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工程师来新疆，车开了24小时，掏出地图问：我们是不是出国了

一

方向盘在我手里已经握了整整一天一夜。

轮胎碾过戈壁滩上最后一段搓板路时，副驾驶座上的崔明哲忽然直起身子，从褪色的帆布包里摸出一张折得发毛的地图。他借着仪表盘微弱的光看了很久，又抬头望了望车窗外，用带着平壤口音的中文问我：“周师傅，我们是不是出国了？”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出了声。从乌鲁木齐出发时，导航显示到和田全程一千九百多公里，对于我这个跑了十二年新疆线的老司机来说，不过是一脚油门的事。可对这位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朝鲜工程师来说，大概已经超出他对“遥远”的全部想象了。

“没出国，”我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早已凉透的浓茶，“还在新疆呢，不过快了，再往前三百公里就是和田。”

崔明哲把地图重新折好，动作慢而仔细，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他今年四十七岁，瘦高个子，颧骨突出，眼窝深陷，手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画图纸握惯了笔的人。我们认识不过三天，但已经在这条漫长的公路上共处了二十四个小时。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二

我在乌鲁木齐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汽修厂，顺带跑跑长途运输。父亲在世时就是跑新疆线的，那时候路不好走，出一趟车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后来柏油路铺到了戈壁滩上，导航也精准到了米，跑长途反而成了最省心的活计。

那天下午，我正在厂里修一台变速箱，手机响了。是新疆大学的老同学阿依古丽打来的，她在电话那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机密：“老周，有个朝鲜来的访问学者要翻译成中文，是工程师，想找个懂车的师傅陪他去和田，路费食宿全包，你去不去？”

“朝鲜来的？”我手上沾着机油，用肩膀夹着手机，“怎么找到你了？”

“我们学院跟平壤那边有合作项目，这位崔工程师是搞水利的，要去和田看一个灌溉工程旧址，据说是他父亲当年援建过的。但他中文不太好，又是第一次来中国，学校那边抽不出人手，我就想到你了。”

我本想推掉。汽修厂离不开人不说，光是陪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跑一千九百公里，想想就头疼。但阿依古丽下一句话让我改了主意：“老周，你是不知道，这个崔工程师来的时候带了两大箱行李，一箱全是书，另一箱全是给和田那边老乡带的礼物。他自己说，是他父亲临终前交代的，一定要替他回去看看。”

我答应了。父亲生前常跟我说，跑新疆线的人，谁没在路上受过别人的恩惠？当年他开车坏在半道，是路过的维吾尔族老乡把家里唯一的骆驼杀了给他当口粮。这事父亲念叨了一辈子。

三

第一次见崔明哲是在新疆大学留学生公寓楼下。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虽然洗得发白但熨得平整，脚上的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手里拎着一个旧式的棕色皮箱，身边果然立着两个大号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

“周同志，您好。”他伸手时微微鞠躬，手掌干燥而有力，“给您添麻烦了。”

他的中文比我想象中好，虽然语调有些生硬，用词偶尔会冒出几个在当代中国已经很少用的词汇，比如“同志”“劳驾”“感激不尽”，但日常交流没问题。

上车前，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这是路费，请您收好。”

我捏了捏，厚厚一沓。打开一看，全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还有几张五块的，整整齐齐码着，一共三千块。

“崔工，这太多了。”我说。

他摇摇头，表情认真：“父亲说，不能白麻烦别人。这是他攒了十年的钱。”

我心里一酸，没再推辞，把钱收好。后来才知道，他在朝鲜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不到三百块，这三千块差不多是他一整年的工资。

四

出发那天是九月末，新疆最好的季节。天蓝得发紫，路两边是大片大片金黄的胡杨林，远处的天山雪峰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崔明哲一开始很拘谨，坐得笔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崔工，放松点，还有一千多公里呢。”我笑着说。

他不好意思地动了动身子，从包里摸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开始在本子上记东西。我瞥了一眼，他画的是一段路线图，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俄文和朝鲜文。

“您这是……”

“父亲当年走过的路线。”他指着窗外，“他说从乌鲁木齐到和田，要翻过一座大坂，穿过一片戈壁，再过一条河。我得记下来，回去讲给弟弟听。”

