个中年男人迎出来，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捏着个本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巴特尔看见这个人，心里紧了一下。他想起阿爸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他等着这个人用那种眼神看他，等着这个人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等着这个人让他不舒服。可这个人没有。这个人用蒙语问他：“巴特尔师傅？”口音生硬，但很认真。巴特尔点头。这个人说：“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叫张建军。”然后伸出手。

巴特尔没握。他跳下车，从兜里掏出运单，递过去。张建军接了，看了一眼，在本子上记了什么，然后说：“货得等两天。前面有两辆车还在卸。”巴特尔皱起眉头。两天。他本来打算当天卸完当天走，不在二连浩特过夜。可张建军说，得等两天。他没办法。他跑货运这么多年，知道这种事急不得。他问：“我住哪儿？”张建军说：“你要是着急，可以先找个地方住。住宿费我们出。”然后从兜里掏出几张纸币，递过来。“这是三百块，你先拿着。”

巴特尔没接。他盯着那几张钞票，是人民币，红色的，上面印着毛泽东的头像。他忽然觉得那颜色刺眼。他说：“不用。”张建军看了他一眼，把钞票收回去。张建军问：“那你住哪儿？”巴特尔说：“车里。”张建军没劝。他把本子合上，说：“明天早上八点过来，我带你去办手续。”说完转身走了。

巴特尔站在卡车旁边，看着张建军的背影消失在仓库大门里。他忽然觉得有点冷。十月的二连浩特，风从北边来，带着草原上的寒气，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钻进车里，把大衣裹紧，点了一根烟。他坐在驾驶室里，看着仓库的围墙，围墙上面是一小片天，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他想起东戈壁的夜晚，天是墨蓝色的，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的羊粪蛋。他想起他老婆其其格，想起她煮的奶茶，想起她冬天冻红的手，想起她第一次给他织的毛衣，袖子一长一短，他穿了十年。他想起大儿子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揪着他的耳朵喊驾驾驾。他想起二女儿第一次来月经，吓得直哭，其其格抱着她哄了一整夜。他想起小儿子出生那天，他在外面跑货运，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满月了。他想起这些，心里堵得慌。他翻了个身，驾驶室的座椅硌得他背疼。

他睡不着。他想起十年前那次来二连浩特，是在冬天，他运了一车羊绒，卸完货天已经黑了。他在街上找旅馆，找了三个小时，没有一家愿意接待他。前台的人看见他的蒙古袍，看见他手里的蒙古国护照，摇头，说满了。他后来在一家地下室旅馆住了一晚，房间里全是霉味，被子潮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老板娘用汉语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懂，但那个表情他懂——嫌弃。那种嫌弃，不是嫌他脏，也不是嫌他穷，就是嫌他是个蒙古人。他记了十年。十年里，每次他路过二连浩特，都会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二连浩特。可这会儿，他躺在驾驶室里，看着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他知道自己已经来了。他逃不掉。

第二天早上，巴特尔去找张建军。张建军带他去办手续，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办公室，门关着。走廊尽头是一扇大窗，窗外面是货场，堆着集装箱，红红绿绿的，像积木。张建军边走边说：“你跑这条线多久了？”巴特尔说：“二十多年。”张建军看了他一眼，说：“二十多年？那你应该见过不少。”巴特尔没接话。他不想跟这个人聊天，不想跟这个国家的人聊天。他只想把货卸完，把钱拿到，然后回去。

手续办完，张建军说：“货得下午才能卸。你中午去哪儿吃？”巴特尔说：“车里。”张建军又看了他一眼，这回他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巴特尔回到车里，从座位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其其格给他装的干粮——风干牛肉和硬面饼。他咬了一口面饼，干得噎人，他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他坐在驾驶室里，看着外面的货场，叉车来来往往，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忙忙碌碌。他看见一个工人，年纪很大了，头发花白，弯着腰搬箱子，动作很慢，但很稳。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在草原上搬羊毛包的样子。他忽然觉得心里酸了一下。

中午的时候，有人敲他的车窗。他抬起头，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外面，扎着马尾辫，穿着红色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他摇下车窗。姑娘用蒙语说：“你好。”笑得有点腼腆。“我是张叔的女儿，他让我给你送点吃的。”巴特尔愣了一下。他看见塑料袋里装着盒饭，还有一瓶水。他说：“不用。”姑娘把袋子从车窗塞进来，说：“拿着吧。我爸说你是客人。”客人。巴特尔心里动了一下。他接过袋子，那盒饭还热着，隔着塑料盒都能感觉到。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把盒饭放在副驾驶座上，没吃。姑娘站在外面，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我爸还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去办公室找他。”说完转身走了。

巴特尔看着姑娘的背影，红色羽绒服在风里晃，像一面旗。他忽然想起其其格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瘦，也是这么扎着马尾辫，也是这么爱笑。他想起其其格第一次去他家，帮他阿妈煮奶茶，手忙脚乱的，把盐当成了糖，煮出来的奶茶是咸的，他阿爸喝了一口，没说话，只是笑。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他低头看了看那盒饭，透明的塑料盒，里面装着米饭、炒菜，还有一块肉。他拿起筷子，吃了一口。米饭是软的，菜是热的，肉是香的。他吃了三口，然后停下来。他把盒饭盖上，放在一边。他觉得自己不该吃这盒饭。他觉得自己不该接受这个姑娘的好意。他觉得自己不该心软。可他饿了。他已经很久没吃过热饭了。他跑货运这些年，吃的最多的就是干粮和凉水。他在扎门乌德的小饭馆里吃过热饭，但那些饭馆里的饭，跟这盒饭不一样。这盒饭里有一种东西，他说不清。也许是热，也许是不热。他说不清。

