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姑娘抵达重庆，不会移动支付手足无措，吃过街边小吃，连连感叹物价超出想象
她攥着三张皱巴巴的百元人民币，站在重庆观音桥的奶茶店门口，手机屏幕上是永远转不出来的付款码。收银员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手心全是汗。身后排队的大爷嘟囔了一句“外国人吧”，她突然想哭。三年前在达卡，她也是这样站在一家奶茶店门口，有人替她付了钱。
萨米娜站在观音桥步行街的正中央，四面八方都是人，头顶上巨大的LED屏幕正在滚动播放火锅广告，红油翻滚，热气蒸腾，声音大到让她耳朵发麻。她手里攥着手机，屏幕已经暗下去，又亮起来，还是那张蓝色的付款码界面，中间一个白色小圈不停地转，像在嘲笑她。她试了五次，每一次都卡在最后一步，需要输入验证码，而她的孟加拉国手机号始终收不到那条该死的短信。收银员是个年轻女孩，戴着一顶奶茶品牌的鸭舌帽，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后面排队的人身上。萨米娜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把三张百元纸币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是她在达卡机场用塔卡兑换的，边角被汗浸得发软，其中一张上面还有一家中餐馆的红色印章，模糊地印着“欢迎光临”四个字。她把钱递过去，收银员愣了一下，没接，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什么，语速很快，萨米娜只听懂了“扫码”两个字。
她把钱收回掌心，手指收拢，纸币的棱角硌着虎口。队伍里的大爷穿一件白色背心，摇着蒲扇，往前跨了半步，对收银员说了句“外国妹儿，用不来手机嘛”，然后从自己兜里摸出手机，滴的一声扫了桌角的二维码。萨米娜还没反应过来，一杯杨枝甘露已经推到她面前，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她抬头看那个大爷，大爷已经转头走了，背心后面印着“XX旅行社”四个字，下面一行小字“夕阳红专线”。她想说谢谢，张了张嘴，那个词卡在喉咙里，像一块没有咽下去的冰块。
她端着那杯奶茶走出店门，重庆八月的热浪劈头盖脸砸过来，汗水从额角滑进脖子里。她突然想起三年前的达卡，也是这样闷热的午后，她站在学校门口那家叫“新月”的奶茶店外面，兜里只有二十塔卡，买不起最便宜的那杯芒果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把一杯饮料塞进她手里，什么都没说，笑了笑就走了。那杯饮料很甜，甜到发苦。后来她才知道，那个男人叫哈桑，是大学里新来的经济学讲师。
萨米娜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把杨枝甘露放在膝盖上。吸管是纸做的，已经被她捏扁了一截。她低头看手机，微信钱包里只有七块三毛钱，还是当初在达卡时，一个中国留学生用她的手机注册账号时顺手转进去的。那时候她以为来中国之后可以绑定银行卡，可以像所有人一样，用一部手机走遍天下。可现实是她连一张中国电话卡都还没办下来，因为她带来的护照复印件和学校录取通知书被压在行李箱最底层，而行李箱在机场转盘上被一个同样从达卡来的老妇人错拿过，后来虽然找了回来，拉链却坏了，半条裙子露在外面，像一道咧开的伤口。
她打开奶茶盖子，喝了一口。凉的，甜的，里面有芒果粒和西柚粒，还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小颗爆珠，咬破了会有一股酸酸的水冲出来。她想起母亲做的酸角汁，也是这种甜里带酸的滋味，只不过母亲用的是达卡老城区巷子里那棵酸角树上的果子，每年五六月份，她把那些果子摘下来，去壳，泡在井水里，加一点粗糖和盐，装在一个豁了口的玻璃瓶里。父亲最喜欢喝那个，每次从码头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酸角汁呢”。萨米娜不记得父亲的脸了，只记得他手心很粗糙，有洗不干净的机油味。他去世那天，母亲把那个玻璃瓶摔碎在院子里，碎片嵌进泥地里，像落在土里的星星。
她不敢再想下去。她来中国是母亲用嫁妆里的最后几件金饰换来的机会。那几件金饰是外婆留给母亲的，母亲一直藏在床垫下面，用一块褪色的红布包着，最外面一层是达卡集市上买的那种最便宜的纱丽边角料。萨米娜走的那天，母亲在机场外面站了很久，一直等到她的背影过了安检门，才转过身去，用手背抹了一下脸。萨米娜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回头就会跑回去。
现在，她坐在重庆最热闹的街区，手里攥着一杯陌生人买的奶茶，手机里的付款码还在转圈。她觉得自己像一块被丢进沸水里的冰，表面在融化，内里还是硬的，格格不入，又无处可逃。她想起哈桑，那个在达卡给她买奶茶的男人，后来成了她的未婚夫，又在她来中国前一个月，把婚礼延期了。他说“你先走，我随后就来”，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可萨米娜知道，他没有钱买机票。他的工资要养母亲和三个妹妹，他说“你去了中国，一切都会不一样”。萨米娜把这句话刻在心里，像刻在骨头上的字，疼，但能撑着。
