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到出租车。
我站在开罗机场到达大厅外面，汗从后颈往下淌，背包带在肩膀上勒出一条深印。前面排了三十几个人，拖箱子的、抱孩子的、举着手机跟家里视频的。队伍往前挪一步，大家集体松一口气。
再停两分钟，又集体叹一口。
那个穿制服的调度员坐在塑料凳上，用一根圆珠笔在登记本上画着什么，头都没抬过。
我排了四十七分钟。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手机快没电了，盯着电量从百分之十九掉到百分之七。每次掉一个百分点，我就抬头看一眼队伍前面还有多少人。
四十七分钟，是我自己数的。
终于轮到我的时候，调度员瞟了我一眼，嘴里蹦了个数字。阿拉伯语，我没听懂。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埃及镑。从机场到市中心，大概二十公里出头。
我没还价。还不动了，汗已经湿透T恤领子一圈。我把箱子塞进后备箱，钻进后座，空调是坏的，车窗摇下来一股热风灌进来，像有人拿吹风机怼着你脸吹。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胡子修得很整齐，后视镜上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我读不懂的阿拉伯文。他开车的方式很猛——变道不打灯，刹车踩得急，但每次停稳了都会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确认我还在。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他在一条巷子口停下来，回头跟我说了一串。我听懂了一个词：”这里。”
我付了三百镑，下车。谷歌地图上显示我的旅馆还在前面四百米。拖着行李箱走进巷子的时候，两侧的墙把路灯挡得差不多了，地上坑坑洼洼，我轮子卡了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我停下来蹲下把箱子掰正，看见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广告，阿拉伯文，印着一个笑得特别灿烂的西装男人，下面一行小字，我猜是房产中介。
到旅馆前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待我。刷卡的时候，他问我换了埃镑没有。
我说没有，刚到。
他说，那你明天得去换，街上很多换汇的地方。顿了顿，又说，别在酒店换。
我问他汇率大概多少。
他报了个数字。我站在前台那儿用手机算了一下——比官方汇率低不少，但比机场那个窗口高。
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打车过来的？多少钱。”
三百。我说。
他没说话，把房卡递给我，低头继续看手机。但我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后来很熟悉——是那种”你被宰了但我不想当面说”的表情。
我住的那家旅馆在老城边缘，一栋五层楼的房子，外墙刷成淡黄色，楼梯窄得两个人都得侧身错开。我房间在三楼，走上去的时候木板咯吱咯吱响，拐角处墙上挂了一张老照片，黑白的那种，我停下来看了几秒——下面用英文写着”1967”，别的我不认识。照片里的那条街我认不出来是不是我脚下这条。
建筑都变了，或者人没变，建筑变了。说不好。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挂在墙上的空调。空调遥控器没电池，我去前台要，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抽屉里翻了两节七号给我，没收钱。
我回到房间装上电池，空调打开，一股霉味吹出来。我关掉，开窗。窗外是隔壁楼的墙，距离大概一米五，能看到对面二楼的厨房，有人在那儿切东西。
砧板声一声一声传过来，很有节奏。
那晚我没怎么睡着。一是时差，二是外面一直有车喇叭声。不是那种国内堵车不耐烦的按法，是那种每隔几十秒就来一下、短促的、像在跟谁打招呼一样的按法。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开罗夜晚的背景噪音——司机们用喇叭说话，不是在骂人。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找吃的。
旅馆出门右拐走两分钟有一条小街，两边都是铺子。水果摊、面包店、一家卖塑料拖鞋的、一家修手机屏幕的。我走到一个卖烤饼的摊子前面，老头把面团甩进一个圆形的烤炉里，铁皮炉子烧得发烫，他伸手进去翻面，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面粉和炭灰。
