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塞浦路斯回来后，我才敢说尼科西亚是唯一分裂的首都_0684

2026-09-13 01:15 旅游攻略 3 0

◎ 一道拉链拉开了一座城，两边的人都在等对方先拉上。

尼科西亚是地球上唯一一座被分裂的首都。所有人都以为这话说的是柏林——柏林墙早就倒了，可尼科西亚的绿线还在，从市中心穿过去，像一条拉链把一件外套拉开，拉链头锈在1974年。我站在Ledra Street的检查站前，手里攥着护照，前面排着十一个人。一个希腊族老太太在我身后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只听见她手里塑料袋里橙子碰撞的声音。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要去的是一个“历史遗迹”，像参观柏林墙遗址那样，拍张照，买块冰箱贴，走人。

但我错了。这条线不是遗迹，它还在呼吸。南边用欧元，北边用里拉；南边咖啡馆一杯3.5欧，北边同样的咖啡1.5欧；南边最低工资870欧一个月，北边不到400。一条街的距离，两个世界。我站南边，但我买了一张北边的电话卡，因为便宜。这就是我的立场：分裂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两边的人已经习惯了不去拉那条拉链。

一

那天下午三点零七分，我走到Ledra Street步行过境点。太阳很烈，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有一股烤芝麻的味——南边那家面包房正在做哈鲁米奶酪饼。

我前面排了十一个人，队伍移动得很慢，每过一个人大约要四十秒。

轮到我的时候，希腊族士兵看了一眼我的中国护照，又看了一眼我，用英语问：“第一次去北边？”我说是。他拿印章在入境纸上盖了一下，动作很轻，像是在给一本书盖章。然后他说：“走过去，别停，一直走到你看到土耳其国旗。”

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脚下是柏油路。走到第七步，脚下变成水泥板。就这一步，我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柏油和水泥之间有一道接缝，大概两指宽，里面填着灰。我蹲下来，用手指碰了一下那道缝。身后有人走过，脚步没停。我站起来继续走，走了大概三十米，手机震了一下——信号换了运营商。我掏出手机看，屏幕上方显示“Kıbrıs Türk Telekom”。就在同一秒，我听见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声，从北边飘过来。

过了检查站，我站在北边的Ledra Street上。路还是那条路，但招牌全变了。

南边的希腊文“Καφε”变成了北边的土耳其文“Kahve”。

一个卖橘子的老头坐在路边，面前摆着三个塑料筐。我走过去问多少钱一公斤。他说：“十五里拉。”我掏出一张二十里拉给他，他找了我五里拉，硬币上印着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我拿起一个橘子，皮很薄，指甲一掐就冒汁。老头问我：“你从南边来的？”我说是。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低头继续码橘子。

我沿着Arasta街往北走，两边全是卖纪念品的小店。

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店门口，手里拿着一杯茶，茶是装在郁金香形玻璃杯里的。

他看见我，用英语喊：“中国来的？进来看看，不要钱。”我进去了。店里挂满了土耳其地毯和瓷器，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我叫Mehmet，你叫什么？”我说了我的名字。他重复了一遍，发音很准。然后他说：“你从南边走过来，觉得怎么样？”我说：“像穿越了。”他笑了，说：“我五年没去南边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小时候住在南边，Limassol。1974年我们全家搬过来的。我父亲再也没回去过。他去世前说，那把钥匙还在抽屉里。”

Mehmet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他父亲年轻时候在南边家门口拍的。房子是石头的，两层，门口种着一棵橄榄树。他说：“那棵树现在还在，我Google Earth上看过。但房子住了别人。”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希腊文。他说他不认识。我问他要不要学。他说：“学了有什么用？房子又拿不回来。”

我喝完那杯茶，给了他十里拉。他找了我五里拉，说：“茶不要钱，里拉你拿着，下次来北边用。”我把硬币放进口袋。走出店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宣礼声又响了一次。我站在街上，忽然不知道该往哪走。南边和北边之间只隔了三十米，但我感觉像是跨了一道时间的缝。

二

第二天早上，我在南边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餐。

咖啡馆叫“To Kafeneio”，在Ledra Street南段的一条小巷里。

老板叫Andreas，六十多岁，秃顶，戴一副金边眼镜。他给我端来一杯塞浦路斯咖啡，杯子很小，咖啡很浓，底下有渣。他说：“你昨天去北边了？”我说是。他摇了摇头，说：“你去那边干什么？那边什么都没有。”我说我去看看。他说：“看什么？看土耳其兵？看空房子？”

Andreas的咖啡馆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1974年之前的尼科西亚。

照片里Ledra Street两边全是商店，人来人往，没有检查站，没有绿线。他指着照片说：“那时候我二十岁，在这条街上卖鞋。后来线一划，我的店在线的北边，我人在南边。我再也回不去了。”我问他的店还在吗。他说：“在。现在是个土耳其人在卖地毯。”他停了一下，说：“我有时候站在检查站这边往那边看，能看到那栋楼。楼还在，但里面的人不是我了。”

