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后半夜下起来的。

我坐在从省城开往柳河县的那趟夜班车上，车窗结了一层薄霜，我用指甲刮开一小块，外面是黑的，偶尔有一两盏路灯从玻璃上划过去，像谁在夜里划了一根火柴又赶紧掐灭。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七次，都是姑姑打来的。我没接。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姑姑那句话我在车上反复嚼了三个钟头——雨禾，你爸不行了，你回来一趟吧。

不行了。三个字，轻飘飘的，可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上气。

车到柳河县城的时候是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雪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车站外面停着几辆三轮车，车夫裹着军大衣，缩在车斗里打盹。我拉开车门坐上去，说去老街。车夫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姑娘，老街那边拆了一半了，路不好走。我说没事，你送到路口就行。

三轮车突突突地在雪地里颠，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割脸。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路两边是我认不出来的新楼，玻璃幕墙，亮着灯，写着什么宾馆、什么商城。走了大概十分钟，车夫说到了，前面进不去。

我下了车。

老街还在。至少这一截还在。青石板路被雪盖住了，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卷帘门上贴着红纸，写着"拆迁"两个字，有的是白纸，写着"出租"。我一家一家地看过去，粮油店、理发店、五金店，都关着。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停住了。

周记钟表。

那块木牌子还挂在门楣上，是我爸自己刻的字，一笔一划，刻得很深。木头已经发黑，边缘裂了，但字还在。门是虚掩着的，里头透出一点黄光。

我站在门口，站了大概有一分钟。雪花落在我头发上，落在睫毛上，凉丝丝的。我伸手推开门。

铺子很小，大概十个平方。左边是一张木柜台，柜台上铺着一块绿色的绒布，绒布上摊着几只拆开的手表，零件用小碟子分门别类装着。柜台后面是一排木架子，架子上摆着大大小小的钟，座钟、挂钟、闹钟，有的在走，有的停着。整点的时候它们会一起响，我小时候最爱听那个声音，觉得像一群人在说话。

我爸就躺在柜台后面的那张行军床上。

他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脸颊陷下去，颧骨高高地凸着，皮肤是一种蜡黄的颜色，嘴唇干裂着，微微张着。他闭着眼睛，呼吸很浅，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他手上还捏着一把镊子，镊子尖上夹着一个比米粒还小的齿轮。

姑姑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看见我进来，猛地站起来，眼睛红红的。她说，你可算回来了。

我走过去，蹲在床边。我爸的手很凉，指腹上的老茧还是那么硬，指甲缝里还是有洗不掉的黑。我把他的手握在手里，想捂热它。

他大概是感觉到了，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他的眼睛浑浊了，眼白泛着黄，但看见我的时候，还是亮了一下。

他说，雨禾，回来了。

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片。

我说，爸，我回来了。

他说，那只钟，我修好了。

我以为他说胡话。姑姑在旁边小声说，你爸这两天一直念叨钟，念叨你妈那只表。我点点头，说，爸，我知道，你修好了。

他好像笑了笑，嘴角往上牵了一下，然后又闭上眼睛，睡过去了。

姑姑拉我到门外，跟我说了情况。肺癌，查出来的时候是前年秋天，他不让告诉我。姑姑说，我劝过他多少回，让他给你打电话，他说你在城里忙，说这点小毛病不碍事，说等好了再说。姑姑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雨禾，你别怪他，他就是这个脾气。

我说我不怪他。

其实我心里有好多话。我怪不怪他，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小时候，我爸是县里最有名的钟表匠。

周记钟表开了三十多年，我爷爷那辈就开了。我爷爷是个哑巴，据说手艺极好，能把一只停了几十年的怀表救活。我爸跟他学的，学了一手好活。那时候县城里结婚，讲究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手表要是坏了，都送到周记来。我爸坐在柜台后面，戴着寸镜，捏着镊子，一动不动，像一尊佛。顾客来了也不抬头，只说一句，放那儿吧，明天来取。

我妈是何秀兰，在县里的纺织厂上班。我妈长得好看，眼睛弯弯的，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坑。她爱唱歌，下班回来一边做饭一边哼，哼的都是些老歌，什么《洪湖水浪打浪》，什么《映山红》。我爸就在旁边修表，听着，有时候会跟着哼两句，哼得跑调，我妈就笑他。

我六岁那年，我妈病了。

白血病。

从查出来到走，一共四个月。

那四个月的事，我记得不多。我记得医院走廊的味道，消毒水混着熬中药的味儿。我记得我妈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后来她干脆让我爸给她剃光了。我记得她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针，还教我唱《小燕子》。她说，雨禾，你唱得比妈好听。

我妈走的那天，是个下午。天特别好，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让我爸把窗户打开，说想透透气。我爸开了窗，回来的时候，我妈已经没气了。她的手还搭在我头上。

那年我爸三十八岁。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住院那四个月，花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借了债。我爸把铺子里值钱的几只表都卖了。我妈下葬那天，我爸没哭。他站在坟前，站了很久，回来的时候，把铺子门打开，接着修表。

我记得他那天修的那只表，是一块老式的机械表，表壳上有一圈细细的划痕。他修了很久，修到半夜。我趴在柜台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儿，寸镜挂在眼睛上，一动不动。

那是我妈的表。

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没再娶。

街坊邻居劝过他，说长庚啊，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孩子也需要人照顾。我爸就说一句，嗯。然后就没下文了。后来也就没人劝了。

他不会做饭。我妈在的时候，都是我妈做。我妈走了，他学着做。一开始做的饭很难吃，米饭要么夹生要么糊了，菜炒得黑乎乎的。我那时候小，挑食，不吃，他就把自己那份拨给我，说，你吃这个，这个好。我问他吃啥，他说我吃过了。

后来我长大一点才知道，他那时候根本没吃。他把好的都留给我，自己就着咸菜喝粥。

我爸话少。一天到晚，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我小时候以为他不喜欢我，因为我妈在的时候，他还会笑，我妈走了以后，他脸上就没什么表情了。

我上学前班，别的孩子都是妈妈接送，我是自己走。我爸的铺子离学校近，我放学就去铺子里待着。他在柜台后面修表，我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就趴在柜台上看他修表。

他的手很稳。再小的零件，他都能夹起来，放到该放的地方。他修表的时候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铺子里只有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有他偶尔吹零件的声音。

有一次，我问他，爸，你在修什么？

他说，修时间。

我说，时间怎么修？

他说，时间停了，就得修。

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我懂了。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了画画。