下午，货开始卸。巴特尔站在旁边看着，工人们用叉车把一箱箱货从仓库里搬出来，装进他的车厢。他数着数，心里算着时间。张建军站在不远处，拿着本子在记什么。张建军问：“你跑一趟挣多少？”巴特尔没理他。张建军又问：“我听说蒙古那边运费涨了。你这趟回去，能挣不少吧？”巴特尔说：“还行。”张建军笑了笑，没再问。卸完货已经是傍晚。巴特尔把车厢门锁好，跳上驾驶室。他发动引擎，准备走。这时候张建军走过来，站在车窗外，递过来一个信封。巴特尔接过来，打开，数了数。没错，一分不少。他把信封揣进怀里。张建军说：“你路上小心。”巴特尔看了他一眼。这个人，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上有茧，跟他在蒙古见过的那些货运站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忽然想问一句，你为什么要给我送饭？但他没问。他只是点了点头，挂上挡，卡车缓缓驶出货场。

二连浩特的街灯亮了。他沿着那条大街往口岸方向开，路过一个菜市场，路边摆着摊，有人在卖菜，有人在买菜，熙熙攘攘的。他看见一个老人，穿着蒙古袍，蹲在地上挑土豆，旁边是一个年轻人，提着塑料袋，用汉语跟老人说着什么，老人点头，笑了一下。巴特尔把车停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他把车窗摇下来，看着那个老人。老人的袍子很旧，边角磨得发白，跟他阿爸当年穿的那件很像。他阿爸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么蹲在地上挑土豆，一辈子没离开过东戈壁。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他想起十年前那次，他从二连浩特回去，其其格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后来他再没去过，其其格也没再问过。可现在，他忽然想说点什么。他从兜里摸出手机，拨了其其格的号码。响了三声，那边接了。其其格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睡醒。她问：“巴特尔？”他说：“嗯。”她问：“你在哪儿？”他说：“二连浩特。”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其其格说：“你吃饭了吗？”巴特尔看着手里的盒饭，还放在副驾驶座上，已经凉了。他说：“吃了。”其其格问：“那边冷吗？”他说：“冷。”其其格说：“你多穿点。”他说：“嗯。”又是一阵沉默。巴特尔握着手机，指关节发白。他想说，其其格，我明天就回去了。他想说，其其格，我在这边看见一个人，像阿爸。他想说，其其格，我好像错了。但他什么都没说。其其格说：“你早点回来。”他说：“嗯。”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仪表盘上，然后看着前面那条路，灯火通明，一直延伸到口岸。他把车重新发动起来，缓缓汇入车流。

回到扎门乌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巴特尔把车停在货运站，跳下来，腿有点软。他走了几步，蹲在地上，点了一根烟。调度员走过来，问：“怎么样？”巴特尔没说话。他把烟抽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调度员问：“运费结了吗？”巴特尔点头。调度员说：“那行。下一趟货后天走，还是那条线。”巴特尔看了他一眼。他说：“我去。”调度员愣了一下。他说：“你以前不是不去吗？”巴特尔没回答。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靴尖碾灭，然后转身走向自己的卡车。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过头。他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调度员没听懂，皱着眉头看他。巴特尔也没解释。他爬上驾驶室，关上门，发动引擎。卡车吼起来，像一匹老马，喘着粗气。他挂上挡，驶出货运站。后视镜里，扎门乌德的灯光渐渐远了。他忽然想起二连浩特那个菜市场，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那个提着塑料袋的年轻人。他想起张建军递过来的盒饭，还是热的。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想，也许有些东西变了，也许有些东西一直没变。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明天还要去二连浩特。

回到家里，其其格正在小卖部里理货。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愣了一下。她问：“回来了？”巴特尔点头。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然后他走到柜台前，看着其其格。其其格问：“怎么了？”巴特尔没说话。他伸出手，握住其其格的手。其其格的手很粗糙，指节上有裂口，是冬天冻的。他握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他说：“明天我去二连浩特。”其其格问：“你不是刚回来吗？”他说：“还得去。”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把货理好，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说：“我给你煮奶茶。”巴特尔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凳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东戈壁的风还是那么硬，刮在脸上，带着沙砾。但他忽然觉得，这风没那么冷了。他想，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是说不清的。比如他为什么瞧不上中国，比如他为什么十年不去二连浩特，比如他为什么忽然又想去了。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明天会去。后天也会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端起其其格递过来的奶茶，喝了一口。奶茶是热的，滚烫的，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他闭上眼睛，看见二连浩特的街灯，看见那个菜市场，看见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他忽然觉得，那个老人好像是他自己。他睁开眼睛，看见其其格站在门口，阳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还是亮的。他忽然想说点什么，可他还是没说。他只是把奶茶喝完，把碗放在凳子上，然后站起来。他说：“我去睡一会儿。”其其格点头。