她把奶茶又喝了一大口，杯壁上滑下来的水珠滴在她的蓝色裙摆上，晕开一个小圆点。这条裙子是母亲用一件旧纱丽改的，缝线歪歪扭扭，下摆有些长短不齐，但颜色很好看，是那种很深很深的蓝，像达卡雨季来临前的天空。母亲说“你去中国，要穿得体面一点，不要让人看不起”。萨米娜低头看自己的脚，那是一双米白色的凉鞋，鞋底已经磨薄了，右边鞋带用胶水粘过两次，裂口像一条条细小的蜈蚣。
她抬头看天。重庆的天空灰蒙蒙的，太阳被云层裹着，像一颗滚在灰布里的火球。空气黏稠得能用手抓住，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还有街边烧烤摊飘过来的油烟味。她想起达卡街头的味道，是汽车尾气、油炸饼、茉莉花串和运河淤泥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熟悉到让她安心。可这里的一切都太陌生了，连空气都在排斥她。
萨米娜站起来，把喝空的奶茶杯丢进旁边的垃圾桶，垃圾桶上面用白色油漆刷着“可回收”三个字，旁边还有一个“不可回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杯子扔进了“可回收”那个口子里。刚扔进去，就听见身后有人用蹩脚的英语说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她转过头，看见一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折扇，脸上带着一点好奇的笑。男人个子不高，戴一副细框眼镜，看起来三十多岁，皮肤很白，说话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萨米娜往后退了半步，用英语回答了一句“孟加拉”。男人眼睛亮了一下，说“哦，孟加拉，我知道，达卡，茉莉花”。他说到“茉莉花”的时候，鼻翼轻轻翕动了一下，像在闻什么东西。
萨米娜没说话，只是把手机往身后藏了藏。男人往前走了两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她，上面用中英文印着一个地址，还有一行小字“留学生服务咨询”。她说了一声“谢谢”，但没接。男人笑了一下，用英语说“我没有恶意，我表妹也在重庆读书，她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萨米娜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确实没有那种让人不适的东西。她把纸片接过来，折了两折，放进裙子的侧兜里。男人摆摆手走了，折扇在他手里一开一合，发出清脆的响声。
她重新在石凳上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硬壳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写下几个字：“第三天，重庆，热。”写完之后，她把本子合上，又打开，在最后面那页补了一句：“有一个大爷帮我买了奶茶，我没能说谢谢。”这行字写得很大，笔画很重，纸页被圆珠笔压出凹痕，像在石头上刻字。
她想起母亲也有一个本子，是父亲留下的，封面是绿色的塑料皮，里面用孟加拉文记着每天的柴米油盐。母亲不识字，只会写数字，所以那个本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偶尔也会画一些她看不懂的符号。父亲去世后，母亲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本子被锁进一个铁盒里，放在衣柜顶上。萨米娜来中国前夜，偷偷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翻了一遍，每一页都有一股樟脑和旧木头混合的味道。她在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画了一朵小小的茉莉花，然后又把本子放回去。她不知道母亲后来有没有发现。
太阳慢慢西斜，步行街的人更多了。一群穿校服的学生跑过去，手里都拿着烤串和冰粉，笑声像碎银子一样滚得满地都是。萨米娜低头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扭曲地印在地砖上，和周围人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条是自己的。她觉得饿了，从早上到下午只喝了一杯奶茶，胃里像有一只手在慢慢地攥。
她沿着步行街往北走，经过一家卖酸辣粉的小店，门口的大锅里红油翻滚，老板用长筷子挑起一把红薯粉，在空中抖了几下，热气像一条白色的蛇钻进她的鼻子里。她停下来，看墙上的价格表：素粉七块，杂酱粉十块，牛肉粉十五。她摸了摸口袋里那三张百元纸币，已经有些湿了。她不能把整张一百的给出去，因为她不知道能不能找零。她想起在达卡时，街头小贩永远有零钱找你，就算是一张五百塔卡的票子，他们也能从腰包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叠钞票，数出该找的数目，还要用橡皮筋捆好递给你。可这里的人不这样，这里的人用手机。
她站在酸辣粉店门口，看着里面的人端着红碗出来，哧溜哧溜地吃，额头上的汗珠滚下来，有的落在碗里，有的落在衣服上，没有人抬头看别人。她咽了咽口水，继续往前走。
