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30人观光团刚到深圳，全看懵了，导游喊三遍没一个应声

我叫方志远，今年四十二，在深圳干了十六年导游。什么团都带过，云南的、东北的、港澳的、东南亚的，甚至还有从欧洲来的老年团，大包小包，一路拍照一路问，生怕漏掉一个景点。但那天接到的团，让我这个老导游也犯了难。公司通知我，说有个朝鲜的观光团要来深圳，三十个人，待四天，让我全程陪同。我接到任务的时候，正蹲在罗湖口岸外面的花坛边抽烟，烟灰掉在皮鞋上，我弹了弹，心想，朝鲜的团可不多见，这趟活儿怕是有意思。

那是个十一月的早晨，深圳的天气不冷，阳光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我举着接站牌站在口岸出口处，牌子上用中朝两种文字写着“朝鲜友好观光团”。等了快四十分钟，出口处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人。一开始我没认出来，后来看见一群人穿着深灰色的夹克，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胸前别着徽章，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走路排成两行，脚步整齐得跟量过一样。领队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国字脸，眉头习惯性地皱着，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走到我面前，用生硬的汉语问，你是方导游？我赶紧点头，说，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他伸出手跟我握了握，那手握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攥碎。我心想，这朝鲜同志还真是实在。

我带着他们去停车场。三十个人里，男的多，女的少，年纪都在四十岁上下。他们走得很安静，不像别的团那样叽叽喳喳，东张西望。可走出大厅的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到队伍顿了一下。前面的人停住了，后面的人撞上去，三十个人的脚步一下子就乱了一拍。他们抬起头，看着头顶的高架桥、远处的高楼群、广场上那些巨大的电子屏幕，还有满街跑的车。有个烫着卷发的女人张大了嘴，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布包都滑到了手腕上。领队的国字脸也仰着头，盯着深圳火车站那几栋摩天楼看，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是惊讶还是别的什么。我笑着说，这就是深圳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没反应。我提高嗓门，说，各位同志，这边请。还是没反应。我喊了第三遍，所有人才像从梦里醒过来一样，齐刷刷地看向我。那三声吆喝，在风里飘着，落进了他们眼巴巴的目光里，也落进了我心里。

上车后，他们的话匣子慢慢打开了。那辆大巴是新车，皮座椅，空调吹着暖风，车里放着邓丽君的老歌。他们听见歌，表情都有点不自在，像是不知道该不该听。领队坐在我旁边，小声问，方导，这车是自己的吗？我笑了，说，是旅游公司的，专门接待贵宾。他“哦”了一声，眼睛一直盯着车窗外面。深圳的大街车流如织，路边的棕榈树绿得发亮，高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反着光，像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有个年轻点的男人突然用朝鲜语喊了一句什么，车上的人都往左边看。我顺着看过去，原来是一块巨大的电子广告牌，上面正在播放一个香水广告，外国女人穿着晚礼服，红唇如火，在星空下跳舞。他们看得入神，有人还掏出了小本子，飞快地记着什么。我心想，这帮人倒是挺认真的。

到了酒店，是福田中心区的一家四星级酒店。门童穿着制服，拉开门，里面的大堂亮堂堂的，水晶吊灯从二楼一直垂下来，光点像星星一样。三十个人站在大堂中央，又不动了。那个卷发女人伸手摸了摸沙发上的皮面，缩回来，又摸了摸，像在确认是不是真的。领队走上前，问我，这房间多少一晚？我说，公司安排的，不贵。他点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自然。我领他们去坐电梯，电梯启动的时候，有几个女的轻轻“啊”了一声，抓住了旁边人的胳膊。电梯从一楼升到十六楼，窗外的城市在脚下慢慢铺开，像一幅会动的画。有个老头趴在透明玻璃上往下看，嘴唇发白，腿都在抖。我赶紧说，这是观光电梯，很安全的。他冲我挤出一个笑，那笑比哭还难看。

把他们安顿好后，我回房间歇了会儿。刚抽了半根烟，领队过来敲门，说有几个团员想出去走走，问方不方便。我说，当然方便，深圳晚上很漂亮的。于是我又带着他们出了门。那会儿天已经暗了，华灯初上，整条深南大道像一条金色的河。路边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橱窗里摆着最新款的手机、珠宝、化妆品，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洋酒。他们排成队，走得很慢，眼睛根本不够用。走到一家水果店门口，里面摆着泰国榴莲、智利车厘子、新西兰猕猴桃，还有切好的杨桃和莲雾，水灵灵地码在冰块上。卷发女人拉着我的袖子，问，这是什么？我说，莲雾。她摇摇头，说没见过。我说，那买点尝尝。我让店员称了几斤，分给他们吃。他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咬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卷发女人笑了，眼睛弯成两道缝。领队也吃了一个，吃完后点了点头，说，甜。那是他第一次冲我笑，嘴角的皱纹堆起来，像朵干巴巴的野菊。