巴特尔走进屋里，躺在那张睡了二十年的床上。床板很硬，被子有股羊膻味。他闭上眼睛，听见外面有车经过的声音，有小孩在喊，有狗在叫。他听见其其格在小卖部里算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他忽然觉得，这声音挺好听的。他想，明天去二连浩特，得给其其格买点什么。她一直想要一条围巾，红色的，去年在镇上看见过，没舍得买。他明天去二连浩特，找找看有没有。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烘烘的。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巴特尔起得很早。他把卡车检查了一遍，加了油，然后回到屋里。其其格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煮奶茶。她问：“走了？”他说：“走了。”其其格把奶茶倒进碗里，递给他。巴特尔接过来，喝了一口。其其格忽然说：“你昨天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巴特尔愣了一下。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其其格说：“你打电话的时候说的。你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巴特尔看着手里的碗，碗里的奶茶冒着热气。他没说话。其其格又说：“你以前不说这种话。”巴特尔把奶茶喝完，把碗放在桌上。他站起来，拿起外套。他说：“我走了。”其其格点头。她送他到门口，看着他爬上卡车，发动引擎。卡车吼起来，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巴特尔挂上挡，驶出院门。后视镜里，其其格站在门口，阳光照在她身上，影子拉得很长。她抬起手，挥了挥。巴特尔没看见，但他在后视镜里看见那个挥手的姿势。他把车开上公路，向着二连浩特方向驶去。

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次从二连浩特回来，其其格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现在他知道了，那边怎么样，他还没看清楚。他得再去看看。也许这一次，他能看清楚。他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蒙古歌，长调，悠扬，在风里飘。他把音量调大，让歌声充满驾驶室。然后他踩下油门，卡车加速，向着二连浩特的方向驶去。风从北边来，带着草原上的寒气，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但巴特尔没觉得冷。他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一直延伸到天边。他想，这条路，他还会跑很多趟。跑多少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明天还会去。后天还会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这句话，他终于说出来了。虽然是在电话里，虽然其其格说他不记得。但他知道，他说了。这句话，他记了十年。从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到昨天那个盒饭的温度，他记了十年。现在，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踩下油门，卡车加速，向着二连浩特的方向驶去。风从北边来，带着草原上的寒气。但巴特尔没觉得冷。他忽然觉得，这风，没那么硬了。

巴特尔第二次进二连浩特，是三天后。那趟货是羊绒，装了满满一车，从东戈壁的牧场收上来，要运到二连浩特的加工厂。他早上从扎门乌德出发，中午就到了。过关的时候，还是那个边检人员，看了他的护照，又看了他一眼。这回巴特尔没紧张。他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点了点头，盖章放行。他把车开到货运仓库，张建军不在，换了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很快。年轻人带他去办手续，边走边打电话，没怎么理他。巴特尔没在意。他自己找到了仓库，把车停好，等工人来卸货。卸货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那些羊绒被一箱箱搬下来，心里算着这一趟能挣多少。他算着算着，忽然想起其其格说的那条围巾。他问旁边一个工人：“这附近有没有卖围巾的地方？”工人看了他一眼，用蒙语说：“有，前面那条街，有个市场。”巴特尔点了点头。

卸完货，他结了运费，把车停在仓库外面，然后步行去那个市场。市场不大，但很热闹。摊位一个挨一个，卖衣服的、卖鞋的、卖日用品的，什么都有。巴特尔在一个摊位前停下来，看见一条红围巾，挂在架子上，颜色很正，跟他其其格去年在镇上看见的那条很像。他问摊主多少钱。摊主是个中年女人，用汉语说了个数字。巴特尔没听懂。女人又用蒙语说了一遍。巴特尔掏出钱，数了数，递过去。女人接过钱，把围巾包好，递给他。巴特尔接过围巾，揣进怀里。他转身要走，女人忽然叫住他，用蒙语说：“你从蒙古来？”巴特尔点头。女人说：“我阿爸也是蒙古人。”巴特尔愣了一下。女人说：“我阿爸是东戈壁的，年轻时候过来的，后来就没回去。”巴特尔看着这个女人，忽然觉得她的眼睛有点像其其格。他说：“东戈壁哪里？”女人说：“赛音山达。”巴特尔说：“我去过。”女人笑了笑，说：“那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看看，那边还有没有我阿爸的亲戚。”巴特尔说：“叫什么名字？”女人说：“巴特尔。”巴特尔愣住了。他说：“我也叫巴特尔。”女人也愣住了。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吗？我阿爸，他叫巴特尔，今年应该七十多了。”巴特尔摇了摇头。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女人点了点头，说：“也是。”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整理摊位上的东西。巴特尔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女人还在整理摊位，红围巾在她身后的架子上晃。他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她的眼睛里没有钱。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他说不清。也许是失落，也许是期待。他说不清。

