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万象的时候，我心里头还在打鼓。这是我头一回出国，也是头一回坐飞机。

三月份的国内还有些凉意，老挝这边已经是热浪扑面了。出了机场大厅，一股子又潮又闷的热气裹上来，跟钻进蒸笼似的。我拎着个帆布包站在路边，看着眼前的景象有点发懵。万象这地方说是首都，看着还不如我们老家的县城像样。马路不宽，两边电线杆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线，跟蜘蛛网似的。街上跑的最多的是摩托车，突突突地窜来窜去，偶尔有辆小轿车过去就算高档货了。满大街都是那种改装过的三轮车，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到处是汉字招牌，中国饭店、中国超市、中国修车铺，一家挨着一家。

我正东张西望呢，一个晒得黝黑的汉子冲我招手。“李建军是吧？我是老周，来接你的。”他嗓门挺大，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老周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裤腿上沾着泥点子，笑起来眼角的褶子能夹死蚊子。

“周哥好。”我赶紧迎上去。

“走吧，车在那边。”他接过我的包往肩上一甩，“第一次来？”

“嗯，头一回。”

“习惯就好了。这边天热，多喝水，别中暑。”

老周开着一辆破皮卡，挡风玻璃上裂了道缝，用透明胶带贴着。车上了路，颠得我屁股在座位上直跳。我老家是河南驻马店一个镇子上的，出来打工十几年了，钢筋工、模板工、水电工都干过。前两年国内工地活越来越少，项目一个接一个停工，欠薪的事情也多了起来。去年冬天整整三个月没活干，家里两个娃要上学，老娘的药不能断，我媳妇在镇上给人缝衣服一个月挣不到两千块钱。急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后来工地上一个兄弟跟我说，老挝这边缺人，中资项目多，工资比国内高还包吃住。我咬了咬牙，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凑了路费和中介费，一狠心就来了。

“咱们这个项目是中资的，给老挝盖一个什么商贸中心，工期两年。”老周边开车边说，“工地上中国人两百多号，老挝本地人也有百来个。你技术怎么样？”

“干了十几年钢筋工了，绑扎、下料都熟。”

“那行，工地上正缺这个。工资按天算，大工一天四百，加班另算。包吃包住，工资月结，从不拖欠。”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天四百，一个月干满就是一万二，比国内多出一大截。在国内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七八千，还经常被拖工资。这买卖，值。

皮卡开出城区，路就越来越难走了。柏油路变成了红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过处扬起满天尘土。路边开始出现那种木板搭的吊脚楼，歪歪扭扭的，楼底下养着鸡鸭，到处是粪味儿。有些人家连木板房都没有，就搭个铁皮棚子，地上铺张席子就是床。有几个光屁股小孩在路边追着一只瘦狗跑，看见我们的车就停下来，黑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

到了工地，已经是下午了。一大片红土地上扎着十几栋简易板房，旁边塔吊竖着好几座，钢筋水泥堆得跟小山似的。机器的轰鸣声老远就能听见，工人们戴着安全帽来来往往，有的喊号子，有的操作机器，灰尘弥漫在半空中，呛得人嗓子眼发痒。

老周把我领到一间板房里，指着靠墙的一张铁架子床说：“你就睡这儿。蚊子多，蚊帐自己挂好，这边登革热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从柜子里翻出一顶安全帽扔给我，“明天早上六点半开工，别迟到。工头姓刘，东北人，脾气爆，干活不能偷懒。”

那天晚上我没睡踏实。板房的铁皮顶被热浪烤了一天，到了晚上还在散热，躺在床上一身一身地出汗。蚊子嗡嗡嗡地在耳边转，蚊帐外面能看见蚊子黑压压一片趴在纱网上。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家里的媳妇和孩子，想着老娘的高血压药还够吃多久，想着老大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醒了。洗漱的地方在板房外面，一排铁皮水龙头，流出来的水黄乎乎的。工友们排着队刷牙洗脸，一个个晒得跟非洲人似的，话不多，脸上都没什么表情。食堂里稀饭馒头咸菜，管够。我端了个搪瓷碗蹲在门口吃，老周走过来坐我旁边。

“昨晚上没睡好吧？正常，头几天都这样。”他啃着馒头说，“熬过半个月就习惯了。这边就这点不好，热，蚊子多，信号还差。跟家里打个电话都得爬到后面那个山头上去，那儿信号好点。”

正说着，一个高大的汉子大步走过来，脖子上挂着个哨子，嗓门跟喇叭似的：“都吃完了没有？吃完上工！今天浇筑三号楼的底板，钢筋班组给我盯紧了，一根都不能马虎！”