我们学校来了个新美术老师，姓方，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他上课的时候，让我们画自己的家。我画了我们家的铺子，画了柜台，画了柜台上摆着的钟，画了我爸坐在柜台后面修表的样子。

方老师看了我的画，看了很久。他问我，你学过画画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有天赋。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有什么天赋。

我把那张画带回家，给我爸看。我爸正在修一只怀表，他抬起头，看了看画，看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说，嗯。又低下头去修表了。

我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画收起来，贴在了我自己房间的墙上。

从那以后，方老师就特别照顾我。他借给我画册，教我用水彩，教我调颜色。放学后，我经常留在美术教室里画画。画到天黑了，我爸会来接我。

他从来不进来。他就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也不叫我，就那么站着。我收拾东西出来，他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路上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我问他，爸，你在外面站多久了？

他说，没多久。

后来方老师跟我说，你爸每次都站在外面，站在窗户边上，往里看，看你画画。站很久。

我上初中的时候，方老师找到我爸，跟他说，周长庚，你家雨禾有画画的天分，你应该让她好好学，将来可以考美院附中。

我爸那天没说话。

方老师走了以后，我爸跟我说，画画能当饭吃？

我说，能。

他说，不能。

我说，方老师说能。

他说，方老师懂个啥。

那是我们第一次为我画画的事吵架。我哭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爸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说，雨禾，吃饭了。我没理他。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后来还是偷偷地画。方老师借给我的画册，我藏在床底下。作业写完了，我就拿出来看，照着画。我把我画的画都藏起来，不让我爸看见。

初三那年，方老师说，雨禾，你去考美院附中吧。我说我爸不让。方老师说，你爸是怕你吃苦。我说我不怕吃苦。方老师说，那你跟他说。

我没敢说。

我知道我爸的脾气。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认准画画不能当饭吃，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中考的时候，我考上了县一中。我爸那天很高兴，虽然他还是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他多做了两个菜，还买了两瓶啤酒。他自己喝了一瓶，剩下一瓶放在桌上，说，等你考上大学，咱爷俩喝。

我说，爸，我考上大学，你让我学画画吗？

他脸沉下来，把筷子放下，说，雨禾，你别跟我提这个。

我说，我就想学。

他说，你想学个啥。你妈走了，我一个人拉扯你，我就盼着你将来能有个稳当的营生，饿不着。你学画画，将来能干啥？去街上给人画像？

我说，能当设计师，能当老师，能——

他说，你听我的。

我说，我不听。

他说，你翅膀硬了。

那是我们吵得最凶的一次。我摔了筷子，回房间把门摔上了。我听见他在外面坐了很久，后来听见他把酒瓶子收走了。

我上高中以后，功课紧了，画画的时间少了。但方老师还是帮我，他介绍我给县里的一些铺子画招牌，画一个招牌给我五十块钱。我把钱攒起来，买了颜料和画笔。

高二那年夏天，我爸发现了。

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我的画本摊在桌子上，我爸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张画。那张画是我画的，画的是我妈。我凭着记忆画的，画得不太像，我妈的眼睛我一直画不好。

我爸看着那张画，看了很久。他的手在抖。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他抬起头，看见我，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

他说，你画的？

我说，嗯。

他把画放下，站起来，走到柜子那边，把我藏的那些画都翻出来了。他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又害怕又生气。

他看完最后一张，转过身来，说，雨禾，我跟你说过多少回。

我说，我就是喜欢。

他说，喜欢能当饭吃？

我说，能不能当饭吃我自己负责。

他说，你负责？你拿什么负责？

我说，我爸没什么本事，就这点手艺，修了一辈子钟表。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可我就想让你安安稳稳的。

我说，我没看不起你。

他说，那你听我的。

我说，我不听。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那件事。

他把那些画，一张一张地撕了。

撕得很慢，从中间撕开，再撕成四瓣，再撕成小片。他撕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我看着他撕，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扑上去抢了。

我抢到了一小半。剩下的，他都撕了。

他把碎片拢在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我蹲在地上，把垃圾桶里的碎片捡出来，抱在怀里，哭得说不出话。

他站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说，雨禾，别哭了。

我抬起头，冲他喊，我恨你。

我说，我一辈子都恨你。

他没有说话。他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他趴在柜台上睡着了。柜台上有一些碎纸片，被他拼起来了一点。

我没有理他。我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他面前画过画。

高考那年，我瞒着他，报了省城的美术学院。

志愿表是我自己填的，填完了交给老师。我爸问过我一次，说你想报哪儿。我说，省城的大学。他说，学啥？我说，学设计。他说，设计是啥？我说，就是画画。他不说话了。

通知书来的时候，是个下雨天。

邮递员在门口喊，周长庚，你家的信！我爸去拿的。他拆开看了，看了很久。我从房间里出来，站在他后面。他把通知书递给我，说，考上了。

我说，嗯。

他没说话，转身进了铺子。那天下午，他修了一下午表，一句话没说。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学费多少？

我说，六千。

他说，嗯。

就这一个字。

我以为他不打算让我去。我心里已经想好了，如果不让去，我就自己去，我去打工，去借，反正我要去。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把我叫起来，说，走，跟我去趟银行。

我跟着他去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钱。一沓一沓的，有新的有旧的，整整齐齐地码着。他把钱存进了我的卡里。

他说，一万。

我愣住了。我说，爸，学费六千就够。

他说，剩下的，你拿着当生活费。城里花销大。

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

他说，攒的。

我说，你哪能攒这么多？

他说，你妈看病的时候借的钱，早就还完了。这些年，我又攒了点。

我说，那你把房子——

他打断我，说，房子是我住，又不碍事。

我后来才知道，他把房子卖了。

我们住的那套房子，是我爷爷留下的，两室一厅，在老街后面。他卖了六万，用一万给我当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他租了现在住的这间小屋，月租八十。

这些事，都是姑姑后来告诉我的。

我去上大学那天，他送我去车站。他给我买了一兜子吃的，苹果、饼干、火腿肠，还有一瓶水。他把兜子塞给我，说，路上吃。

我说，爸，你回去吧。

他说，嗯。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还站在那儿，站在站台上，手插在裤兜里，一动不动。

车开远了，他还站在那儿。

我把脸转过来，哭了。

上了大学以后，我很少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回去也没什么话说。每年寒假回去一趟，待个三五天，就找借口走了。暑假我都留在省城打工，画室的助教，或者给人画插画，一个月能挣一千多。