原来崔明哲的父亲崔成浩当年是朝鲜派往中国的援建工程师。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鲜向中国西北地区派出了一批技术人员，参与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崔成浩在和田工作了整整五年，参与修建了一条重要的灌溉渠。回国后，他始终念念不忘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临终前把一张手绘的地图和一本日记交给了崔明哲，嘱咐他一定要替自己回和田看看。

“父亲说，那条渠养活了三个县的人。”崔明哲的语速慢了下来，像是在回忆什么，“他回国后每次写信，都要问那条渠有没有清淤，有没有修护。直到后来通信断了，他还在墙上挂着和田的地图。”

五

车过库尔勒时，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路边一家维吾尔族老乡开的小饭馆停车吃饭。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姐，圆脸盘，扎着花头巾，一看到崔明哲就热情地招呼：“朋友，从哪里来？”

“从乌鲁木齐来。”崔明哲用生硬的汉语回答。

“哦，远得很嘛。”老板娘说着端上两碗拌面，又特意多给了几串烤肉，“这个朋友瘦得很，多吃点。”

崔明哲看着面前堆得冒尖的盘子，手足无措。我告诉他这是新疆的待客之道，他才小心翼翼地拿起筷子，吃了一口拌面后眼睛亮了：“这个，比平壤的冷面好吃。”

我忍不住笑出声。那一刻，这个拘谨的朝鲜工程师终于有了一丝烟火气。

饭后继续上路。夜里的戈壁滩黑得纯粹，只有远光灯切开的一小片路面泛着白光。崔明哲忽然开口：“周同志，我能问个问题吗？”

“你说。”

“你们这里的人，为什么都这么热情？”

我想了想：“大概是地广人稀吧。在新疆，你开车跑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就跟见了亲人似的。”

崔明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父亲日记里写过，他在和田的时候得了重病，是一个叫买买提的维吾尔族大叔把他背到医院的。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天，买买提大叔每天骑马三个小时来看他。后来父亲回国前，想把唯一一块手表送给大叔，大叔说什么也不要，只说‘朋友的路还长，留着看时间吧’。”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那本日记，封皮已经磨得看不出颜色，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他翻开其中一页递给我看，上面用朝鲜文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旁边贴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中山装的人站在一条水渠边，背景是光秃秃的戈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这是父亲。”他指着照片最左边那个瘦高的年轻人，“这是买买提大叔。”又指着旁边一个圆脸的中年人。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那个叫买买提的大叔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六

第二天下午，我们终于到了和田。

车一进城，崔明哲就扒着车窗往外看，眼睛一眨不眨。和五十年前相比，和田早已翻天覆地。高楼多了，马路宽了，路边的白杨树换成了整齐的路灯。但远处的昆仑山还在，那条横穿城市的玉龙喀什河也还在，河水依然浑浊，裹挟着昆仑山的泥沙。

“父亲说，他每天傍晚都会到河边走一走。”崔明哲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说河水的声音跟大同江很像。”

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条灌溉渠。渠还在，只是已经重修过好几次，用水泥加固了渠壁，比父亲描述的土渠规整了许多。渠水哗哗流淌，浇灌着两岸的农田和果园。

崔明哲蹲在渠边，伸手摸了摸冰冷的水泥，又掬了一捧水闻了闻。他的肩膀微微抖动，我别过头去，假装在看远处的风景。

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打开布，里面是一个铜质的纪念章，上面刻着朝鲜文和中文，是当年中国政府颁发给援建专家的。他把纪念章轻轻放在渠边的石头上，然后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黑乎乎的泥土。

“这是父亲坟上的土。”他把泥土撒进渠水里，“他说，让我把一半撒在渠里，另一半带回去撒在他坟上。这样他就两边都待着了。”

泥土很快被水冲散，融进了浑浊的渠水里。崔明哲站在渠边，像一棵沉默的树。

七

下午，我们找到了买买提大叔的家。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的。那条灌溉渠叫“友谊渠”，是当年援建时起的名字，在和田问了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条渠的来历。其中一个维吾尔族大爷告诉我，当年有个叫买买提的管水员，后来当了乡里的水管站站长，就住在渠下游的村子里。

买买提大叔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艾力江今年五十二岁，是个黝黑壮实的维吾尔族汉子，在村里当会计。当我们说明来意时，艾力江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屋，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是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表盘已经发黄，表带也断了，但时针分针还在走。

“父亲走的时候交代我，这块表是一个朝鲜朋友送的，让我留着做个念想。”艾力江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他说那个朝鲜朋友姓崔，是个工程师，人瘦瘦高高的，不爱说话，但干活实在。”