走了不到二十米，她闻到一股油炸的香味，是那种面粉和鸡蛋在热油里翻滚产生的焦香。她看见一个很小的摊位，一个老妇人坐在马扎上，面前的铁锅里炸着什么东西，金黄色的小圆饼，上面撒着葱花和芝麻。她走过去，用中文小声问了一句“多少钱”。老妇人抬头看她，用方言说了个数字，萨米娜没听懂，又用英语说了一遍。老妇人伸出两个手指头，又比了个“五”的口型。萨米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的，递过去。老妇人接过钱，在围裙口袋里翻了半天，拿出一把零钱，数了七十五块给她，全是一块五毛的纸币和硬币，厚厚一叠，像一把碎叶子。
萨米娜把钱接过来，数了两遍，数字是对的。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终于松了半寸。她买了一个油饼，老妇人用一张裁成方块的报纸包着递给她，报纸上还有油墨味，边角被热油浸透了，变得半透明。萨米娜咬了一口，外脆里软，葱花和盐的香味在嘴里炸开，烫得她直吸气。她一边吃一边往旁边走，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她哭起来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颗颗滚下来，砸在油饼上，又顺着手指流到手腕。她觉得自己太没用了，一个两块钱的油饼就能让她哭成这样。可她控制不住。她想起以前在达卡，她和母亲一起去集市，买那种用一个塔卡就能买到的油炸饼，母亲总是把中间最软的那部分掰下来给她，自己吃边上的脆皮。她说“我不喜欢吃软的”，可萨米娜后来才知道，母亲说谎，母亲只是想把好的留给她。
油饼吃完，她把报纸折成小方块，塞进包里，打算回学校。她不知道学校的名字怎么用中文说，只记得录取通知书上印着一个红色的校徽，上面有一只展翅的鸟。她在路边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男人，用普通话问“到哪里”。萨米娜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司机看了一眼，说“哦，大学城啊，有点远哦”。她听懂了“大学城”三个字，点了点头。司机按了下计价器，车子启动，她靠在车窗上，看外面的楼群和立交桥像巨大的金属森林一样向后退去。
车厢里开着空调，冷气吹在她汗湿的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母亲的背影，和哈桑那句“你先走，我随后就来”。她不知道哈桑现在在做什么，是在达卡大学的办公室里批改作业，还是坐在他母亲家的阳台上看天。他有没有想她。她不敢想太多，因为想多了会疼，那种疼像一根很细的线，从喉咙一直牵扯到胃里，每次吞咽都会拉动一下。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用带着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说“妹儿，你一个人啊？是留学生吧？”萨米娜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司机笑着说“重庆欢迎你撒，就是天热，过阵子就凉快了”。他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又说“你刚到，要小心那些骗子，尤其是搭讪的，不要随便扫别人的码”。萨米娜想起步行街那个递纸片的男人，心里咯噔一下，手指在侧兜里碰了碰那张纸片，没有拿出来。
车子开了很久，窗外的楼从高变矮，从密变稀，最后拐进一条两边种满梧桐的路，路灯已经亮起来了，黄色的光透过树叶洒在路面上，像碎成一片一片的月亮。司机把车停在一扇铁门前，指着前面说“到了，就那个门，你进去问保安”。萨米娜付了车费，找回来的零钱又有一小叠。她推开车门，热浪重新扑过来，像一床湿热的毯子裹在身上。
她拉着行李箱往校门走。箱子很旧了，是母亲从二手市场买来的，轮子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在傍晚的校园里格外响亮。几个学生从她身边走过，都拿着手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视频，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她走到门卫室外面，用英语问能不能进去。保安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黝黑，笑起来很憨厚。他看了看她的录取通知书，说“留学生宿舍往左走，上坡，右拐，第二栋，楼梯房三楼”。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萨米娜听懂了大部分，朝他鞠了个躬。
她拖着箱子上坡。坡很陡，箱子很重，轮子卡进一条地缝里，她使了很大力气才拔出来。汗水从发根里渗出来，顺着脖子流进锁骨，又流进胸口。她想起母亲说“人这一生，所有上坡路都是要自己一步步走上去的”。那时她觉得这话太老套，现在却觉得每一个字都像专门对她说的一样。
宿舍楼很旧，外墙贴着灰白色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水泥。楼梯口有一盏声控灯，她跺了一下脚，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海报，是一个中国女演员的洗发水广告。萨米娜提着箱子上到三楼，找到自己的房间，用钥匙打开门。房间很小，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半开着，能看见外面那棵梧桐树的树冠，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响声。