他回到车上，把围巾放在副驾驶座上。他坐了一会儿，然后发动引擎，开向口岸。过关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边检人员，还是那个人。他忽然想跟那个人说点什么。他想说，你们这边有个女人，她阿爸是东戈壁的。他想说，你们这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点了点头，盖章放行。他开着车，驶过边境线，回到扎门乌德。后视镜里，二连浩特的灯火越来越远。他把车停在货运站，跳下来，蹲在地上，点了一根烟。调度员走过来，问：“怎么样？”巴特尔说：“还行。”调度员说：“你变了。”巴特尔看了他一眼。调度员说：“你以前从二连浩特回来，脸都是黑的。”巴特尔没说话。他把烟抽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说：“下一趟货什么时候走？”调度员说：“后天。”巴特尔说：“我去。”

他回到家里，其其格正在小卖部里算账。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说：“回来了？”巴特尔点头。他从怀里掏出那条红围巾，递给她。其其格接过来，打开，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买的？”巴特尔说：“嗯。”其其格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对着柜台上的镜子照了照。她说：“好看吗？”巴特尔说：“好看。”其其格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草原上的车辙。巴特尔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暖了一下。他想起那个卖围巾的女人，想起她说她阿爸也是东戈壁的。他忽然想问其其格，你阿爸叫什么名字。但他没问。他只是坐在凳子上，看着其其格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其其格忽然说：“你这次去，感觉怎么样？”巴特尔说：“还行。”其其格说：“你以前不说还行。”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脖子上的红围巾，想起二连浩特那个市场，想起那个女人的眼睛。他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柜台上。她说：“我去煮奶茶。”巴特尔坐在凳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东戈壁的风还是那么硬，刮在脸上，带着沙砾。但他没觉得冷。他忽然觉得，这风里有一种味道，说不清。也许是奶茶的味道，也许是其其格的味道，也许是二连浩特的味道。他说不清。

后来，巴特尔又去了很多趟二连浩特。每趟去，他都会在城里转一转。他去了那个菜市场，又看见了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这回他没停车，只是慢慢开过去，看了一眼。他去了那个小学，看见孩子们在操场上跑，笑着、闹着。他去了那个卖羊肉的铺子，买了一块羊肉，带回去给其其格。他去了那个卖蒙古袍的店，看见橱窗里换了一批新袍子，颜色更鲜亮了。他还去了那个市场，找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可那个女人不在了。摊位上换了一个男人，年轻，瘦，说话很快。巴特尔问他，原来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呢？男人说，走了，回老家了。巴特尔问，回哪儿了？男人说，不知道。巴特尔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在二连浩特的街上，看着那些汉字招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那么陌生了。他听得懂一些汉语了，知道哪里卖什么，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甚至学会了几句汉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能让人听懂。他觉得自己变了。他说不清哪里变了，但他知道自己变了。