我给我爸打电话，一周一次。每次都是差不多的对话。

我说，爸，吃饭了吗？

他说，吃了。

我说，身体好吗？

他说，好。

我说，铺子生意怎么样？

他说，还行。

我说，那我挂了。

他说，嗯。

三分钟不到。

有时候我想跟他说说学校里的事，说说我的画，说说我的老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大概也不想听。

大三那年，我谈恋爱了。

他叫郑岩，是建筑系的，比我高一届。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他借了我一本画册，后来请我吃饭，后来就在一起了。

郑岩是省城人，家里条件不错，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在机关上班。他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的，对我很好。

我带他回家见过我爸一次。

那是我大四那年的春节。我提前给我爸打了电话，说要带个人回去。他说，哦。我说，是我男朋友。他说，哦。

我们到家的时候，我爸正在铺子里修表。他抬起头，看见郑岩，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来了。

郑岩说，叔叔好。

我爸说，坐。

那顿饭是我爸做的，四个菜，一个汤。他做菜的手艺还是那样，不好不坏。郑岩吃得很客气，一边吃一边说好吃。我爸就嗯嗯地应着。

吃完饭，我爸把郑岩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我没听见说什么。后来郑岩告诉我，我爸问他，你对雨禾是真心的吗？郑岩说是。我爸说，那你要对她好。你要是对她不好，我不管你是什么城里人，我饶不了你。

郑岩说，叔叔你放心。

我爸说，嗯。

我们走的时候，我爸给了郑岩一个红包。郑岩不要，我爸硬塞给他，说，拿着。后来郑岩告诉我，红包里是六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待她。

我毕业后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设计公司。郑岩去了他爸朋友的一家建筑事务所。我们租了房子，住在城南的一个老小区里，一室一厅，月租一千二。

我很少回家。一年回去一两次，春节或者中秋。每次回去，我爸都做了饭等着，吃完饭，他就坐在铺子里修表，我坐在旁边，两个人不说话。

有一年春节，我说，爸，你跟我去省城住吧。

他说，不去。

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他说，我在这儿住惯了。

我说，那铺子也不挣钱，你歇着吧。

他说，不修表我干啥。

我说，你享享清福。

他说，我享不了那个福。

我没再劝。我知道劝不动他。

二零一六年春天，我和郑岩结婚了。

婚礼在省城办的，在郑岩家附近的一个酒店。我爸来了，穿着我给他买的一套西装，深灰色的，不太合身，肩膀那里有点宽。他站在酒店的门口，有点不知所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婆婆吴桂芳迎上去，笑着说，亲家来了。我爸说，嗯。我婆婆说，快进来坐。我爸说，嗯。

他坐在主桌，坐得很直，一动不敢动。席间有人敬酒，他就站起来，把杯子举起来，说，谢谢，谢谢。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站在那儿，举着杯子，脸涨得通红。

我坐在旁边，心里酸酸的。我想跟他说，爸，你坐下，不用那么紧张。可是我没说出口。我那时候心里还有一点点别的情绪，说不清楚，好像觉得他给我丢人了。

我承认。就那么一会儿，就那么一点点。可这个念头，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婚礼上有个环节，是双方父母致辞。我公公讲了一段，说得很好，底下掌声一片。轮到我爸，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烟盒拆开的，背面写着字。他低头看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把纸又塞回口袋，说，我不会说话。我就一句，我闺女，我交给你了。

他说完就坐下了。

底下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鼓掌。

我看见他坐下的那一刻，手在抖。

婚礼结束以后，他要回去。我说，爸，你住两天再走。他说，不了，铺子里还有活儿。我说，什么活儿这么急。他说，一只老座钟，人家等着要。

我送他去车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说，拿着。我说这是什么。他说，你妈的东西。

我打开一看，是一只女式手表，表壳很小，表带是黑色的皮子，已经断了。表盘上有一圈细细的划痕。

我说，爸，这是……

他说，你妈的。当年她病的时候，表就不走了。我一直想修好，零件不好找。我慢慢找，找着了就修。

我说，修好了吗？

他说，快了。

他把布包往我手里按了按，说，你收着。

车来了，他上了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开走。车开出去老远，我才想起来，我忘了跟他说一句话。

我忘了说，爸，谢谢你。

果果是二零一七年冬天出生的。

我爸打电话来，问，生了？

我说，生了，女孩。

他说，哦。

停了半天，他说，母女平安？

我说，平安。

他说，好。

又停了半天，他说，名字取了没？

我说，取了，叫郑知微。小名叫果果。

他说，果果。好。

我说，爸，你要不要来看看？

他说，等满月吧。

满月的时候他没来。他说铺子里走不开，托姑姑带了个红包过来。红包里是一千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果果，外公给你的。

果果三岁那年，我带着她回去过一次。

我爸看见果果，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的。他蹲下来，看着果果，果果有点怕生，躲在我身后。我爸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闹钟，那种老式的铁皮闹钟，圆圆的，黄色的，上面画着一只小鸡。他把闹钟上了弦，小鸡的翅膀就开始扑腾，哒哒哒地响。

果果被吸引了，探出头来看。

我爸说，给你的。

果果看了看我，我点点头。她接过来，抱着，笑了。

我爸也笑了。

我很少见他笑。

那天下午，我爸就坐在铺子里，看着果果玩那只闹钟。果果把闹钟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他就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晚上我跟他说，爸，你跟我去城里住吧，果果也需要人带。

他说，不去。

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他说，我在这儿住惯了。

还是那句话。

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果果跟他挥手，说，外公再见。他愣了一下，然后也挥了挥手，说，再见。

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门口。

二零一九年秋天，我爸查出了肺癌。

这事我是两年后才知道的。

发现的时候是中晚期，医生建议化疗。他做了两个疗程，受不了，就不做了。他回到铺子里，接着修表。姑姑劝他，他不听。姑姑要给打电话，他不让。

他说，雨禾在城里忙，别打扰她。

他说，我这病，治不好，花了钱也是白花。

他说，我攒了点钱，留着给果果上学用。

这些话，都是姑姑后来告诉我的。姑姑说，你爸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个脾气，认死理，谁劝都不听。姑姑说，雨禾，你别怪他。姑姑说，他其实想你，他天天想你。