Andreas给我续了一杯咖啡，说：“你知不知道，这条线最窄的地方只有三米五。

三米五啊。我儿子今年三十五岁，他从来没去过北边。他说‘那边是另一个国家’。我说‘那边也是尼科西亚’。他说‘爸，那是1974年的事了’。”Andreas说到这里，把咖啡壶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他说：“1974年对我来说不是历史，是昨天。”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去看看。他说：“想过。但我不敢。我怕看到那棵树被砍了，或者房子被拆了。我宁愿它在我脑子里还是原来的样子。

”他指了指墙上那张照片，说：“你看，那时候我们和土耳其族邻居一起喝酒。

他叫Ali，住在我家隔壁。线一划，他就成了‘那边的人’。我后来听说他去了北边，住在Famagusta。我有时候想，他是不是也站在他家阳台上往南边看。”

我喝完咖啡，付了钱。Andreas找了我零钱，说：“你去北边的时候，帮我看看那栋楼还在不在。

就在Arasta街拐角，一栋石头的，两层，门口有一棵橄榄树。

”我说好。他点了点头，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我走出咖啡馆，阳光正好打在Ledra Street的路面上，南边的柏油路和北边的水泥板之间，那道接缝还在。

三

第三天，我又去了北边。这次我走的是另一个检查站，在Ledra Palace酒店旁边。这个检查站是开车过的，队伍更长。我前面排了七辆车，等了四十分钟。

轮到我的时候，土耳其族士兵看了一眼我的护照，问：“你从南边来？

”我说是。他问：“待多久？”我说一天。他挥了挥手，说：“过去吧。”

我把车开过检查站，开了大概两百米，看到路边有一栋废弃的酒店。楼很高，十几层，外墙的玻璃全碎了，钢筋露在外面。楼顶上有一面褪色的土耳其国旗，被风吹得只剩一半。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过去看。

酒店门口用铁丝网围着，铁丝网上挂着一块牌子，用英文写着“UN Buffer Zone – No Entry”。

我站在铁丝网外面，往楼里看。大堂里全是碎石和灰，前台还在，但台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土。墙上有一幅壁画，是地中海的风景，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但还能看出蓝色的海和白色的船。

一个土耳其族老头从旁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站在我旁边，也往楼里看。他说：“以前这是全尼科西亚最好的酒店。”我问：“你住过？”他说：“我在这里做过服务员。1972年。那时候从南边来的客人多，希腊族、土耳其族都有。后来线一划，酒店就在线上了。联合国的人来住过一阵，再后来就没人了。”他指了指楼顶，说：“那面旗是我挂的。1974年，土耳其军队进来的时候，我跟着挂的。现在还在。”

他叫Mustafa，七十八岁。他告诉我，他以前住在南边的Paphos，1974年之后搬到北边，在Famagusta住过一阵，后来搬到尼科西亚。他说：“我父亲在南边有一块地，种橄榄的。现在那块地上盖了度假村。我回去看过一次，1980年，偷偷回去的。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游客在游泳池里游泳。那游泳池就在我父亲的橄榄树旁边。”他说到这里，用拐杖在地上敲了两下，说：“地不是我的了。但橄榄树还在。我认得那棵树。”

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南边。他说：“想。但我不想回去住。我就想回去看看那棵树。我今年七十八了，腿不好，走不了远路。我儿子说‘爸，你别去了，那边危险’。我说‘有什么危险的？那边也是塞浦路斯’。”他停了一下，说：“我儿子不懂。他生在北边，他以为北边就是他的国家。他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两个都是我们的国家。”

Mustafa拄着拐杖走了。我站在铁丝网外面，看着那栋废弃的酒店。海风从Famagusta那边吹过来，带着咸味。我把手伸进铁丝网，摸了一下里面的空气。什么都没有。

四

第四天，我在北边的一家茶馆里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叫Kostas，二十五岁，希腊族，但他住在北边。这很罕见——大多数希腊族住在南边，大多数土耳其族住在北边。Kostas说他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他父亲是希腊族，母亲是土耳其族，1974年之前他们住在尼科西亚的混合社区里。线一划，他们选择留在北边，因为母亲的家人在这边。

Kostas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我从小在北边长大，上土耳其语学校，但我在家说希腊语。

我父亲从来不去南边。他说‘那边不是我的家了’。我母亲也不去。她说‘我两边都不是’。”我问他自己去不去南边。他说：“去。我每个月去一次。我去南边的老城区买书，那边有一家希腊文书店，北边买不到。我拿土耳其身份证过境，士兵看了就放行。”

Kostas说，他在南边有一个女朋友，叫Eleni。他们是在一个网上论坛认识的，那个论坛叫“Cyprus Missing Persons”，是给失踪者家属寻亲的。Kostas说：“我爷爷1974年失踪了，到现在没找到。Eleni的叔叔也失踪了。我们在论坛上认识，后来见面，就在检查站旁边的咖啡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站在南边，我站在北边，中间隔着一道栏杆。