有一天，他在货运仓库卸完货，张建军找他。张建军说：“老巴特，我有个事想跟你说。”巴特尔说：“什么事？”张建军说：“我女儿要去蒙古国留学，学蒙语。她想找个地方住，你能不能帮忙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家庭？”巴特尔愣了一下。他想起那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想起那盒热盒饭。他说：“你女儿？”张建军说：“对，就是给你送饭那个。”巴特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问问。”张建军说：“谢谢。”巴特尔说：“不用。”他回到家里，跟其其格说了这件事。其其格说：“让她来咱们家住吧。”巴特尔看了她一眼。其其格说：“咱们家有空房间。”巴特尔说：“她是中国人。”其其格说：“那又怎么样？”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忽然觉得她比他明白。他说：“那我跟张建军说。”其其格说：“说。”巴特尔给张建军打了电话。张建军很高兴，说下个月就送女儿过来。巴特尔挂了电话，坐在凳子上，看着其其格在小卖部里忙活。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想起自己曾经打心底瞧不上中国。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他笑了一下。其其格问：“你笑什么？”巴特尔说：“没什么。”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继续理货，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巴特尔坐在凳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东戈壁的风还是那么硬，刮在脸上，带着沙砾。但他没觉得冷。他忽然觉得，这风里有一种东西，说不清。也许是时间，也许是命运，也许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明天还要去二连浩特。后天还要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张建军的女儿叫张小雨，十九岁，在乌兰巴托读大学，学蒙语。她来东戈壁那天，巴特尔去扎门乌德接她。她穿着那件红色羽绒服，扎着马尾辫，手里提着一个大箱子。看见巴特尔，她笑了笑，说：“巴特尔叔叔。”巴特尔接过她的箱子，放在卡车后面。他说：“上车。”张小雨爬上卡车，坐在副驾驶座上。她看了看驾驶室，说：“这车真老。”巴特尔说：“跑了十二年了。”张小雨说：“我爸说你是老司机。”巴特尔说：“还行。”张小雨笑了笑，没再说话。巴特尔发动引擎，卡车驶向赛音山达。路上，张小雨看着窗外的草原，说：“真好看。”巴特尔说：“东戈壁。”张小雨说：“比二连浩特好看。”巴特尔看了她一眼。他说：“二连浩特也好看。”张小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说：“巴特尔叔叔，你以前是不是不喜欢中国？”巴特尔没说话。张小雨说：“我爸跟我说过，你以前从来不来二连浩特。”巴特尔说：“那是以前。”张小雨说：“现在呢？”巴特尔说：“现在去。”张小雨笑了笑，没再问。她看着窗外的草原，忽然说：“巴特尔叔叔，你知道我为什么学蒙语吗？”巴特尔说：“不知道。”张小雨说：“因为我阿妈是蒙古人。”巴特尔愣了一下。张小雨说：“我阿妈是东戈壁的，年轻时候过去的，后来就没回来。”巴特尔说：“东戈壁哪里？”张小雨说：“赛音山达。”巴特尔说：“我去过。”张小雨说：“那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我阿妈说，她阿爸叫巴特尔。”巴特尔的手抖了一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张小雨。他说：“你阿妈叫什么名字？”张小雨说：“其其格。”巴特尔愣住了。他想起那个卖围巾的女人，想起她说她阿爸叫巴特尔，想起她说她阿爸是东戈壁的。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说：“你阿妈，是不是在二连浩特卖过围巾？”张小雨说：“对，她以前在市场上摆摊，后来不摆了，回二连浩特了。”巴特尔说：“她还好吗？”张小雨说：“还好。她一直想回东戈壁看看，可一直没回来。”巴特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你阿妈的阿爸，叫巴特尔。”张小雨说：“对。”巴特尔说：“我也叫巴特尔。”张小雨愣住了。她看着巴特尔，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认识我阿妈的阿爸？”巴特尔摇了摇头。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张小雨点了点头。她说：“也是。”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巴特尔发动引擎，卡车继续向前。他忽然想起其其格，想起她第一次给他织的毛衣，袖子一长一短，他穿了十年。他想起其其格的手，粗糙，指节上有裂口。他想起其其格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觉得，这句话，他应该早点说。他应该早点明白。他应该早点来二连浩特。他应该早点认识张小雨，认识那个卖围巾的女人，认识张建军。他应该早点知道，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可他没有。他花了十年才明白。他花了十年才说出来。他花了十年才走进二连浩特。他花了十年才看见那个菜市场，看见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看见那个小学，看见那些孩子。他花了十年才明白，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想哭。可他没哭。他只是开着车，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一直延伸到天边。他想，这条路，他还会跑很多趟。跑多少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明天还会去。后天还会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张小雨在巴特尔家住了下来。其其格把空房间收拾出来，铺了新床单，放了一盆花。张小雨很勤快，帮着其其格理货、算账、煮奶茶。她学蒙语很快，没过多久就能跟其其格聊天了。巴特尔有时候坐在凳子上，看着张小雨和其其格在柜台后面忙活，忽然觉得这个家多了一个人，却好像多了一个世界。他想起张小雨说的，她阿妈是东戈壁的，年轻时候过去的，后来就没回来。他想起那个卖围巾的女人，想起她眼睛里的失落和期待。他想起自己曾经打心底瞧不上中国，想起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他笑了一下。其其格问：“你笑什么？”巴特尔说：“没什么。”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继续理货，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张小雨在旁边帮忙，用蒙语说：“其其格阿姨，这个多少钱？”其其格说：“五块。”张小雨说：“这么便宜？”其其格说：“便宜吗？”张小雨说：“二连浩特卖十块。”其其格说：“那你去二连浩特卖。”张小雨笑了。巴特尔看着她们，忽然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跑货运跑了二十三年，想要的东西。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找到了。

后来，张小雨回二连浩特的时候，巴特尔开车送她。路上，张小雨说：“巴特尔叔叔，我阿妈想见你。”巴特尔说：“为什么？”张小雨说：“她说她认识你。”巴特尔说：“她认识我？”张小雨说：“她说她以前在市场上卖围巾，你买过她的围巾。”巴特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好。”他把车开到二连浩特，停在那个市场外面。张小雨带他进去，走到一个摊位前。摊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头发有点白，脸上有皱纹。她看见巴特尔，站起来，笑了笑。她说：“你来了。”巴特尔说：“你认识我？”女人说：“你买过我的围巾。”巴特尔说：“那条红围巾。”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你阿爸叫巴特尔。”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他还在吗？”女人摇了摇头。她说：“他去年走了。”巴特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他回过东戈壁吗？”女人说：“没有。他一直想回去，可一直没回去。”巴特尔说：“为什么？”女人说：“他说他没脸回去。”巴特尔说：“为什么没脸？”女人说：“他说他当年扔下家里人跑了，没脸回去。”巴特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女人说：“我知道。”巴特尔说：“可你阿爸只有一个。”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你叫什么名字？”女人说：“我叫其其格。”巴特尔愣住了。他想起自己的其其格，想起她脖子上的红围巾，想起她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说：“我老婆也叫其其格。”女人笑了笑。她说：“那挺好的。”巴特尔说：“你回过东戈壁吗？”女人说：“没有。我想回去，可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巴特尔说：“赛音山达。”女人说：“我知道。可我阿爸没说具体是哪个苏木。”巴特尔说：“我帮你问。”女人说：“谢谢。”巴特尔说：“不用。”他转身走了。他走在二连浩特的街上，看着那些汉字招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那么陌生了。他听得懂一些汉语了，知道哪里卖什么，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甚至学会了几句汉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能让人听懂。他觉得自己变了。他说不清哪里变了，但他知道自己变了。

