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雨停后，我们继续前进至下午6点时，山路上出现了一个背着东西、身着藏袍，正在很吃力地向前方走去的女人。

当我们走到同她并肩的距离时，才看清那是一位中年的藏族女子。

她的背上背的是捆得很齐整的红纸、蜡烛等物品。

她穿着一双黄胶鞋，弓着腰。

不用问，这也是个“拜佛”的人。

她见到我们后，便转过因负重而憋得很红的脸，对我们笑了笑道：

“你们哪里的去?”

“拉萨的去。”我答。

“你们的走路?”

我点点头。

“那太好了。我们的同路。我的也拉萨的去。钱的没了，只能走路的去了。”那女人仍然笑着说。

脸上泛着自豪和满足的神情。

我没有再回答。

我不清楚她说的“我们的同路”是什么意思?

仅仅是指“我们同一个方向”，还是“我们一起走”?

我又以原先的速度示意雷荣鲜快走。

等超出那女人一段距离后，我的良心不安了，便又回过头，不好意思地对那女人道：

“你的走得慢，我们要着急赶路。我们先走一步了。”

她没有再说什么，然脸上还是笑着的。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各自的目的不同，陪她同行，我们的条件、时间等均不允许。

如果真牵扯到“我们一起走”的话，确实会有诸多不便。

当然，这种考虑都要基于她现时无人力不可抗拒的困难的前提下。

据我所知，由各地去拉萨“拜佛”的藏民们，有不少人是走到哪儿，便“吃”、“住”到哪儿的。

作为藏民，他们要比我方便得多。

西藏是个全民信教奉教的地区，而佛教是宣扬“慈悲为怀”的。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去“圣地”“拜佛”的“佛家弟子”饿死在这方香烟缭绕着的高原上。

前往“圣地”“拜佛”的人们中，坐车、骑马、徒步的都有。

其中，以徒步者为最虔诚。

一般来说，“拜佛”者“钱没了”的事常有，但留给“佛祖”添油、加香的钱是决不会少的。

2

傍晚8时，前进至距竹卡兵站还剩3里地之处，我攀上一个山岗后，便一眼望见了从我们右侧一个峡谷中奔腾而出的澜沧江了。

呈现在我眼前的这条以前仅从地理书上看到过的江，江面窄于金沙江，水流湍急，水色浑浊，涛声不绝于耳。

澜沧江两岸峭崖陡立，黄褐色的岩石形同刀削，地形之险难有与之相比的。

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玉树一带，在我国境内，流经西藏、四川，横贯云南。

我想，一年以后，当我紧接着走青藏、新藏、滇藏另三条“天堑”再经过此地时，我还会同这条江再见的。

40分钟以后，我们抵达了位于江边的竹卡兵站。

这个兵站位于海拔仅2600米的一个深谷中，我们到时，感觉到了空气中的闷热，战士们都穿着汗衫。

川藏路上的兵站，担负着为来往军车提供食宿、加油、供水、修理等后勤任务。

一般情况下，旅途中的民众，也能在那里寻求这类方便。

我找到了站长。

他是一位藏族军人，肩章上一道杠、三颗星。

在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给予食宿方便后，他当即就吩咐战士们给我们安排。

我们在军人住的执行所里有了床铺。

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被褥罩以雪白的外套。

管招待所的两位年轻战士来自东北。

他们在听我一下子就说准他们是辽宁人，并且已走过他们的家乡时，都情不自禁流露出想念家乡的亲人的神情。

军人也是人呵！

晚饭是由两位来自甘肃的随军家属加班做的面条。

她们说在家乡闲着没事儿，不如来此地既可同丈夫团圆，又可赚点小钱。

她们借部队空闲的房子开了一小吃铺。

反正方圆百里也没个好去处，过往的军民都得来此照顾她们的生意。

满满一大脸盆的面条被我和雷荣鲜吃了个精光。

付钱时那两位大姐阻拦道：“这种鬼地方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这顿饭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赞助吧！”

吃饭时来了一位成都军区汽车十八团的张政委及他的副手。

他是听了站长提起我后特地来看我的。

他根据从军多年的经验，推断我在高原上的步行速度每小时不会超过4公里。

我笑答他低估了我，我每小时仍可走5公里。

他听后道：“真是好样的。看来，你的脚已走出来了。”

我笑问：“你这个大政委跑到这个小兵站来干什么?”

