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感慨:别听媒体吹牛,新加坡相当于我国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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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老同学,前几年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去新加坡。当时朋友圈里一片羡慕,说他“一步到位,人生赢家”。今年他回北京办事,我们约在朝阳大悦城旁边吃涮羊肉。铜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他夹起一片羊上脑,蘸麻酱,嚼了两口,忽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新加坡也就相当于国内三线城市。”

我以为他矫情。他放下筷子,掏出手机翻账单给我看:组屋楼下食阁一盘海南鸡饭折合人民币三十多块,一碗云吞面二十五,超市里一盒普通鸡蛋十二个要二十多,一颗大白菜动不动十几块。他说刚去的时候觉得“国际化大都市嘛,贵点正常”,住了三年才回过味来——贵不是问题,问题是贵得没有道理,贵得让你觉得花出去的每一块钱都在提醒你:你是个外人。

其实这事挺有意思。国内媒体一提新加坡,关键词永远是“花园城市”“低税率”“教育双轨”“护照免签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短视频里拍的是滨海湾金沙的无边泳池、乌节路的圣诞灯饰、圣淘沙的沙滩落日。可真正住在那儿的人,日常过的日子跟这些画面基本不沾边。我同学说,他住了三年,就去过一次金沙楼顶,还是陪国内来的客户。

这届中年人正在面对的共同难题,就是把“听说”当成“事实”。

你想,国内三线城市什么样?房价一两万,工资五六千,出门骑电动车,买菜去菜市场,晚上广场舞,周末开车去周边农家乐。新加坡呢?组屋价格折合人民币两百多万到四百多万不等,普通白领月薪折合人民币一万五到两万五,出门地铁巴士,买菜去巴刹和昇松超市,晚上组屋楼下食阁喝酒聊天,周末去东海岸公园烧烤。你说这生活节奏、消费结构、日常动线,跟国内三线城市是不是有七八分像?区别在于,三线城市你活得自在,新加坡你活得拘谨。

我同学给我算了一笔账。他在新加坡月薪折合人民币大约三万出头,听着不低。房租——注意,是租一套普通公寓,不是买——一个月一万二。孩子上政府小学,学费倒是不贵,但课外补习班一个月三千。吃饭交通通讯杂七杂八,一个月六千。再加上保险、偶尔回国机票、人情往来,一个月下来能存五千就算不错。他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月薪两万五,房贷一万,孩子上学三千,吃喝拉撒五千,每个月还能剩七千。到了新加坡,收入涨了,剩的反而少了。”

以前觉得出国是往上走,现在发现有些地方是横着挪,甚至往下出溜。

这话可能有点刺耳。但你仔细琢磨,新加坡的“发达”到底体现在哪儿?地铁确实不挤,可线路就那么几条,从西到东坐穿也就一个多小时。街道确实干净,可你一年到头也懒得逛街,因为商店里卖的东西跟国内电商比起来又贵又旧。公共服务确实规范,可你办个事要预约、要排队、要等信,效率未必比得上国内三线城市的政务大厅——我老家那个县级市,现在办护照换驾照,进去半小时全搞定,工作人员还帮你复印材料。

说到公共服务,我想起另一件事。我同学的孩子去年在学校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他带孩子去诊所,排队四十分钟,医生看了五分钟,消毒贴纱布,收费折合人民币六百多。他说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要在国内,社区医院处理一下,几十块钱的事。当然你可以说新加坡医疗水平高、体系严谨,可对于普通中年人来说,日常需要的不是顶尖医疗,是便宜、方便、不折腾。

物价涨跌这件事,在哪里都是中年人最敏感的神经。

我同学说,新加坡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消费税从百分之七涨到百分之九,水电费涨,公交地铁涨,食阁里的摊贩也在涨。一碗面从三块五新币涨到四块五,看着不多,可天天吃,一个月下来就是一笔。国内呢?三线城市的菜市场,猪肉贵了可以吃鸡肉,鸡肉贵了可以吃鱼,鱼贵了可以吃豆腐。新加坡不行,什么都靠进口,政府再怎么调控,底价摆在那儿。