她把箱子放在床边，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像被抽去了骨头。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城市在远处亮起来，万家灯火像撒在地上的碎星。她闭上眼睛，听见楼上有脚步声，有人在水房里用很大的声音打电话，说的是她听不懂的方言，笑声很响亮，带着一种她说不出来的畅快。
她想起母亲的院子里，也有这样一棵树，不过不是梧桐，是一棵木瓜树。每年雨季过后，树上结满青木瓜，母亲会摘下来做沙拉，用辣椒和鱼露拌着吃。萨米娜不喜欢鱼露的味道，但每次都会吃完，因为母亲会在旁边看着她吃，脸上带着那种只有看着她吃饭才有的满足感。
她拿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通讯录里只有两个号码，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哈桑。她按了母亲的号码，又删掉，再按，再删掉。她怕自己一听到母亲的声音就会哭出来。最后她发了一条短信，很短的几个字：“到了，很好。”短信显示发送成功，但迟迟没有回复。她知道母亲用的是那种老式手机，按键很大，屏幕只能显示两行字，而且经常欠费停机。
她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从箱子里拿出一条旧床单铺在床上。床单是浅黄色的，上面有大朵大朵的牡丹花，边角绣着花边，那是母亲结婚时用过的。萨米娜躺上去，床单有一股晒过太阳的味道，还有一种很淡很淡的樟脑味。她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无声地流出来，渗进枕套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想起父亲。父亲去世那天下着很大的雨，院子里的木瓜树被风折断了一根枝杈，青木瓜滚了一地，像一个个绿色的小脑袋。母亲站在雨里，浑身湿透，手里攥着父亲的一只旧凉鞋，不停地说“怎么就走了，怎么就走了”。萨米娜站在屋檐下，手里端着一碗已经凉掉的米饭，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邻居来了，把母亲拉进屋，把那只凉鞋从她手里拿走了。母亲没有再哭，只是一整夜坐在父亲的遗像前，不说话，也不动。
萨米娜不知道自己在床上躺了多久，可能是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个小时。她被手机震动惊醒，是母亲回的短信，只有三个字：“记得吃。”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像要从里面看出母亲的脸来。她把手机贴在胸口上，后半夜的风从窗缝里溜进来，吹干了脸上的泪痕，留下一道道干涩的紧绷感。
她爬起来，从包里翻出那本黑壳笔记本，又写下几行字：“第四天，学校。妈妈回我短信了，三个字。我买了油饼，两块钱，很好吃。我哭了一次，没有声音。”写完这些，她把本子塞到枕头底下，关掉灯，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天花板上有夜光的星星贴纸，已经不太亮了，可能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她看着那些黯淡的小星星，忽然觉得，也许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在陌生的地方硬撑着发光。
第二天清晨，萨米娜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她坐起来，看见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书桌上印出斑驳的光斑，像一匹流动的金色绸布。她洗了把脸，用凉水冲了冲胳膊，换了一件深绿色的棉布上衣。这衣服也是从家里带来的，袖口有些发白，但洗得很干净。她站在镜子前，看见自己的脸晒得有些红，眼睛下面有一圈青色，像没有睡好的样子。她用指尖蘸了点水，把翘起的头发按下去，然后又松手，头发又翘起来。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嘴角很僵硬，像在完成一个任务。
她背着帆布包出门，包上印着“DHAKA UNIVERSITY”几个褪色的英文。校园里已经有不少学生了，都骑着共享单车，从坡上冲下来，经过她身边时带起一阵风。她沿着昨天的坡往下走，两边种满梧桐，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子，在地上洒下密密麻麻的光点，像一地碎金。
