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老挝才知道，贫穷和落后可以到什么程度

我叫周海峰，今年四十二，在云南磨憨口岸跑运输。从去年开始，我经常往老挝那边送建材和日用品，最远到过琅勃拉邦。说实话，去之前，我觉得老家皖北农村已经够穷了。去了之后我才明白，穷和穷，差的不是一个两个档次，是几辈子的距离。

第一次去老挝，是去年夏天。同行的老刘跑这条线五年了，他嘱咐我，多带矿泉水，多带方便面，别在路上乱吃东西。我当时觉得他太夸张。过了口岸，路就不对了。柏油路开了不到半小时，就成了土路，坑多得像麻子脸。越野车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快翻出来。老刘说，这还算好的，到了雨季，这段路能变成烂泥塘，卡车陷进去，没两天出不来。

路两边的村子，房子是用竹子和棕榈叶搭的，四面漏风。我摇下车窗看，几个黑瘦的孩子光着脚站在路边，最大的不过七八岁，背上还背着小的。他们看见车，眼睛一下子亮了，举起手摇晃。我问老刘，他们这是在打招呼？老刘说，在要吃的。我翻出车里的几块饼干，从窗口递出去。那个最大的孩子接过去，很小心地掰成小块，先塞给背上的弟妹，又分给旁边的孩子，最后才往自己嘴里放了一点。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站在尘土里，像几棵被风吹歪的小树。

又开了两三个钟头，到了一个叫孟赛的地方。说是县城，其实就是几条土路交叉，路边有些低矮的木板房子。老刘把车停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门前。老板姓黄，湖南人，在这边待了八年。他给我们煮了面，又烧了壶开水。我问他，这里的人靠什么过日子。他点着一根烟，说，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种点旱稻，再打点野味。一年到头，人均收入也就几百块。他说着，朝门外努了努嘴，说，你刚才看见那些孩子了吧。有些孩子，一辈子没穿过鞋。

黄老板带我去附近的村子转了转。那村子在湄公河边上，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架空着，底下养猪养鸡。我们进了一户人家，屋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黑瘦，腼腆。他家有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巴掌大的收音机，还是中国产的。他老婆蹲在门口，用木杵一下一下地舂米。旁边吊着个黑乎乎的锅，里头煮着野菜汤，浮着几片南瓜。没有油，没有肉。他女儿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个塑料瓶，里头装着半瓶浑水。黄老板翻译说，那水是从河里打的，他们直接喝。我愣住了，问，不烧开吗。黄老板说，哪有柴烧水，柴要留着做饭。那女孩仰起脸看我，眼睛很亮，像两颗泡在水里的黑豆子。我蹲下去，从包里摸出一包饼干。她不敢接，回头看黄老板。黄老板用老挝语说了一句，她才很轻地接过去，抱在胸口，像得了什么宝贝。

那天晚上，我睡在旅馆里。天热得厉害，没空调，只有个破电扇，呼啦呼啦地转。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舂米的女人，那个抱着浑水瓶子的小女孩。我想起我儿子，他十二岁了，每顿饭没肉就摔筷子，一双鞋穿过一季就喊旧了。我忽然觉得，很多东西，没放在一起比，你永远不知道你活得多容易。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琅勃拉邦走。路过一段山路，看见路边有个男人，蹲在那儿，用一把生锈的刀在削木头。黄老板说，那是在做牛车轱辘。我问，现在还有牛车？黄老板说，多的是。全老挝，牛比拖拉机多。他这么说，我才注意看，路边确实有牛车，木头轮子，牛慢吞吞地走，车上坐着人，或者堆着柴。那牛车从我旁边过去的时候，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像从很久以前传过来的。

在琅勃拉邦，我看见另一番景象。寺庙多，和尚也多。每天清晨，和尚们排着队出来化缘。街边的百姓跪在路旁，把米饭团放进他们的钵里。那场面安静极了，像一场无声的仪式。我站在旁边看，忽然觉得，这地方穷归穷，可人心不慌。他们的日子慢，慢得像是被时间忘在了后头。可他们还是把最好的米饭，给了那些出家人。这种穷，跟我在老家的穷不一样。我老家的穷，是没钱的穷。他们的穷，是连“有钱”这个念头都很少有的穷。可他们脸上，并不全是苦。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根甘蔗能啃一下午，笑得满嘴都是甜水。

回来的路上，我把车里的几箱矿泉水和半箱方便面，都留给了那个湄公河边上的村子。黄老板帮着分。村子的男人们围过来，从家里拿出香蕉和木瓜，往我车上搬。我说不要，他们听不懂。黄老板说，收下吧，不收，他们会难过。我收下了。那些香蕉，比我在国内吃过的都甜。

如今我还跑老挝。每次去，都多带点吃的，多带点旧衣裳。有些国内不要的旧鞋，我都攒着，洗干净，送给那些光脚的孩子。他们穿上鞋，走路的样子像踩在云上，不敢用力。我看着，又心酸，又高兴。老刘说，海峰，你是个心软的人。我说，不是心软。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连双鞋都没有。现在我知道了，我就得做点什么。做一点是一点。

这，就是我去老挝看到的东西。不光是穷，是那种你站在这块土地上，才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落后。可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更珍惜我自己的日子。也才更愿意，把手里多出来的那一点，分给他们。不是施舍。是还债。是替我们这些过得容易的人，还一笔谁都没算过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