我说，他怎么想我。

姑姑说，他铺子里挂着一张你的照片，是你上大学时候照的，他天天擦。他还留着你小时候画的画，就你藏在床底下那些，他都收着呢。

我愣住了。

我说，什么画？

姑姑说，就是被你爸撕了的那些。他后来一片一片捡起来，粘好了，夹在一本书里。那本书他放在柜子最底下，我有一回给他收拾屋子，翻出来看见了。

我说，粘好了？

姑姑说，粘好了。有的粘得不太齐，但是都粘上了。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我爸撕画的画面，还有他粘画的画面。我想象他坐在柜台后面，戴着寸镜，用镊子夹着那些碎纸片，一片一片地拼，一片一片地粘。他的手那么稳，能修最小的齿轮，粘那些纸片应该也不难。

我想象他粘画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我想象他粘完一张，会不会拿起来看看，看看他闺女画的是什么。

我想象他看完，会不会叹一口气。

我给我爸打电话，问，爸，你身体怎么样？

他说，好。

我说，真的？

他说，真的。

我说，你别骗我。

他说，我骗你干啥。

我没再问。我信了他。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要是再坚持一下，多问一句，也许就不一样了。可是我没有。我选择了相信他，或者说，我选择了省事。我在城里忙，工作忙，孩子忙，什么都忙。我爸说他好，我就当他好。

我真是个混蛋。

我是十二月十号接到姑姑电话的。

那天我在公司开会，手机静音。出来的时候看见七个未接来电，都是姑姑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回过去。姑姑接了，声音是哑的。她说，雨禾，你爸不行了，你回来一趟吧。

我说，怎么回事？

姑姑说，前天晚上咳血，送医院了。医生说，不行了，让准备后事。

我说，怎么会这样，他不是——

姑姑说，雨禾，他这病两年了。

我愣住了。

我说，什么两年？

姑姑说，前年秋天查出来的，肺癌。他不让我告诉你。

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手机贴着耳朵，手在抖。我说，姑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姑姑说，他不让。他说你在城里忙，说这点小毛病不碍事。他说——

姑姑说不下去了，开始哭。

我说，姑姑，你别哭，我马上回去。

我请了假，收拾了东西，买了当晚的火车票。郑岩要跟我一起回去，我说你先别去，你带着果果。我一个人回去。

火车上那七个钟头，我把这些年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我想起来，我上大学那年，我爸给我买了一兜子吃的，站在站台上看着我走。我想起来，我结婚那年，他穿了不合身的西装，在婚礼上说不出话。我想起来，果果出生那年，他打电话来，问母女平安，然后说，好。我想起来，我带果果回去那年，他给果果上了弦的小闹钟，看着果果笑。

我想起来好多事，都是些小事。他给我做的夹生饭，他给我修的第一支钢笔，他给我买的第一双球鞋，他站在美术教室外面等我画画的那个背影。

我一直以为他不在乎我。我一直以为他不懂我。我一直以为，他撕了我的画，就是把我的梦想撕了。

可是他把那些碎片捡起来了。他一片一片地粘好了。他夹在一本书里，藏在柜子最底下。

他在乎。他什么都懂。

他只是不会说。

我到医院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多。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在响。我爸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手上打着点滴。他的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凸起来，眼睛闭着，眼窝深深地陷下去。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姑姑看见我，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进去吧，他等你呢。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我爸的手很凉，我握在手里，想捂热它。他的手指上还有老茧，指甲缝里还有黑。他的右手食指上有一道刀疤，是我小时候看他修表时不小心划的，流了很多血，他只用纱布缠了一下，接着修。

我握着他的手，叫了一声，爸。

他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他的眼睛浑浊了，眼白泛着黄，但看见我的时候，还是亮了一下。

他说，雨禾，回来了。

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片。

我说，爸，我回来了。

他说，那只钟，我修好了。

我说，什么钟？

他说，你妈那只表。我修好了。

他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枕头底下。我伸手过去，摸出来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只女式手表。表壳很小，表带换过了，是新的黑皮子。表盘上那一圈细细的划痕还在。

表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我说，爸，你什么时候修好的？

他说，上个月。找着最后一个零件了。找了好多年。

我说，你找了这么多年？

他说，嗯。

他说，你妈走的时候，这表就停了。我一直想修好它。我答应过她。

我说，你答应过她什么？

他说，我答应她，把表修好，把闺女养大。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喘了一会儿。

我握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砸在他手背上。

他说，雨禾，别哭。

我说，我不哭。

他说，你妈那只表，你收着。

我说，好。

他说，还有，铺子里那个柜子，最底下，有个铁盒子。你拿回去。

我说，是什么？

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说完这些，好像累了，闭上眼睛睡了。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睡。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是松开的，不像平时那样皱着。

我守了他一天一夜。

第二天下午，他醒过来一次。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雨禾，你画画还在画吗？

我说，不画了。

他说，别不画。

他说，你画得好。

他说完，又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八点十分，他走了。

他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在我手心里慢慢凉下去。仪器的声音变成了一条直线。护士进来，拔了管子，用白布盖住他的脸。

我没有哭。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块白布，想，他刚才还跟我说话呢。

姑姑在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转过身，抱着她，说，姑姑，别哭。

我自己也没哭。

我是后来，在铺子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哭的。

我爸走后的第三天，我回了老街的铺子。

姑姑跟我一起去的。我们把铺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清理。柜台上的绒布，绒布上的小碟子，小碟子里的零件，架子上的钟，墙上的挂钟，我爸的那张行军床，床头的寸镜，寸镜边上的镊子和油壶。

我把那些钟一个一个地擦干净。有的还在走，有的停了。我上了弦，有几只又走了起来。整点的时候，它们一起响，铛铛铛的，像一群人在说话。

我走到柜台后面，蹲下来，拉开最底下的那个柜子。

柜子里堆着旧报纸，旧挂历，还有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是月饼盒改的，铁的，长方形的，边角已经生锈了。我把盒子拿出来，放在柜台上，打开。

里面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沓画。我的画。我小时候画的，被撕碎了，又被粘好了。粘得不太齐，有的地方对不上，但都粘上了。一张一张，按时间顺序排着。最早的是我小学四年级画的那张，画的是我们家的铺子，画了我爸坐在柜台后面修表。最后一张是我高二画的那张，画的是我妈。那张画被撕得最碎，粘的痕迹最明显，能看出来是一片一片拼起来的。