她看见路边有一个早餐摊，支着几张塑料桌和几把红塑料凳。摊主是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炸油条，旁边蒸笼里的白气不断冒出来，馒头和花卷挤在一起，像一群白色的小动物。萨米娜走过去，看了看蒸笼里的东西，指了指一个馒头，竖起一根手指。摊主用夹子夹起一个馒头，装进小塑料袋里递给她，说了句“一块”。萨米娜从口袋里摸出昨天买油饼找的零钱，数出一张一块的纸币，递过去。摊主接过来，抖了抖，说“好”。这是她第一次用零钱买东西，心里居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她拿着馒头边走边吃，馒头是淡的，有一点面粉自身的甜味。她想起达卡的早餐，是米饭、豆汤和油炸的茄子，还有母亲做的土豆咖喱。那里的早晨总是很吵，巷子里的鸡叫、摩托车喇叭声、卖菜小贩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这里的早晨安静得多，除了鸟叫和自行车铃铛声，几乎听不到别的。
她走进一栋教学楼，里面已经坐着不少学生。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旁边。一个穿白T恤的男生走过来，用英语问她是不是孟加拉来的。萨米娜点头。男生笑着说“我叫小陆，是学生会安排来接你的，昨天等了半天没等到你，原来你自己摸过来了”。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两个小小的月牙。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她，说里面是学生卡、课程表和一张电话卡。
萨米娜接过文件袋，打开，里面有一张蓝色的学生卡，上面贴着她护照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扎着马尾，脸上没什么表情。还有一张中国移动的SIM卡，用一个小塑料盒装着。她抬头看小陆，小声说了句“谢谢”。小陆说“你太客气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你手机是智能机吧？把卡换上去，我帮你弄微信”。萨米娜从包里掏出手机，把卡换上去。手机屏幕亮起来，信号格满格。小陆又帮她把微信和银行卡绑定，弄了好几分钟，最后说“好了，你现在可以扫码了”。那一刻，萨米娜觉得心里的某根弦轻轻断了一下，又轻轻接上了。
她用新号码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号码换了。”母亲很快回了三个字：“好，记下。”她把母亲的回信看了两遍，然后把手机放进包里，转头看窗外。阳光正好落在一棵低矮的桂花树上，树旁有个穿黄色环卫工背心的老人正在扫落叶，动作很慢，扫帚擦过地面发出唰唰的声响，像一首温柔的催眠曲。
那天下午，小陆带她去学校后面的小吃街逛了一圈。那条街不长，但挤满了各种小摊和店铺，卖烤苕皮、凉面、炸土豆、糖油果子、冰粉，还有她叫不出名字的各种串串。很多招牌上都有“渝”字或“巴”字，红色霓虹灯一闪一闪。她走过一家卖烤苕皮的小摊，摊主是个年轻小伙，正往苕皮里裹酸萝卜和葱花，刷上红油，撒上芝麻和辣椒粉。小陆买了两份，递给她一份。她咬了一口，苕皮软糯，酸萝卜脆爽，辣味像一根针扎在舌尖上，疼了一下又麻又香。她张着嘴直吸气，小陆在旁边笑，递给她一瓶矿泉水，说“慢慢吃，不着急”。
她吃着烤苕皮，忽然想起哈桑。哈桑不能吃辣，每次去餐厅都要点最清淡的那种，然后看着萨米娜往自己的盘子里加辣椒酱。他说“你总有一天会把胃吃坏的”，语气里全是纵容，好像她已经胃疼过很多次一样。萨米娜想到这里，嘴里辣得更厉害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低头喝水，把那股辣味和心事一起咽下去。
小吃街走到头，是一个很小的广场，中间有一棵大黄桷树，树冠铺开像一把巨伞。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摆龙门阵。萨米娜站在树荫里，抬头看那些垂下来的气根，一根一根，细如发丝，在风里轻轻摇晃。她忽然觉得这棵树和达卡老城区那棵菩提树很像，都是那种让人一站在下面就觉得自己很渺小的生命。菩提树下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母亲会坐在旁边的石阶上做针线活，她在树根之间跑来跑去，把落下来的叶子捡起来当扇子。那些日子里，母亲还很年轻，鬓边没有白发，笑起来声音清脆。
小陆拍拍她的肩膀，说“走，带你去办宿舍的网络，顺便给你下载几个软件”。萨米娜跟着他往回走，脚步变得轻了一点。虽然心里还是悬着一块石头，但至少手机能用了，至少扫码这件事不再让她手足无措。
回到宿舍，小陆帮她把网络弄好，又教她怎么用外卖软件点餐。萨米娜看着屏幕上那些红红绿绿的食物图片，眼睛有点花。她划了半天，最后点了一份番茄鸡蛋面，因为那个名字听起来最熟悉，番茄和鸡蛋，达卡也有。外卖送到时，盒子烫烫的，打开后一股酸甜的番茄香混着鸡蛋的焦香飘出来。她吃了一口，汤很浓，面很软，鸡蛋块很多。她一边吃一边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想发给母亲，可又觉得拍得不好看，删掉了。最后她只给母亲发了一句：“吃了面，有番茄和鸡蛋。”母亲回：“好，多吃。”她把手机放在一旁，把那一整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胃里暖和得像装了一个小太阳。
傍晚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宿舍窗边，看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红色和金色，一层一层堆叠着，像谁在天上泼了一整盒颜料。她想起母亲喜欢在黄昏时坐在院子里择菜，一边择一边哼歌，那些歌都是孟加拉的老歌，调子拖得很长，像被晚风拉成细丝。萨米娜小时候坐在门槛上听，总是不耐烦，说“妈妈你换一首吧”。母亲只是笑笑，继续哼。现在她坐在这里，突然很想再听母亲哼一首，哪怕是最长的、最慢的、最老套的那首。
