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看见海，本地人看见租约。
所有人都说克罗地亚是欧洲最便宜的海边天堂：亚得里亚海、红屋顶、权力的游戏、一杯咖啡两欧。我一开始也这么以为。去年十月，我拖着箱子住进斯普利特一间五十五平米的老公寓，月租七百欧，房东伊万娜把钥匙递给我时说：“冬天租给你，我算是做慈善。”六个月后，我明白了这句话不是玩笑。克罗地亚的旅游业不是让本地人过好日子的产业，而是一台按季节开动的抽水机：夏天抽来现金，冬天留下空房、涨价和离开的人。我站本地人这边，反对把一座城当成季抛型商品。伊万娜自己就在酒店洗衣房上班，一个月到手八百五十欧。
她把祖父留下的房子租给我，不是因为慷慨，是因为她儿子在都柏林，房贷在银行，而她别无选择。
这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欧洲。这是真实发生的事。
一、冬天租房夏天走人
伊万娜五十八岁，红头发，个子矮，走路很快。她带我看房那天，斯普利特下小雨，老城的石板路滑得像抹了油。她推开那扇绿色木门，屋里有一股旧书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味道。她把三把钥匙摊在掌心，一把是楼道门，一把是公寓门，还有一把又长又黑的铁钥匙，开的是地下室。她一枚一枚数给我看，数到第三枚时停了一下，说：“这把别丢，丢了要换整栋楼的锁，很贵。”然后她从布袋里掏出一瓶自制无花果果酱，放在厨房台面上，“欢迎你，冬天这里没什么人，你会觉得安静得过分。”
我当时觉得这话是客气。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事实。十月的斯普利特，游客像退潮一样撤走。海边餐厅一家家收起遮阳棚，纪念品店挂出“ZATVORENO”，老城巷子里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我租的公寓在二层，窗外能看到一小角海。七百欧一个月，在当时的我看来不算便宜，但也不离谱。
伊万娜把合同铺在桌上，指着日期说：“半年可以，到六月你得走。
六月以后，这套房按天租。”
我问她为什么。
她抬起眼睛看我，像我问了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德国人已经订了，一天一百二十欧。
你一个月七百，我傻吗？”她拿过我的计算器，按给我看：一百二十乘以三十，三千六百欧。三个月就是一万零八百。我付她半年，四千二百欧。她按完把计算器推回来，屏幕上的数字还亮着。她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我在洗衣房一个月八百五十欧，房贷五百。夏天不赚，冬天我喝海水吗？”
那天晚上我坐在厨房里，吃她给的果酱。无花果籽在牙缝里咯吱咯吱响。我生气，又没法对她生气。她不是坏人。她甚至是个好房东：下水道堵了，她二十分钟就到；我发烧那次，她给我送来一锅汤，汤里放了芹菜和胡萝卜，咸得要命，但我喝完了。问题是，她也被同一套东西推着走。她的房子是祖父留下的，可她保不住它，除非把它变成一台夏天印钞、冬天上锁的机器。
我开始找长租公寓。房产网站上几乎全是“APARTMANI”，短租，按天计价，照片里摆着同样的灰色沙发和“WELCOME”木牌。偶尔有长租，条件写着“仅限冬季，六月前搬离”。有个房东在电话里直接说：“长租？你付得起一千二吗？付不起就别浪费我时间。”我站在斯普利特老城的钟楼下面，手里攥着手机，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不是没有房子，是房子不愿意给本地人住，也不愿意给我这种住半年的人住。它们只愿意给住三晚的人住。
伊万娜后来请我喝过一次咖啡。她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巷子里一只猫翻垃圾桶。她说她儿子在都柏林做程序员，不回来了。“他说这里夏天太吵，冬天太死。他说得对。”她顿了顿，又说：“我们这儿的人，现在只有两种：给游客服务的人，和给游客让路的人。”她说完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我把咖啡杯放下，杯底在碟子上磕出一声脆响。楼下那只猫跳上墙头，消失了。
二、旺季端杯淡季修船
