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朝鲜女孩到中国打工，说出回后的感想：有钱也有面子！

火车晃荡了整整三天两夜，我靠在这个硬邦邦的座位上，眼睛盯着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慢慢变得熟悉起来。这趟从丹东开往平壤的列车载着我，也载着二十几个和我一样的朝鲜姑娘，可车厢里安静得像座空庙，没人说话，每个人都在想各自的心事。我的手死死攥着那个印着中国字的塑料袋，里头装着给妈买的羊绒围巾、给弟买的运动鞋，还有夹在鞋垫底下的那摞红色钞票。三年前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两张皱巴巴的旧钞票，连买瓶汽水都要算半天。

我叫金贞淑，出生在咸镜北道一个靠山的小村子，那里春天来得晚，冬天走得迟，一年到头有半年得裹着厚棉袄过日子。爸在矿上干了二十年，肺里吸满了石头的灰尘，咳起来像要把五脏六腑都震碎。妈在村里给人缝补衣服，眼睛熬得又红又花，一针下去得比画半天。底下还有个弟弟在上高中，成绩好得老师见人就夸，可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撑不起他念大学的费用。村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数不过来，男人们要么下矿要么去工地，女人们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年中国老板来村里招工的时候，大喇叭从早响到晚，说去中国南方电子厂打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折合下来抵我们在家干半年。村里炸了锅，女人们挤在招工点前头，眼睛里闪着那点将信将疑的光。妈头一个反对，她说女孩子家跑那么远，万一出了事连个收尸的人都找不着。爸闷头抽他的旱烟，烟雾缭绕里他的脸模糊得像隔了层毛玻璃。可我看见弟弟趴在桌上写作业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我当天晚上就在报名表上摁了手印。

走的那天全村的狗都跟着叫唤，妈把她的银簪子塞进我包袱里，说到了外面实在熬不住就当了换饭吃。我头也没回，我怕一回头看见她哭，自己就迈不动腿了。坐上去中国的火车我才偷偷抹眼泪，隔壁铺的姑娘比我还能哭，从上车哭到下车，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

到了广东那个电子厂才知道什么叫开眼界。厂房大得能装下我们整个村子，流水线日夜不停地转，女工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手上的活计快得让人眼花。我被分到组装手机零件的工位，每天重复几千次同样的动作，手指头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茧。可晚上躺在集体宿舍的铁架床上，掰着手指头算这笔钱寄回家能派多大用场的时候，心里头那股子热乎劲儿能把一天的疲乏全冲走。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我攥着那沓钞票在厕所里哭了一场。厚厚一叠，全是红色的一百块，我在咱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抽出几张塞进信封，剩下的全托人换了朝币寄回村里。后来妈在信里说，爸头一回舍得去镇上抓了只老母鸡炖汤喝，弟弟买了新书包，剩下的钱都攒着等他考上大学用。妈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信纸上有水渍干的痕迹，我知道她一边写一边掉眼泪。可她信里说的那些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全村人都知道咱们家贞淑在中国挣钱了，见面都高看一眼，你爸走路腰板都挺直了几分。

日子就这么流水一样淌过去，我在厂里一干就是两年多。跟我一批来的朝鲜姑娘有三十几个，慢慢就走散了几个，有的嫁给了中国当地的小伙子，有的攒够钱自个儿做起了小买卖，还有的实在吃不了这个苦偷偷跑回去了。留下来的我们十几个成了一个小团体，每天除了上工就是窝在宿舍里用生硬的汉语聊各自家乡的事儿。有个叫英子的姑娘跟我最要好，她家在南浦，爸是跑船的，每次回家都给她带海外的稀罕玩意儿。她胆子比我大，敢跟厂里的中国管理人员顶嘴，也敢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市里头逛商场。我跟着她学会了认中国字，学会了用手机上网，知道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牌上到底写着什么。

第二年年末，我在厂里遇见了老周。他是车间里的技术工，四十来岁，离过婚，话不多但人实在。有回我发高烧倒在工位上，是他把我背去医务室，又守了一整夜等我退烧。后来他就常来找我，有时候带个苹果，有时候带瓶酸奶，也不多说话，就坐在宿舍楼下的台阶上陪我发会儿呆。我知道他的意思，同宿舍的姐妹也劝我，说老周有技术有房子，跟了他就不用再干这么辛苦的活了。可我心里头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是要回国的人，家里还有爸有妈有弟弟，我不能撂下他们不管。

