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六,在旅行社做境外领队,干了十七年。带团去过三十七个国家,欧洲去过二十多趟,东南亚数不清了,日本韩国也熟。去年公司接了个朝鲜的考察团,六个人,四天三夜,让我带队。那是我头一回去朝鲜,也是我回国以后想了最久的一趟。
去之前我跟所有人一样,脑子里全是课本和新闻里的印象——灰扑扑的楼、严肃的军人、吃不饱的人、街上没有广告牌。我甚至提前买了一箱方便面带过去,怕自己饿着。到了平壤顺安机场,过海关的时候我排在队伍里,前面一个欧洲老头被拦下来查行李,翻出来两本英文杂志,海关人员翻了翻又放回去了,什么也没说,挥挥手让他过了。排到我,递护照,对方翻了翻,看了我一眼,问了句"中国来的?",我说是。他盖章,递回来,嘴角稍微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像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客气。
出机场坐大巴,导游姓李,三十出头,中文说得很溜,在平壤外国语大学念的书。她第一句话是欢迎你们来朝鲜,第二句话是路上不要随便拍军人,别的都随便。车开进市区以后我靠着窗往外看,街道比我想象的宽,干净,几乎看不到垃圾。路边有孩子在玩,踢球的,跳皮筋的,跟中国任何一个普通小区楼下没什么两样。楼房的颜色是粉的蓝的黄的各色都有,有些墙面刷得很新,有些旧了,但窗户擦得干净,阳台上晒着衣服、被子、辣白菜坛子,偶尔还能看见几盆花,红红黄黄的,在灰白色的楼面上格外跳。
我们住的酒店是羊角岛,四十七层,楼顶有旋转餐厅。房间不小,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电视,一个冰箱。冰箱里是空的,插头是圆孔的,我带了转换插头没用上,因为电视下面那个插座是扁口的。窗外的景色让我愣了一会儿:大同江弯弯地绕过去,江面很宽,傍晚的霞光落在水上,一条一条金红色的细纹像有人拿毛笔蘸了颜料在绸子上划。江边有人在钓鱼,三三两两的,一动不动坐成一排,偶尔提竿,鱼线在空中划一道亮晶晶的弧。岸上有小孩在跑,纸糊的风筝在天上飘,高高低低的,线牵着跑,忽左忽右。远处的楼房窗口一个一个亮起来,不密,稀稀拉拉的光点,但每一粒都实实在在的,像有人亲手在窗台上点了一盏油灯。
第二天李导带我们去了几个地方:主体思想塔、万景台、地铁。地铁站很深,坐扶梯下去要两分多钟,扶梯两侧贴着马赛克壁画,是劳动人民的图案,颜色鲜艳,红黄蓝绿,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拼缝处的灰浆抹得均匀平整。站台上等车的人安安静静的,有的看报,有的低声说话,一个穿灰色外套的中年男人靠在柱子上翻一本很旧的书,封面的字被手汗蹭得模糊了,书脊的胶裂开了两段,他用大拇指压着书页翻过去又压住。车来了,门打开,里面的人出来,外面的人进去,排队,不挤,像水流过一个管道,不争不抢,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车厢里干净,座位上没有涂鸦,扶手杆上也没有贴纸广告,只有一排站名写着韩文,用白色油漆印在深蓝色的底板上,字迹工工整整的,每一笔粗细都一样,像是拿尺子比着刷出来的。
同团的老张在饭桌上说了句,这地铁建得真深,得有一百多米吧。李导说一百一十米。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低头给老张碗里添了一勺泡菜汤,汤面上一层红油,飘着几片白菜帮。老张道了声谢,她说不用客气,就像朋友家吃饭时递过来一碟子咸菜那么自然。在朝鲜的四天里,她对所有团友都这么说"不用客气",没有鞠躬,没有敬语,没有那种服务员式的笑脸和拉开距离的礼貌,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招呼。
第三天下午是自由活动,不能出酒店,但可以在楼下走。我在酒店周围的街上走了一个钟头。街边有个小公园,几个大爷在下棋,围了七八个人看,我凑过去站了一会儿,看不懂,但能看出输赢来。输的那个大爷拍了一下大腿,懊恼地摆了摆手,赢的那个把棋子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转了一圈,嘴角翘了一下,两人对视一眼,又低头摆棋盘了。旁边有个女人推着自行车卖冰棍,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跑过去买了一根,塑料纸撕开,白色的冰棍冒出一股凉气。咬了一口,眯着眼笑了,两排牙白的,手上剩下的冰棍水沿着指缝流下来,被太阳一照亮晶晶的。
经过一个公交站,等车的人排成一行,整整齐齐的。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站在队伍末尾,前面一个中年男人回头看见她,侧了一下身,手往前伸了一下,示意她站到他前面去。女人摆摆手,笑着说了句什么,男人也笑了笑,没再让,但把身子侧得更开了些,好让她旁边的空隙宽一点。车来了,没有人挤,按顺序上了,抱孩子的女人被身后的老头用手虚虚地托了一下胳膊肘,她上了车回过头来朝他点了一下头,幅度不大,但老头看见了,也点了一下头回应。