这就是刘工头。四十多岁，东北人，剃着板寸，胳膊上的肌肉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工地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他扫了一眼蹲着吃饭的工人们，目光落在我身上：“新来的？”

“嗯，昨天刚到。”

“钢筋工？”

“干了十三年了。”

“行，跟着张师傅，他带你。”刘工头说完又吼了一嗓子，“动作快点！磨蹭啥呢！”

我跟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张上了工地。老张也是河南人，信阳的，来老挝两年多了。他话不多，但手把手地教我工地上那些规矩——这边的钢筋标准和国内不太一样，绑扎的手法也有差别，还有安全上的注意事项。太阳升起来之后，工地上就像个大火炉，安全帽烫得能煎鸡蛋，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到中午的时候后背上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老张蹲在工棚的阴凉底下，一人一碗米饭，菜是土豆炖鸡块。老张扒拉着饭说：“这边热是热了点，但工资比国内强。我在这干了两年多，攒了二十来万，回去准备给儿子把房买了。”

“你儿子多大了？”

“二十三了，谈了个对象，人家要房要车。没房人家不嫁。”老张苦笑着摇摇头，“你说咱们这一辈人，图啥呢？不就是为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么。”

我闷头扒饭，没接话。我家老大今年十六，上高一，成绩还行，老师说努努力能考个一本。老二十二，上初一。媳妇在镇上服装厂上班，一个月两千出头。老娘七十三了，高血压、糖尿病，药不能停。我算过一笔账，光靠媳妇那点工资和我在国内打零工的收入，根本转不开。

下午接着干。太阳毒辣辣地照着，钢筋烫手，戴上手套都能感觉到那股子灼热。刘工头来回巡视，谁动作慢了立马就是一嗓子。有个年轻的工友绑扎的时候少绕了一圈铁丝，被他当场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他妈糊弄谁呢？这楼要是塌了，压死的可是人！你不是在给我干活，你是在给自己积德！”

年轻人脸涨得通红，低着头把那一截拆了重新绑。

晚上收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往食堂走，有人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有人一言不发。我拖着酸痛的双腿跟在后面，十个手指头被铁丝勒得通红，手心里磨出了好几个水泡。食堂里灯火通明，大锅菜飘着油香，工友们围坐在条桌前，有的在聊今天的进度，有的在说家里的琐事。

我端着饭碗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旁边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冲我笑了笑：“新来的？”

“嗯。”

“哪儿的？”

“河南驻马店。”

“哦，我安徽的。”他伸出手来，“叫我大刘就行。来多久了？”

“昨天刚到。”

“习惯不？”

“还行。”

大刘咧嘴笑了：“别急，慢慢就习惯了。这边除了热和蚊子多，其他都还行。伙食不错吧？比国内工地上强多了。”

确实，这边食堂的伙食比国内好些，每顿都有肉，隔三差五还有水果。项目部专门请了个中国厨师，做的菜虽然比不上家里，但比老挝本地那种糯米饭加酱菜强了不知多少。

吃完饭，工友们有的打牌，有的刷手机。我跟着大刘他们走到工地后面一个小山坡上，那儿信号好一点。坡上已经站了十几个人，个个举着手机，姿势千奇百怪——有的踮着脚，有的把手机举过头顶，有的蹲在地上转来转去找角度。

我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无服务”。我跟着大家往坡顶走了几步，终于跳出来两格信号。我赶紧拨了媳妇的号码。

嘟——嘟——嘟——

“喂？”电话那头传来媳妇的声音，带着疲惫。

“是我。”

“建军？你到了？”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那边怎么样？安不安全？热不热？”

“挺好的，你别担心。工地上包吃包住，工资一天四百。”

“一天四百？”她愣了一下，“那一个月……”

“一万二。比国内强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那你好好干，注意身体。家里你放心，娘的药我按时盯着她吃，老大这次月考又进步了，老师说……”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事，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山坡上的晚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远处的天边最后一抹红光正在消失。我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嘴里嗯嗯啊啊地应着。

“那我挂了，话费贵。”她说。

“嗯，你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在山坡上坐了好一会儿。旁边一个大叔也在打电话，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闺女别哭，爸爸过年就回去……乖，听妈妈话……”

我别过脸去，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山的另一边，是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适应了老挝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上工，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干到六点，晚上吃了饭要么打牌要么去山坡上打电话。工地上中国人多，天南地北哪儿的都有，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大家虽然口音不同，但都是出来讨生活的，彼此之间没什么隔阂。