没想到这一问，他的脸色便马上黯然了，边上的几位军人也都不再说话。

沉默了片刻后，张政委道：“不瞒你说，你这一问，又捅到我们的伤心处了。我们这次出来，是专门来料理两位因公遇难战士的后事的。他们开的油罐车在二郎山翻下了悬崖。两个人都死了。是两个多年的战士呵！”

又是一阵沉默……

“又是这该死的二郎山！我翻那山时也死了两个地方上的司机。”

过了片刻，我恨恨的、一字一句自言自语道。

“是呵，难怪川藏路上有‘翻车不是稀罕事，压死人倒是稀罕事’的顺口溜。”张政委苦笑着。

⋯⋯

第二天上午，在我们出发前，张政委派副手来请我同他一起吃饭并合影留念。

我告辞时，张政委拿出8盒阿诗玛烟对我道：“请允许我代表川藏路上的运输兵向你致敬！山高路险，多多保重！没有什么好赞助你的，只剩下这8盒烟了，留在路上解解闷吧！”

双手抱拳的我答：“谢谢你们。也请允许我向川藏线上的全体军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也务必多多保重呵！”

3

6月15 日上午10时40分，当我们走上一个山岗，我万分不舍地再最后回望一眼如一条细长的黄练，在深峡中奔赴那更远的群山万壑去的澜沧江时，早晨还余勇可贾的雷荣鲜突然对我道：“余哥，看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我连忙转过身去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两腿发抖……已瘫坐在了地上。

我没有埋怨他。

没有比一个走了3年，已走过4万里地的人更能体谅步行者的艰辛了。

然而，眼下的情况是，他仅仅才走了一天，距他要到的八宿县城尚有600里地，而不远处，就是海拔5008米被称为“生命禁区”的东达拉山了。

我综合了一下情况：他的脚已满是血泡并肿疼着，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行走。

而即便脚能走，又因为他呼吸急促，在体能上，恐怕也难以抵挡住徒步过东达拉山时的反应，他会有生命危险。

那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连我自己也多少怀着些恐惧，没有十分的把握，何况他呢！怎么办?

我点了一根烟，来回踱着步子，紧张地思考了片刻后，果断地道：“荣鲜，你现在的状况是，无论能走与否，都不能再走下去了。问题的重点在于，前方的东达山太高，我不想你死在那里，而我又无法背你过去。因此，你现在必须搭车过那山。如果到不了八宿，你可以在前面等我，我们再一起走，你看我这样决定好不?”

处于极端痛苦状态的雷荣鲜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幸运的是，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道班，我在考虑对策时已注意到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着，考虑到我今日必须长驱104里，于天黑前赶抵荣许兵站，时间已刻不容缓，我迅速掏出两盒阿诗玛给他，并指着那个道班告诉他，再咬咬牙坚持走到道班门前，请道班的人帮忙拦辆车，不行的话，就暂时在道班住下，养好脚伤再走……

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后，我便将他的水壶里剩下的水加入我的水壶中，又背起行囊，一个人快速前进了。

14时35分，翻抵海拔3908米的觉巴山顶。

这是走川藏以来的第九座大山。

山顶有经幡若干，并又能望见远处那已变得更细长的澜沧江了。

在山顶一能避风的土坑里，我猫下身子，吃了3个馒头、半包榨菜后，便迅速下山。

下山前的最后一刹那，我望见了雷荣鲜正在另一侧的山坡下，一步一步痛苦地，向那个已离他很近了的道班挪去……

有个奇遇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

那天我在翻觉巴山时，在距山顶尚有十余里地的山坡上，突然飞来两只乌鸦，开始在我的头上盘旋。

起先，我并不在意，只看了它们一眼，仍径直赶路。

不料，它们非但不肯离去，而且还飞得越来越低，那“呱呱呱”的叫声烦透了我，并引起心跳过速。

这，我就奇怪了。

“莫非前方有什么情况，它们想提醒我?”

