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焦雪莲小姐则以“既已到达西藏的‘大门’前，何不再进一步，也算不虚此行”的理由暂时留了下来。

她拟随我走上三天，进入西藏第一个县城观光后，再返回去。

动身前，适逢四川电视台来巴塘赶拍历史悠久、深受当地藏民喜爱的“巴塘弦子”和“藏戏”。

这一好消息，便又将我们挽留了几天。

在县城边上的一块绿茵覆盖的草坝子上，我们有幸领略了众多藏民边歌边舞的“巴塘弦子”以及带着面具演出的“藏戏”。

我们还身着藏族盛装，同那些十分热情的藏族男女拍了不少难得的照片。

那些充满民族风情的欢快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在此期间，我又应四川电视台少儿部主任杨扬之邀，直接于当地外景地拍了有关我的“专访”。

她说，拟在川台“中学生栏目”中播放。

最后，我又求县城的一位木工替我削了一根扁担，试图在今后的行进中，用肩挑代替肩背，以便省些力。

至此，继续前进的准备又就绪了。

2

6月10日，是我正式进入西藏前的最后一天。

上午11时，我改用扁担挑起行李。

决心随我走上三天，计划前往西藏第一个县城(芒康)的焦雪莲小姐也背起了一个简单的行囊。

金沙江就在9公里外，只要溯江而上，我们就可以进入西藏了。

那天天气十分晴朗，我俩有说有笑，一路十分轻快。

焦小姐更是欣喜若狂，一再赞叹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风光……

13时30分，抵达位于巴塘西9公里处的金沙江边。

巴楚河在此走完了她的行程，被金沙江拥抱着去了。

金沙江水黄，巴楚河水清，在这一江一河的交汇处，形成一明显的“水线”，可谓泾渭分明。

在县城时，曾经有人告诉我，这个“交汇处”就是当地藏民举行“水葬”的地方，碰巧的话，便能看到这种奇异的场面。

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一下，在“交汇处”的岸上等了约半个小时。

遗憾的是，可能那段时间没人“升天”，自觉总不能守株待兔，便又继续前进。

在又前进了约10公里后，我的在农场“锻炼”了十年后，留给我作永久纪念的腰椎骨质增生病，因为扁担一上一下的压迫又犯了。

大汗淋漓的我，腰椎处如刀剜般的痛。

我当即便明白：看来，用挑担载行李徒步走中国的办法又行不通了。

这是我继手推车在二郎山抛锚后的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幸亏我有两手准备。

我将担子两头的东西又装进了原先的那只背囊中，继续背着背囊前进。

而那根已经派不了用场的扁担，仅为我效力了几个小时后，即被我安放在金沙江畔，让能用着它的人去用了。

顺便提一下，在我历经磨难才得以“返城”时，我便因腰常弯不了多久及经常疼痛知道自己已染下腰病。

经医院拍片证明为：“腰椎第3至5节尖锐骨质增生。”

那年，我才31岁。

为此，我还“长期病休”过。

所以，我其实是最不适合负重远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断在寻找旅行中何种负重方式最适合我的原因。

焦小姐当然是没病的，而且还那么年轻、健美。

但她在风光了20公里路后，忽然连话也懒得说了。

仔细观察之，果然出现了我原先就预测的情况：走路的速度和姿式活像个80岁的老妪，而且面部不断露出痛苦状。

这下可把我“害”苦了，我不但要常常停下步子，耐心等她一步一趑趄地挪上前来，而且还要忍住笑，不断地给她以鼓励的话，这一情况持续到最后，便是连她背上的那只背囊也终于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在距当夜的目的地还剩5华里时，她已是个走上几百米就得坐下来赖着不想走的状态了。

