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波把最后一件工服叠好塞进蛇皮袋的时候，窗外的天还没亮透。中山这座工业重镇的黎明总是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的机油。他蹲在地上，用打包绳把袋子口扎紧，手指头在绳结上停了几秒，忽然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走进这间宿舍的那天下午，自己也是这样蹲在地上，对着满地的行李不知所措。

那是二零二一年的暮春，柬埔寨波萝勉省的稻田刚刚插完秧。宋波家的田不多，父亲宋布帕弯着腰在田里补苗的时候，突然直起身来跟他说，阿波，你姑父从中国回来了，带了好些钱。

姑父是在饭桌上说起广东的。中山，一个从来没听过的名字。他说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电子厂、服装厂、灯饰厂，只要你肯干，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块。两千多块人民币，换成瑞尔是厚厚一沓，够家里花上大半年。宋波当时刚满二十岁，在镇上的修车铺当学徒，一个月挣不到五百块，还常常被师傅骂得抬不起头。饭桌那头，母亲低着头扒饭，筷子在碗里划来划去，就是不肯抬头看他。

“去吧。”父亲在门槛上磕了磕烟袋锅子，“你姑父说了，手续他找人办。”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母亲把他叫到灶房，从锅台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三百块人民币，几张票子已经软得跟棉纸似的。“你姑父说这是路费。”她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妈知道你不想去，可这地方穷啊，你爸那把老腰，已经半年没直起来过了。”

宋波没说话。他站在灶房门口，闻着柴火味和鱼露味混在一起的气息，把这气味使劲往鼻子里吸。他知道自己会想家，会想这个味道，会想母亲在灶台上忙活的背影。

从金边飞广州的飞机上，宋波把脸贴在窗边，看着底下绿色的田埂一点一点变小，最后消失在一片云海里。他想起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去金边，看见湄公河上漂着的水葫芦，绿得让人心慌。邻座的大姐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他点点头，那大姐就笑了：“头一回都这样，以后就好了。”

以后就好了。这句话他记了三年。

落地广州白云机场的时候，宋波差点被海关大厅的冷气吹得打了个哆嗦。姑父领着他和另外五个波萝勉来的小伙子，在入境大厅里排了足足两个钟头的队。同行有个叫索卡的小伙，比宋波小两岁，长着一张娃娃脸，总也闲不住，一会儿踮脚看前头的队伍，一会儿掏出护照翻来翻去，翻得页边都起了毛。“波哥，你说中国楼有多高？”他扯着宋波的袖子问，“我表哥说比我们村口那棵糖棕树还高。”

宋波被问住了。他姑父在前面听到了，回过头来笑了笑：“等下你们自己看。”

从广州到中山，大巴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宋波把脸贴在车窗上，看路两边的楼房从高变低，又从低变高，最后车子拐进一个工业区，路边的招牌上写着他认不出的汉字，红红绿绿，密密麻麻。索卡在旁边睡着了，脑袋歪过来靠在宋波肩上，口水把宋波的袖子洇湿了一小片。

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姑父带他们去了一家小饭馆，一人点了一碗猪肉粉，汤浓味重，里面漂着几片生菜叶子和油豆腐。宋波饿坏了，顾不上烫，稀里呼噜吃了个底朝天。索卡把汤都喝干了，然后放下碗，咂了咂嘴说：“明天还能吃这个吗？”

姑父笑了：“等你发了工资，天天吃都行。”

第二天一早，他们被领进了宿舍。六个人一间房，上下铺，铁架床，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明星海报。宋波被分到靠窗的上铺，窗外是一排芒果树，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他铺好凉席，把从家里带来的纱笼叠好塞在枕头底下，然后坐在床沿上，发了好一会儿呆。

办理完入职手续后，他们被带到了车间。宋波分在装配组，负责给灯饰配件拧螺丝。工位是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头顶的日光灯管亮得扎眼，传送带缓缓地转着，上面的部件一个接一个地滑过来。带宋波的师傅叫老严，湖南人，五十出头，瘦得像个衣架子，眼窝深陷，但手极快，一把电动螺丝刀在他手里跟长了眼似的，嗒嗒嗒三下，一个配件就装好了。“看清楚了没？”老严扯着嗓子喊，车间里噪音大，不喊听不见。宋波点点头，接过了螺丝刀。