第二样，是一沓存折。我数了数，有六本。最早的一本是我上大学那年开的，户名是我，里面每一笔都是几百几百地存，存了十几年。最后一笔是今年十月份，存了五百。存折的最后一页上，写着一行字，是我爸的笔迹：给果果上学用。

第三样，是一张门票。省城美术学院的画展门票，票根。日期是二零一四年五月。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画展，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办的，在学校的美术馆。我给我爸打过电话，说，爸，我办画展了，你有空来看看。他说，嗯。后来他没来。我以为他没来。

票根在盒子里，说明他来了。

第四样，是一张纸条，烟盒拆开的，背面写着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涂改了好几遍。我认得那是他婚礼致辞的那张。上面写着：雨禾，爸嘴笨，不会说话。今天你出嫁，爸高兴。郑岩这孩子好，爸看得出来。你妈要是还在，她也高兴。爸没本事，没给你攒下什么。爸就一句话，好好过日子。受了委屈，回家来。爸永远在这儿。

最后一行字，被划掉了。

划掉的地方，我对着光看了半天，看出来写的是：爸永远爱你。

他把这一行划掉了。他大概是觉得不好意思，大概是觉得说不出口。他把这一行划掉了，然后把纸条塞回口袋，在婚礼上说了一句"我不会说话"。

第五样，是一张照片。我上大学时候照的，一寸的，贴在学生证上。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但擦得很干净。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我闺女。

我把这五样东西一样一样地看完，看完，又看了一遍。

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抱着那个铁盒子，哭了。

哭得很大声，很大声。像小时候那样，蹲在垃圾桶旁边，抱着画碎片哭。可是这回，没有人站在旁边说"雨禾别哭了"。

姑姑走过来，拍着我的背，说，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我哭了很久。

哭完了，我把铁盒子里的东西收好，放回原处。我把铺子里的钟都上了弦，让它们继续走。我把柜台擦干净，把绒布铺好，把那些零件收回小碟子里。

我对我姑姑说，姑姑，这铺子，我租下来。

姑姑说，你要干啥？

我说，我留着。

姑姑说，你留着干啥，你又不修表。

我说，我留着。

姑姑没再说什么。

我处理完我爸的后事，回了省城。

回去以后，我跟郑岩说，我要学修表。

郑岩愣了一下，说，学修表？

我说，嗯。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爸修了一辈子表，我想知道，他坐在柜台后面，是什么感觉。

郑岩没再问。他说，好。

我在网上找了教程，买了工具，又托人找了个老师傅，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在省城的老城区开了个修表铺子。我每个周末去，跟着他学。一开始很难，手不稳，镊子夹不住零件，装上去又掉下来，掉下来又装上去。老师傅说，你别急，修表这活儿，急不得。

我说，我知道。

我爸修表的时候，从来不急。

我学了半年，能拆装简单的机械表了。我又学了半年，能修一些小毛病了。我把我妈那只表拆开，又装回去，装了三次，终于能装了。我把表壳擦干净，给表盘上的划痕上了一点蜡。表走得很准。

我把那只表戴在手上。表带是新的黑皮子，是我爸换的。表壳上有细细的划痕，是我妈戴的。表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我给果果讲外公的故事。我告诉她，外公是个修表匠，修了一辈子表。外公的手很稳，能修最小的零件。外公话少，但是心细。外公把妈妈小时候画的画，都粘好了，收在一个铁盒子里。外公把外婆的表修好了，修了二十年。

果果问我，妈妈，外公为什么修了二十年？

我说，因为他在找一个零件。那个零件很难找。他找了很多年。

果果说，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

果果说，那外公好厉害。

我说，嗯。外公好厉害。

我现在每个周末都会去老街的铺子。

铺子我租下来了，没动，还是原来的样子。柜台、绒布、小碟子、架子上的钟。我把那些钟都上了弦，让它们走着。整点的时候，它们一起响。

我在柜台后面放了一张小桌子，果果来的时候，就在那儿写作业。我坐在我爸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戴着寸镜，捏着镊子，修表。

有时候修着修着，我会抬起头，看看门口。

我总觉得，我爸会像以前那样，站在门口，手插在裤兜里，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我。

我看的时候，门口是空的。

可是我不难过。

因为我知道，他在。他一直都在。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钟，挂在我心里。秒针一格一格地走，走到整点，就铛的一声，告诉我，他爱我。

他不说，但他一直说。

他用了二十年，修好了一只表。

那只表，现在戴在我手上。

秒针一格一格地走。

我有时候会对着那只表说话。我说，爸，今天果果考了第一名。我说，爸，我今天修好了一只老座钟，跟你当年修的那只一样。我说，爸，我想你了。

表不说话。它只是走。

一格，一格，一格。

像一个人的心跳。

我常常想起我爸说过的那句话。

我小时候问他，爸，你在修什么？

他说，修时间。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我知道了。

时间停了，就得修。

他修了一辈子时间。他把停了的时间，一格一格地拨回来。他把我妈的表拨回来了，把我的画拨回来了，把那些他没能说出口的话，都拨回来了。

他把时间修好了。

而我，是那只表上的秒针。

我一格一格地往前走。

我知道，走到的每一个整点，他都在。

后记

我爸走了以后，我在他的铺子里住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我坐在柜台后面，开着那盏老式的台灯，翻看那个铁盒子里的画。我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张，是我画的我妈。那张画被撕得最碎，粘得最用心。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画翻过来。

画的背面，有一行字。是我爸的笔迹。

他写着：秀兰，我把雨禾养大了。

字迹很淡，大概是写了很多年了，墨水洇开了一点。

我把画放回铁盒子，把盒子盖上，放回柜子最底下。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周记钟表的木牌子擦干净。牌子上的字是我爸刻的，一笔一划，刻得很深。我找了块布，把牌子上的雪擦掉，把字缝里的灰剔出来。

擦完以后，我退后两步，看了看。

牌子挂在那儿，像挂了三十年。

我伸手摸了摸那块木牌，木头很凉，字很硬。

我说，爸，铺子我开着。

风从老街那头吹过来，把门楣上的牌子吹得轻轻晃了一下。

铺子里的钟，铛铛铛地响起来。

整点了。

后来的事，我是慢慢才想明白的。

我爸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省城设计公司的工作辞了。这个决定，我没有跟郑岩商量。不是不想商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雨禾，你别冲动。他会说，果果还要上学。他会说，咱家房贷还没还完。这些话我都想过，想过很多遍。可我还是把辞职信交了。