我想起了兵法中“鸟兽惊起，疑有埋伏”的经典，心道：“莫非它们对我有‘意见’，想‘报复’我?”

我小心防护着自己的眼睛……

它们仍穷追不舍，“呱呱呱”的吼声又从山谷里回转过来，令人毛骨悚然。

我便不断加快着步子，想甩掉这两个家伙。

讵料，不久，它们竟然又肆无忌惮地发展到用两只脚爪子钳着小石头来掷我！

这一动作，使得我目瞪口呆了好半天，我被搞得啼笑皆非了！

就这样，它们一路不停地骚扰我，我则无可奈何地加快步子走，前后共达十余里。

奇怪的是，一俟我翻抵觉巴山顶，心有余悸的我再抬头看时，那两个家伙不复再见。

记得，在我们中国民间，乌鸦的口碑一直是不怎么样的。

有谚语道：“喜鹊叫，好事到；乌鸦叫，坏事到。”

为此，到了山顶后，我就特地留神了一下，看看是否真有什么坏事在那里。

结果，没有。

真的，至今我还是莫名其妙。

当晚9时30分，我赶抵位于东达拉山下的荣许兵站。

在这之前，雷荣鲜在一辆从我身边疾驰而过的军车上向我挥手呐喊，至此，我松下了一口气。

这天，我长驱104华里，我深知，这在高原上是极不容易办到的。

当然，这是就一般人而言。

荣许兵站门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海拔4100米”的字样。

我在这牌子前凝视了片刻后，嘴里一字一顿地道：“明天，如果我能成功，我将把海拔5008米的字样写进我的纪录中。从此，川藏路上就不会再有能挡得住我直抵拉萨的大山了！”

荣许兵站的边上，有一个尚未通电的藏族村庄。

那天晚上，村里的藏民们便来靠柴油发电的兵站看电视。

看完电视后，似乎还不尽兴。

那些身姿美丽的藏族姑娘又和大兵们搞了个“兵民同庆”。

为了养精蓄锐以对付明日东达山那关键的一役，自认倒霉的我，只能忍痛割爱，抓紧时间就寝，一个人在床上，聊以窗外那高亢、悠扬的藏族长调进入梦乡……

第二天，是我“壮行全中国”以来少有的艰难日子。

上午8时30分，在荣许兵站吃过早饭后，发现无干粮可带。

虽然站长答应过给我准备一点的，但开饭后，炊事员却不知哪儿去了，如果没有干粮，对一个要于当天在高原上长驱一百里地的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正在着急时，我发现厨房的角落边有一些风干了的米饭锅巴。