不过，有一点她还是幸运的：她一共被石头绊了20次，居然一次也没被放倒，每一次我都替她数着的。

不过，在这位此时“方识苦滋味”的姑娘坚强挺进的过程中，金沙江两岸的风光倒是壮丽无比的。

其实，在我们先前见到金沙江时，江的西岸便是西藏地界了。

正如俗话“隔山不算远，隔江千里远”说的那样，即便才一江之隔，我们也只能边走边干瞅着这“美丽的西藏”而无法靠近一步。

对岸，是连绵的山峦。

靠河岸这一侧有多处分散的绿色坡地，坡地上散居着一个个藏族山村。

隔江望去，坡田里还有尚未收割的金黄色的麦子(也可能是青稞)。

山坡上，有牛羊在悠闲地吃草。

江边，有孩子在嬉水。

屋顶的晒台上，有大人在以连枷摔脱谷粒……

我们这一侧，也是连绵的山峦，人家不多，偶尔遇到几个过往的藏民，都主动向我们打招呼。

经过一个小村，坐下休息时，有一位在菜田务活的藏族阿妈冲我们笑了笑后，便去拔了 4 根青萝卜给我们。

我们谢过后，就去江边洗净了吃，那萝卜又脆又甜，十分解渴。

焦姑娘边吃边感慨道：“这地方真美，人也真好！”

看得出，她是真的很感动。

不过，我想的却是：但愿她的脚也因此而“感动”。

21时40分，焦小姐终于坚持走完了她有生以来最长的徒步旅行路程——32公里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川藏路434公里道班。

此时暮色已深，但我们仍望见了距道班西侧一里外，横跨江水两岸、连结川、藏的金沙江大桥。

西藏在即了！

第二天上午9时20分，由434道班出发仅一华里后，即到达著名的金沙江大桥。

当我的双眼紧盯着那长约300米的水泥桥面时，我的心激动得就差要跳出来了。

因为，只要跨过桥中心，便进入我自儿时至今一直梦想着的西藏了！

我悄悄地抹去了涌出眼眶的泪珠，平稳住自己的呼吸，我还必须停留在桥这一端做完两件事。

由于大桥地理位置的重要，不允许随便拍照。

考虑到“壮行全中国”情况的特殊，我得留下抵达这一著名要津的历史镜头。

而此时，唯一知道我已走到这一桥边的，只有焦雪莲小姐一人。

我去守桥的武警部队联络，向一位军官说明了情况，并出示了我的证件和资料。

我向他保证：我不拍大桥的全貌，只要“金沙江大桥”那五个字，以及“长漂烈士纪念碑”那两个镜头。

那位年轻军官将证件和资料交还我，转过身思索了一会儿后，突然对我道：“在我们这座桥上，还从未走过像你这样的人，就按照你刚才说的意思拍吧。祝你一路顺风！”

我们首先在镌刻于桥头的“金沙江大桥”五个字前留下了纪念。

然后，又在新立于桥头一侧的“长漂烈士纪念碑”前肃穆志哀。

在我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向未知境界挑战的千百万仁人志士的行列中，人们不会忘记“长漂”烈士们的壮举。

金沙江为长江的上游。

在20世纪80年代那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只有“改革”才能强国富民、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呼唤下，来自神州各地的豪杰们，曾高举着“振兴中华”的旗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历经难险，由茫茫雪山经过这座大桥，一直奔赴那千里以外的入海口……

毋庸讳言，任何一个“壮举”，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值得欣慰的是：“长漂烈士纪念碑”已于 1987年9月 30日，由中国长江科学漂流指挥部、白玉县人民政府、巴塘县人民政府、得荣县人民政府共同立在了滔滔奔流的金沙江边。

“长漂”的烈士们，英灵在天，也可含笑九泉了！

9时51分，辞别脚伤严重，忍痛放弃原先计划的焦雪莲小姐后，我郑重地背起行囊，向金沙江大桥中心线走去，两分钟后，我的双脚已踏在了西藏境内。

在我的观念中，只要你想去的地方终必能到达，问题在于是否能坚持。

3

6月 12 日17 时25 分，当我翻越川藏路上的第7 座大山——海拔 4139 米的宗拉山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下行至入藏后的第一个县城——芒康。