第二天是正式观光。我安排了世界之窗、莲花山和购物公园。去世界之窗的路上，他们看见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种满了鲜花，红红黄黄一大片，一个女的指着问，这花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深圳四季都有花。她不说话了，转过脸去看，眼睛亮晶晶的。到了世界之窗，门口那个仿埃菲尔铁塔的建筑高高耸着，他们站在广场上，仰着头，像一群孩子看见了童话里的东西。领队掏出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写。我凑过去，发现他写的是几行朝鲜文，字迹工整，像印刷体。我问他，同志，你记什么呢？他合上本子，说，没什么，回去要汇报。我点点头，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他们这趟出来，不是简简单单旅游，是带着任务来的。可转念一想，人都到深圳了，看什么不是看呢。

真正让他们看懵的，是购物公园。那个地方有几层楼，全是餐厅和商店，装修得金碧辉煌，空气中飘着烤面包和咖啡的香味。我带他们坐扶梯上去，刚一到三楼，就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原来商场中庭在搞一个汽车展，几辆轿车摆在旋转展台上，车旁站着几个高挑的模特，穿着亮闪闪的衣服，脸上挂着标准的笑。那几辆车不贵，十万上下，可车身擦得锃亮，在灯光下照得人眼花。三十个人停在那儿，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展台。有个年轻人咽了口唾沫，说，这车多少钱？我说，不贵，普通家庭也买得起。他听了，扭头跟旁边的人用朝鲜语说了几句，那人也露出惊讶的表情。领队站在最前面，盯着那车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又记了起来。我笑着说，你要不要上去坐坐？他摆摆手，往后退了一步，像怕那车会咬人似的。

中午我安排他们吃粤式茶点。虾饺、烧卖、肠粉、凤爪、叉烧包，摆了一桌子。可他们大多数人不动筷子，只是看着。我问，是不是不合口味？领队说，这些我们没见过。我挨个介绍，说这是虾饺，里面是鲜虾，这是肠粉，米做的。他们这才小心翼翼地夹起来，咬一小口，慢慢嚼。有个女的眼睛突然红了，我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了。她摆摆手，用朝鲜语说了几句，旁边人翻译说，她说这个太好吃了，想带回去给她妈尝尝。我心里一酸，让服务员多上了两份，用打包盒装好，递给她。她愣愣地接过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宝贝。

下午在莲花山，他们照旧很安静。爬山的时候，我走在前头，他们跟在后面，两个两个并排，没有一个人掉队。爬到山顶，深圳的全景一下子铺在眼前，高楼如林，远处的深圳湾波光粼粼，平安大厦像一把剑插在天边。他们站在栏杆边，谁也没说话。风从海上吹来，吹得他们的夹克下摆翻起来。我站在旁边，点了一根烟。领队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说，方导，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我说，十六年。他问，那你的家乡在哪里？我说，湖南，一个叫常德的小地方。他说，常德我去过，比这里差远了。我笑了，说，这里以前也是小渔村。他“哦”了一声，眼睛望向远方，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可我听出了里面的重量。

第三天，我们去华强北。那条街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个电子市场，可对这个朝鲜团来说，简直像个外星世界。满墙满墙的手机壳，柜台里摆着各种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智能设备，还有成排的VR眼镜、无人机、智能手表。他们一进去就散了，东张西望，眼睛里全是光。卷发女人站在一个卖手机壳的柜台前，拿起一个带亮片的壳子，翻来覆去地看，又放下，又拿起来。我走过去说，喜欢就买一个。她摇摇头，说太贵。我问，多少钱？她说，二十。我掏出钱买了两个，一个给她，一个给旁边一直看的女同志。她俩像捧着宝贝似的，连声说谢谢。领队看见了，眉头皱了一下，但没说什么。我冲他笑笑，说，小礼物，不值钱。他抿了抿嘴，说，我们的纪律是不收礼。我说，这不是礼，是深圳的纪念品。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说，那谢谢方导了。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机壳放进公文包，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

