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要住这儿？”房东把钥匙递给我的时候问了第三遍。

我拖着箱子站在那扇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墙是赭红色的，巷子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得侧身。头顶有晾衣绳横过去，挂着一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T恤，被风吹起来，像一面投降的旗。

我说：“确定。”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后来才读懂——不是质疑，是怜悯。像看一个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倒霉的人。

马拉喀什。麦地那。

我住进去的第七天，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问第三遍。

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天井。说是天井，其实就是四堵墙围出来的一口方井，光线从头顶漏下来，到下午三点就没了。白天得开灯。

房租一个月四百欧——我在国内一个月的房贷，换来的是一间转身会撞到桌角的屋子。

房东是法国人，退休了，在这儿买了三栋老宅翻新做民宿。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天井里喝薄荷茶，旁边的风扇呼呼地转，吹不动空气里的热。

“你运气好，”他说，“这间房上个月还住着一个西班牙姑娘，住了两周就走了。她说墙太薄，隔壁打呼噜她听得见。”

我没告诉他，我住进来第一天就听见了。

隔壁是个本地大叔，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祷告。他念经的声音透过那堵墙，像水流过石头，迷迷糊糊的，分不清是梦里还是梦外。我翻了个身，床垫吱呀了一声，天还没亮。

白天出去走。麦地那的巷子有三千多条，这个数字我后来在一份报告里见过，但真正让我记住它的是第五次迷路那天。

那次我想去看皮革作坊。Google Maps在巷子里彻底疯了，箭头转来转去，像一只掉进迷宫的老鼠。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一个皮具店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用英语跟我说：“你迷路了，我带你出去。”

我说不用。他走出来，站到我面前：“免费的，我正好要关门了，顺路。”

我说真的不用。他指了指前面那条巷子：“你相信我，前面走不通的，是死胡同。”

我没理他，往前走，走了大概二十步，确实是死胡同。我转身往回走，他还站在原地看着我，摊了摊手。那个表情的意思是：我告诉过你了。

我绕了另一条路。一个戴红帽子的老头坐在香料摊后面，见我看他，站起来冲我说了一长串法语，我只听懂“好货”“便宜”“进来看看”。我摇头，他在背后喊：“那你告诉我你要去哪！”

后来我学会了——在麦地那走路，眼睛不要往两边看，不要跟任何人对视超过半秒，脚步不要停。一旦你停下来，三秒之内一定会有人出现在你面前。

最狠的是德吉玛广场。

傍晚去的时候，人潮像一条河，你站在里面不是走，是被推着往前。耍蛇的、画海娜的、卖果汁的、递薄荷茶的——每一个人都在对你说话。

有一个画海娜的女人拉住我的手，不由分说在我手背上画了两笔。她笑着，嘴里念叨着什么，我没听懂，但那个笑让我不好意思抽回手。画完她伸出手——要钱。

我给了二十迪拉姆，她摇头：“五十。”我给了五十，她收了，冲我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后来我才知道，海娜在手上留不了几天，但那个价格能留很久。

广场上还有一个卖果汁的摊子。我走过去，摊主喊“十迪拉姆”，我给了。结果旁边一个本地老头走过去，给了两迪拉姆，端走一杯，两个人还笑着聊了两句。

我攥着那杯橙汁站在原地，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攻略上写着“四迪拉姆一杯”。是攻略错了，还是我的脸长错了？

在马拉喀什待了一周之后，我开始记一笔账。不是刻意的，就是每次掏钱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记住了。

从机场打车到老城，司机不打表，一口价一百五十迪拉姆。第二天我问房东，她说本地人坐这段路四十。

一顿本地餐厅的塔吉锅，菜单上写一百二。我后来在一个当地人吃饭的小馆子吃同样的东西，六十五。

一瓶水，便利店十迪拉姆。往前走两条街，本地人买只要四块五。

我坐在那家小馆子里，把账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不是心疼钱——说实话，那点差价换算成人民币，对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我心疼的是那个“不算什么”本身。

它意味着我和那个端盘子的姑娘之间，隔着一道我跨不过去、她也跨不过来的墙。

姑娘看起来二十出头，英语说得比我流利。有一天下午，店里没几个人，我跟她聊了几句。我问她一个月挣多少。

她没犹豫：“八百迪拉姆。”

八百。人民币不到六百块。

她在那家馆子里端盘子，一周干六天，一天站十个小时，一个月挣的钱，不够我住那间转身撞桌角的屋子三天。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擦桌子，手上有茧，指甲缝里嵌着一点番茄汁的颜色。

我没接话。她也笑了笑，好像知道我接不上来。

马拉喀什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通。

你在德吉玛广场上看到的热闹是真的——那些摊贩的笑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你往旁边的小巷走两步，会看到蹲在墙角的年轻人，不是乞丐，是在等活干。等一天，可能等到一个搬东西的活儿，挣二十迪拉姆。

也可能等不到。

我住的民宿楼下，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台阶上抽烟。我以为他是闲人，后来发现他是在等——等民宿有人退房，他去帮忙搬行李，一趟能拿十迪拉姆小费。

有一天他帮我搬了箱子，我给了二十。他接过去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那个点头不是“谢谢”，是“我知道你多给了”。

我后来每天出门都看见他坐在那儿，同一个位置，同一根烟。他认得我了，会抬手打个招呼。我也抬手。

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招呼打不到同一个地方去。

摩洛哥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一个在法国打工的摩洛哥男人回马拉喀什探亲，在饭馆里跟服务员聊天，他说：“在欧洲我是工人，回来我是富人。”

服务员笑着给他添了茶。

那个笑里有一种我读得懂的东西——不是羡慕，不是苦涩，是“我知道”。

我在马拉喀什住了十四天。走的那天早上，又下雨了。雨不大，淅淅沥沥地打在巷子的石板路上，空气里有股土腥味，混着炸鱼和香料的味道——那个味道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刺鼻，走的时候已经习惯了。

我拖着箱子下楼，房东不在。那个法国老头去另一个城市看朋友了，钥匙留在了天井的桌子上，旁边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关门的时候用力推一下就行。”

我推了。门“咔嗒”一声合上了。

巷子里没人。雨把晾衣绳上的那件T恤打湿了，垂在那儿，像一面收了的旗。

我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活的大叔今天没在。可能是下雨，没人退房。

大巴开出去的时候，我靠着窗，看见麦地那的赭红色城墙在雨里慢慢变小。司机放了一首阿拉伯语的歌，调子很慢，我听不懂词，但那个旋律让我想起凌晨隔壁大叔念经的声音。

我想，到底什么样的生活算好生活，我还是没答案。

但我知道哪个答案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