这是个坐落在宗拉山脚下一块辽阔平坝上的小城。

围城的田地里，青稞长势正旺。

翠绿的山坡上牛羊成群——是个典型的农牧皆宜的地区。

城区大小如内地一小镇，有一条水泥铺就的中心大道横贯县城。

除了公家房屋以外，民居皆藏式风格，多以土坯夯成，院内屋外均收拾得很整洁。

经过街区时，在路边两侧经商或小憩的男女藏民，有不少都向我微笑着点头示意。

他们的眼神和表情让人感觉出友善和憨厚，一下子将我的疲劳丢之九霄云外。

根据惯例，我首先得前往邮局发信，并盖上取证邮戳。

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一位着绿色邮电服的中年藏族男子，他问明了理由后便很认真地给我办理。

当我十分虔诚地告诉他，这是我入藏以来的第一枚邮戳时，他甚至有些自豪起来。

西藏的邮戳比内地诸省份的要稍大些。

区别在于：在邮政编码的左侧还同时附有一行藏族文字。

我拿着已清晰地盖着“西藏芒康”的邮戳本仔细地看了好长时间，我的心里涌上一阵喜悦和感伤交织在一起的感受。

我很清楚，熬到能盖上西藏的邮戳，这期间有多少艰险和等待……

西藏，是我“壮行全中国”以来所走到的第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方，我记得，在先前走过的那些地方中，只有内蒙及四川藏区的邮戳同西藏一般大小。

这枚入藏后的第一枚邮戳盖在了我的邮戳本编号为“990”号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自1988年7 月1日“壮行全中国”以来，光邮局就途经了990个。

虽然，每一枚邮戳都起到了真实地记录我艰难历程的作用，然而，还很少有一枚如这第“990”号那样，使我如此刻骨铭心。

晚上，在一“正宗川味”饭馆用餐时，有一位名叫翟炜的云南画家前来相识。

他为了搞藏族人物的油画创作，特地从云南坐车来此地采风，想拍些人物照回去。

我说，要达此目的，云南那边也有藏族，何必舍近求远。

他道：“老兄有所不知，这里的藏族是‘纯藏族’，脸型比云南那边更显特点，而且非常生动……”

就他这样执著的作风，我便觉得很投缘。

于是便破例要了两瓶啤酒，邀他一起小酌。

晚饭后，相约住在同一旅店。

第二日一早，翟炜去街头拍藏族人物照，我上街作各类观赏。

仔细看了不少人后，觉得翟炜的话真有道理。

我也觉得此地藏民的脸型确实不类同于甘孜藏族自治州那边的。

不过，也许因为我不是画家，故只有感觉而说不详尽。

但这里藏民的脸色更紫黑些，倒是可以肯定的。

毕竟是海拔又高了不少，离太阳更近了些。

此地藏民衣裙的色彩，也比“四川的藏民”凝重、古朴。

可能是地偏人少的缘故，此地的百货大楼在中午时要关几小时门，说是营业员也要回家吃饭。

去县政府打听县志办公室被告知：我们此地没设这类机构。

街区不大，逛了几个回合后，有些人竟已记熟了我。

自然，我也耳熟能详了几个。

当我又回到县中心时，看到挎着两架相机的翟炜正在同一些藏族男女攀谈。

看到他边说话，边趁机抓拍了一个对他的相机产生浓厚兴趣的藏族老阿爸的脸部“特写”，而那老阿爸却浑然不知时，在马路另一边的我笑得一塌糊涂。

晚饭又在一起吃。

翟炜说，这顿饭该轮到他付帐买单，我也没有客气。

饭间，我笑道：“你老兄偷拍别人时，可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

他道：“对于一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你只能使出浑身解数。”

呷了一口啤酒，他又道：“咳，这些人物脸型真是太生动了！我早就该上这里来了……”

他是个艺术家。

他沉醉在他的收获中时的脸部表情，也同样是很生动的。

当晚，我和翟炜在房间聊天时，隔壁一位《山东画报》社的记者也前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他进门第一句话便是：“喝，别看这地方僻远，小小的一个旅社，便有3 只‘摄影包’。”