矛盾是在第四天早上来的。那天自由活动，领队突然找到我，脸色很难看。他说，方导，我们有个团员昨晚没有按时归队，今天早上才回来。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说，人呢？他说，在房间反省。我跟着他去了房间，看见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低着脑袋坐在床边，像霜打的茄子。领队用朝鲜语训斥他，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石子一样砸在地上。那男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点头。后来领队告诉我，那个人昨晚偷偷跑出去，在街上逛了一夜，差点迷路。我听了，心里暗暗替他捏把汗。我说，同志，深圳的治安很好，迷路了也没事，问个路就能回来。领队说，不是治安的问题，是纪律。我点点头，不再说话。那天剩下的时间，团里的气氛明显紧张了，大家都不怎么说话，走路也重新排成了两行。那个卷发女人走在队伍里，头低着，像做了什么错事。我看着他们，心里一阵发紧。原来在他们那儿，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矛盾的高潮发生在当晚。我去请他们吃海鲜，想给大家压压惊。一桌子清蒸石斑鱼、白灼虾、蒜蓉粉丝扇贝，摆得满满当当。他们却坐得笔直，谁也不敢动筷子。领队说，方导，这太破费了。我说，这是公司安排的，不吃白不吃。他这才让大家吃。吃了几口，气氛稍微活络了些。有个老者忽然说，方导，你们这里的人，天天都这么吃吗？我说，也不是天天，看个人条件。他放下筷子，说，我们在平壤，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扫了一圈周围的人，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满桌都安静了。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另一个女的说，这里的孩子真幸福。我看着她，说，哪里的孩子都是孩子。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对，都是孩子。那顿饭剩下的时间里，没人再提这些。可那些话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我心里，也扎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最后一天，送他们去口岸。一路上，车里放着朝鲜歌曲，是领队要求的。那首歌调子悠长，带着一股子苍凉。他们跟着哼，声音不大，整整齐齐。我看着窗外的深圳，高楼和绿树从眼前掠过，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到了口岸，他们排好队，挨个跟我握手。领队握得最久，他说，方导，这几天谢谢你。我说，客气了，欢迎再来。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枚徽章，塞进我手里，说，这个给你留个纪念。我接过来，那是一枚小小的红色徽章，上面有图案，摸在手里沉甸甸的。我说，谢谢。他摆摆手，快步跟上了队伍。卷发女人走到我面前，也塞给我一个东西，是一张用糖纸叠的小人。她说，送给你，方导。我笑着说，谢谢。她笑了笑，眼睛湿湿的，转身走了。

回公司的路上，我坐在大巴上，掏出那枚徽章和糖纸小人，放在掌心。车子经过深南大道，路边的电子屏上放着最新款的手机广告，色彩斑斓，动感十足。我忽然想起他们刚到深圳那天，站在出口处，全看懵了，我喊了三遍都没人应声。那时候我笑他们没见过世面。可到了今天，我却笑不出来了。他们不是没见过世面，他们是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没有这些高楼，没有这些车子，没有这些花里胡哨的商品，可他们一样有眼睛，一样看得见美，一样会为了一碗虾饺红了眼眶。世界在变化，快得像一列刹不住的车。有些人在车上，有些人在路上跑，还有些人，站在路边，连车影子都看不见。可谁又能说，车上的就一定比路边的幸福呢？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我老婆在厨房做饭，女儿在客厅写作业。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新闻，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我老婆端菜出来，说，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我把那枚徽章和糖纸小人给她看，说，今天送走的那个团，挺特别的。她拿起来看了看，说，朝鲜的？我说，是。她笑了笑，说，那你可长见识了。我没说话。吃完饭，我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深圳的夜，亮得跟白天一样。我抽了根烟，烟灰落在阳台的瓷砖上，被风吹散了。我心里想，什么才叫生活呢？是这里的人，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在咖啡馆里聊着天，在公园里遛狗，在游泳池里泡一个下午？还是那里的人，用一个月的工资换半斤肉，用一辈子的时间等一列开不出去的火车？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带团的，把人从口岸接进来，再把人从口岸送出去。可这几天，那三十个人的眼睛，像三十面小镜子，把我生活了十六年的这座城市照得明晃晃的。我忽然发现，我从来没好好看过它。那些高楼，那些灯火，那些匆匆忙忙的脸，那些装得下整个世界的商品，它们就在我身边，我却早就麻木了。是那三十个人，用他们惊愕的眼神，帮我把这座城市的边边角角都重新擦亮了一回。

如今那枚徽章还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糖纸小人插在笔筒边。女儿问我，这小人是谁叠的？我说，一个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她说，她为什么送你呀？我想了想，说，可能因为我们都一样吧。女儿歪着头，说，一样什么？我笑了笑，没再说话。窗外，深圳的秋天又来了，风轻轻的，带着海的气息。我闭上眼，还能看见那三十个灰夹克，排成两行，站在口岸出口处，仰着头，张着嘴，全看懵了。我喊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应声。那三声喊，像三颗石子，沉进了时间的河里，再也没有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