头一个星期，宋波的手指头肿得跟香肠似的。电动螺丝刀的震动从手掌传到手臂，再传到肩胛骨，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抽一抽地疼。索卡分在包装组，每天要打包几百个纸箱，手掌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几个同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互相看手，发现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好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处全都红彤彤一片，像抹了辣椒面。

“想家不？”索卡含着满嘴米饭问宋波。

“想。”宋波说，“想我妈蒸的鱼。”

“我想我妹妹。”索卡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去，“她今年八岁，我走的时候她抱着我的腿不让走。”

一桌人都安静了。食堂的吊扇在头顶嗡嗡响，把饭菜的热气搅得四散。对面坐着的小伙叫阿亮，比他们早来一年，是邻村的，他嚼着青菜说：“头三个月最难熬，熬过去就好了。”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熬不过去的，早就回去了。”

宋波没说话。他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嚼了很久。

头三个月确实难熬。语言不通，除了“你好”“谢谢”“多少钱”，宋波几乎不会说别的。逛街的时候看到路牌上的汉字，只觉得满眼都是横竖撇捺，一个个都认识他，他一个也不认识。吃饭只能去厂门口几家柬埔寨人开的小馆子，点来点去就是烤猪肉饭和酸汤，价钱不便宜，一碗合人民币二十块，吃得他心疼。

上班更累。流水线一刻不停，人在工位上像被钉住了，连上厕所都得掐着时间快去快回。老严是个急性子，看宋波装得慢了就瞪眼睛：“你手是借来的？快点！”宋波听不懂，但看表情就知道是在催他，只好咬着牙加快速度。有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回到宿舍他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直接倒在床上，鞋都没脱就睡了过去。半夜醒来，脚趾头在被子里抽筋，疼得他蜷成一团。

最让他难受的是孤独。车间里中国人居多，大家各干各的，下了班就走。柬埔寨同乡虽然也有，但都住在不同的宿舍楼层，各人的班次也不一样，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宋波不会说中文，也没有朋友，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到车间，车间到食堂，食堂再到宿舍，三点一线，跟个机器人似的。有时候下了夜班，他一个人站在宿舍楼顶上，看着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红黄相间的线，一直延伸到天边，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

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厂门口的小卖部给家里打电话。国际长途贵得吓人，一分钟合好几块钱，他卡里充了一百块，说不了几句就快没了。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夹杂着电流的沙沙声：“阿波啊，你吃饭了没？妈给你留了虾酱。”宋波鼻子一酸，差点在电话亭里哭出来。他咬着嘴唇，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说：“我吃过了，妈，我很好，这里什么都好。”

挂了电话，他靠在电话亭上，仰头看着天。中山的天和波萝勉的天不一样，这里是灰蓝色的，看不见星星。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田里抓萤火虫，母亲在门口喊他回家，声音穿过稻田飘过来，软得像丝绸。那一刻他真想买张机票飞回去，回到那个破旧的吊脚楼里，闻着鱼露味睡一觉。

但第二天的闹钟还是在五点半准时响了。宋波关了闹铃，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然后下床洗脸。水龙头的水冰凉，扑在脸上让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他看着镜子里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对自己说，再忍忍。

忍过了头三个月，日子似乎就没有那么难了。宋波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中文，能听懂老严的指令，也能用蹩脚的普通话去买东西。他的手指不再肿了，虎口处磨出了一层厚茧，摸着跟砂纸似的。干活的速度也快了，流水线上的灯饰配件一个接一个从他手里滑过去，嗒嗒嗒，装得又快又准。老严看他的眼神终于不那么凶了，有时候还会给他递根烟：“小宋，进步挺快嘛。”

宋波不抽烟，但接了。老严教他抽烟，第一口呛得他直咳嗽，老严在旁边乐得前仰后合。后来慢慢习惯了，下夜班的时候两人蹲在车间后门，一人一根烟，看着月亮从厂房的屋顶上升起来。老严话多，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宋波听不大懂，但喜欢听他说话，那声音混着夜色，让人觉得踏实。

第三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宋波领到了四千八百块。他把钱摊在床铺上，数了好几遍，全是红票子，崭新崭新。他抽出五百块留着当生活费，剩下的全装进信封，准备寄回家。汇款单是索卡帮他填的，两个人在邮局柜台前研究了半天，柜台后面的大姐看他们笨手笨脚的样子，笑着帮忙填了。宋波觉得那大姐的笑跟春贤似的，暖暖的。