十一月，我坐渡轮去赫瓦尔岛。船票八欧，一个小时。甲板上只有五个人，风大得能把帽子吹进海里。我原以为赫瓦尔是明信片上的那种地方：白船、蓝海、石头房子、柠檬树。船靠岸时，我确实看见了这些。但我也看见了关着的店。港口一排餐厅，椅子倒扣在桌上，像一群投降的士兵。唯一开着的咖啡馆里，老板卢卡正在擦杯子。
他二十七岁，穿着灰色连帽衫，胡子没刮干净，手背上有晒伤的痕迹。
我点了一杯咖啡，一欧五。他端过来时，我问：“冬天都这样吗？”他用抹布擦着同一个杯子，擦了很久，眼睛看着港口。他说：“夏天我一天端四百杯，冬天我修船。”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指了指窗外：“那艘白船是我的。夏天跑游客，冬天补漆。我爷爷修船，我爸修船，我本来也想修船。但修船不赚钱，端咖啡才赚钱。
”他停了一下，把杯子举到灯下看，像在检查有没有裂纹，“所以我夏天端咖啡，冬天修船。
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卢卡说，岛上冬天常住人口四千左右，夏天能涌进来三万。他表弟两年前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一家仓库搬货。“他寄回来的钱比我夏天赚得还多。”我问他想不想去。他说：“想。但我妈在这里，我奶奶也在这里。我走了，谁给她们修屋顶？”他把擦好的杯子放回架子，又拿下一只，继续擦。咖啡馆里只有我一个客人，收音机放着老歌，声音断断续续。他忽然说：“你们游客总问我们是不是怀念以前。以前有钱吗？以前连咖啡都喝不起。”
我后来搭巴士去岛另一头。
司机约瑟普六十一岁，胖，戴墨镜，车上只有我和一个抱购物袋的老太太。
他开得很稳，遇到弯道会减速。我坐在前排，问他旺季怎么样。他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旺季堵车四小时，淡季我开空车。”他说他开这条线三十年了。“以前岛上人坐车去上班，现在坐车的是游客。以前早上六点满车，现在早上六点我一个人。”他拍了拍方向盘，“这车烧柴油，不烧空气。公司说淡季减班，我说减吧，反正也没人。”
车窗外，橄榄树一排排退后，海在远处发亮。老太太在下一站下车，约瑟普帮她把购物袋拎下去。他回来时，我问：“你希望游客少一点吗？”他想了很久，说：“我希望别只有游客。”这句话我记到现在。不是“别来”，是“别只有”。一个岛把全部身家押在六到九月，剩下八个月就像被拔了插头。卢卡们不是恨游客，他们恨的是只有这一种活法。
三、老城不是住人的
去杜布罗夫尼克之前，我脑子里全是滤镜。城墙、红瓦、洛克鲁姆岛、权力的游戏。我以为那是一座被小心保护的老城，游客只是客人，本地人还是主人。八月我到了那里，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早上九点，Pile Gate 外面已经排满旅行团。旗帜、耳机、自拍杆、婴儿车，像一条彩色河流往城门里灌。我听见至少五种语言，就是很少听见克罗地亚语。
那天有两艘游轮靠港。
导游玛丽亚告诉我，一艘船就能下来四五千人，两艘就是一万上下。
她三十四岁，黑头发扎成低马尾，穿蓝色 polo 衫，手里举着一把收拢的伞。她带我从城墙下走过，语速很快，像背了很多年。走到一条小巷口，她停下来，让团里的人拍照。我趁机问她住在哪里。她用伞尖指了指城外：“不在老城。我们不是住在城里，是来上班。”她说她每天早上七点坐巴士从 Zaton 过来，路上四十分钟。“老城里一间一居室，月租一千五。我一个月工资一千一。你算算。”
玛丽亚说，杜布罗夫尼克老城现在常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左右。1991 年，这个数字是五千。杂货店变成纪念品店，面包店变成冰淇淋店，学校关了，诊所搬了。她小时候住在城里，邻居有裁缝、有渔夫、有修鞋的。现在邻居是短租公寓，门口挂着密码盒。“晚上八点以后，老城就空了。游客回船上，或者回城外的酒店。我们本地人也走了。剩下石头房子，和石头房子里的钱。”
下午五点，我站在港口附近。一艘白色游轮拉响汽笛，声音又低又长，像一头巨兽在海底翻身。人开始往城门方向移动。二十分钟后，刚才挤得走不动的主街，突然只剩下几个扫地的工人。
餐馆服务员把椅子一张张叠起来，动作很快，木头碰木头，啪啪响。
一个卖冰淇淋的姑娘靠在门框上刷手机。我站在原地，手里那支没吃完的冰淇淋开始化，滴到手指上，黏糊糊的。玛丽亚的话在我脑子里转：“喜欢钱，不喜欢这个方式。”她没有说讨厌游客。她说的是方式。方式比人更可怕。
四、盖房的人买不起房