我觉得已没有征得什么人同意的必要了。

迅速装了一小口袋后，便急速上路。

出发前便知道正下着小雨。

考虑到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上多留一天，便多一天的危险。

为此，我决定冒雨前进。

出得兵站不远，便看见山坡和路边有几个牧人的毡包，有一个藏族老阿妈正在清晨的风雨中趑趄着前去给奶牛挤奶。

想到这些牧民，在这样高的山上，又在风雨中熬过了一夜，两眼不禁潮湿。

不是亲眼看到的人，很难完全体会到这其中的不易。

但他们是自由和勇敢的人们。

我观察到不少藏族人，尤其是牧区的人，走路或干活时，常有直不起腰来的现象。

这同常年生活于高寒地区，仅以一顶毡房躲避风雨，及夜卧于铺在地上的毡垫、畜皮上有关。

风湿关节炎、胃病、肺炎是藏区放牧地带的常见病。

当我们喝着牛奶，吃着牛羊肉，穿着漂亮的皮鞋和皮茄克的时候，不应忘了远方的那些人们。

12时30分，抵达东达拉主峰下。

远远望去，东达拉山高入云霄，白雪覆顶。

时令虽已6月，然在山脚下也能感觉到袭人的寒气。

此时，我的腰部以下已完全湿透，加上早晨仅吃了几个馒头，正是冷饿交加时分。

但我知道，此时的高度已上升到4500米左右了，是万不能停下来的。

为了补充些热能，以便还有体力翻过山去，我迅速卸下背囊拿锅巴吃。

拿出那包锅巴后，又立即将背囊背在了背上。

在无数个严寒中的野外，我常常无法将背囊放下休息一会儿。

因为，一旦我放下，我背后的那面可以用来挡避风雨的“墙”就没了，而前后夹击下的冷，是非常让人受不了的呵！

为此，尽管我常常累得受不了，也走不动了，我也得咬紧牙关，继续背着那背囊，以尽可能保留住身背后的那点点“热量”。

风雨仍在肆虐，我边走边贪婪地啃着干锅巴。

那一块块泛着黄色的米粒的锅巴，虽然硬了点，但吃起来挺香，且十分耐饥。

此时此刻的这点东西，只要能维持我的热量和生命，即便有人拿一座“金山”来换，也休想从我的手中夺去了！

13时，在大半山腰，经过一个叫“20道班”的地方，我站在门口喊了几声，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看守房子的藏族道班工。

我问：“到山顶的还剩几里地?”

“还有5公里。”那男的答。

“你的，怎么走路的?”那女的问。

“是的，走路。”我答。

“你的行不行？不行的，进来休息一下。”女的又道。

“休息的，就走不动了。酥油茶的有没有？我的，冻得不行了！”我问道。

眼中射出恳切的光，身子打着哆嗦……

“啊，你的进来等一会儿，我们马上的给你的做！”他们俩一起说。

“啊，那就不麻烦了，我的一刻也不能等了。”

“这种时候山上不能走。不行的话，你就住下吧！”那男的最后说。

其实，我多么想就此缓一口气呵！但是，考虑到在这样的高度过夜，又要多一次“长眠不醒”的危险，我只得咬紧牙关，继续向风雨中的山顶前进……

14时25分，我终身难忘的时刻！

浑身里外湿透，背着40公斤装备的我，终于在狂风暴雨的交加中，在那漫长泥泞的山路最后的一个山回路转处，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傲然飘扬在山顶的寒风中的那片藏族经幡旁……

在到达山顶的一刹那，尽管我的心陡然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但我很快就使自己平静了下来。

理智告诉我，不能过于激动，必须尽快下山。

在山顶上，我做了两件事：用一分钟测一下心跳，结果是118跳；又用一分钟时间边环顾山顶四周、边感觉身体状况，结果是，除了头脑略感胀疼外，别无不适。

两分钟以后，我便开始下山……

东达拉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徒步上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度。

在此以前，我对这个高度没有把握，并怀有恐惧，我作好了可能会遇难的准备。

科学测定：在海拔4000米以上空身步行，相当于在平原上背负20公斤重的东西；海拔4500米以上，为人类不能永久居住地带；海拔5000米以上，为“生命禁区”。

东达拉，是我实际负重80斤第一次孤身徒步闯过的“生命禁区”。

这样一个尝试，使我愈加明白，人类在向艰险环境挑战时，信念和体能均不可或缺。

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我们战胜了外部环境，倒不如说，我们战胜的是自我。

尽管在这以后，我又多次经历过更高的高度，但东达拉是那样地使我刻骨铭心！

没有东达拉，也就不会有以后。

20时20分，在精疲力竭，下行到距西藏左贡县城尚有6里地时，先期抵达那里的雷荣鲜出城迎到了我。

他告诉我，因前方泥石流塌方，车辆悉数被阻，他便被“抛”在了左贡。

到左贡后，便在一小饭馆急忙服下一片速效伤风胶囊。

吃饭时，一云南勘探队的干部告诉我：前年，有来左贡经商的父子俩，在翻东达拉山时，父亲尚未上到山顶，就当场“劈叉”(藏语：“坏了”的意思，此地引申为人死了。)当儿子的，只得将其父埋在路边，含泪下山。

前不久，云南来左贡援建水电站的一技术人员因不适合高山反应，单位派车送回。讵料，车行至东达拉山顶时，当场“息啦”(藏语：死)在驾驶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