我指着饼，伸出两根手指。他点点头，用纸袋装了两个给我，比了个手势——十镑。也就是两块钱人民币。
饼很大，外皮焦脆，里面软，烫得我左手倒右手。我站在摊子边上吃，咬第一口的时候被烫了一下上颚，后来几天那块皮一直有点涩。
老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他指了指我手里的饼，又指了指旁边的铁盘子——上面堆着一小堆白色的东西，像酸奶。我点头，他用塑料勺挖了一大勺扣在我的饼上。
我没问价钱。吃完他比了五根手指。五镑，加一块钱。
那顿早饭我花了三块钱人民币，撑到中午没饿。
上午我在附近走了一圈。旅馆所在的那片区域叫啥我不确定，地图上标的是一片粉色的色块，大概算是老城的边缘地带。街上的铺子一家挨一家，卷帘门拉上去半截的那种，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有一个铺子在卖旧手机，玻璃柜台里摆了一排，牌子我都不认识。老板坐在门口刷短视频，声音外放，我听了一会儿——阿拉伯语，语速快，音调往上扬，像在吵架但其实不是。
走到一条稍微宽点的马路时，我看见了第一家房产中介。
门面很窄，大概就两米宽，一扇玻璃门上贴着几张A4纸。我停下来看了。纸上印着阿拉伯文，但数字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我能看懂。
月租从三千五到一万二不等，单位是埃镑。三千五那间，旁边手写了一个”无电梯”。一万二那间，写着”新装修，家具全”。
我站在那儿掏出手机换算了一下。三千五埃镑，按当时的汇率大概五百多人民币。一万二那间，不到两千。
我对开罗的租房市场完全没有概念。但那几个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下——如果三千五埃镑只能租到无电梯的老房子，那本地普通人的工资能覆盖多少？我不知道。
但后来我问了旅馆前台那个年轻人。他说他一个月挣五千五。
我没接话。他也没继续。
那天傍晚我又经过那个中介，门已经关了，卷帘门拉到底。但玻璃门上那些A4纸还在，夕阳照在上面，有一张边角翘起来，风一吹啪嗒啪嗒响。我站了大概十几秒，看见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第三天下午我去了哈利利市场。游客区。
我是走着去的。谷歌地图显示从旅馆走过去大概四十分钟，我想省掉打车的钱——三百镑够我吃好几顿早饭了。走出老城边缘区域之后，马路宽了一些，人行道时有时无。
有一段我不得不走在机动车道边上，车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带起一股灰尘，我眯着眼往前走，看见路边一个穿长袍的老人坐在一个塑料桶上，面前摆了一小堆橙子。他看着我走过去，没吆喝。
到了哈利利市场外围，人开始多起来。游客脸的，本地脸的，混在一起。卖纪念品的摊子一个接一个，铜盘、水烟壶、纸莎草画、冰箱贴。
我看见一个摊子上摆着的冰箱贴跟我之前在机场商店看见的一模一样，价钱是三分之一。一个小男孩追着我走了十几米，手里举着一串钥匙扣，嘴里喊着”one dollar one dollar”。我摇手，他继续跟。
我不走了，停下来看着他，他才转身跑回自己摊位。
就在那条巷子里，一个卖香料的摊主冲我用中文喊了一句：”便宜！兄弟！”发音不太准，但能听懂。
我愣了一下，笑了。他也笑了，然后用英语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中国。
他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看脸就知道了”。他指了指自己眼睛，又指了指我的脸。然后他拿起一小袋藏红花递给我，说”这个好”，报了价钱。
我接过来闻了一下，没买，还给他。他也没不高兴，继续招呼下一拨人。
在那条巷子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我感觉到有人在拍我肩膀。
回头是个男人，三十出头，穿一件浅蓝色衬衫，牛仔裤，看起来很干净。他用英语说：”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他松了口气，说能不能帮他拍张照，他用手机自拍拍不好。我接过手机，他站到一个挂着彩色玻璃灯的铺子前面，摆了个姿势。我拍了两张，把手机还给他。
他看了一眼说”很好很好”，然后开始跟我聊天。
他说他叫穆罕默德，在这附近上班，做旅游相关的工作。问我来几天了，去过哪里，喜欢埃及吗。我回答得很简短，因为我在开罗的第三天了，还在适应。
他点了点头，说”开罗是有点乱”。然后他问我接下来去哪儿。
我说还没想好，在附近逛逛。
他说，那边有个老咖啡馆，你想不想去看看，很老的，游客不知道。
我犹豫了两秒。两秒钟里我的脑子转了三个念头：第一，他可能是托儿，带我去的店宰客；第二，他只是个热情的本地人；第三，就算宰，能宰多少，我身上带着的钱也不多。第三个念头占了上风。