他回到家里，其其格正在小卖部里算账。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说：“回来了？”巴特尔点头。他走到柜台前，看着其其格。其其格问：“怎么了？”巴特尔说：“我见到一个其其格。”其其格说：“谁？”巴特尔说：“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她叫其其格。”其其格说：“她阿爸叫巴特尔。”巴特尔说：“对。”其其格说：“你帮她找。”巴特尔说：“我帮她找。”其其格说：“那你去吧。”巴特尔说：“你让我去？”其其格说：“为什么不让？”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忽然觉得她比他明白。他说：“那我去了。”其其格说：“去。”巴特尔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街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低矮的房子，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招牌。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其其格，她的眼睛里没有钱。她的眼睛里有失落，有期待，有思念。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阿爸的家人。他得帮那个其其格回到东戈壁。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的根。

他花了一个星期，跑遍了赛音山达周围的苏木。他问了很多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他在一个偏远的苏木里，找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叫巴特尔，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巴特尔问他：“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他年轻时候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老人看了他很久。然后他说：“那是我弟弟。”巴特尔说：“你弟弟？”老人说：“对。他年轻时候跑了，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巴特尔说：“他去年走了。”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知道。”巴特尔说：“你怎么知道？”老人说：“我梦见他了。”巴特尔说：“他女儿想回来看看。”老人说：“让她来。”巴特尔说：“好。”他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草原上，看着那些星星，看着那些羊群，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草。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老人，他的眼睛里没有钱。他的眼睛里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阿爸的家人找到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可以回来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东戈壁的草原，一直在等她。

他回到二连浩特，找到那个其其格。他说：“找到了。”那个其其格说：“真的？”巴特尔说：“真的。”那个其其格说：“谢谢。”巴特尔说：“不用。”那个其其格说：“我明天就去。”巴特尔说：“我送你。”那个其其格说：“好。”巴特尔开着车，带着那个其其格，驶过边境线，回到扎门乌德。后视镜里，二连浩特的灯火越来越远。他把车开向赛音山达，开向那个偏远的苏木。路上，那个其其格看着窗外的草原，说：“真好看。”巴特尔说：“东戈壁。”那个其其格说：“比二连浩特好看。”巴特尔看了她一眼。他说：“二连浩特也好看。”那个其其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说：“巴特尔叔叔，你以前是不是不喜欢中国？”巴特尔没说话。那个其其格说：“我爸跟我说过，你以前从来不来二连浩特。”巴特尔说：“那是以前。”那个其其格说：“现在呢？”巴特尔说：“现在去。”那个其其格笑了笑，没再问。她看着窗外的草原，忽然说：“巴特尔叔叔，你知道我为什么学蒙语吗？”巴特尔说：“不知道。”那个其其格说：“因为我阿妈是蒙古人。”巴特尔愣了一下。那个其其格说：“我阿妈是东戈壁的，年轻时候过去的，后来就没回来。”巴特尔说：“东戈壁哪里？”那个其其格说：“赛音山达。”巴特尔说：“我去过。”那个其其格说：“那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我阿妈说，她阿爸叫巴特尔。”巴特尔的手抖了一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那个其其格。他说：“你阿妈叫什么名字？”那个其其格说：“其其格。”巴特尔愣住了。他想起那个卖围巾的女人，想起她说她阿爸叫巴特尔，想起她说她阿爸是东戈壁的。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说：“你阿妈的阿爸，叫巴特尔。”那个其其格说：“对。”巴特尔说：“我也叫巴特尔。”那个其其格愣住了。她看着巴特尔，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认识我阿妈的阿爸？”巴特尔摇了摇头。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那个其其格点了点头。她说：“也是。”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巴特尔发动引擎，卡车继续向前。他忽然想起其其格，想起她第一次给他织的毛衣，袖子一长一短，他穿了十年。他想起其其格的手，粗糙，指节上有裂口。他想起其其格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觉得，这句话，他应该早点说。他应该早点明白。他应该早点来二连浩特。他应该早点认识那个其其格，认识那个卖围巾的女人，认识张建军。他应该早点知道，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可他没有。他花了十年才明白。他花了十年才说出来。他花了十年才走进二连浩特。他花了十年才看见那个菜市场，看见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看见那个小学，看见那些孩子。他花了十年才明白，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想哭。可他没哭。他只是开着车，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一直延伸到天边。他想，这条路，他还会跑很多趟。跑多少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明天还会去。后天还会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那个其其格在苏木里住了下来。她找到了她阿爸的哥哥，找到了她阿爸的家人。她每天去草原上走，看着那些羊群，看着那些星星，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草。她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她从来没来过，却好像一直在这里。她想起她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她看见的那些人，他们的眼睛里没有钱。他们的眼睛里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她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她说不清。但她知道，她回来了。她终于回来了。