那天傍晚我在酒店大堂碰见了一个欧洲旅行团的导游,瑞典人,五十多岁,去过的国家比我多。我俩坐在大堂沙发上聊天,他跟我说他去过朝鲜六次了。我说为什么来这么多次。他说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的安静。我问他安静怎么理解。他想了一下,说在欧洲,每个人都急着表达自己,急着说话,急着让人听见自己的观点。朝鲜街上的人说话声音不大,一群人站在一起嗡嗡的跟远处开过的车声差不多,不吵人。他说这不是压抑,是一种习惯,像在图书馆里待久了说话自然就轻了。他喝了一口酒店大堂端来的大麦茶,把杯子搁在膝盖上转了半圈,接着说,他在欧洲带团的时候,游客们一上车就开始抱怨,天气太热、酒店太小、早餐太单调。在朝鲜,他带的游客反而安静下来,看着窗外慢慢走过去的牛车、田野里弯腰插秧的人、路边等车的孩子。那些孩子挥着手冲旅游大巴笑,露出缺了牙的豁口。他说他的游客们下了车以后也开始笑,像换了一个人。
我想起我带过的那些团。在欧洲,游客们下了车先掏手机拍照,拍完发朋友圈,然后进教堂、出教堂、上车、睡觉。去免税店买东西,买完抱怨价格贵。吃饭的时候讨论行程太赶。我像一个不停按快进键的人,把经过的所有地方都浓缩成一帧照片塞进手机,回来后也懒得翻第二次。在朝鲜那四天,我没有发朋友圈,甚至没怎么拍照,只拍了几张街景和一张大同江的晚霞。回来后我把那几张照片看了很多遍,每次看都能想起当时的风、气味、声音,那种感觉是鲜活的,像刚才发生的一样。
第四天要走了,在机场候机厅里,李导来送我们。她给我们每人塞了一小袋东西,打开看是几块糖果,用白纸包着,纸边折得整整齐齐,像叠被子一样有棱有角。她说自己做的,高粱糖,不甜。老张说了句谢谢,她笑着摆手,嘴角的纹路挤出来几道,眼角的也是。登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玻璃门里面,冲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两只手垂在身侧,一只手里还捏着刚才没发完的糖纸,白纸的一角被她折了一下又展开,边沿平平整整的。
飞机起飞后我靠着舷窗往下看,平壤的街道格子一样排列着,整整齐齐,颜色是灰的、白的、浅黄的,一点一点缩小,最后缩成一块拼布,边缘被云遮住了一块,又漏出来一块。云层厚起来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回国以后朋友问我朝鲜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是不是特别落后。我说也还行,地铁挺深,街上挺干净。他说听说那边吃不饱。我说我吃挺饱的,顿顿有肉,还有泡菜和凉面,凉面是荞麦的,汤里搁了冰碴子,酸酸甜甜的。他还想再问,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转了个话题,问了问他家的装修进展。他在那边絮絮叨叨地讲瓷砖和木地板的纠结,我听着,手里转着茶杯盖,盖子沿杯口转了半圈就停住了,停在缺口的地方。
我没跟他说实话。实话是我去了三十七个国家,那些地方各有各的好,巴黎的咖啡馆、罗马的废墟、京都的寺庙、曼谷的夜市,好东西都摆在台面上让人看的,像是精心布置过的橱窗,玻璃后面有射灯照着,每一样都闪闪发光。走之前你期待它,走之后你怀念它,但这种期待和怀念跟看电影差不多,银幕暗了,灯一开,人站起来就走了,连片尾字幕都没看完。
朝鲜不一样。它的好是藏着的,像那个铁皮箱被砌进墙里,外面刷了一层水泥,不留心谁也看不见。它不是摆在橱窗里的展览品,而是别人家里一处不设防的角落——墙皮掉了没补,暖气片烤着几双洗过的袜子,窗台上搁着半杯没喝完的凉茶。你得走进去,坐下来,才能慢慢感觉到那个地方的好,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好,是人的那种好,眼神碰上了就笑一笑,让个座递杯水,下了车回头冲你招招手,走了老远还看见他在那儿站着目送你拐弯,那种好。
我在朝鲜街上走的时候,没有人盯着我看,没有人上来推销东西,没有人问我要不要换钱。我在他们中间走着,像一块石子丢进河里面沉下去了,河水照样往前流,不绕也不急。那种被当成一个普通人的感觉,我在别的国家很少体会到。在欧洲,我是游客,在东南亚,我是老板,在日本,我是外国人,礼貌周全却隔着一层塑料薄膜,伸手够不到人。在朝鲜,我就是一个人,碰上个下棋的就蹲在旁边看一会儿,路过公交站站在队尾,没有谁特别注意我。
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透过舷窗往下看了很久。云层密密的,白花花一片,偶尔裂开一道缝,露出底下的黄绿色土地,细细的田埂划分着,像一块巨大的水彩画,颜色薄薄的,铺得匀匀的。我想起那根冰棍。穿校服的小女孩在笑,白牙露出来,甜的,连看着她的人嘴里也跟着泛起一丝甜意。她的手指头上沾满了融化的糖水,阳光照着指缝,透明的,像刚洗完手没擦干。周围没有人用手机拍她,没有人发朋友圈,没有人问她好不好吃。她就那么站在路边吃着,吃完了一根又买了一根,这一回撕开纸的时候多加了一个动作——把撕下来的塑料纸叠了两折,塞进裤兜里,才咬第一口。
那天傍晚的天格外蓝,几丝白云横着拉过去,像谁拿梳子梳过一遍,丝丝缕缕的,整整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