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拖着行李箱走出义乌火车站，空气里一股潮湿的闷热糊上来，裹着塑料、汗水和方便面调料包的气味。她皱了皱眉，把围巾往下拉。里昂的朋友说义乌有全世界最神奇的小商品市场，她就来了。

公寓在稠城街道，房东姓陈，五十多岁，不会说英语，见面只笑，露出两颗金牙。克莱尔用翻译软件跟她说话，陈阿姨在手机上敲字，你一个人来进货。克莱尔摇头，打字说只是看看。陈阿姨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克莱尔读不懂，像是觉得她傻。

第一天去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里密密麻麻全是摊位，每个摊位后面坐着一个低头刷手机或吃盒饭的人。克莱尔走进一家卖圣诞饰品的店，老板娘蹲在地上封胶带，抬头看她一眼，用英语问要什么。克莱尔说随便看看，老板娘不再理她，继续封箱，胶带撕扯的声音刺耳。

克莱尔注意到老板娘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胶渍。褪色的碎花裙，裙摆沾了灰，塑料拖鞋后跟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店里没空调，老式风扇在头顶吱呀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克莱尔站了五分钟就出汗，她不知道在这里坐一整天是什么感觉。

中午在市场附近吃面。面馆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价目表，最贵的牛肉面十五块。她点了一碗，老板娘端上来时手指浸在汤里，克莱尔愣了一下，没说什么。旁边桌一个年轻男人穿着衬衫西裤，一边吃面一边打电话，语速快得像吵架。他吃完把碗一推，扫码付款，走的时候手机还在耳边。皮鞋后跟磨歪了，鞋面倒是擦得很亮。

下午逛了几个区，卖拉链的、卖纽扣的、卖毛绒玩具的。每个摊位都像一个小格子，人在里面转身都困难。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堆发圈中间给发圈穿珠子，头也不抬，头发随便扎着，额头上全是汗，旁边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身被捏得变了形。克莱尔站了一会儿，女孩始终没发现她。

晚上回公寓，陈阿姨在楼道里做饭。走廊尽头一张桌子加一个电磁炉，炒了一盘青菜，一碗番茄蛋汤。陈阿姨招手让她一起吃。克莱尔坐下吃了半碗饭。陈阿姨用手机翻译跟她说，儿子在杭州读大学，一年回来两次。丈夫在老家照顾老人，她一个人在义乌卖袜子。克莱尔问她累不累，陈阿姨笑了笑，打字说习惯了，然后指指克莱尔手腕上的表，问多少钱。克莱尔说两百欧。陈阿姨眼睛瞪得很大，摇了摇头，打出一行字，我卖一万双袜子才赚这个钱。

第二天去了北下朱。网红直播带货的聚集地，她以为会看到光鲜亮丽的场面，结果是一群人在狭小的房间里对着手机喊。一个直播间门开着，年轻女人正在镜头前试戴耳环，声音又尖又亮，语速快得克莱尔完全听不懂。身后的架子上堆满了包装盒，地上也散落着，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她喊了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喝水，看见门口的克莱尔，愣了一下，笑着招手让她进去。

女人叫小雅，二十六岁，安徽人。她用英语跟克莱尔聊了几句，说每天播四个小时，嗓子哑了就吃润喉糖。租的这个房间一个月一千八，包住不包吃。墙角一个电饭煲，那就是她的晚饭，通常是一锅粥配榨菜。克莱尔问她为什么不在家播，小雅说在家没人看，这里流量大。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手机，回消息，刷数据，切后台。克莱尔问她累吗，小雅说累啊，但能怎么办，又不甘心回去。

小雅以前在老家当幼师，一个月两千八，听说义乌赚钱就来了。来了才知道，钱是能赚到，但要拼。她指着隔壁房间说，那个人每天播八个小时，上个月赚了三万，嗓子已经废了，说话像鸭子叫。小雅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克莱尔问她想不想回老家，小雅摇头，回去更没意思，在这里至少每天能看到钱进来。

第三天去了一个做手工饰品的作坊。网上说可以参观，去了发现就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居民房，客厅里摆了三张长桌，坐了六个女工，都在串珠子。老板娘姓刘，四十来岁，江西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她说这些珠子出口到非洲，一串赚两毛钱，一个人一天能做三百串。克莱尔算了一下，一天六十块。刘老板说，管吃管住，工人都是老家带出来的，包来回车票。

克莱尔坐在一个女工旁边看她串珠子。女工姓王，三十出头，两个孩子都在老家。她手指翻飞，一颗一颗珠子穿进去，几乎不用看。克莱尔问她一天做多少，王姐说四百串左右，做得多赚得多。她说话的时候没抬头，手上的动作也没停。克莱尔问她多久回一次家，王姐说春节回去，平时视频。她说孩子跟她不亲了，视频的时候叫妈妈都叫得不情不愿。她说着说着眼睛红了，手上的珠子还是一颗没掉。