交完辞职信那天，我坐公交车回家。车窗外面是省城的高楼，玻璃幕墙反着光，晃眼。我想起我爸的铺子，想起那盏老台灯，想起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在心里说，爸，我要回去了。

郑岩是晚上知道的。他下班回来，看见我在收拾东西，问我，你干嘛。我说，我辞职了。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提着公文包，看着我，看了很久。他说，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辞职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想回柳河，把铺子开起来。他说，你疯了。我说，我没疯。他说，雨禾，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我知道。他说，果果怎么办。我说，果果跟我回去。他说，那我呢。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不算吵，是我说，他听。他一直很温和，连吵架都不会大声。他说，雨禾，我不是不支持你。我说，你就是不支持。他说，你回去开修表铺，一个月能挣多少。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就敢辞职。我说，我知道我要是再不回去，我这辈子都会后悔。他说，你后悔什么。我说，我后悔没在我爸活着的时候多陪陪他。我说，我后悔没跟他说一声谢谢。我说，我后悔我总觉得他不懂我，其实是我没懂他。我说完这些，他不说话了。

他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后来他说，雨禾，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说，好。

第二天，我带着果果回了柳河。郑岩送我们到车站。他给果果买了一兜子吃的，苹果、饼干、火腿肠，还有一瓶水。跟我爸当年一样。他把兜子塞给我，说，路上吃。我说，嗯。他说，到了给我打电话。我说，嗯。他说，雨禾。我说，嗯。他说，我不是不支持你。我就是怕你太累。我说，我知道。他说，你先回去，我把这边的事处理一下。我说，好。

车开的时候，他站在站台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我们。果果趴在窗户上跟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我看着他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我想起我爸。我想起我上大学那年，我爸也是这样站在站台上，看着我走。那时候我哭了。这回我没哭。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也知道他回来。

回到柳河以后，我把铺子收拾了一遍。铺子还是老样子。柜台、绒布、小碟子、架子上的钟。我把那些钟都上了弦，让它们走。整点的时候，它们一起响，铛铛铛的。果果站在铺子里，仰着头看那些钟，说，妈妈，它们好吵。我说，你听惯了就不吵了。她说，外公天天听这个吗。我说，嗯。她说，那外公耳朵一定很好。我说，外公耳朵不好。他右耳有点背。果果说，那他还修表。我说，修表用的是手和眼睛，不是耳朵。果果说，哦。

我把柜台后面的小桌子收拾出来，给果果写作业。我把行军床收起来，换了一张小沙发。我把那盏老台灯修了修，换了灯泡，还是那种黄光。我把周记钟表的木牌子擦干净，重新挂好。

姑姑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只老座钟换发条。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雨禾，你真要开啊。我说，真开。她说，这年头谁还修表啊。我说，有人修。她说，能挣钱吗。我说，挣不了大钱，够吃饭。她说，你爸要是活着，肯定不让你干这个。我说，我知道。她说，那你还干。我说，他后来会让我干的。姑姑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笑了。她说，你跟你爸一个脾气。我说，嗯。她说，倔。我说，嗯。

姑姑坐下来，跟我讲我爸的事。她说，你爸年轻的时候，其实不是修表的。他那时候在县里的机械厂上班，当钳工。你爷爷身体不好，铺子没人管，他才回来接的手。他刚回来那会儿，不会修表，就自己琢磨。买了一堆旧表，拆了装，装了拆，拆坏了好几只。你爷爷气得拿拐棍打他。他就不吭声，打完了接着拆。

姑姑说，你妈那时候在纺织厂，跟你爸是经人介绍的。你妈第一次来铺子，你爸正在修一只表，头都没抬。你妈站了半天，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爸说，表快修好了，你等会儿。你妈就等。等了一个钟头，你爸把表修好了，抬头一看，你妈还在。你爸说，你还没走。你妈说，我等你修完。你爸说，修完了。你妈说，那你请我吃饭。你爸说，我没钱。你妈说，我有。你妈就请你爸吃了碗面。后来你妈说，她就看上你爸那股认真劲儿了。

姑姑说，你妈走的时候，你爸答应她两件事。一件是把表修好，一件是把你养大。他做到了。表修了二十年，你养大了。他没食言。

我说，姑姑，你怎么知道这些。姑姑说，你妈告诉我的。你妈走的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她。她跟我说，桂英，你哥这个人，话少，心重。他要是以后不找，你别劝他。他心里有数。她还说，你哥答应我的事，他肯定做到。他就是这么个人。姑姑说着，眼圈红了。她说，雨禾，你爸这辈子，就守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一个是那些表。你妈走了，他就更不说话了。他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他怕说错了，你更难受。我说，我知道。姑姑说，你现在回来，他要是看见，肯定高兴。他嘴上不说，心里高兴。

铺子开起来以后，生意比我想的还冷清。头一个月，只接了三只表。一只换电池，一只换表带，一只洗油。挣了不到两百块。房租虽然便宜，但水电要钱，工具要钱，果果的学费也要钱。我把省城带回来的积蓄拿出来贴补，贴了两个月，心里开始发慌。

郑岩每个周末来。他坐周五晚上的夜班车，周日晚上回去。他来了就帮我收拾铺子，修电灯，钉架子，给门口装了个小铃铛。有人推门进来，铃铛就响。他说，这样你在后面修表也能听见。他问我，生意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别骗我。我说，不太好。他说，要不要我帮你想想办法。我说，不用。他说，雨禾，我们是两口子。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让我帮你。我说，你能帮什么。他说，我帮你想办法，帮你在网上发一发，帮你设计个招牌，帮你看账。我说，好。

他帮我拍了几张铺子的照片，发到网上。他写了一段话，说，柳河老街有一家钟表铺，开了三十多年。老师傅走了，女儿回来了。如果你家里有停了的表，可以寄过来修。不换零件不收钱，换了零件只收成本。那段话发出去以后，过了三四天，有人打电话来。第一单是从省城寄来的一块老怀表，说是不走了，问能不能修。我拆开看了，是发条断了。我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发条。我给老师傅打电话，他说，你到旧货市场去找找。我跑了一趟省城，在一个旧货摊上找到了一根差不多的发条，回来改了改，装上去，表走了。我给人寄回去，只收了发条钱和邮费。人家收到以后，给我发消息，说，谢谢你，这是我爷爷的表。