天黑透了，她打开台灯，坐在桌前写了今天的日记。写完之后，她又把黑壳笔记本翻到最前面，那上面有她出发前写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害怕，就看看天上的月亮。我和妈妈、哈桑，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她推开窗户，探出头去，天上确实有一弯月亮，细细的，像母亲用来切酸角的那把小刀。风从树梢吹过，带着夜晚草木的清气。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像把积压在胸口的所有不安都吹散了一点点。
她关上窗，回到床边坐下，手机亮了，是哈桑发来的信息，英文写的：“你到重庆了吗？学校里怎么样？”她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她很想说“我很好”，可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她也很想说“我想你”，可那样会显得太软弱。最后她回了一句：“到了，学校很好看。”哈桑很快回了一个笑脸，后面跟着一句：“真主保佑你。”她看着那个笑脸，像看见哈桑本人站在面前，腼腆又认真。她把手机贴在嘴唇上，轻轻说了一句：“我也想你。”然后关掉屏幕，躺进被子里。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的枕边，像一小片银色的羽毛。她闭上眼睛，想起母亲在机场外面转身时被风吹起的纱丽边角，想起哈桑微笑时嘴角那两道浅浅的纹路，想起父亲在世时院子里木瓜树下的旧凉鞋。她想，人这一生大概就是不断地告别，又不断地在陌生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那层薄薄的月光里，慢慢地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天，萨米娜开始习惯一些事情。她会在早晨去那个早餐摊买馒头或花卷，用手机扫码付钱的时候，听见那声清脆的“嘀”，心里就安定一些。她会在上课时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认真抄写黑板上那些复杂的汉字，尽管她大部分都看不懂，但她会用拼音标在旁边，下课后对照词典查。她会在傍晚去学校后山的步道走一走，那里有很多老人散步，很多人和狗一起跑，还有情侣坐在石凳上说话。她听着那些她听不懂的声音，觉得这个城市正在一点一点接纳她，就像她也正在一点一点接纳这个城市。
有一天，她在校门外遇见了那天在观音桥帮她买奶茶的大爷。大爷穿着那件白色背心，正带着一个旅行团过马路，手里举着一面小黄旗。萨米娜一眼就认出了他，跑过去，用英语说“谢谢”。大爷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她，然后用带着浓厚口音的普通话说“哦，是你啊，妹儿，奶茶好喝不？”萨米娜用力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包从家乡带来的茉莉花茶递给他，说“This is for you”。大爷接过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哦，茉莉花，好东西，谢谢谢谢”。他把茶塞进背心口袋里，挥挥手走了，继续带着那队老人过马路。萨米娜站在路边，目送他走远，心里像有一小束暖黄色的光照进来。
她开始主动和别人说话。食堂打饭的阿姨认识她了，每次她用手指点菜的时候，阿姨都会笑，说“这个妹儿乖”。宿舍楼下的保安大叔看见她，会慢悠悠地问“今天不上课啊”。她听得半懂不懂，但会笑着点头。小陆每周会找她吃一次饭，带她去学校附近一家小面馆吃牛肉面。老板娘很热情，每次都给她多加两片牛肉，说“你们老外吃不得太辣，我给你们弄微辣”。萨米娜慢慢能听懂“微辣”“中辣”“麻辣”的区别了，也能用中文说“不要香菜”。小陆说她进步很快，她心里很高兴，脸上却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可有些夜晚，她还是会觉得孤独。那种孤独来得很突然，像一场没有预报的雨。她坐在桌前看书，翻到某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句“月是故乡明”，忽然就定住了，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在说她。她放下书，走到窗边，看外面黑黢黢的树影，听远处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她觉得自己也是一条河，从很远的地方流到这里，和另一片土地上的泥沙搅在一起，分不出界限。