回到斯普利特，我认识了马尔科。他三十四岁，电工，短头发，手臂上有疤。他在城郊一栋新楼里干活，十二套公寓，全部按短租设计：小厨房、灰色沙发、墙上挂“WELCOME”木牌。我问他，这些房子卖吗？他说：“不卖。老板按天租。夏天一晚两百欧，冬天关着。”他蹲在地上接电线，嘴里咬着一截胶带。我问他，你自己住哪。他说：“跟我爸妈住。我买不起。”
马尔科一个月到手一千一百欧。斯普利特的新公寓，一平米三千五百欧。一套五十平米，十七万五千欧。他不吃不喝，要攒十三年。他说这话时没有愤怒，像在念天气预报。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指着刚贴好的瓷砖：“这套我贴的瓷砖，一晚两百欧。
我一个月工资够住五天。”他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又停下。“政府说旅游是黄金。黄金在谁口袋里？反正不在我口袋里。”
他告诉我，克罗地亚人口从九十年代的四百七十万，掉到现在三百八十万左右。
四十几万人走了，去德国、爱尔兰、奥地利。留下的年轻人，要么给游客服务，要么给游客盖房。马尔科的表妹在萨格勒布当护士，也准备去德国。他说：“她走了，医院少一个人。我走了，工地少一个人。但游客不会少。”他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电钻响了一声，停了。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远处海风刮过窗户。
我问他，你恨游客吗？他摇头：“游客没问题。他们花钱，他们高兴。问题是，我们把自己的城市卖了，卖成一天一天。以前这里冬天虽然穷，但有人。现在冬天，整条街都是黑的。夏天，整条街都是别人的。”他把工具收进背包，拉链拉上，声音很响。然后他说：“我建了一辈子房，自己买不起。这话听着像抱怨，但它是真的。”
五、我也在推高房租
四月，斯普利特开始为夏天做准备。老城刷墙，港口搭棚，咖啡馆换新菜单。我常去一家小面包店，店主兹拉塔六十多岁，白头发，围裙上永远沾着面粉。她记得我，每次我去，她都会问：“还是那个？不加糖？”她说的是一种叫 burek 的肉馅卷饼。我点头。她用夹子夹起一块，放在纸袋里，动作很稳。
那天我告诉她，我六月要走了。她停了一下，抬头看我：“那正好。走之前还能吃到我做的 burek。六月我也关门，去给游船做饭。”我问她为什么。
她把纸袋递给我，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游船厨房一个月给我一千八。
这里夏天太累，赚得少。我老了，想多赚点。”她说完，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小块奶酪馅的，塞进我袋子里。“拿着，明年你再来，可能就不认识你了。”
我站在面包店门口，手里纸袋发烫。阳光照在石板路上，亮得刺眼。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一直愤怒地看着游客、房东、游轮、短租平台，但我自己也在这里住了半年。
我付七百欧，租走了一套本地人本可以长租的房子。我写文章，喝咖啡，拍照，去赫瓦尔，去杜布罗夫尼克。我也在链条里。伊万娜后来在阳台上对我说过一句话：“你以为你不一样？你也付房租。”她当时在笑，但眼睛没笑。“至少你冬天来，还跟我打招呼。但你也住在这儿。”
这句话把我钉在原地。我没有干净的立场。我不能一边享受淡季的便宜长租，一边指责游客推高物价。但承认这一点，不等于站在中间。我仍然选本地人这一边。问题不是某个游客，不是某个房东，甚至不是伊万娜。
问题是规则：把住房变成短租投资，把城市变成季度产品，把年轻人逼走，把剩下的人训练成服务员。
游客来了又走，本地人却要在这里过完冬天。我坐在面包店外面的长椅上，把 burek 吃完，纸袋揉成一团，握在手里。我没找到垃圾桶，就一直握着。
六、无花果的季节
回到国内，我在水果摊上看见无花果。二十五块钱一斤，我买了半斤。摊主说这是本地大棚的，甜。我咬了一口，籽在牙缝里咯吱咯吱响。我忽然想起伊万娜那瓶果酱，想起她数钥匙时停下的那一下，想起卢卡擦不完的杯子，想起杜布罗夫尼克下午五点的汽笛。手机震了一下，是伊万娜的消息：“六月房客取消了，你回来吗？一天一百二。”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无花果还剩三个，我拿起一个，又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