他提到一个细节:在新加坡超市买一盒草莓,折合人民币五六十,个头不大,味道寡淡。回北京在小区门口水果店买一盒丹东九九草莓,三十多块,又大又甜。他说那一刻他觉得,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品质,有时候真不如国内三线城市。

网络热梗说“润”,可润出去的人才知道,润不是终点,是另一种开始。

我同学不是个例。我在网上看过不少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发帖,有人说“新加坡适合有钱人,不适合普通人”,有人说“在国内是中产,在新加坡是底层”,有人说“待了五年,还是觉得像个过客”。这些话底下经常有人杠:“嫌不好你回来啊。”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孩子已经适应了那边的学校,工作已经辞了国内的,房子已经卖了,回去的成本比留下来的成本还高。中年人做选择,从来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还能不能回头”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国内社交媒体上,新加坡常被塑造成“华人移民首选”“中产避风港”“教育跳板”。可你仔细看那些真正在那边生活的人发的日常,画风往往截然不同。有人拍组屋楼下的食阁,配文“今天午饭,四块五新币”;有人拍周末的东海岸,配文“人挤人,跟国内黄金周似的”;有人拍孩子的作业本,配文“英文数学一起抓,家长比孩子还累”。这些碎片拼起来的新加坡,跟媒体镜头里的新加坡,基本是两个地方。

诗词里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放到移民这件事上,再贴切不过。

我同学说,他最不适应的是“小”。新加坡整个国家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比北京朝阳区大不了多少。开车从最西边到最东边,不堵车四十分钟。刚去的时候觉得方便,久了觉得憋屈。周末想带孩子去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植物园、麦里芝蓄水池、乌敏岛。回北京以后,他带孩子去了一趟怀柔,爬慕田峪长城,看满山红叶,孩子兴奋得不行。他说:“在新加坡,你永远看不到这种大开大合的风景。”

这种“小”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菜市场就那么几个,超市就那么几家,餐馆翻来覆去就那些口味。想吃正宗点的川菜?有,但贵。想吃路边的烤串?基本找不到。想半夜饿了点个外卖?选择少得可怜,配送费还高。国内三线城市再不济,楼下总有几家营业到凌晨的烧烤摊,手机一点,半小时送到。

当然,新加坡有它的好。

我同学承认,新加坡的空气确实好,一年到头蓝天白云。食品安全监管确实严,在外面吃饭不用担心地沟油。法治确实清明,办事不用找关系。教育确实双语,孩子英文中文都能说。这些优势,国内三线城市确实比不了。可问题是,这些优势值不值得你付出那么高的生活成本、那么小的生活空间、那么远的亲情距离?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新加坡的好,是给有钱人准备的。你有钱,住公寓、请女佣、开汽车、孩子上国际学校,那确实舒服。可你要是普通中产,住组屋、挤地铁、吃食阁、孩子上政府学校,那日子跟国内三线城市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国内三线城市你还能偶尔奢侈一把,在新加坡你连奢侈的念头都不敢有。”

这届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房贷,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很美”的选择。

我另一个朋友,前年动了移民的念头,问我意见。我说你先别问移不移,你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你去了那边靠什么吃饭?第二,你父母老了怎么办?第三,你孩子将来还回不回来?这三个问题想不清楚,移了也是白移。他想了半年,最后没走。现在在成都,房子买了,孩子上了公立小学,周末带父母去青城山喝茶。他说:“我想明白了,我要的不是‘发达国家’四个字,我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展。”

