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畔的八年

一

二零一四年春天，我二十六岁，跟着一个建筑队过了鸭绿江。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目的地是朝鲜罗先市。工地在中朝合资的一个水产加工厂，我们去建冷库和宿舍楼。出发前，工头老赵反复交代：“到了那边，少说话，多干活。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记住，你是去挣钱的，不是去旅游的。”

火车从丹东出发，过了鸭绿江大桥，窗外的景色忽然就暗了下来。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牌，连路灯都稀稀拉拉的。田野里有人赶着牛车，慢悠悠地走。远处山坡上，偶尔能看到一两个瘦小的身影在挖野菜。

我坐在车厢里，心里有点发慌。但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欠条——父亲治病借的八万块钱，我咬了咬牙。

冷库建了整整一年。朝鲜的冬天冷得能把铁管子冻裂，我们住的工棚里没有暖气，晚上盖两床棉被还冻得睡不着。吃的也差，每天白菜豆腐，半个月才能见一次肉。工友们怨声载道，可我不敢抱怨。我欠着钱，家里还有老娘要养。

第二年开春，冷库建好了，要留几个人做后期维护。老赵问谁愿意留下，工资翻倍。我第一个举了手。

二

留守的日子比建厂时清闲。我每天巡检设备，记录数据，剩下的时间就坐在宿舍门口发呆。加工厂的工人大多是本地人，女工居多。她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每天早上六点排队进厂，晚上六点排队出厂，安安静静的，连咳嗽都压着声音。

我第一次注意到顺姬，是在食堂。

那天我去得晚了，只剩她一个人在打扫。她蹲在地上擦地板，动作很慢，但擦得极干净，连墙角的缝隙都用抹布一点点抠。我端着饭盒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角落里的保温桶，用生硬的中文说：“饭，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说中文。后来我才知道，她自学的中文，因为厂里偶尔会有中国技术人员来，她想多学一门本事。

顺姬比我小两岁，家就在罗先市郊的农村。父亲早年出海打渔没了，母亲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她十六岁就进工厂，做了十年，从学徒工干到了组长。每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三百块，但要养活四口人。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帮她。设备出故障影响她那条生产线时，我总是先修她那边。食堂改善伙食那天，我会把自己那份肉拨一半到她碗里。她不肯要，我就说：“我胆固醇高，医生不让吃。”她信以为真，后来每次见到我都要问一句：“你的身体，还好吗？”

三

二零一七年夏天，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什么隆重的表白。那天下了暴雨，我冒着雨从机房跑回宿舍，全身湿透了。路过她宿舍门口时，她忽然推开门，塞给我一条干毛巾和一碗热姜汤。她说：“你，太笨。下雨，不知道躲。”

我喝着姜汤，看着她被炉火映红的脸，忽然说：“顺姬，我想照顾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好久没说话。我以为她要拒绝，正准备道歉，却听见她轻轻说了一句：“你的身体，胆固醇，怎么办？”

我笑了：“没事，看见你，胆固醇就降了。”

她没听懂我的玩笑话，但她也笑了。

四

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朝鲜的春天很短，但槐花开的时候，整条路都是香的。顺姬会趁午休时间跑到厂区后面的山坡上，摘一捧槐花回来，用水焯了凉拌给我吃。她说这是她小时候的味道。我吃着槐花，看着她鼻尖上细密的汗珠，觉得什么苦都值了。

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会去鸭绿江边散步。江水绿得发亮，对岸就是中国，丹东的高楼大厦清清楚楚地映在水里。顺姬指着对岸问我：“那边，真的有很多很多灯吗？晚上也亮着？”

我说是。她说：“真好。晚上亮着，人就不怕了。”

我握住她的手，说：“以后我带你去。”

她看着我，眼睛亮得像江面上的月光。但只亮了一瞬，就暗了下去。她说：“我，不能去。护照，没有。”