后来单子慢慢多起来。有的是寄来的，有的是自己找上门的。有老头的闹钟，有老太太的座钟，有年轻人从网上买的旧表。我修得慢，但修得仔细。我爸说过，修表这活儿，急不得。我就慢慢修。

果果放学回来，就在柜台后面的小桌子上写作业。写完了，她就看我修表。有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她趴在柜台上，下巴搁在胳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手里的镊子。那个样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有一次她问我，妈妈，修表好玩吗。我说，不好玩。她说，那你为什么天天修。我说，因为有人需要。她说，谁需要。我说，有一个老奶奶，她的座钟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停了十年了，她一直舍不得扔。我给她修好了，她哭了。她说，她听见钟响，就像听见她老伴走路的声音。果果想了想，说，那修表是修声音吗。我说，差不多。她说，那外公也是修声音的。我说，嗯。她说，那外公修好了外婆的表，外婆能听见吗。我说，能。她说，那外公能听见吗。我说，能。

果果点点头，低下头接着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说，妈妈，我想画外公。我说，你画吧。她拿出一张纸，开始画。她没见过外公几次，但她记得外公给她的小闹钟。她画了一只闹钟，圆圆的，黄色的，上面有一只小鸡。她画完了，拿给我看。她说，妈妈，像吗。我说，像。她说，外公会喜欢吗。我说，会。她把画贴在了柜台后面的墙上。那张画旁边，是我爸留下的那张我小时候的画。两张画贴在一起，一张是我画的，一张是果果画的。中间隔了三十年。

老街拆迁的消息，是那年夏天传出来的。先是有人在巷口贴了告示，红纸黑字，说是要改造老街，建设新的商业街区。后来街道办的人挨家挨户来登记，量面积，拍照，发资料。再后来，巷口多了些穿西装的人，拿着图纸，指指点点。老邻居们议论纷纷。有的高兴，说终于要拆了，这破地方住够了。有的发愁，说拆了住哪儿，赔的钱够不够买新房。有的沉默，坐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不说。

我姑姑也着急。她家也在老街后面，虽然不在拆迁范围内，但离得近。她来铺子找我，说，雨禾，你这铺子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她说，要是拆了，你爸的心血就没了。我说，我知道。她说，你能不能去找找人。我说，找谁。她说，街道办，县里，总有地方管吧。我说，我去问问。

我去街道办问了。办事的人很客气，给我倒了杯水，说，周老板，你这个情况我们理解。老街改造是县里的规划，整体拆迁，统一规划。我说，我不是要钱，我就是想把这个铺子保留下来。他说，保留，怎么保留。我说，能不能在规划里留一个位置，做一个钟表铺，或者做一个老手艺展示的地方。他看了看我，说，这个我做不了主。他说，你把材料放这儿，我们研究研究。我放了材料，等了半个月，没有回音。我又去，他说，正在研究。我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有回音。我第三次去，他说，周老板，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个铺子太小了，又不在主要街道上，规划里没有这个位置。我说，那能不能给我一个位置，哪怕小一点。他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说，那谁能决定。他说，县里。

我回家，坐在铺子里，看着那些钟，心里发堵。果果放学回来，看见我不高兴，问我，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她说，是不是铺子要拆了。我没说话。她说，那我们怎么办。我说，妈妈想办法。她说，能想到办法吗。我说，能。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

那天晚上，郑岩来了。他看见我坐在柜台后面发呆，问我，怎么了。我说，老街要拆了。他说，我知道。我说，铺子保不住。他说，你先别急。我说，我不急，我就是觉得，我回来了，还是没守住。他说，雨禾，你守住了。我说，我守住了什么。他说，你守住了你爸的手艺，守住了果果的画，守住了那些钟。铺子就算拆了，这些东西还在。我说，可是我想留住这个地方。他说，那我们一起想办法。

第二天，郑岩陪我去了县里的规划部门。他带着他的图纸，跟人家说，我是做建筑设计的，我看了你们的规划，我觉得可以在老街改造里保留一个老手艺区域。他说，现在很多地方做商业街，都是千篇一律，如果有老手艺、老铺子，反而有特色。他拿出几张草图，画的是老街改造后的样子，中间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修表的、理发的、修鞋的、裁缝的，像一个小型的记忆馆。他说，这个铺子不用大，十来平方，保留原来的门面，里面的东西不动，外面加一个玻璃窗，让路过的人能看见修表。规划部门的人看了他的图纸，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我们要研究。郑岩说，好，我们等。

回去的路上，我说，谢谢你。他说，谢什么。我说，谢谢你帮我。他说，雨禾，我以前不让你回来，是怕你吃苦。我现在支持你，是因为我看见你修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你以前做设计，总是皱着眉头。你现在修表，眉头是松的。我说，我爸也是。他修表的时候，眉头是松的。郑岩说，所以你像他。我说，我像他吗。他说，像。你们都不爱说话，但心里都装着事。你们都不服软，但心里都软。我笑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些了。他说，跟你爸学的。我说，我爸跟你说过。他说，说过一次。就一次。我跟他第一次见面那天，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你对雨禾是真心的吗。我说是。他说，那你要对她好。我说，我会的。他说，雨禾这个孩子，从小没妈，我惯得少，管得多。她心里有怨。你以后多担待。他说，她要是跟你闹脾气，你别跟她吵。你等她气消了，给她做碗面。她吃了面，就好了。我说，他真这么说的。郑岩说，真这么说的。他还说，他这辈子没本事，没给雨禾攒下什么。他让我别嫌弃。我低下头，眼泪掉在手上。郑岩说，雨禾，你爸不是没本事。他是把本事都用在了一个地方。我说，什么地方。他说，把你养大。

那年秋天，老街改造的方案定了。规划部门采纳了郑岩的建议，在老街的中间留了一个小院子，叫老街记忆。院子不大，四面是铺子。东边是理发店，西边是修鞋铺，南边是裁缝铺，北边是周记钟表。铺子保留原来的木门和木牌，里面重新修了地面和电线，外面加了一扇玻璃窗。玻璃窗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周记钟表，始于一九八二年。我签了协议。签完以后，我站在铺子门口，看了很久。周记钟表。始于一九八二年。那是我爸接手的那一年。他那时候二十四岁，刚从机械厂回来。他大概没想到，这个铺子会开这么久。