说到代际冲突,移民这件事上特别明显。

我同学说,他父母去新加坡住了三个月,死活要回国。问为什么,老人说:“那边太安静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在国内,楼下就是菜市场,走两步就是公园,到处都是同龄人。在新加坡,组屋楼下倒是有食阁,可老人不会点菜、不会付钱、不会坐车,出门就迷路。我同学说,他爸在新加坡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公交车一趟一趟过。那种孤独,不是儿女孝顺能解决的。

养老难题,在哪儿都是难题,但在新加坡对华人老人格外难。

国内三线城市,老人还能去社区活动中心下棋打牌,去公园跳广场舞,去老年大学学书法。新加坡呢?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社交圈窄,老人去了就是“困在组屋里”。我同学说,他认识好几个移民家庭,最后都是老人回国、夫妻分居、孩子两头跑。折腾几年,钱花了不少,家也散了。

教育焦虑这件事,新加坡一点不比国内轻。

我同学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回家先做学校作业,再做补习班作业,周末还有两门兴趣班。他说新加坡的“怕输”文化,比国内的“内卷”还狠。国内好歹还有“双减”政策压着,新加坡是明着卷,家长之间比成绩、比才艺、比学校,比到最后就是比谁家钱多。他说:“我在北京的时候,觉得孩子太累。到了新加坡,发现孩子更累。”

婚恋选择、彩礼、买房这些事,在新加坡华人圈里也一样绕不开。

我同学说,新加坡年轻人结婚,男方要准备“三金”或者“五金”,要申请组屋,要办婚宴。组屋申请要排队,排到了还不一定能选到心仪的位置。婚宴一桌下来折合人民币大几千,跟国内二三线城市差不多。彩礼倒是不流行,但“门当户对”的观念一点不少。他说:“你以为出国了就逃离了这些?没有,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

年轻人活法不一样,但中年人的负担在哪儿都一样。

我同学在新加坡认识一个开出租车的华人,五十多岁,每天开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挣折合人民币两万出头。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儿子要结婚,要买房,要办婚礼,他不拼不行。我同学说,那一刻他觉得,所谓“发达国家”的普通人,跟国内三线城市的普通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为房子、孩子、老子奔波。

消费趋势这件事,新加坡跟国内三线城市也惊人地相似。

我同学说,新加坡人买东西,越来越看重性价比。食阁里最火的摊位永远是便宜大碗的,超市里打折的商品永远最先抢光,网购平台上销量最高的永远是低价款。他说:“你别看乌节路那些奢侈品店灯火通明,真正进去买的有几个?大部分新加坡人,跟我一样,在食阁吃四块五的面,在昇松买打折的菜,在淘宝买便宜的日用品。”

出行这件事,新加坡跟国内三线城市更像。

国内三线城市,电动车是主力,公交是补充,地铁看城市。新加坡呢?地铁巴士是主力,出租车贵得离谱,私家车更贵——一张拥车证折合人民币五六十万,比车本身还贵。我同学说,他在新加坡三年,出门基本靠地铁巴士,偶尔打车心都在滴血。回北京以后,他出门就骑共享单车,两块钱骑半小时,他觉得“太幸福了”。

通勤这件事,新加坡也没比国内三线城市好到哪儿去。

我同学住兀兰,上班在裕廊,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地铁转巴士,路上一个半小时。他说这跟他在北京从通州到国贸的时间差不多。区别在于,北京地铁挤是挤,但班次密、线路多、换乘方便。新加坡地铁就那么几条线,早高峰一样挤,故障还不少。

房价房租这件事,新加坡跟国内三线城市的差距,可能比你想的要小。

国内三线城市,一套一百平的房子,总价一百万到两百万。新加坡一套组屋,折合人民币两百万到四百万。看着新加坡贵,可新加坡组屋只有九十九年产权,到期怎么办到现在也没个明确说法。国内三线城市房子再不值钱,好歹是七十年产权,到期还能续。我同学说:“我在新加坡买房,心里总不踏实。在国内买房,虽然也贵,但觉得根在那儿。”