巴特尔回到家里，其其格正在小卖部里算账。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说：“回来了？”巴特尔点头。他走到柜台前，看着其其格。其其格问：“怎么了？”巴特尔说：“她回来了。”其其格说：“谁？”巴特尔说：“那个其其格。她回来了。”其其格说：“那就好。”巴特尔说：“你让我去？”其其格说：“为什么不让？”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忽然觉得她比他明白。他说：“那我去了。”其其格说：“去。”巴特尔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街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低矮的房子，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招牌。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其其格，她的眼睛里没有钱。她的眼睛里有失落，有期待，有思念。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阿爸的家人。他得帮那个其其格回到东戈壁。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的根。他花了一个星期，跑遍了赛音山达周围的苏木。他问了很多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他在一个偏远的苏木里，找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叫巴特尔，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巴特尔问他：“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他年轻时候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老人看了他很久。然后他说：“那是我弟弟。”巴特尔说：“你弟弟？”老人说：“对。他年轻时候跑了，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巴特尔说：“他去年走了。”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知道。”巴特尔说：“你怎么知道？”老人说：“我梦见他了。”巴特尔说：“他女儿想回来看看。”老人说：“让她来。”巴特尔说：“好。”他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草原上，看着那些星星，看着那些羊群，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草。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老人，他的眼睛里没有钱。他的眼睛里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阿爸的家人找到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可以回来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东戈壁的草原，一直在等她。

