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来过澳洲的人，未必到过它的首都堪培拉。大家通常去的都是悉尼、墨尔本、大堡礁、黄金海岸、昆士兰这些地方，喜欢深度游的可能会去塔斯马尼亚，有业务往来的则可能去珀斯。
堪培拉常住人口才五十多万，基本上就是个“公务员之城”。一到节假日就特别冷清，因为公务人员的家大多在悉尼或墨尔本，假期一到就各自飞回去了。
有意思的是，堪培拉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是专门规划设计的首都。而这里最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是战争纪念馆。
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如果没有经历过大规模、高强度的战争，其实是很难建立起完整、强大的国家结构的。
很多拉美国家之所以有“拉美病”，根子上就是中央集权不够，国家认同也弱；不少非洲国家老是打来打去，也恰恰是因为没有通过建国战争形成真正的民族认同。
中国也一样，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精神。
澳大利亚本来孤悬海外，离欧洲主战场也很远，但它却跟着英国参加了一战和二战。
当代美国的民族精神，其实是在英法七年战争里成型的，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这批建国之父，就是在那场仗里历练出来的。
而澳大利亚的现代民族意识，也是在一战那场加里波利战争里锻造出来的。
加里波利战争是丘吉尔策划的，英联邦军队在土耳其登陆。结果几十万人被困在土耳其的海滩上，前面是悬崖，守军是奥斯曼土耳其最现代化的德械师，后面就是海，再后面是盟军的舰队。
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了，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不计其数。这场仗里，澳大利亚军队是重要的一支。
通过加里波利战争，澳大利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英国人不一样：澳军更平民化，更看重互相帮衬。
在澳大利亚的战争叙事里，很少讲个人英雄，也不提什么帝王将相，反而更爱讲那些来自郊区、农场的普通年轻人，在炮火里怎么彼此照应。
它不讲胜利，也不讲失败，讲的是“互助”和“坚韧”。也正因为这样，澳军给人感觉特别能扛。
我带几个在堪培拉读书的朋友去战争纪念馆，除了能了解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可能是西方国家里，除美国以外，在抗日战争中打得最坚决的一个，甚至在亚太地区，除了中国，它是唯一跟日本人死磕到底、而且没有被征服的国家。
整个亚太战线，澳大利亚本土是直接挨过日本轰炸的。二战期间日本对它进行了好几次空袭，本土安全实打实地受到过威胁。
澳大利亚当年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一条重要战线，跟日军打得非常凶，只是这些战役在中国不太为人熟知。
走进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你会很强烈地感觉到，对于澳大利亚这么一个人口不多、离欧洲战场又远的国家，战争在国家记忆里居然占了这么重的分量。
对澳大利亚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不光是参加了别人家的仗，更重要的是，它帮澳大利亚回答了三个问题：
我是谁？我在哪儿？谁能保我安全？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最核心的命题。
加里波利帮澳大利亚找到了“我是谁”，搞清了自己和英国人有什么不一样。而二战，特别是抗日的那段经历，又塑造了澳大利亚对世界的看法——它的战略位置和国家安全。可以说，当年那场仗的影响，到现在还在。
跟大多数亚太农业国家比，日本的工业化虽然比不上欧洲强国，但它人口比欧洲多，陆军规模也大，机械化程度在亚洲更是遥遥领先。
二战刚开始那会儿，日本一路南下，拿下了新加坡，基本把英国在亚太的家底给端了。澳大利亚本来是靠着英国的，结果日军又炸了达尔文，逼近新几内亚，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了实打实的威胁。
日本的算盘是控制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这样一来就卡住了澳大利亚北边的航线，等于掐住了它的生命线。但新加坡一丢，澳大利亚确实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开始想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国家安全怎么搞？地缘政治怎么弄？也正是因为这样，澳大利亚的安全重心慢慢从英国转向了美国。
澳大利亚联邦是1901年成立的。1914年一战开打，澳新军团照老规矩，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就上了战场。1915年4月，澳新联军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加里波利半岛登陆。
本来想的是拿下达达尼尔海峡，打击奥斯曼，再往远了说，是想给沙俄缓口气——当时沙俄在东线快撑不住了，放话说再不另开战线就不打了。
为了让沙俄继续在东边拖着德国，盟国就得在土耳其这边牵制住奥斯曼，别让它去外高加索找沙俄的麻烦。结果这场仗打得一塌糊涂，光澳大利亚一个国家，就伤了差不多一万九千人，死了将近九千。
但也正是这场惨败，催生了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勇气、坚韧、同袍情谊和平等主义。
我有个朋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博，专门研究这种平等主义。平等主义恰恰是澳大利亚跟英国最大的区别：英军骨子里有股贵族气，而澳军特别讲究平等，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军队里最讲究平等的。
所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核心词不是“胜利”，而是“牺牲”、“服役”、“战友”和“记忆”。它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和阵亡者纪念堂，跟英美不太一样，它追问的是：一个普通的澳大利亚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去当兵？他去了哪儿？经历了什么？最后回来了没有？这是独属于澳大利亚战争记忆里非常特别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