钱寄回去之后，母亲打电话来，声音里带着哭腔：“阿波，家里好着呢，你爸去买了两袋化肥，还给你妹妹买了双新鞋。”宋波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又酸又胀。他问：“妈，你想我不？”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然后母亲说：“想啊，怎么不想。可妈更想你过得好。”

过得好。这三个字让宋波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他发现，自己慢慢开始习惯这里了。食堂的猪肉粉虽然不如家乡的贡布胡椒蟹那么鲜，但吃着也顺口了；宿舍的铁架床虽然硬，但铺上凉席也能睡得很沉；甚至车间里轰隆隆的机器声，听久了也不觉得那么吵了，好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跟呼吸一样自然。

在中山的头一年，宋波学会了看机器图纸，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基础的维修保养工作。他动手能力本来就强，在修车铺那几年虽然被师傅骂，但底子还在。有一次包装组的封箱机卡了，传不动了，几个师傅围着转了半天没修好，宋波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发现是一个齿轮的轴承卡死了，他找来工具把轴承卸下来，敲敲打打了一番，再装回去，机器就能转了。车间主任老刘知道了，专门跑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有两下子。”

老严也听说了这件事，下夜班抽烟的时候冲他竖大拇指：“可以啊，以后往技术工发展，工资能涨不少。”宋波咧嘴笑了笑，把烟往地上一摁：“严哥，我想学。”

学技术不是件容易的事。宋波没什么文化，高中没读完就回家了，看图纸上的符号和参数就跟看天书差不多。但他就有一股子倔劲。他买来一本中柬对照的技术手册，每天晚上下了班趴在床上看，遇到不懂的就去问老严。老严虽然嘴碎，但心肠热，能讲明白的一定讲透。有时候宋波问得多了，老严也烦：“你这么学，是要抢我饭碗啊？”可说完又接着讲。

索卡笑话他：“你是来打工的，还是来上学的？”宋波白了他一眼：“多学点总没错。”索卡撇撇嘴，继续躺在床上玩手机。索卡存了大半年的工资，给自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整天捧着看视频，看得入了迷。他喜欢看美食短视频，里头的红烧肉、麻婆豆腐、煲仔饭，看得他直流口水。有天晚上他拉着宋波说：“波哥，等哪天放了假，我们出去下馆子，把这些菜全点一遍。”

宋波笑他：“你的工资经得起你这么吃？”

索卡嘿嘿笑：“你不是涨工资了嘛，请我吃一顿又怎么啦。”

国庆假期，两人去了市中心的步行街，然后找了一家湘菜馆，点了一桌子菜。索卡吃到剁椒鱼头的时候辣得满脸通红，一边灌水一边说：“这个太辣了，但是停不下来。”宋波也辣出了汗，却觉得这味道真过瘾，跟在车间里干一天活的热汗不同，这是辣的，是让人上头的。

那是宋波来中国后头一回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融在了一起。他走在步行街上，看着两边花花绿绿的招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不再发慌了。他甚至能认出一些汉字了——“超市”“银行”“药房”——虽然不多，但拼拼凑凑也能明白个大概。

时间过得真快。头一年觉得熬不到头，等过了那道坎，后面的日子就快了。宋波的工作越来越熟练，第二年年中的时候被调到了质检组，负责检查出厂灯饰的线路和外观。工资涨到了六千多块。他给家里寄钱的频率也高了，以前三个月寄一次，后来一个月寄一次。家里用他寄回去的钱翻修了房子，把原来漏雨的棕榈叶屋顶换成了铁皮瓦，还在门前铺了水泥地。父亲来信说，村里人都夸他有出息。

阿亮要走了。这个邻村的小伙子在中山待了四年，攒了一笔钱，准备回柬埔寨开个小卖部。临走那天，几个同乡在宿舍楼下的烧烤摊给他饯行。啤酒开了十几瓶，烤串上了一轮又一轮。索卡喝得脸通红，抱着阿亮的胳膊不肯撒手：“你走了谁陪我打游戏啊。”

阿亮笑：“你以后也学学你波哥，别光顾着玩。”

宋波在对面坐着，拿着根烤茄子慢慢啃，没怎么说话。阿亮扭头看他：“波，你也老大不小了，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宋波抬起头，想了想说：“我想再干几年，多学点技术，等攒够了钱，回去开个小工厂。”

阿亮说：“你这个人踏实，一定能成。”