克莱尔问她想不想孩子，王姐说想啊，但有什么办法。她指了指对面的女工说，那个才十九岁，已经做了两年了，每个月寄三千回家，自己留五百。克莱尔看那个女孩，瘦瘦小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头发随意扎着，脸上没什么表情。面前堆着一摞串好的珠子，像一堵小小的墙。

第四天去了一家物流公司。仓库在城郊，铁皮棚子，里面堆满了纸箱，空气里全是灰尘和胶带味。工人们在分拣包裹，动作快得像机器。一个年轻男孩负责扫码，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把包裹翻过来，两秒钟一个。克莱尔站在旁边看了十分钟，男孩始终没抬头。

男孩叫小陈，二十一岁，贵州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克莱尔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一天要扫三千个包裹，手抬起来又放下，抬起来又放下，下班的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他给克莱尔看他的手，虎口磨出了茧子，指甲剪得很短。一个月赚五千，房租八百，吃饭一千，寄两千回家，剩下的一千二存着。他说想存够钱回老家开个小卖部，但不知道要存到什么时候。

小陈说，这里的人都是这样，来了就是赚钱，赚够了就走。但赚多少算够，谁也说不清。他有个老乡来了八年了，还在扫包裹，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一年见一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克莱尔问他会不会觉得苦，小陈笑了一下，苦什么，比在老家种地强。

第五天去了一个直播基地。正规公司，租了一整层楼，隔成几十个直播间。她约了一个叫小玲的主播采访。小玲二十四岁，河南人，妆容精致，说话声音甜美。直播间布置得很温馨，粉色背景墙，摆满了毛绒玩具。她正在卖一款保温杯，演示保温效果，语速很快但吐字清晰。克莱尔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她像电视购物主持人。

下播后小玲跟克莱尔聊了半小时。每天播六个小时，一周播六天，底薪四千加提成，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两万。住在公司宿舍，四个人一间，上下铺。没什么朋友，每天就是直播、吃饭、睡觉，偶尔去楼下便利店买点零食。以前在老家商场卖衣服，一个月三千，来这里是想多赚点。打算再干两年就回老家，开个服装店。

克莱尔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小玲说没有，没时间谈。每天早上十点起床，十一点到公司化妆，十二点开播，下午六点下播，然后复盘、选品、对脚本，晚上十点回宿舍，洗漱完倒头就睡。跟外面的人没什么交流，跟家里人也是偶尔打个电话。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但看看银行卡余额，又觉得值。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补妆，粉饼按在脸上，一下一下的，动作很机械。

第六天去了陈阿姨的袜子店。店面在商贸城四区，很小，不到十平米，墙上挂满了样品。陈阿姨正在给一个中东客户配货，对方要一万双袜子，颜色、尺码、包装都要指定。陈阿姨一边打电话确认库存，一边用计算器算价格，一边在纸上记。忙了半个多小时，客户走了，她才坐下来喝了口水。克莱尔问她累不累，陈阿姨说累啊，但习惯了。她给克莱尔看她的手机，微信里有几百个客户，每天消息不断。

陈阿姨刚来义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摆地摊，被城管追，后来攒了钱租了这个摊位，一干就是十几年。儿子小时候跟着她在市场长大，在地上爬，吃盒饭，后来送回老家读书，现在儿子考上了大学，她觉得很值。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皱纹挤在一起。克莱尔问她有没有想过回老家，陈阿姨摇头，回去能干什么，这里至少能赚钱。

第七天。克莱尔没有去市场，在街上走了走。早餐摊前排着队，人们拿着塑料袋装的豆浆和包子，边走边吃。快递员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车后座堆着山一样的包裹。环卫工人在扫落叶，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小餐馆里坐满了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碗，低头吃饭，很少有人说话。

晚上陈阿姨给她煮了一碗面，加了两个荷包蛋。克莱尔吃着面，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她跟陈阿姨说谢谢，陈阿姨摆摆手，用翻译软件打了一行字，你是个好姑娘，以后再来。克莱尔点点头，眼睛有点湿。

飞机上克莱尔望着窗外，义乌的灯火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一片黑暗里。她想起这一周看到的人，串珠子的女工，扫码的男孩，直播的女孩，陈阿姨。想起他们的手，粗糙的、变形的、起茧的，却又是灵巧的、有力的、不停歇的。

这些人过着一种她无法想象的生活，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为了几毛钱、几块钱拼尽全力。住得简陋，吃得简单，穿得随便。但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她在巴黎很少见到。那种东西叫认真，叫认命，叫不认输。

克莱尔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义乌市场的声音，胶带撕扯的声音，扫码枪嘀嘀的声音，直播喊麦的声音，计算器按键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首嘈杂又真实的歌。苦是真的苦，真实也是真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