我说好。
他带我拐了两条巷子，离开主街之后人少了。墙变旧了，头顶有电线横七竖八地拉过。我注意到墙角堆了几个空塑料瓶，有人用网兜装着靠在墙上。
走了大概三分钟，他停在一扇窄门前。门是木头的，漆成深绿色，推开门里面很暗，眼睛适应了几秒才看清楚——几张老桌子，几个老人坐着抽水烟，电视挂在高处放着新闻，声音很小。
穆罕默德跟吧台后面的人说了句什么，那人点点头。他回头跟我说：”这里一百多年了，以前是作家来的。”他指了指墙角一个位置，说”纳吉布·马哈福兹坐过那边。”
我没确认，但也没追问。
我点了一杯薄荷茶。穆罕默德点了一杯咖啡。他问我要不要水烟，我说不用。
他没坚持。
茶端上来，玻璃杯，很烫。薄荷味很冲，底下沉着白糖，我没搅，第一口喝到的是苦的，第二口甜了。
穆罕默德坐在对面，双手搭在桌上，表情松弛下来。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事——北京的空气、上海的楼、中国人吃不吃骆驼。我回答了一些，他也说了一些关于开罗的事。
他说他大学读的是旅游管理，毕业之后干过导游，现在在一家做入境游的小公司当销售。我问生意怎么样。他说疫情之后差了很多，今年才开始慢慢回来。
他说：”以前欧洲人多，现在少了，中国客人开始多。所以我在学中文。”他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又说了一句”多少钱”。
我笑了。
他又说：”但我分不清你们的方言。有个客人跟我说一句话，我学了三天，后来他说那是广东话，不是普通话。”
我们坐在那儿喝了大概四十分钟。中间他接了一个电话，讲的阿拉伯语，语气很快，像是在安排什么事情。挂了电话之后他说不好意思，工作上有点事。
然后他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我，说：”我得走了。你慢慢坐，茶我已经付了。”
我愣了一下。我说不用你付，我可以自己来。
他说：”没事，你是客人。”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把那杯咖啡喝完了。走之前他回头跟我说了句话，我后来反复想起来——他说：”开罗有一点不好，就是每个人都想从你身上赚钱。
但你待久了会发现，也有些人不是。”
他走了之后我在那个咖啡馆又坐了十几分钟。薄荷茶凉下来了，甜味沉在杯底，我搅了搅喝了一口，有点像糖浆。那几个老人还在抽水烟，电视新闻里放的是什么我没看进去，但那个主持人语速很快，音调起起伏伏的，跟街上听到的那些声音一模一样。
走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老城的巷子里亮起了灯，灯泡外面罩着塑料壳，光线昏黄。我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有个小孩骑着一辆童车从我跟前过去，后轮子上绑了个塑料瓶，在石板地上磕出咯嗒咯嗒的响声。
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路上经过那个房产中介，门还是关着的。但这次我没停下来看价格，我站的位置对面有一栋居民楼，三四层，外墙贴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
二楼有一个窗台晒着衣服，男式衬衫、女式长袍、一条小孩的裤子，全挂在同一根铁丝上。风吹过来，那条小孩裤子鼓起来又瘪下去，鼓起来又瘪下去。我看了大概一分钟。
里面有人在说话，声音隔着墙透出来，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平，像在聊一件不着急的事。
走回旅馆那条巷子的时候，天彻底黑了。巷口有个卖果汁的小摊，一个年轻人在那儿榨甘蔗，机器轰轰响。我过去要了一杯，十镑。
甜得嗓子发紧。我站在摊子边上喝完，把杯子还给他。他接过去往垃圾桶里一扔，冲我点了点头。
上楼的时候，楼梯还是咯吱咯吱响。我摸出钥匙开门，那个空调还在墙上挂着，我这次打开了，霉味比昨晚淡了一点。我把背包放在椅子上，在床边坐下来，手机充上电。
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前一天在机场拍的排队那条视频还没删。我点开看了一遍，画面里全是后脑勺，调度员坐在塑料凳上低头写字，一下都没抬过。
我划掉视频，打开备忘录，写了两行字：”三百镑，四十七分钟。”然后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删，可能觉得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什么都说明不了，又什么都说了。
那晚我睡得好一些。楼下还是有喇叭声，但变成背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