我们隔着栏杆说话，说了两个小时。后来士兵过来赶人，我们才走。”

我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他说：“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但结婚是个问题。南边不承认北边的结婚证，北边不承认南边的。我们如果要结婚，得去第三国。我们在考虑去希腊或者土耳其。但那样的话，我母亲不能去，她拿的是北边的证件。Eleni的父亲也不能去，他拿的是南边的证件。”Kostas喝了一口茶，说：“我们两个人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线。”

他停了一下，说：“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爷爷还在，他会怎么说。他大概会说‘你们别管那些线，你们过你们的日子’。但我做不到。因为那些线还在。我每天早上开车过检查站，看到那道栏杆抬起来，我就想，这道栏杆是什么？它凭什么拦我？”

Kostas把茶杯放下，说：“你从中国来，你们国家没有这种线吧？

”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们很幸运。”我说：“但我们有别的线。”他点了点头，说：“每个地方都有线。只是有些线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

五

我在尼科西亚待了七天。第七天早上，我又去了Ledra Street检查站。这次我没有过境，就站在南边这一侧，看着人来人往。

过境的人排着队，有希腊族，有土耳其族，有游客，有联合国的人。

一个希腊族老太太提着一袋橙子走过去，一个土耳其族年轻人拿着一杯咖啡走过来。他们擦肩而过，没有看对方。

我站在检查站旁边，看着那道接缝。柏油和水泥之间，那道两指宽的缝。阳光照在上面，灰里长出了一小撮草。草很矮，但绿得发亮。我蹲下来，用手指碰了一下那撮草。身后有人走过，脚步没停。我站起来，往南走。走了大概一百米，我回头看了一眼。

检查站的旗杆上，南边挂着希腊国旗和欧盟旗，北边挂着土耳其国旗。

风从中间吹过去，三面旗都往一个方向飘。

我忽然想起Andreas的话。他说他有时候站在检查站这边往那边看，能看到那栋楼。楼还在，但里面的人不是他了。我想起Mustafa的话。他说他想回去看看那棵橄榄树。我想起Kostas的话。他说每个地方都有线，有些看得见，有些看不见。我想起Mehmet的话。他说茶不要钱，里拉你拿着，下次来北边用。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五里拉硬币。硬币上凯末尔的头像已经被磨得有点平了。我把它翻过来，背面是一棵橄榄树。

那天晚上，我坐在南边一家餐厅的露台上吃饭。餐厅叫“Praktoreio”，在Ledra Street南段的一条巷子里。我点了一份哈鲁米奶酪和一瓶啤酒。邻桌坐着四个希腊族男人，五十多岁，在聊天。他们聊的是足球，声音很大。其中一个说：“北边那个队今年踢得不错。”另一个说：“那你去北边看啊。”第一个说：“去就去，又不是没去过。”第三个说：“你上次去是什么时候？”第一个想了想，说：“2003年。开放边境那一年。”第四个笑了，说：“二十年了，你还说‘去就去’。”

他们继续聊足球，声音渐渐小了。我喝完啤酒，付了钱。走出餐厅的时候，巷子口有一家纪念品店，橱窗里摆着冰箱贴。我走过去看，有一款冰箱贴是尼科西亚地图，上面画着一条绿线，从中间穿过去。

冰箱贴下面写着一行字：“Nicosia – The Last Divided Capital”。

我看了很久，没有买。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那条绿线在灯光下泛着黄。

六

回到上海之后，我住在浦东。有一天晚上，我去楼下便利店买牛奶。收银台旁边放着一摞地图，是上海旅游地图。我拿起来看，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路，没有一条线是断的。我把地图放回去，付了钱。

走出便利店的时候，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新开的咖啡馆，招牌上写着“Cyprus Coffee”。

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张冰箱贴的照片。那条绿线在屏幕上很细，像一根头发。我放大看，看到Ledra Street检查站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标志，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徽章。我把照片关掉，打开地图应用，输入“Nicosia”。地图跳出来，绿线还在，从市中心穿过去。我点了“街景”，看到检查站的全景。南边是柏油路，北边是水泥板，中间那道缝，两指宽。街景里有一个老太太，提着一袋橙子，正在过境。她走得很慢，脚步很稳。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往家走。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保安问我：“今天怎么这么晚？”我说去买牛奶。他说：“牛奶买到了吗？”我说买到了。他点了点头，继续看手机。我走进小区，回头看了一眼。马路对面那家“Cyprus Coffee”的灯还亮着，招牌上的字是蓝的，底是白的。

我想起Mustafa的橄榄树。想起Andreas的石楼。想起Mehmet的钥匙。想起Kostas和Eleni隔着栏杆说话的那个下午。想起那道缝里长出来的那撮草。

我走进电梯，按了楼层。电梯门关上，镜子里映出我的脸。我手里提着一袋牛奶，口袋里有一枚五里拉硬币。硬币上凯末尔的头像还是平的，背面那棵橄榄树，很小，但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