姑姑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新牌子，说，你爸要是看见，得高兴。我说，他看不见了。姑姑说，他看得见。我说，姑姑，你信这个。姑姑说，我信。你爸那个人，认死理。他认准的事，他就一直在。他认准了你，认准了这铺子，他就在。我没说话。姑姑说，雨禾，你知道你爸最后那两年，为什么不让你回来吗。我说，他怕我担心。姑姑说，不全是。我说，那是什么。姑姑说，他怕你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瘦得脱了形，头发掉光了，咳嗽起来止不住。他说，雨禾从小没妈，不能再让她看见爸也没了。他说，等他走了，你回来，看见的是铺子，是钟，是你妈的表。不是他那个样子。我站在那儿，眼泪又下来了。姑姑说，你别哭。你爸最怕你哭。他说你小时候一哭，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嘴笨，不会哄。他说你哭的时候，他就只能站着，等你哭完。我说，我知道。姑姑说，你知道就好。

果果上四年级那年，学校办了一次画画比赛，题目是我的家人。果果画了一幅画。她画的是外公的钟表铺。画面中间是一张柜台，柜台上放着一只打开的表，旁边是一个戴着寸镜的人。那个人低着头，手里捏着镊子。柜台的另一边，站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手里也捏着镊子。柜台上还趴着一个小女孩，在写作业。墙上挂满了钟，都在走。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周记钟表。画的右下角，果果写了一行字，我的妈妈是修表匠，我的外公也是。那幅画得了奖。老师把画挂在学校的走廊里。果果回来告诉我，妈妈，老师问我，你外公呢。我说，外公在天上。老师说，那天上的钟坏了怎么办。我说，外公会修。

我抱着果果，抱了很久。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里，看着墙上的画。果果的画，我小时候的画，还有我爸的那张门票，那张纸条，那张照片。我把铁盒子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看完，我把盒子盖上，放回柜子最底下。我抬起头，看见柜台上的那只女式手表。我妈的表。表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我把它拿起来，戴在手上。表带是新的，黑皮子，是我爸换的。表壳上有细细的划痕，是我妈戴的。表盘上的数字已经有点模糊了，但还能看清。我对着光看了看，表盘边缘有一小圈金色，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我摸了摸表壳上的划痕，想，这些划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是我妈做饭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还是她抱着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只表停过。停了二十年。我爸用了二十年，把它修好了。他修表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找零件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把表修好，戴在手上试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大概没试过。他大概只是上了弦，看着它走，然后把它包起来，放在枕头底下。他等着我回来。现在我回来了。

我把表戴在手上，把铺子的门打开。老街的早晨很安静，雪化了，青石板路湿漉漉的。有人从门口走过，看见玻璃窗里的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我坐在柜台后面，戴着寸镜，捏着镊子，修一只老怀表。

门口的小铃铛响了。有人推门进来。我抬起头。是一个老人，七十多岁，穿着深蓝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他走到柜台前，把布包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是一只座钟，木头壳的，玻璃面裂了一道缝，钟摆不动了。他说，师傅，这钟能修吗。我接过来，看了看。是一只老式的机械座钟，发条锈了，齿轮也有点卡。我说，能修。他说，多少钱。我说，得看换不换零件。不换零件，不要钱。他说，那怎么好意思。我说，我爸定的规矩。他说，你爸。我说，周记钟表的老周。他看了看我，说，你是周长庚的闺女。我说，嗯。他说，我认识你爸。我以前住这条街，后来搬走了。你爸给我修过一只表，修了二十年。我愣了一下。我说，修了二十年。他说，不是一只表。是我老伴的表。我老伴走了以后，表就不走了。我拿给你爸修，你爸说，零件不好找，得慢慢找。他就慢慢找。找了二十年。去年，他给我打电话，说表修好了。我去拿，他不要钱。他说，这表修了二十年，不好意思收钱。我说，那不行。他说，那你就给十块钱吧。我就给了十块钱。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表，是一只女式手表，跟我妈那只很像，但表带是棕色的。他说，就是这只。我老伴的。我戴了三十年了。我把表接过来，打开后盖看了看。里面的机芯干干净净的，新上了油。我爸的手艺。他修得很仔细，每一个零件都归了位。我把表还给他，说，我爸修得很好。他说，是。你爸手艺好。人也好。他把座钟推到我面前，说，那这个，你修。我说，放这儿吧，明天来取。他说，好。他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说，姑娘，你爸走了，我很难过。我说，谢谢。他说，你回来开铺子，很好。这条街，总得有人守着。我说，嗯。他走了。门口的小铃铛响了一声。

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那只座钟。我把后盖打开，看了看里面的机芯。发条锈了，齿轮卡了。我拿出工具，开始拆。拆着拆着，我听见整点的钟声响了。架子上的钟，一只接一只地响起来。铛，铛，铛。我抬起头。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柜台上，照在那些钟上，照在我手上。我手上的表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我看着那只表，说，爸，你放心。表不说话。它只是走。一格，一格，一格。像一个人的心跳。

我低下头，接着修钟。门口的小铃铛又响了。果果放学回来了，背着书包，推门进来。她看见我在修钟，把书包放下，趴在柜台上看。她说，妈妈，这是谁的钟。我说，一个老爷爷的。他老伴的。她说，能修好吗。我说，能。她说，要修多久。我说，不知道。可能很快，可能要很久。她说，那他要等很久吗。我说，他等了很久了。不急这一会儿。果果点点头，拿出作业本，在柜台后面的小桌子上写作业。写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妈妈，我长大了也想修表。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修表能修时间。我看着她，笑了。我说，你外公也这么说过。她说，外公说什么。我说，他说，时间停了，就得修。果果想了想，说，那时间停了，能修好吗。我说，能。她说，谁修。我说，有人修。她说，谁。我说，你外公修过。妈妈也在修。你以后要是想修，也可以修。她说，那修好了呢。我说，修好了，时间就走了。她说，走到哪儿。我说，走到该去的地方。

果果低下头，接着写作业。我低下头，接着修钟。铺子里很安静，只有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整点的时候，它们会一起响。铛，铛，铛。像一群人在说话。我知道，他们在说。他们在说，时间停了，就得修。他们在说，人走了，但还在。他们在说，雨禾，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把铺子开着，把钟上着弦，把表修着。我把果果养大，把日子过下去。我把那些停了的钟，一只一只地拨回来。我爸修了一辈子时间。我接着修。门口的木牌上，周记钟表四个字，一笔一划，刻得很深。风吹过来，牌子轻轻晃了一下。铺子里的钟，又响了。

全文完结，虚拟演绎请勿当真，勿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