五

二零一九年，父亲的病复发了。老娘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来。我找老赵预支了工资，又跟工友借了些，凑了五万块钱寄回去。但那点钱杯水车薪，医生说要做手术，至少还要八万。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加班，白天在机房，晚上去码头扛货。顺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事，有一天晚上，她塞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人民币，有零有整，一共六千三百块。

“你存了多久？”我问她。

“很久。”她低下头，“本来，想给弟弟上大学。”

我抱住她，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说：“顺姬，等我爸病好了，我就娶你。”

她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抱紧了我。

六

父亲的命保住了，但欠的债更多了。我在朝鲜又待了三年，一拖再拖，始终没提回国的事。顺姬从来不问我什么时候走，她只是每天给我送饭，帮我洗衣服，冬天织了厚手套塞在我工具包里。

二零二一年冬天，顺姬的母亲病重。她请了长假回乡下照顾，临走前把攒了半年的工资全给了我，说：“你父亲，要吃药。”

我没要。我把自己攒的两万块钱塞进她包里，说：“你母亲，也是我母亲。”

她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蹲在宿舍门口，瘦小的肩膀抖得像风里的树叶。我蹲在她旁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她回来了。人瘦了一圈，眼睛肿着。她说：“母亲，好了。”

可我知道，她母亲得的是癌症，根本好不了。

七

二零二二年秋天，老赵找到我，说国内有个项目，工资翻三倍，问我回不回去。我算了算，再干三年，欠的债就能全部还清，还能给老娘攒点养老钱。

那天晚上，我坐在鸭绿江边，抽了半包烟。顺姬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江面。

“回去吧。”她说。

“顺姬——”

“回去，把钱还完。你妈，等你。”

“那你呢？”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在这里。你，回去。以后，如果有机会……”

她没有说完。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也许永远不会来。

八

回国那天，顺姬来送我。她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红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新织的毛袜子和一罐她亲手腌的辣白菜。

“冬天，穿。”她说，“辣白菜，你爱吃。”

我接过布包，手在发抖。我想说很多话，我想说谢谢你，我想说对不起，我想说等我。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火车动了。她站在站台上，越来越小。我透过车窗看见她抬起手，挥了一下，然后又一下。她的脸模糊了，可我知道她在笑。

火车过了鸭绿江大桥，我打开那个布包。辣白菜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

“最幸运的事，遇见你。”

九

回国后，我在工地拼命干活，一年内还清了所有债务。我给顺姬写过信，寄到加工厂的地址，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后来我才知道，朝鲜的通信不像国内这么方便，我寄出的信，也许根本没到她手里。

我托老赵打听过，老赵说，顺姬还在那个厂里，当了车间主任。她母亲去年走了，两个弟弟都上了大学。

我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楼下万家灯火，忽然想起顺姬说过的话：“晚上亮着，人就不怕了。”

她现在，怕不怕？

十

今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丹东。站在鸭绿江断桥上，江风刺骨。对岸的罗先市静悄悄的，依稀能看见加工厂那排灰色的厂房。

我把那双毛袜子拿出来，八年了，我一次也没舍得穿。我把它们贴在脸上，仿佛还能闻到辣白菜的味道，还有顺姬手上淡淡的肥皂香。

旁边有个游客问我：“大哥，你对着对岸看啥呢？”

我笑了笑，说：“看我媳妇。”

游客一愣，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没有解释。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遇见就是幸运。哪怕只陪了你八年，哪怕隔着一条江，再也过不来。

可她给过我的辣白菜，我到现在还留着那个罐子。罐子空了，可每次打开，我好像还能听见她说：

“你，太笨。下雨，不知道躲。”

我蹲在江边，点了一根烟。江风把烟灰吹散，落在水里，飘向对岸。

顺姬，你那边，也下雨了吗？

后记

二零二四年冬天，我收到一封从丹东转来的信。信封上贴着朝鲜邮票，字迹歪歪扭扭。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顺姬站在加工厂门口，穿着那件红毛衣，瘦了，老了，但笑着。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我很好。你也要好。”

我把照片揣进贴身的口袋，对着照片轻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藏了八年，终于说出来了。

“顺姬，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