那晚他们喝到很晚。散了之后宋波没回宿舍，一个人坐在楼顶上，点了一根烟。仲夏夜的天空被工业区的灯火映得发红，看不见一颗星星。宋波忽然想起阿亮刚到中山那年，在宿舍里给家里写信，写着写着就哭了。那天宋波问他哭什么，阿亮说，想他妈做的酸汤鱼。宋波当时觉得好笑，现在阿亮要走了，宋波才发现，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酸汤鱼了。

第二年很快就过去了。宋波在质检组干得不错，老刘说他有当组长的潜质。索卡也稳定下来了，虽然还是贪玩，但每个月也能存下一些钱，不再像刚来时候那样大手大脚。两人合租了厂区外面的一个小单间，搬出了六人宿舍。房间不大，放两张床和一个衣柜就满了，但宋波觉得挺好，至少有了自己的空间，下了夜班回来可以安静地坐一会儿。

第三年的春天，宋波遇见了一个姑娘。

那天厂里停工检修，宋波去附近的手机店贴膜。店里人不多，他坐在等候区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忽然听见有人用柬埔寨语讲电话。他抬起头，看见柜台边站着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着什么，语气有些急，用的是波萝勉方言。

宋波的眼皮跳了一下。这个姑娘讲的话，带着他家乡的味道，软糯的尾音像春日的风。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那姑娘挂了电话，转身看见宋波在看她，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宋波的脸腾地红了。他慌忙低下头，假装看手机。

过了一会儿，姑娘坐到他旁边，用中文说：“你是柬埔寨人吧？刚才我看到你看我。”她说的是普通话，带着一些口音，但说得很流利。

宋波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嗯，我……我是波萝勉的。”

“我也是。”姑娘眼睛一亮，“我是茶胶的，不过离波萝勉很近。”

两人聊了起来。姑娘叫阿玲，在隔壁镇的一家电子厂做质检，来中山已经两年多了。她说话爽快，三句里有两句在笑，声音脆生生的，像炒豆子。宋波一开始还有些拘谨，聊了一会儿就放松了。他发现自己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笑。那个下午他们在手机店里待了半个多钟头，后来贴膜的师傅叫宋波去取手机，他才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你……你平时什么时候休息？”

阿玲笑得弯了眼睛：“怎么，想约我呀？”

宋波的脸又红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阿玲笑着拿出手机：“来，加个联系方式吧。”

加上联系方式后，宋波开心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不时拿起手机傻乐。索卡看他不对劲，用枕头砸他：“你发什么疯？”宋波没理他，翻了个身，背对着索卡继续笑。

他跟阿玲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下班了互相发消息，说一说车间里的趣事，或者吐槽食堂的菜。周末有空的时候，两个人会约着去夜市吃烧烤，或者去公园散步。宋波发现阿玲比自己想象中更懂事，她上过高中，会英语，还能看懂一些技术资料。她也跟宋波一样，每个月寄钱回家供弟弟妹妹读书。

“我想让他们读大学。”阿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我们那一带，能读到高中的女孩子都不多。”

宋波说：“那你家里人支持你出来打工吗？”

“开始不支持，怕我学坏了。”阿玲踢着路上的小石子，“后来看见我每月寄钱回去，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们走到一个凉亭边坐下来。晚风凉凉爽爽，把阿玲的头发吹起来，有几缕扫到了宋波的胳膊上，痒痒的。宋波握了握拳头，鼓起勇气说：“阿玲，我……我觉得你挺好的。”

阿玲转头看他，眼睛里带着笑意：“然后呢？”

宋波的舌头打了结：“然后就是……我也说不好……就是挺好的。”

阿玲哈哈大笑，笑得宋波耳朵尖都红透了。好半天她才止住笑，轻轻说：“我也觉得你挺好的。”

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就这么似破未破地糊着。之后的日子里，他们默契地走得越来越近。宋波下了夜班，会绕一段路去阿玲厂门口等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在街边的小摊吃碗面。他们聊家乡，聊父母，聊以后的打算。有一天晚上，阿玲跟宋波说，她的一个同乡女孩子跟人谈恋爱，被男朋友骗走了攒了半年的钱，人都找不到了。她越说越气：“有些男人，就欺负咱们在外国，孤孤单单的，好骗。”

宋波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我不会骗你。”

