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湾公园年吸引游客200万人次,背后是襄阳怎样的生态建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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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建公园,同样经历过从“网红打卡地”到后续维护的阶段,为什么河南新郑十七里河湿地公园从市民休闲首选变成了大众避坑点,而襄阳的月亮湾公园却能从1992年持续运营至今、每年吸引游客200万人次?

之所以拿这两个地方来对比,是因为它们都曾是本地重点打造的生态项目,都曾因景观出圈迎来客流高峰,但几年后的结局完全相反。新郑的栈道腐烂、栏杆缺失、设施带病运行,襄阳的月亮湾却把闲置门房改成了咖啡馆,试营业一个月营业额超6万元。

差距不在初期的建设投入,而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公园到底是为谁建的、靠什么持续运转。

襄阳的答案从一开始就写在了每个公园的启动逻辑里。

翻看襄阳公园迭代的时间线,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轮改造的触发点,都不是“上级要求建多少亩绿地”或“对标某城市公园标准”,而是襄阳本地一个具体的、亟待解决的城市治理痛点。

1952年,襄阳建第一座城市公园人民公园,背景是解放初期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严重不足,市民需要集会和日常活动的场地。1992年,月亮湾公园启动建设。2013年月亮湾启动湿地化改造。

1952年樊城群众公共集会的历史影像

2022年襄州区启动“一江两河”综合治理、把荒滩改造成西湾公园,针对的是汉江襄州段长期闲置、脏乱差的岸线问题。

2026年7月新城湾小游园开园,此前这里是一个运营了16年的临时农贸疏导点,环境拥堵、噪声扰民,还遮挡了襄阳古城墙——市委、市政府直接部署关停整治,回应周边2万余居民的长期诉求。

新郑十七里河湿地公园的困境,恰恰在于缺失了这一环。它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民生痛点而建,更多是作为城镇形象工程上马。建成初期确实成了网红打卡地,但后续管护经费断供、重建轻管,栈道腐烂、栏杆缺失,游客体验骤降。

昆明的巫家坝中央公园更典型——规划定位为“城市封面级绿肺”,最终落地规模大幅缩水、核心配套全面删减,规划兑现度严重不足。

对比下来,最关键的不同不是投入资金的多少,而是项目启动的触发机制——襄阳的公园改造始终是“问题导向”的,每一个项目都锚定一个具体的本地病灶;而很多反例城市的公园建设是“指标导向”或“形象导向”的,建完之后谁来用、怎么养、能不能持续运转,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完整的逻辑链条。

襄阳这套逻辑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是它没有跳过试点直接全域铺开。

2013年月亮湾公园启动首轮大规模湿地化改造,2016年逐步对外开放,验证了汉江沿岸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和市民反馈效果。2022年襄水源生态公园启动系统治理,采用“生态缓冲带+多级湿地”方案,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III类,历时4年核心节点全面开放。

襄水源生态公园全景航拍景观

这些标杆项目的成功示范,直接催生了2023至2024年全域公园体系扩围——襄州区“一江两河”综合治理工程启动,10公里滨江生态带从荒滩变身为3座综合性公园加4处口袋公园;全市全年新增绿地223.07公顷,实施超100处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到2025年,全市338处公园节点串联成网,形成“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生态连通格局。

而昆明巫家坝中央公园的反面教训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超级工程,规划兑现周期过长,最终只能以简配版落地。襄阳的路径与之相反——先在小范围验证可行性,再用示范效应驱动全域铺开,每一步都有上一阶段的实锤数据支撑。

襄阳这套模式能跑通,依赖于三个前提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断裂,都会导致类似新郑、尉氏那样的结局。

第一,地方财政能持续保障常态化管护。如果财政长期失衡,管护资金断供,存量公园的修剪、维修、保洁被长期削减,就会重现河南多地郊野公园设施破损、景观退化的局面。

第二,规划兑现能力不出现断崖式缩水。襄阳目前从标杆试点到全域扩围的兑现度较高,但鱼梁洲环岛公园、中央生态公园投用后,仍存在服务配套不完善、功能布局待优化等短板,人大代表已提出需要系统推进高标准规划。

如果后续开发主体资金链断裂、核心配套大幅删减,生态价值与民生价值的协同提升就会落空。

第三,市民反馈的小微诉求能被持续纳入改造清单。岘山绿道前期零散建设阶段,市民多次通过12345平台反馈驿站少、公厕远、入口配置不足等问题。连山湖生态公园初期种植的小树遮阴效果未达市民预期,建设方回应将在二期加入冠幅较大的遮阴乔木。

这种“市民反馈—动态优化”的闭环,是保证公园实际使用率的关键。如果长期忽视停车、如厕、遮阴、绿道断点这些小微诉求,公园就会变成“建了没人用”的景观摆设。

市民在城市公园绿道上休闲漫步

已披露的批评和建议集中于重景观轻运维、重生态展示轻文化融合、重大工程轻小微民生主体协调三个方向。这些不是对模式的否定,而是对执行层面的纠偏——恰恰说明这套逻辑的韧性在于能持续吸纳反馈、自我修正。

襄阳的公园迭代,本质上是一套“在地化问题驱动”的生态建设逻辑——每个公园的诞生,都是因为襄阳这座城市在那个时间点上遇到了一个具体的、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从1952年补公共休闲短板,到1992年月亮湾公园启动建设,再到2013年月亮湾公园升级改造、2022年整治荒滩岸线、2026年拔掉扰民16年的临时疏导点,,襄阳的公园从不是“为建而建”的政绩工程,而是城市治理的副产品。

正是这种“问题导向”的触发机制,让公园建成后有人用、有部门管、有财政养,最终从单点项目长成了一张覆盖全城的生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