崔明哲接过手表，手指颤抖着翻到背面。表壳背面刻着一行模糊的字：崔成浩 1974。

他忽然蹲在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艾力江慌了，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没事，让他哭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们在艾力江家吃饭。艾力江的妻子做了大盘鸡、手抓饭，还特意烤了馕。席间，艾力江拿出父亲的日记，上面用维吾尔文和汉文交错记录着当年的事。有一段写着：“今天崔工程师教我用水平仪，我学不会，他急得直跺脚，但还是耐心教了我一整天。晚上他煮了朝鲜冷面给我吃，说这是他家乡的味道，酸酸辣辣的，好吃得很。”

崔明哲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眼泪又掉了下来。他从包里掏出那本父亲的日记，指着其中一段给艾力江看：“这里，我父亲写，买买提同志教会了他用坎土曼挖渠，说买买提同志的手像铁钳一样有力，心像棉花一样柔软。”

两个中年人，一个朝鲜族，一个维吾尔族，隔着语言的障碍和半个世纪的时光，看着各自父亲的日记，又哭又笑。

八

在和田待了三天，崔明哲完成了父亲所有的心愿。他看了那条渠，去了父亲当年住过的老房子旧址，还给村里的孩子们分了从朝鲜带来的糖果和文具。临走那天，艾力江一家和村里的老乡都来送他。艾力江的妻子塞给他一大包馕和葡萄干，艾力江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他：“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他说如果有一天那个朝鲜朋友的后人来了，就把这个给他。”

崔明哲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枚军功章。是当年中国有关部门颁给崔成浩的援建纪念章，不知什么原因留在了买买提大叔那里。

“父亲说，这块章应该属于你父亲。”艾力江认真地说，“他只是替他保管了五十年。”

崔明哲把军功章紧紧攥在手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良久，他深深鞠了一躬，用维吾尔语说了句“热合买提”，这是他在和田三天里学会的为数不多的维吾尔语单词。

上车前，崔明哲忽然从包里掏出那张地图，在背面写下了一行字，然后递给艾力江。我凑过去看，上面用朝鲜文写着：“父亲说，朋友的路还长。现在我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

九

回程路上，崔明哲明显轻松了许多。他的话多了，笑容也多了，甚至主动要求替我开一段车。虽然我婉拒了，但他坐在副驾驶上开始哼歌，是朝鲜的民谣，调子悠长而深情。

“周同志，”他忽然说，“你知道我这次来，单位里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说我花一年工资买机票，就为了替父亲看一条水渠，太傻了。”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值。”他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胡杨林，“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有两个遗憾，一是没能再去中国看看那条渠，二是没能当面对买买提大叔说声谢谢。现在我把两个遗憾都补上了。”

他顿了顿，又说：“而且我现在知道了，父亲的遗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那条渠还在浇地，那些人还在种田，他们的孩子还在上学。父亲和买买提大叔那辈人做的事，到现在还在影响着别人的生活。我想，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使命吧。”

十

回到乌鲁木齐那天，阿依古丽来接我们。她看到崔明哲变了个人似的，笑着问我：“老周，你给他吃了什么药？”

我笑着说：“没吃药，就是跑了一趟和田。”

崔明哲把艾力江送的军功章拿给阿依古丽看，又翻开日记本给她讲这趟旅程的见闻。阿依古丽听着听着眼睛就红了，说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发在学校的校刊上。

崔明哲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他。他的两个大帆布包只剩下一个，另一个装满了和田老乡送的礼物——艾力江家的葡萄干，村里大娘绣的花帽，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大叔手工打制的铜壶。

“周同志，”他在安检口前停下，“谢谢你陪我跑了这一趟。”

“客气啥。”我拍拍他的肩膀，“你父亲和买买提大叔那辈人，比我们跑的路多多了。”

他笑了，露出难得的笑容：“父亲说，路是走出来的，朋友是处出来的。以前我不懂，现在懂了。”

他转身走进安检通道，瘦高的背影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忽然他又回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里的地图：“周同志，下次你来平壤，我给你当导游。”