阿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晚他们经过一座天桥，桥下是滚滚的车流。阿玲靠在栏杆上，抬头看城里的灯火：“宋波，你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

宋波摇摇头：“我没想过要留下，我爸妈还在村里。我想攒够钱回去。”

阿玲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三年的夏天，宋波的奶奶病危。母亲打电话来，说奶奶一直念叨着他的名字，让他有空就回来看一趟。宋波挂了电话，在电话亭里站了足足十分钟。厂里请假难，来回机票又贵，回去一趟少说也要花掉大几千块。但宋波还是请假回去了。那三天里，他差不多没合眼。奶奶看见他，瘦得脱了相，躺在竹床上，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摩挲，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回来啦……你回来啦……”

宋波蹲在床边，泪流满面。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奶奶教他认字，教他念经，给他做竹编的玩具。奶奶总说，等阿波有出息了，就带她去城里看看。可宋波在城里打工三年，却一次也没想过要接奶奶去看看。他总想着来日方长，总觉得明天还有时间。

奶奶走的那天，宋波守在旁边，从深夜守到黎明。奶奶最后说的几个字是“阿波，别哭”。宋波跪在床前，把脸埋进奶奶冰凉的掌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料理完丧事，又匆匆飞回中山。返回后的整整一个月，宋波都很沉默，下班后也不去找阿玲，一个人坐在楼顶抽烟，一坐就是半宿。索卡急坏了，以为他病了。宋波说没有，只是想静静。阿玲打电话来，宋波也不想接。

有一天下了夜班，阿玲堵在宋波宿舍楼下。她看着宋波黑眼圈重得像化不开的墨，又气又心疼：“你这个人，有事就憋着。我是不是你女朋友？是不是？”

宋波愣了。他从来没跟阿玲正式表白过，但阿玲说这话时语气笃定。宋波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他眼圈发红，声音沙哑：“我奶奶走了。我想起她就想哭。”

阿玲的眼睛也红了。她往前走了一步，伸手拉住了宋波的手：“那你就哭出来，我陪你。”

那晚他们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宋波断断续续地讲奶奶的事。阿玲就坐在旁边听着，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宋波哭完了，心里的石头好像轻了一些。他抬头看见天边已经泛白，厂区的路灯一盏一盏熄灭。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对阿玲说：“谢谢你。”

阿玲笑了笑：“以后别这样了，好吗？”

宋波点点头，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从那天起，他跟阿玲之间再没有什么试探和猜疑。阿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下了班就去找她，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去市场买水果。阿玲喜欢吃菠萝蜜，宋波就给她买，剥好了递到她嘴边。阿玲说他像个大哥哥，宋波就笑：“那你叫我哥吧。”

阿玲掐他胳膊：“你想得美。”

那年秋天，宋波正式升任质检组组长，手下管着十几个人。工资涨到了八千多，加上加班费，一个月到手能有一万出头。这在柬埔寨是一笔大钱。宋波的父母在村里走路都挺起了腰杆。父亲在电话里说，家里准备再盖一间房，给宋波娶媳妇用。

宋波拿着手机，看了一眼旁边正在啃苹果的阿玲，说：“爸，媳妇的事还早着呢。”

父亲在那头提高了嗓门：“早什么早？你二十四了，跟木头似的。你要是在外面找到合适的女孩子，带回来给我和你妈看看。”

宋波应了一声，心里却在想别的事。电话这头是他最亲的人，电话那头也是他牵挂的人。他在中国待了快三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却也越发想念家乡的泥土和稻田。这种想念是矛盾的，像一根绳子，两头都紧紧绑着他的心。

第三年的冬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姑父在中山的老乡想介绍一个柬埔寨姑娘给他认识。那姑娘叫达妮，也在中山打工，母亲说人长得周正，性格温和，家里条件也不错。宋波拿着手机，半天没说话。母亲问：“你听见没有？过年回来见个面，成不成再说。”

宋波说：“妈，我有对象了。”

电话那头的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语气有些复杂：“你怎么不早说？是什么样的姑娘？柬埔寨人吗？做什么的？”

宋波说：“她叫阿玲，茶胶人，在隔壁电子厂做质检，挺好的。”

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又紧张起来：“那家里怎么样？父母是做什么的？你可要打听清楚，咱们这样的家庭，找媳妇要踏实本分的。”

宋波有些无奈：“妈，我知道，阿玲很本分，她还供弟弟妹妹读书呢。”