她给母亲打电话，终于敢打了。第一次接通的时候，她听见母亲“喂”了一声，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音。她的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嗯”了一声。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不习惯，吃不饱？妈给你寄点干粮过来”。萨米娜忍着泪，说“不用，这里什么都买得到”。母亲说“那你自己吃好点，别舍不得”。电话里的杂音很大，像有风从远处刮过来。萨米娜说“好”，然后问“你身体怎么样”。母亲说“好得很，今天还去了集市”。母女俩沉默了几秒，母亲先挂断了电话。萨米娜把手机放下，趴在桌上，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一滴砸在课本上，把那个“月”字洇湿了。
她想起外婆去世那天，母亲也是这样，在电话里说“我没事”，然后挂断电话。那天晚上萨米娜偷偷跑回家，看见母亲一个人在院子里烧旧衣服，火光把她的脸映成橙红色，眼睛却是干的。萨米娜走过去，蹲在母亲身边，母女俩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盯着那堆火慢慢熄灭。最后母亲说“你外婆说，人死如灯灭，不要哭”。可外婆自己是最爱哭的，每次给萨米娜梳头时都会掉眼泪，说“你长得像你妈妈，以后也要受苦”。萨米娜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受苦”，现在似乎慢慢懂了一些。
日子一天天过去，重庆的夏天渐渐转凉，梧桐叶子开始发黄，风吹过时，有落叶打着旋落在她脚边。她不再害怕出门，不再害怕扫码，不再害怕别人问她从哪里来。她甚至在一次小组作业里，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说“我的家乡在孟加拉，那里有很多河，也有很多花”。同学们给她鼓掌，她红着脸坐下，手指在桌沿上扣得发白。
可她始终没有忘记哈桑。她会在晚上给他发一段英文，说今天学到了什么，吃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人。哈桑会回复她，讲一些达卡的事，说大学里又来了新老师，说他的妹妹考试得了第一名，说母亲的风湿又犯了但不算严重。两个人就在这样的字句里，把两个城市的距离慢慢拉近，又慢慢拉远。萨米娜有时候觉得，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几千公里，还有一种越来越模糊的东西，像旧照片上泛起的白雾，说不清是因为时间还是因为距离。
有一次，她问哈桑：“你还来吗？”哈桑很久没有回复。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看到一条信息，很长，大意是他弟弟考上了私立大学，学费很高，家里把钱都凑了，他暂时走不开了。萨米娜把那条信息看了三遍，然后打了三个字“我理解”。她确实理解。她知道哈桑是一个把家庭看得比命还重的人，和他相比，父亲也是那样的人。父亲在码头干活，每天把大部分工钱交给母亲，自己只留一点买槟榔的钱。母亲说他“死心眼”，可又常在夜里偷偷哭。
萨米娜没有哭。她洗了脸，穿好衣服，去食堂吃了一个水煮蛋和一碗白粥，然后去教室上课。那天老师讲的是中国家庭观念，说中国人讲究“家和万事兴”，所有个人理想都要放在家庭后面。她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想起自己的家，想起母亲一个人坐在门前的木瓜树下，影子被拉得又长又细。她忽然觉得，她来中国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个支离破碎却从未散架的家。她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把母亲接过来，或者至少让母亲晚年不用再为几塔卡和邻居红脸。
下课后，她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中文教材，都是基础的，带拼音和英文注释。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像小时候学孟加拉字母那样认真。她在笔记本上写：“家，有房顶，有猪，所以古人认为有房子和猪才是家。”她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趣，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画了一只胖胖的猪。画完之后她自己笑了，这是她来重庆后第一次由衷地笑，从心里某个很深的地方冒出来，像泉水。
天气转凉后，她开始跑步。每天清晨，她沿着校园后面的梧桐大道慢跑，从宿舍跑到校门再折返，大约三公里。起初跑一段就喘，后来慢慢能跑完全程。她觉得自己在变强，不只是身体，还有心。跑步的时候，脑子会放空，那些解不开的结会暂时松开。有一天跑到一半下雨了，她没停，反而跑得更快，雨点砸在脸上，凉丝丝的，像老天在给她洗脸。跑回宿舍时浑身湿透，她在水房用热水冲了很久，出来后觉得整个人像被重新拼装了一遍，又清醒又轻盈。
她开始教宿舍管理员的小女儿学英语，每周两个晚上，每次半小时。小女孩叫朵朵，七岁，眼睛很大，总是拖着两条小辫子。萨米娜教她唱英文儿歌，声音很小，怕吵到别人。朵朵学得很快，每次下课前都会问一句“姐姐，孟加拉在哪里？”萨米娜就在一张便签纸上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地图，告诉她孟加拉在南亚，有很多河流和稻田。朵朵似懂非懂地点头，把便签纸贴在铅笔盒上。萨米娜看着她的样子，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她也爱问“中国在哪里”，母亲说“在很远的地方，坐飞机都要一整天”。