我用力点头，看着他消失在通道尽头。

十一

从机场回来，我直接去了汽修厂。厂里的徒弟问我这趟活挣了多少钱，我笑了笑没说话。有些东西，不是钱能衡量的。

晚上回到家，我给父亲上了炷香。父亲的照片挂在墙上，笑得一脸憨厚。我点了根烟，坐在他照片前，慢慢说起这趟旅程的事。说到崔明哲蹲在渠边撒土的时候，我的眼睛湿了。

父亲当年跑新疆线，也认识了不少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牧民，有维吾尔族的瓜农，有汉族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他们一起在戈壁滩上啃过干馕，一起在雪夜里挤过同一个地窝子，一起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父亲常跟我说，人这一辈子，能交几个过命的朋友，值了。

我想，崔明哲的父亲和买买提大叔，大概也是这样过命的朋友吧。

十二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平壤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朝鲜邮票，地址是中朝双语的。打开信，是崔明哲写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他说他已经把军功章放进了父亲的纪念馆里。平壤的冬天很冷，但每次看到那枚军功章，就觉得心里暖烘烘的。他说艾力江的儿子考上了乌鲁木齐的大学，他让单位寄了一些朝鲜的画册和文具过去。他还说，父亲的日记本他重新抄了一遍，把维吾尔文和汉文部分也都翻译出来了，打算整理成一本书。

信的末尾，他写道：“周同志，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说中国是他第二故乡。因为有买买提大叔那样的人，有那条渠，有那片土地。父亲的路我替他走完了，但我知道，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就像你说的，在新疆跑长途，见到一个人就跟见了亲人似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心，也是这样的。”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窗外，乌鲁木齐的冬天已经来了，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戈壁滩上。但我知道，那条叫友谊渠的水还在流淌，浇灌着两岸的麦田和果园。春天来的时候，麦子会返青，杏花会开满和田的大街小巷。

十三

又过了几个月，艾力江打来电话，说村里要重修那条渠，想立一块碑，纪念当年援建的朝鲜专家们。他问我能不能联系上崔明哲，让他提供一些他父亲的照片和资料。

我联系了崔明哲，他二话不说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崔成浩当年在和田的全部照片和图纸，还有一封长长的信。信的最后一段，艾力江让我翻译给他听：

“父亲说，那条渠不只是浇地的，它是两国人民用汗水和友谊挖出来的。现在渠还在，人就还在。我们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心是通的。请转告村里的乡亲们，他们的情谊我们永远记着。”

艾力江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周兄弟，你告诉那个朝鲜朋友，碑上要刻两种字，汉文和朝鲜文。渠的名字还叫友谊渠。”

十四

今年秋天，我又跑了一趟和田。那条渠果然重修了，水泥更厚实了，渠边还种了一排白杨。碑立在渠首，正面刻着“友谊渠”三个大字，背面刻着当年援建专家的名字。崔成浩的名字排在第三位。

我拍了照片发给崔明哲。他很快回了消息：照片已收到，父亲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又过了一天，他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和弟弟在父亲坟前的合影，坟前摆着那枚军功章和从和田带回去的泥土。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路没有尽头，朋友永远在路上。

十五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说。比如崔明哲在和田那几天，每天晚上都要在日记本上写很久，有时写着写着就笑了，有时写着写着就哭了。比如艾力江把父亲留下的那块老手表修好了，托我带给崔明哲，说手表还能走，朋友的路还长。比如那个维吾尔族老板娘在我们回程时又请我们吃了顿饭，说那个朝鲜朋友太瘦了，要多吃点肉。

但这些细节，说与不说，其实都一样。因为有些东西，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那天在渠边，崔明哲问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他的语气和表情。他问：“周师傅，我们是不是出国了？”

我当时笑他，说没出国，还在新疆呢。但现在我明白了，他问的其实不是地理上的国界。他在问，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在日记里写了无数次的和田，到底是不是如父亲所说，有宽阔的河流、茂盛的果园和热情的人们？

现在我可以回答他了。是的，那个地方真实存在，那条渠还在流淌，那些人还在那里生活。父亲没有骗他，父亲的朋友没有忘记他，父亲和买买提大叔用汗水和真诚挖出来的那条渠，还在浇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

路还长，但朋友永远在路上。这就是崔成浩和买买提大叔的故事，也是我和崔明哲的故事，更是无数普通人在这片广袤大地上来来往往、相遇相知的故事。

它不惊天动地，却足以温暖人心。

（全文完）

特别声明：本文属于虚构故事创作，"本文含AI生成内容"素材取自网络，与现实人物、事件无任何关联，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