看病就医这件事,新加坡跟国内三线城市的对比更明显。

国内三线城市,社区医院挂号几块钱,看个感冒几十块,做个检查百来块。新加坡呢?诊所挂号费折合人民币一百多,看个感冒三五百,做个检查上千。我同学说,他在新加坡最怕生病,不是怕病本身,是怕账单。他说:“在国内,你感冒了敢去医院。在新加坡,你感冒了先想想值不值得去。”

养老难题、带娃成本、健康隐忧,这些中年人绕不开的事,在新加坡一个都不少。

我同学说,新加坡请个女佣折合人民币五六千一个月,国内三线城市请个保姆三四千。新加坡托儿所一个月折合人民币四五千,国内三线城市一两千。新加坡老人养老院一个月折合人民币一两万,国内三线城市三五千。他说:“你算算,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是不是把收入优势全吃掉了?”

政策解读这件事,我不专业,但我自己的感受是:别把任何地方想得太好,也别把任何地方想得太差。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问题,国内三线城市有国内三线城市的问题。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愿意为什么样的生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同学说,他现在想明白了:新加坡适合两种人,一种是有钱人,一种是想拿护照的人。普通中产去了,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当普通中产,甚至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当普通中产。

市场数据这东西,网上都能查到。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房价收入比、生活成本指数,跟国内三线城市比,各有高低。可数据是冷的,日子是热的。你一天吃三顿饭,睡一张床,坐一趟车,这些具体的感受,数据反映不出来。我同学说:“我在新加坡三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生活不是比数据,是比舒不舒服。”

城市和农村这件事,放到新加坡身上也成立。

新加坡没有农村,但新加坡有“组屋区”和“公寓区”的区别。组屋区就像国内三线城市的普通社区,公寓区就像国内三线城市的高档小区。你住组屋,去食阁吃饭,坐地铁上班,孩子上政府学校。你住公寓,去餐厅吃饭,开车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这两拨人,平时基本不交集。我同学说:“新加坡的阶层分化,比国内三线城市严重得多。”

地方行政这件事,新加坡倒是简单。

一个城市国家,没有省市县乡,中央政府管到底。好处是政策统一、执行到位。坏处是缺乏灵活性,什么事都要等上面发话。我同学说,他在新加坡办个事,流程是清楚的,但也是死的。国内三线城市办个事,流程可能不清楚,但人是活的。他说:“有时候,灵活比规范更管用。”

说到最后,我给不了什么“建议”,只能说我自己也在试的办法。

第一,别把移民当解决方案。移民只是换一个地方生活,不是换一种人生。你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到了国外大概率还会遇到,甚至可能更严重。

第二,算账要算总账。别只看收入,要看支出。别只看眼前,要看长远。别只看自己,要看全家。

第三,留条后路。别把国内的东西全卖了,别把国内的关系全断了。世界在变,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第四,想清楚你要什么。你要的是“发达国家”四个字,还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你要的是孩子的“国际视野”,还是全家的安稳?你要的是自己的“人生突破”,还是父母的晚年、伴侣的陪伴、孩子的童年?

我同学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在新加坡三年,最大的感悟就是:别听媒体吹牛。新加坡不是天堂,国内也不是地狱。在哪儿都是过日子,关键看你想怎么过。”

铜锅里的炭火渐渐暗了,服务员过来问要不要加汤。我同学摆摆手,说吃饱了。他掏出手机买了单,我们走出涮肉馆,北京的夜风裹着槐花香扑面而来。他深吸一口气,说:“这味儿,新加坡没有。”

我没说话。我想起他刚去新加坡那年,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滨海湾的夜景,配文是“新的开始”。现在他朋友圈半年没更新了,最新一条是转发孩子学校的通知。

其实日子就是这样,在哪儿都是柴米油盐,在哪儿都是酸甜苦辣。新加坡也好,国内三线城市也好,重要的不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是你在那儿能不能踏踏实实吃一顿饭、睡一个觉、陪一家人。

你想,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