母亲这才稍微放心，又说：“那你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看看？”

宋波说：“等攒够钱，我们就回去。”

挂了电话，他站在阳台上发了一会儿呆。阿玲从房间里出来，给他披了件外套：“你妈说什么了？”宋波把事情讲了一遍。阿玲听完，皱着眉头说：“你妈不会觉得我家里穷吧？”

宋波笑了：“我家也不富。她只是不放心。”

阿玲松了口气，又幽幽地说：“宋波，你想过没有，我们以后在哪里生活？你已经三年没在家里过年了。”

宋波看着远处街道上渐次亮起的天色，轻声说：“我想在这里再干两年，然后带你回去。回波萝勉，开个小工厂，或者做点小生意。”

阿玲靠过来，头轻轻枕在宋波的肩上：“我信你。”

三年期满，宋波的决定已经做好了。他准备回国，回柬埔寨去。他心里清楚，中国再好，终究不是家。他在这里学到了技术，攒下了一笔本钱，也有了阿玲。回去之后，可以用这些年的积蓄做点事，盖房子，娶阿玲，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但真正收拾行李的时候，宋波还是忍不住难过了。他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一条轰隆隆运转了三年的流水线，看着工友们一个一个从他面前走过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疲惫和麻木。老严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破天荒地没有笑：“小子，真要走了？”

宋波点头：“严哥，谢谢你教我这么多。”

老严咧咧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谢什么，你是我带过最省心的徒弟。”他顿了顿，又说，“回去了好好过。”

宋波的眼眶有些热。他握住老严的手，用力地摇了摇。两人就这么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末了老严抽出一根烟递过来，宋波接了，点上。烟雾在他们之间袅袅升起，模糊了彼此的脸。

索卡决定再留一年。他跟宋波在出租屋里吃了最后一顿饭，自己炒了几个菜，开了一瓶酒。索卡喝着喝着就哭了：“波哥，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宋波拍拍他的头：“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好好存钱，别光顾着玩，早点回去。”

索卡抹着眼泪点头：“那你回去先帮我看看我妹妹，告诉她我明年肯定回来。”

阿玲也辞了工，跟宋波一起走。她父母那边已经说好了，两人先回波萝勉见双方家长，然后去金边发展。他们买的是从广州飞金边的机票，临走那天早上，两个人特意去了中山步行街，在江边拍了几张照片。阿玲挽着宋波的胳膊，笑得眉眼弯弯。宋波看着镜头，努力让自己笑，但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他的表情还是有些僵硬。

车子开往广州机场的路上，宋波一直看着窗外。从工业区到高速路，从高速路到城区，路两边的景色一变再变。宋波脑海里也不断闪过这三年的画面。刚来时的迷茫，初次领工资时的兴奋，深夜楼顶的孤独，阿亮走时的伤感，奶奶去世时的心痛，与阿玲的相识，以及那个在医院走廊里度过的漫长夜晚。

大巴行驶到机场高速的时候，车里有个孩子在哭，年轻的母亲轻轻拍着孩子的背，轻声说：“马上就到了，马上就能看到爸爸了。”宋波听着，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三年前他第一次走过这条路的时候，心里满是忐忑和期待；如今再走，竟是离别与重逢交织。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阿玲握住了宋波的手。宋波回头看她，见她正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大约是家乡的祈福经文。宋波也闭上眼睛，在心里把这三年的日子重新过了一遍。他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那些痛苦的、快乐的、孤独的、温暖的瞬间，像电影一样从脑海里滑过。最后，画面定格在波萝勉的稻田上，母亲站在田埂边，正朝他挥手。

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后，飞机穿过云层，宋波看见了底下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湄公河像一条黄色的丝带蜿蜒在绿色的田野间，阳光慷慨地洒下来，把一切都照得金黄透亮。他的心忽然跳得很快。

下了飞机，出了机场，热浪扑面而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宋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不受控制地湿了。三年，他离开这里整整三年，走的时候田里的稻秧刚刚插上，回来的时候稻子已经收割过好几茬了。

他租了一辆面包车，载着他和阿玲往波萝勉的方向赶。车上放着柬埔寨的流行歌曲，阿玲跟着轻轻哼唱，宋波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椰子树和吊脚楼，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车子越往乡下开，路越窄，两边的房子越矮。宋波打开车窗，热风灌进来，吹乱了他的头发。