老周不逼我，就那么不冷不热地处着。日子一晃到了第三年春天，家里来信说爸的病重了，矿上的老毛病加上新添的肺炎，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妈在信里没明说，可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意思我懂，她怕爸撑不了多久了。我把这事跟老周说了，他沉默了半天，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给我，说这里头是他攒的八万块钱，先拿去给老人治病，不用急着还。我盯着那张卡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推回去了，我跟他说我得回家，这辈子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老周没拦我，只是那天晚上他在台阶上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圈乌青地来送我，往我包里塞了一大包广东的腊肠和糕点，说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我回国办手续那阵子心里乱得很。一边是病重的爸和操劳的妈，一边是等着我回去的弟弟，还有那个在中国等我答复的老周。我跟厂里辞了工，跟英子她们吃了顿散伙饭，几个姑娘喝了几瓶啤酒哭成一团。英子搂着我说贞淑你傻呀，老周多好的人你为啥不留下。我擦着眼泪笑，说我要回家给爸送终，要供弟弟上大学，咱们那儿的女孩子得出嫁，我不能让村里人戳我脊梁骨说我在外头跟了中国男人就不认家了。

火车终于进了平壤站，我扛着大包小包从站台挤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妈。她比三年前老了一大截，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褶子深得像刀刻的。可她的眼睛亮得很，看见我的时候整个人哆嗦了一下，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哭得浑身都在抖。旁边候着的弟弟长高了一大截，站在那儿不好意思地挠头笑，身上穿的是我去年寄钱回来给他买的那件羽绒服。

回家的路上妈攥着我的手不撒开，絮絮叨叨地说村里的事。说张家的闺女嫁到了城里，说李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说咱们家的日子现在是村里数得上号的，盖了新房，添了新家具，爸的病也稳定了些。她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说，全村人都知道你在中国挣了大钱，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连原先看不起咱们家的那个朴婶子都主动来串门送泡菜了。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头又酸又热，那点在中国攒下的底气和硬气，到了这片土地上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归处。

可回了家不等于安了心。爸的病比妈说的要重，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我把他接到平壤的医院检查，大夫说肺上的毛病拖得太久了，要治得花一大笔钱。我二话没说把带回国的钱全掏了出来，又托人在中国那边把剩下的一点存款转过来。那些天我白天在医院伺候爸，晚上回家帮妈干活，弟弟放学回来就给他补课。村里人都说金家的大丫头真有本事，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比养儿子还顶用。

可麻烦事儿也跟着来了。我回家的消息传开之后，上门提亲的媒婆踩破了门槛。在我们那儿，姑娘过了二十就得嫁人，我都二十三了算是老姑娘了。妈嘴上不说，可我看见她偷偷叹气，爸躺在病床上也念叨，说闺女不能耽误了，得找个好人家。那些来提亲的人家条件都不差，有城里的公务员，有做小生意的，还有个是矿上的小干部。可我一个都看不上，心里头装着老周那个闷葫芦，再看谁都差点意思。

这中间最让我难受的是英子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她说老周病了，不大不小的一场肺炎，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人瘦了一圈。英子在电话里骂我没良心，说人家为你掏心掏肺，你倒好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半夜，满天的星星亮得像碎钻，我想起广东那些夜晚，老周坐在台阶上的背影，他不爱说话，可他的好都是做出来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是朝鲜姑娘，我有我的家，我的国，我走不了。

日子还得往前过。爸的病在我和妈的照料下慢慢有了起色，能下地走几步了，脸色也红润了些。弟弟考上平壤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收到通知书那天爸破天荒喝了两盅酒，脸上笑开了花。妈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咱家的苦日子算熬到头了，你爸的病好了，你弟有出息了，你现在就剩下把自己嫁出去这一桩心事了。我哭笑不得，心里头乱得很。

转机来得很突然。弟弟在学校里学会用电脑跟外面联系，有回他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姐，我在网上看到你那个中国厂子招工的消息，他们现在缺个会中朝两国语言的人当联络员，你要不要试试？我愣住了，说我都回来了还去什么中国。弟弟急了，说姐你傻呀，那厂子现在跟咱们这边有合作，人可以在朝鲜办公，不用跑那么远，工资还高。

我当时心跳得厉害，赶紧让弟弟帮我联系。折腾了大半个月，各种手续、证明、审批，跑得我腿都细了。最后还真成了，那家电子厂在平壤设了个办事处，让我负责对接和翻译的工作，工资照中国的标准发，人在朝鲜上班。消息传到村里又炸了锅，这回连那些原先说闲话的人都闭了嘴，金家的大丫头不光自己挣了钱，还端上了跟中国做生意的铁饭碗，这事儿搁谁家不是光宗耀祖。

可我心里头还惦记着一件事。拿到新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我把之前老周借我的那笔钱连本带利凑齐了，又翻出他当年塞给我的那张银行卡，把地址记了下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用我练了三年还是歪歪扭扭的汉字，告诉他我回朝鲜了，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爸的病好了，弟上大学了，家里盖了新房子。我在信的最后写了句，你要是愿意来朝鲜看看，我带你吃我们这儿的冷面。