老挝本地的工人也有百来个。他们干的是最基础的活——搬砖、挖沟、清理渣土。一天工资折合人民币三四十块钱。有个叫阿鹏的小伙子，二十出头，瘦得像根竹竿，每天骑摩托车从二十公里外的村里赶来上工。他干活特别卖力，别人搬一趟砖他搬两趟，汗珠子顺着黑瘦的脸往下淌。刘工头对他很满意，有时候会多给他一包烟。

有一次午休，阿鹏坐在我旁边啃糯米饭——就着一点辣椒酱，连口菜都没有。我看不过去，把食堂打的菜分了一半给他。他愣了一下，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哥哥。”

“你多大了？”

“二十二。”

“家里几口人？”

“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妹妹。”他比划着，“我是最大的，要养家。”

我看着他黑亮的眼睛，心里头酸酸的。二十二岁，在我老家，这年纪的娃还在念大学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我问。

“一百多万基普。”他伸出手指头算了一下，“三百多人民币。”

三百多。还不够我们中国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好像三百多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收入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工地上的人来来走走，有的干几个月就走了，有的像老张一样一待就是两三年。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大家最开心的日子，财务把钱打到卡上，工友们拿着手机查余额，脸上全是笑。然后就是给家里转钱，给媳妇转、给爹娘转、给孩子转。我每个月给家里转一万，自己留两千零花——其实也没什么好花的，工地上包吃包住，烟我都舍不得抽好的，五块钱一包的老挝本地烟凑合着。

转眼到了六月份，老挝的雨季来了。雨说下就下，瓢泼似的，工地上瞬间就成了泥塘。机器陷在泥里开不动，钢筋泡在水里锈得快，工人们穿着雨衣干活，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刘工头急得嘴上起了泡，天天盯着天气预报，一有晴天就拼命赶工。

那段日子特别难熬。天天泡在泥水里，脚上起了湿疹，痒得钻心。蚊子也更多了，每天晚上睡觉都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然第二天一身包。有一次我发高烧，浑身酸痛，躺在床上起不来。老周给我灌了两片退烧药，用湿毛巾搭在额头上，守了我一晚上。

“可能是登革热。”他说，“这边蚊子传染的。你先躺着，明天要是还烧就得送医院。”

我迷迷糊糊地躺着，脑子里全是家里的画面——媳妇在缝纫机前低着头，老娘坐在门口择菜，老大在灯下写作业，老二趴在桌上画画。我想着想着就哭了，眼泪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四十岁的人了，跟个孩子似的。

第二天烧退了，我挣扎着爬起来上工。刘工头看见我脸色煞白，难得没骂人：“你他妈不要命了？回去躺着！”

“没事，扛得住。”

“扛你大爷！”他吼了一嗓子，但声音明显软了，“干不完的活，身体垮了啥都没了。滚回去休息！”

我被老周拽回了板房，又躺了一天。那天下午，我听见隔壁板房里有人在哭。断断续续的，压抑着的声音。后来才知道，那个工友家里来电话，说他爹走了，没见上最后一面。他蹲在板房角落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收拾东西回国了。

这件事让我好几天缓不过劲来。我开始认真地想一个问题——我出来打工是为了什么？为了挣钱，为了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可我人不在家，媳妇一个人扛着两个娃和一个老人，她累不累？老娘的身体怎么样？孩子想不想我？

每次视频的时候，老二都会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快了快了。”

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快了”到底是多久。

雨季过去之后，工程进入了冲刺阶段。工地上日夜赶工，有时候晚上加班到十点。刘工头嗓子都喊哑了，天天含着润喉片。大家虽然累，但看着楼一层一层地往上长，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有一天晚上加班的时候，我跟老张并排绑钢筋。他忽然说：“老李，我想回去了。”

“回哪儿？”

“回家。不干了。”

我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月光底下，老张的脸比两年前刚来的时候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攒够钱了？”

“差不多。儿子首付够了，再干几个月就能把装修钱也挣出来。”他说，“我算了算，再干半年，回去就不出来了。在家门口找个零活干干，钱少点就少点，起码天天能看见家里人。”

我没说话。老张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那天晚上我又给媳妇打了电话。信号时好时坏，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建军……老大……老师说……可以报……重点大学……”

“什么？你再说一遍，信号不好。”

“……老大……成绩……上了……重点线……”

我听清了。老大考上了重点大学。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看着满天星星。老挝的夜晚很安静，能听见远处田里的蛙鸣。我在想，我出来这一年多，挣了十几万，给家里还了债，给老娘换了更好的药，给老大攒了大学的学费。可我错过了什么？错过了老大的成人礼，错过了老二的生日，错过了媳妇无数个独自撑着的夜晚。