离家还有大约一里路的时候，宋波让司机停了车。他拎下行李，站在泥土路上，四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阿玲跟着下了车，站在他身后，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宋波抬头望去，家门前的糖棕树还是老样子，高高地耸立在蓝天下。母亲正坐在门前择菜，父亲蹲在地上修整篱笆，妹妹在院子里追着一只鸡跑。远远地，母亲似乎听见了什么响动，抬起头来，目光穿过明晃晃的阳光，落在了宋波身上。

她的手停住了。然后她慢慢站起来，把围裙在腰上擦了擦，踉跄着朝这边走了两步。

宋波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妈”，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他就那么站着，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来，越走越快，最后小跑起来。

母亲跑到宋波面前，仰起头，仔细地打量着儿子的脸。宋波瘦了，黑了，脸上长出了青黑的胡茬。母亲伸出手，颤巍巍地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头发，嘴唇哆嗦着，还没说出话，眼泪就滚了下来。

“回来了……阿波回来了……”她终于哭出了声。

宋波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抱住母亲，把脸埋进她瘦小的肩窝里。母亲的肩膀还是那么瘦，那么暖，带着灶台边常年浸染的鱼露和木炭的味道。宋波的眼泪像决了堤，他抱着母亲，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父亲和妹妹也跑了过来。父亲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嘴唇紧抿着，伸手拍了拍宋波的肩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妹妹已经长高了不少，扎着两个小辫子，怯怯地喊了一声“哥”。宋波从母亲怀里抬起头，伸手把妹妹也揽了过来。

一家人就这么站在院子前的土路上，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哭成了一团。

后来宋波把阿玲拉过来介绍给家人。母亲抹着眼泪，又哭又笑，拉着阿玲的手不放。父亲则不住地点头，话不多，但眼里的欢喜藏不住。妹妹绕着阿玲转了好几圈，最后甜甜地叫了一声“嫂子”。阿玲羞得满脸通红，头也不抬。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宋波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酸汤鱼、烤牛肉、青木瓜沙拉、虾酱炒空心菜，摆了满满一桌。宋波坐在竹椅上，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笑脸，心里满满当当的，像是被什么温热的东西给填满了。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酸辣的汤汁在舌尖炸开，那是他三年来在异国他乡的每一个深夜，魂牵梦萦的味道。

他嚼着嚼着，眼泪又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他赶紧低下头，用袖子飞快地抹了一下。

母亲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又往他的碗里夹了一筷子菜。宋波抬起头，看见母亲正看着他，眼里的光是那么温暖。

“妈，”宋波忽然开口了。他叫出这一声之后，又沉默了很长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母亲，又看了看父亲、妹妹，最后把目光落在阿玲身上，发现她正微笑着看自己。宋波的喉咙动了动，终于说出了那句已经在心里攒了三年的话——

“我不后悔。”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可他的嘴角却带着笑。他的目光越过母亲的头顶，落在门外那棵糖棕树上，落在远处那片已经收割过的稻田上，落在更远处那条通往金边的土路上。三年前，他从这条路走出去，迷茫、惶恐，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年后，他从这条路上走回来，带着技术、带着积蓄、带着阿玲，也带着一颗被时光淬炼过的心。

“妈，”宋波又重复了一遍，这回他的声音稳了一些，一字一句说得很清楚，“我在中国三年，最不后悔的就是去了那里。”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母亲的眼眶又红了。她站起来，走到宋波身边，伸手把他揽进怀里，像他还是个孩子那样轻轻拍着他的背：“好……好，不后悔就好。”

父亲在对面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抹眼睛。妹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脸上一片茫然。阿玲走过来，把手轻轻覆在宋波的背上。

宋波闭上眼，任由眼泪无声地滑落。他不再强忍了。三年来的委屈、孤独、疲惫、想念，此刻都化作热泪，沾湿了母亲的衣襟。

夜幕降临，波萝勉的星空终于不再被工业区的灯火掩盖。宋波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阿玲坐在他身边，两个人的肩膀轻轻地碰在一起。天上的星星比中山的明亮得多，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田野里虫鸣阵阵，风里裹着泥土和稻禾的清香。

阿玲低声问：“刚才哭什么？”

宋波想了想说：“不是难过。就是觉得……这三年，真值。”

阿玲轻轻笑了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宋波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像是要把这一刻的光，深深地刻进心里。

全文完，本文为原创虚构情节，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