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在北京做装修工已经十一年了。他记得很清楚，刚来那年是二零一三年春天，西站外面风大，他拎着蛇皮袋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看着满街的车流发愣。那时候他二十三岁，儿子刚满周岁，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他跟着同村的老周出来揽活。老周干瓦工，他干小工，一天一百二，管住不管吃。住的地方是五环外一间地下室，六个人挤上下铺，晚上能听见隔壁打呼噜，也能听见楼上冲马桶的声音。陈建军不嫌吵，他嫌的是那股子潮味儿，被子摸上去总是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他干活舍得下力气，也肯琢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跟着老师傅学看图纸，学怎么和业主沟通，慢慢地从一个小工熬成了能独立接活的工长。二零一七年，他把媳妇和儿子接到了北京，在昌平租了个一居室，儿子在附近的小学借读。日子紧巴，但一家人能在一起，陈建军觉得比什么都强。他媳妇在超市做理货员，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十点回来，两个人碰面的时间就是夜里那几句家常。儿子倒是适应得快，一口京腔学得比陈建军还地道，有时候放学回来跟他妈说普通话，跟陈建军就说老家话，切换得自然。

那年秋天，陈建军接了个活，给一个老太太翻新厨房。老太太姓刘，住在一栋老楼的六层，没电梯。陈建军第一次上门量尺寸的时候，刘大妈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见他进来，上下打量了一眼，问他哪儿人。陈建军说江西的。刘大妈哦了一声，又问江西哪儿的。陈建军说上饶。刘大妈想了想，说那地方是不是挺穷的，以前老听人说江西老区，现在有火车了吗？

陈建军手里拿着卷尺，愣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江西早就通高铁了，从他老家到北京坐高铁也就六个多小时，想说他们县里去年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想说他自己虽然在北京租房住，但老家的房子前年翻修了，三层小楼，宽敞得很。但这些话堵在嗓子眼，最后只挤出来一句：有火车，挺方便的。刘大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继续看她的电视。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陈建军心里堵得慌。他媳妇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累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转着刘大妈那句话。他想起小时候上学，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四十分钟土路，下雨天一脚泥，到了学校裤腿全是湿的。后来镇上通了柏油路，再后来村里也修了水泥路，他出来打工那年，县城刚通了火车，是那种绿皮车，慢，但能到北京。这些年高铁通了，老家到北京当天就能到，他每年过年回去，车厢里全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老乡，说着各地方的方言，脸上都是回家的高兴劲儿。

第二天陈建军又去刘大妈家干活。刘大妈给他倒了杯水，问他老家还有什么人。陈建军说父母都在老家，种点地，也帮着他哥看孩子。刘大妈又问，那你不想回去啊。陈建军说想，但回去了挣不着钱，孩子上学也得花钱，趁着还能干，多攒点。刘大妈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她儿子在深圳，一年也就回来一趟，家里就她一个人。陈建军没接话，低头继续贴瓷砖，但心里那股堵着的东西松了一点。

厨房翻新用了五天。最后一天收尾的时候，刘大妈从柜子里翻出一包点心，说是儿子从深圳寄来的，让陈建军带回去给孩子吃。陈建军推辞不过，接过来道了谢。刘大妈送他到门口，忽然说，我那天说江西穷，你别往心里去，我这张嘴就是不会说话。陈建军笑了笑，说没事，您说的也是实话，以前确实穷，现在好多了。刘大妈点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陈建军下楼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小区里有人在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散步，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把那包点心揣在怀里，想着儿子看见点心高兴的样子，又想着刘大妈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样子，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忽然觉得，刘大妈问的那句话，其实也不是恶意，她就是不了解，就像他以前也不了解北京人怎么过日子一样。大家隔着几百公里，隔着不同的生活，难免有些想当然。但日子是自己的，穷也好，富也好，都在往前走。

后来陈建军又接了几个活，也遇到过别的业主问类似的话。有时候他解释几句，有时候就笑笑带过。他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就像他老家的变化，他自己是一步步看着过来的，别人不了解也正常。但他心里踏实，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也知道自己这些年在外头奔的是什么。儿子现在上初中了，成绩不错，老师说努努力能考上区里的重点。陈建军想着，等儿子考上高中，他就带媳妇回老家一趟，把老房子再拾掇拾掇，以后老了回去住。北京是好，但老家才是家。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紧不慢。陈建军每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收工，路过菜市场买点菜，回家媳妇已经把饭做好了。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儿子会说学校里的事，说同学问他江西在哪儿，他就拿手机地图给人看。陈建军听着，心里暖乎乎的。他想，等儿子再大点，带他回老家看看，看看老家的山，老家的水，看看村里那条修了又修的路，看看县城那个越来越大的火车站。有些东西不用解释，看一眼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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