值得吗？

我想了很久。最后我给自己一个答案——值得。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在国内我挣不到这么多钱，家里就转不开。可我也给自己定了个期限——再干一年，攒够了就回去。回去之后找个离家近的活，钱少点就少点，日子紧巴点就紧巴点，起码一家人在一起。

转眼到了年底。工程的主体结构封顶那天，项目部搞了个庆祝仪式。刘工头难得没骂人，还破天荒地请大家喝了顿酒。工地上摆了十几桌，中老两国工人坐在一起，吃吃喝喝，闹闹哄哄的。阿鹏坐在我旁边，喝了两杯啤酒脸就红了，拉着我的手说：“哥哥，谢谢你。你教我绑钢筋，我学会了，以后能挣更多钱。”

我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

刘工头端着酒杯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李，干得不错。明年还有个新项目，你要不要接着干？”

我愣了一下：“什么项目？”

“万象南边一个工业园区，也是中资的，工期三年。工资还能再涨点。”

我想了想，说：“刘工头，我再考虑考虑。”

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晕晕乎乎地躺在板房的床上。手机响了，“建军，老大说想你了。我们等你回来过年。”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句：“今年过年我一定回来。”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铁架床上。我想起一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月光，也是这样的夜晚。一年了，我变了很多——黑了，瘦了，手上的茧子更厚了。可有些东西没变——想家的心，和那个必须撑下去的理由。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明天还得早起上工，楼还没盖完呢。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踏上了回国的飞机。从万象飞昆明，再从昆明转高铁回河南。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见到家人的场景——媳妇会不会瘦了？老娘身体怎么样？老大长高了多少？老二还认不认得我？

飞机落地昆明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见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和一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那个走投无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李建军了。虽然我还是个农民工，虽然我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我心里有底了——我知道自己能挣到钱，能撑起这个家。

高铁上，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手机里存着这一年多的工资流水，每一笔都是汗水换来的。我给家里转了十二万，自己留了两万。够还完剩下的债，够老娘一年的药费，够老大第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手机响了，是媳妇打来的。

“到哪儿了？”

“快了，还有一个小时。”

“我去车站接你。”

“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去接你。”她的声音有点抖，“建军，我们等你回家。”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远处的村庄冒着炊烟。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吧。我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工地上，食堂包了饺子，大家吃着吃着就红了眼睛。今年不一样了，今年我在家。

列车进站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了站台上的人。媳妇站在最前面，穿着那件我走之前给她买的红色棉袄。老娘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老大和老二一左一右扶着。老二的个头比去年高了一大截，老大戴着眼镜，像个大人了。

我拎着包下了车，朝他们走过去。老二先看见了我，撒腿就跑过来：“爸爸！”

我蹲下身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脸上：“爸爸，我想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媳妇走过来，眼睛红红的，伸手帮我擦了擦脸上的泪：“别哭了，多大人了。”

老娘颤巍巍地站起来，拄着拐杖朝我走了两步：“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老大站在旁边，叫了一声“爸”，声音有点哑。我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长高了。”

回家的路上，老二趴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媳妇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老娘靠在车窗上闭着眼睛。老大戴着耳机听歌。车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乡音。

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年多的苦和累，值了。

过完年，我又该走了。新项目那边刘工头打了几个电话来催，说缺人手，工资还能再涨点。我跟媳妇商量了一晚上，最后还是决定再去一年。

“就一年。”我跟她说，“干完这一年，我就回来，再也不出去了。”

她没说话，只是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我的包里。

正月十六，我又踏上了去老挝的路。这一次走的时候，老二没哭，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早点回来。”

我蹲下来亲了亲他的额头：“嗯，爸爸答应你，一年就回来。”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舷窗往下看。大地在脚下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可我知道，不管飞多远，根始终在那里。

老挝的工地上，塔吊还在转，钢筋还在绑，楼还在往上长。我和成千上万个像我一样的中国工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用汗水浇灌着一砖一瓦。我们盖的是楼，撑起的是家。

有人问我在老挝打工值不值得。我想说，值得。不是因为一天挣了多少钱——虽然那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是因为，当我站在那些越盖越高的楼顶上，看着远处连绵的山脉，我知道山的另一边有我的家，有等我回去的人。这份牵挂，让我扛得住所有的苦和累。

老挝的雨季又来了。雨点打在安全帽上噼里啪啦地响。我弯着腰绑钢筋，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模糊了眼睛。旁边阿鹏也在，他已经学会了基本的钢筋绑扎技术，能独立干活了。他冲我咧嘴一笑，黑亮的牙齿在雨幕里特别显眼。

我也笑了。

日子还得过，楼还得盖。等这栋楼盖完了，我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