我们都会意地相视而笑。

他在说话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甚难看。

他的身体看上去很单薄，这几天，正在感冒。

我便劝他必须放弃再往前走的计划，赶紧下到海拔低的地方去，万一由感冒转为肺气肿，会有生命危险。

他觉得我的话是对的。

实际上，他自己已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他准备明天一早就下行至云南境内。

西藏已成为近几年旅游、探险、采风等活动的“热点”，国内外关注这个曾一度笼罩着许多神秘色彩的地方的人日益增多，其中不乏很执著的人士，在这之前，他们大都和西藏毫无干系。

很明显，这是一种趋势：“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当人们觉得有必要将目光移至别的民族和更远些地方的时候走访西藏就会成为一种时尚。

4

6月 14 日 9时45分，开始向澜沧江畔前进。

离芒康县城前，四川永川县一位叫雷荣鲜的中年汉子要求与我同行。

问他何以这样?

他说，他在任村支书期间，因不满县、乡府的某些人的腐化、贪污行为曾上京告状。

返乡后，虽然报上作了某些揭露，而他却再难以在乡里立足。

为此，他决定远走他乡，去西藏八宿县投奔他表哥处打工。

不料，走到芒康后，盘缠快要用完，正在着急时，无意中了解到我徒步进藏的消息。

以我的为人准则，如他这样的遭遇，于情于理上我都会十分的同情。

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料定他吃不了这份苦，便直截了当地说：

“你走不了的。”

“我走得了！”

“你现在嘴巴硬，不出一天，你就不行了。到时，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怎么办?！”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当过兵。”

“在哪里?”

“在拉萨。4年的工程兵。”

“为何不早说，出发！”

谁能料到，就是这位昔日的“西藏工程兵”，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一直与我同生死、共患难地徒步在那茫茫高原上。

尤其在走至川藏路中段，遭逢历史中罕见的“八百里泥石流、山洪暴发险区”，途中相继有11个人遇难的危急时刻，我们一起熬过了冒死涉险滩、攀悬崖、穿越原始森林的极其艰难的日子。

12时45分，我和雷荣鲜一起翻抵海拔4293米的拉乌山山顶，这是走川藏路以来的第8座大山。

当时，山顶上狂风四起，我忙催促已上气不接下气的雷荣鲜再坚持一下，因为天马上就会下雨。

13时30分，大雨如期而至。

我们赶在衣服全湿前，迅速赶至山坡下的一个小村前的一幢房子边避雨，顺便在那里吃点干粮，解决掉中饭。

雨越下越大了。

我看了一下灰暗的天空下逶迤远去的山路，又望了一下屋后的那个孤零零的小村，便对雷荣鲜道：

“不全是浪漫情调吧！这雨再下下去，咱俩今天可就要困在这里了。”

想到可能走不了，我便开始仔细观察起眼前的这幢呈凹字形的藏式两层楼的土房。

房基有大鹅卵石垫底，上面为土夯墙，上下加起来约有十余间，比一般民居稍大些。

我试着叫了几声，没人出应。

我发现门前柱子上挂着一块写有黑漆字的小木牌。

近前细看，上有“长均乡人民政府”几个字。

我不禁叫出声来：“哇！这样的规模，居然是个乡政府所在地。”

说实在的，若以内地的乡政府来比，这个乡政府的气派真的不怎么样。

这倒不是仅仅因为四周没有围墙，内侧没有停车房，房顶没有电视天线，甚至连电线杆也没有……而是让人感觉到十分寂寞——一种因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而免不了的寂寞。

试想，若将此地一个乡政府所管辖的地盘“移植”到沿海一带，并配以那里的人口密度，则一切款式和规模决不会是这样的。

我因此深深地理解了人们常说的：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诸多原因中，地理位置的不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原因。

人世上芸芸众生中的很多区别，也无不同他(她)“住”在什么地方有关。

然而，天底下，又有谁能事先决定自己“住”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