信寄出去之后我天天盼回信，等了将近两个月音讯全无，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结果那年冬天，办事处领导突然跟我说，总厂派了个技术专家过来指导工作，让我去机场接人。我穿着新买的大衣站在平壤机场到达口，看见那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身影时，腿一下子软了。老周剃了个寸头，瘦了不少，可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看人的时候带着点憨厚的笑意。他走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递给我，上头是我写的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字，他在底下用红笔批了两个字，好的。

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老周笨手笨脚地拍我肩膀，说别哭别哭，我这不是来了吗。他说厂里正好有这个外派名额，他抢都抢不到，递了三次申请才批下来。我领着他从机场出来，坐上回市区的车，窗外的平壤街景飞速后退，我指着这儿那儿给他看，滔滔不绝地讲我们国家的样子。老周就听着，时不时嗯一声，嘴角一直翘着。

带老周回家见爸妈那天，妈做了一桌子菜，把攒了半年的泡菜全开了坛。爸坐在炕上跟老周比划着聊天，老周的朝鲜话一句不会，可我爸说的他好像都懂，点头摇头的配合得挺好。妈偷偷把我拉到厨房，问我这人靠谱不。我说妈你放心，他在中国照顾了我两年多，我生病是他背我去医院的，爸看病那笔钱也是他主动借的。妈听完眼圈红了，拿围裙擦擦手说，闺女你自个儿拿主意，妈信你。

后来我跟老周结了婚，在平壤安了家，办事处的工作越做越顺手，跟中国那边的业务往来多了，我的工资也水涨船高。弟弟大学毕业进了家不错的单位，爸的病虽然没有断根但控制住了，妈精神头好得很，天天张罗着给我带孩子。我时不时往村里寄钱寄东西，朴婶子现在见了我妈亲热得很，一口一个姐姐叫着，说当年是她有眼无珠，不知道金家养了个这么能干的闺女。

我现在走在平壤的街上，穿着从中国带回来的羽绒服，脚上是双皮靴子，手里拎着老周给我买的手提包。路过那些还在为生计发愁的女人们身边时，她们看我的眼神里有羡慕有好奇也有点别的什么。有时候我会想起三年前刚到广东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村姑，连自动扶梯都不敢上，看见红绿灯都吓得拽着别人衣角。那个我缩在铁架床上蒙着被子哭，想家想得心口疼。可现在呢？我有了本事，有了钱，有了家，有了让全家人挺起腰杆过日子的底气。

上个月回村里喝喜酒，隔壁家二丫也要去中国打工了，临走前来找我取经，怯生生地问我国外好不好混。我看着这个比我当年还小两岁的姑娘，她眼睛里那种又害怕又渴望的光，跟我当年一模一样。我拉着她的手认认真真地跟她说，去了好好干活，好好攒钱，别怕吃苦，但也别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二丫使劲点头，说贞淑姐你放心，我也要像你一样，挣了钱回来让家里人有面子。

送走二丫那天晚上我站在新房子的阳台上往下看，老周在屋里逗孩子笑，妈在厨房忙活着腌过冬的泡菜，爸靠在沙发上打盹儿，电视机里放着弟弟给下载的中国连续剧。这个画面我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三年前在流水线上手指头磨出血泡的时候我想的是能寄回去一百块就算一百块，哪敢想今天这样的日子。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周发来的消息，问我明天下班要不要去吃那家新开的中国火锅店。

我回了个好字，又把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影在暮色里连绵起伏，空气里有泡菜缸发酵的酸甜味儿混着邻居家炖肉的香气。我想起当年那个招工的大喇叭在村里响起来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声音会把一个乡下丫头带向什么样的远方。可我现在知道了，有些路看起来是往外走的，其实是往回收的。你走了多远，吃了多少苦，攒了多少钱，见了多少世面，到最后都是为了能堂堂正正地回来，坐在自家的炕上，跟爹妈吃一顿安生饭，让那些曾经看轻你的人闭了嘴，让那些你爱的人过上好日子。

有钱，也有面子。这话以前我觉得俗，现在觉得实。钱不是万能的，可它能让爸看得起病，让弟上得了学，让妈不用再熬坏了眼睛给人缝衣服。面子也不光是给人看的，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站着的那口气，是一个女人能抬头挺胸地选自己的路、爱自己的人、过自己的日子的那股子硬气。我从朝鲜的小村子走出去又走回来，绕了那么大一圈，带回来的不止是那摞红色的钞票，还有一种再也拿不走的东西。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要去上班，过马路的时候遇见熟人会笑着打招呼，下了班要跟老周去吃火锅，回到家抱抱孩子看看妈，这就是我的好日子。实实在在的，滚烫的，有滋有味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