巴特尔后来还是跑货运，还是跑扎门乌德到二连浩特这条线。但他不再把货卸在口岸就掉头回去。他每次都进二连浩特，把货送到仓库，办完手续，然后在城里转一转。他去菜市场买菜，去小学门口看孩子，去市场找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可那个女人不在了。摊位上换了一个男人，年轻，瘦，说话很快。巴特尔问他，原来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呢？男人说，走了，回老家了。巴特尔问，回哪儿了？男人说，不知道。巴特尔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在二连浩特的街上，看着那些汉字招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那么陌生了。他听得懂一些汉语了，知道哪里卖什么，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甚至学会了几句汉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能让人听懂。他觉得自己变了。他说不清哪里变了，但他知道自己变了。有一天，他在货运仓库卸完货，张建军找他。张建军说：“老巴特，我有个事想跟你说。”巴特尔说：“什么事？”张建军说：“我女儿要去蒙古国留学，学蒙语。她想找个地方住，你能不能帮忙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家庭？”巴特尔愣了一下。他想起那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想起那盒热盒饭。他说：“你女儿？”张建军说：“对，就是给你送饭那个。”巴特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问问。”张建军说：“谢谢。”巴特尔说：“不用。”他回到家里，跟其其格说了这件事。其其格说：“让她来咱们家住吧。”巴特尔看了她一眼。其其格说：“咱们家有空房间。”巴特尔说：“她是中国人。”其其格说：“那又怎么样？”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忽然觉得她比他明白。他说：“那我跟张建军说。”其其格说：“说。”巴特尔给张建军打了电话。张建军很高兴，说下个月就送女儿过来。巴特尔挂了电话，坐在凳子上，看着其其格在小卖部里忙活。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地下室的霉味，想起那个老板娘的表情。他想起自己曾经打心底瞧不上中国。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他笑了一下。其其格问：“你笑什么？”巴特尔说：“没什么。”其其格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继续理货，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巴特尔坐在凳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东戈壁的风还是那么硬，刮在脸上，带着沙砾。但他没觉得冷。他忽然觉得，这风里有一种东西，说不清。也许是时间，也许是命运，也许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明天还要去二连浩特。后天还要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张建军的女儿叫张小雨，十九岁，在乌兰巴托读大学，学蒙语。她来东戈壁那天，巴特尔去扎门乌德接她。她穿着那件红色羽绒服，扎着马尾辫，手里提着一个大箱子。看见巴特尔，她笑了笑，说：“巴特尔叔叔。”巴特尔接过她的箱子，放在卡车后面。他说：“上车。”张小雨爬上卡车，坐在副驾驶座上。她看了看驾驶室，说：“这车真老。”巴特尔说：“跑了十二年了。”张小雨说：“我爸说你是老司机。”巴特尔说：“还行。”张小雨笑了笑，没再说话。巴特尔发动引擎，卡车驶向赛音山达。路上，张小雨看着窗外的草原，说：“真好看。”巴特尔说：“东戈壁。”张小雨说：“比二连浩特好看。”巴特尔看了她一眼。他说：“二连浩特也好看。”张小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说：“巴特尔叔叔，你以前是不是不喜欢中国？”巴特尔没说话。张小雨说：“我爸跟我说过，你以前从来不来二连浩特。”巴特尔说：“那是以前。”张小雨说：“现在呢？”巴特尔说：“现在去。”张小雨笑了笑，没再问。她看着窗外的草原，忽然说：“巴特尔叔叔，你知道我为什么学蒙语吗？”巴特尔说：“不知道。”张小雨说：“因为我阿妈是蒙古人。”巴特尔愣了一下。张小雨说：“我阿妈是东戈壁的，年轻时候过去的，后来就没回来。”巴特尔说：“东戈壁哪里？”张小雨说：“赛音山达。”巴特尔说：“我去过。”张小雨说：“那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我阿妈说，她阿爸叫巴特尔。”巴特尔的手抖了一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张小雨。他说：“你阿妈叫什么名字？”张小雨说：“其其格。”巴特尔愣住了。他想起那个卖围巾的女人，想起她说她阿爸叫巴特尔，想起她说她阿爸是东戈壁的。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说：“你阿妈的阿爸，叫巴特尔。”张小雨说：“对。”巴特尔说：“我也叫巴特尔。”张小雨愣住了。她看着巴特尔，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认识我阿妈的阿爸？”巴特尔摇了摇头。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张小雨点了点头。她说：“也是。”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巴特尔发动引擎，卡车继续向前。他忽然想起其其格，想起她第一次给他织的毛衣，袖子一长一短，他穿了十年。他想起其其格的手，粗糙，指节上有裂口。他想起其其格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觉得，这句话，他应该早点说。他应该早点明白。他应该早点来二连浩特。他应该早点认识张小雨，认识那个卖围巾的女人，认识张建军。他应该早点知道，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可他没有。他花了十年才明白。他花了十年才说出来。他花了十年才走进二连浩特。他花了十年才看见那个菜市场，看见那个蹲在地上挑土豆的老人，看见那个小学，看见那些孩子。他花了十年才明白，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忽然想哭。可他没哭。他只是开着车，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一直延伸到天边。他想，这条路，他还会跑很多趟。跑多少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明天还会去。后天还会去。也许以后都会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些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后来，张小雨回二连浩特的时候，巴特尔开车送她。路上，张小雨说：“巴特尔叔叔，我阿妈想见你。”巴特尔说：“为什么？”张小雨说：“她说她认识你。”巴特尔说：“她认识我？”张小雨说：“她说她以前在市场上卖围巾，你买过她的围巾。”巴特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好。”他把车开到二连浩特，停在那个市场外面。张小雨带他进去，走到一个摊位前。摊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头发有点白，脸上有皱纹。她看见巴特尔，站起来，笑了笑。她说：“你来了。”巴特尔说：“你认识我？”女人说：“你买过我的围巾。”巴特尔说：“那条红围巾。”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你阿爸叫巴特尔。”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他还在吗？”女人摇了摇头。她说：“他去年走了。”巴特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他回过东戈壁吗？”女人说：“没有。他一直想回去，可一直没回去。”巴特尔说：“为什么？”女人说：“他说他没脸回去。”巴特尔说：“为什么没脸？”女人说：“他说他当年扔下家里人跑了，没脸回去。”巴特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东戈壁叫巴特尔的人很多。”女人说：“我知道。”巴特尔说：“可你阿爸只有一个。”女人说：“对。”巴特尔说：“你叫什么名字？”女人说：“我叫其其格。”巴特尔愣住了。他想起自己的其其格，想起她脖子上的红围巾，想起她说，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他说：“我老婆也叫其其格。”女人笑了笑。她说：“那挺好的。”巴特尔说：“你回过东戈壁吗？”女人说：“没有。我想回去，可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巴特尔说：“赛音山达。”女人说：“我知道。可我阿爸没说具体是哪个苏木。”巴特尔说：“我帮你问。”女人说：“谢谢。”巴特尔说：“不用。”他转身走了。他走在二连浩特的街上，看着那些汉字招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那么陌生了。他听得懂一些汉语了，知道哪里卖什么，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他甚至学会了几句汉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能让人听懂。他觉得自己变了。他说不清哪里变了，但他知道自己变了。他回到家里，其其格正在小卖部里算账。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说：“回来了？”巴特尔点头。他走到柜台前，看着其其格。其其格问：“怎么了？”巴特尔说：“我见到一个其其格。”其其格说：“谁？”巴特尔说：“那个卖围巾的女人。她叫其其格。”其其格说：“她阿爸叫巴特尔。”巴特尔说：“对。”其其格说：“你帮她找。”巴特尔说：“我帮她找。”其其格说：“那你去吧。”巴特尔说：“你让我去？”其其格说：“为什么不让？”巴特尔没说话。他看着其其格，忽然觉得她比他明白。他说：“那我去了。”其其格说：“去。”巴特尔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街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低矮的房子，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招牌。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其其格，她的眼睛里没有钱。她的眼睛里有失落，有期待，有思念。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阿爸的家人。他得帮那个其其格回到东戈壁。他得帮那个其其格找到她的根。他花了一个星期，跑遍了赛音山达周围的苏木。他问了很多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他在一个偏远的苏木里，找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叫巴特尔，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巴特尔问他：“你认识一个叫巴特尔的人吗？他年轻时候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老人看了他很久。然后他说：“那是我弟弟。”巴特尔说：“你弟弟？”老人说：“对。他年轻时候跑了，去了二连浩特。后来没回来。”巴特尔说：“他去年走了。”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知道。”巴特尔说：“你怎么知道？”老人说：“我梦见他了。”巴特尔说：“他女儿想回来看看。”老人说：“让她来。”巴特尔说：“好。”他转身走了。他走在东戈壁的草原上，看着那些星星，看着那些羊群，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草。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他跑了二十三年，却从来没好好看过。他想起他阿爸，想起阿爸说过的话，那边的人，眼睛里只有钱。可他看见的那个老人，他的眼睛里没有钱。他的眼睛里有思念，有遗憾，有等待。他想起这些，忽然觉得，阿爸也许错了。也许那边的人，跟咱们一样。也许这边的人，也跟那边的人一样。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阿爸的家人找到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她可以回来了。他得告诉那个其其格，东戈壁的草原，一直在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