十月的一个周末，小陆约她去南岸区看老街。她跟着他坐轻轨，穿过了长江，窗外是灰蓝色的江水，江面上有货轮慢慢驶过，汽笛声又长又低。轻轨穿过楼宇之间，她觉得自己像飞在空中的一只鸟，下面的人小得像蚂蚁。到了南岸，他们沿着老巷子走，两边是青砖老房和卖豆花的小店，石阶被磨得发亮，有猫趴在墙头睡觉。萨米娜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是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剥豆子，背后的门框上贴着褪色的红对联，风吹过时，对联一角轻轻翻起。她觉得那张照片能拿回去给母亲看，告诉她自己生活的地方长什么样。
他们走到江边，看对岸的渝中半岛，高楼密密麻麻，像一排巨人站在水里。江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成一团，她用手压着耳边的碎发，笑着看远处。小陆说“你来了快两个月了，感觉怎么样？”萨米娜想了一会儿，说“像一杯茶，刚入口是苦的，后来慢慢回甘”。小陆点点头，说“你会越来越好的”。萨米娜没说话，只是把目光投向江面，看一圈圈涟漪被风吹散，又聚拢。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她给哈桑发了一张江边的照片，没有配文字。哈桑隔了很久回了一句：“很美，像我们达卡的布里甘加河。”她看着这行字，心里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是啊，达卡也有河，那条河很脏，两岸挤满棚户，可夕阳照在水面上的时候，颜色和这里几乎一样。她忽然明白，她不是离开了那条河，她只是把河带进了身体里。
十一月，重庆开始下雾。早晨起来，窗外的梧桐树隐在白茫茫的雾里，像一个睡意未消的人。萨米娜喜欢雾天，因为雾让世界变得柔软，所有棱角都被抹平了。她裹着一条薄围巾出门，围巾是母亲织的，深红色，带着流苏，已经起了毛球。她说“重庆的雾好大，像达卡的雾”。同学说重庆是“雾都”，她这才知道。她想起达卡的冬天也有雾，只是薄一些，散得快一些。母亲最怕雾天出门，因为路上看不清，容易摔跤。可她又必须出门，要去做清洁工，给人家洗衣服。萨米娜说“等我赚了钱，你就不用去了”。母亲说“等你赚了钱，我就在家里享福”。两个人都笑了，好像那日子就在眼前，一伸手就够得着。
那年冬天，萨米娜没有回孟加拉。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兼职，是在一家小型的跨境电商公司做客服，每周去三天，主要回复英语邮件。工作不难，但刚开始她经常出错，不是把地址搞混就是回复慢了。主管是个年轻女人，说话语速很快，但耐心教她。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她拿了四千多人民币，厚厚一叠红票子装在信封里，她站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数了三遍，手都在抖。她给小陆发信息说“我发工资了”，小陆回了三个字“厉害啊”。
她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件羽绒服，深紫色的，很厚实，邮费不便宜，她犹豫了几天才寄出去。她又给哈桑买了一条围巾，烟灰色的，摸起来像云。她在包裹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达卡不下雪，但晚上会冷，围上。”寄东西的时候，她在快递单上写了母亲的孟加拉文地址，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字。邮局的工作人员看了半天，说“这个寄到国外哦，可能要半个月”。萨米娜点头说“没关系，不着急”。
十二月中旬，母亲打来电话，说收到衣服了，穿着很暖和，就是颜色太亮了，怕弄脏。萨米娜说“你穿吧，脏了再洗，我明年再给你买”。母亲在电话那头笑，说“你哪来那么多钱，自己要省着用”。萨米娜说“我找到工作了，不累，就是回英文邮件”。母亲说“还是我女儿有出息”。这句话隔着几千公里传过来，像冬天里的一口热汤，从耳朵一直暖到肺里。
她给哈桑的包裹也到了。哈桑发了一张照片，脖子上围着那条灰围巾，站在他们学校门口那棵凤凰花树下，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他说“像你在我身边”。萨米娜把照片存下来，设成手机屏保。每天晚上睡觉前，她看着那张照片，想象哈桑在达卡街头骑摩托车的样子，风吹起他的衬衫下摆，像一片白色的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春天。校园里的樱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铺满小路，风一吹，像下了一场温柔的小雪。萨米娜走在路上，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她会和同学们一起在樱花树下拍照，会去校门口那家新开的奶茶店买一杯奶茶，然后坐在黄桷树下慢慢喝。她甚至学会了用重庆话说“要得”“巴适”“晓得不”，虽然口音怪怪的，但每次说都会把别人逗笑。
她和朵朵的关系越来越好。朵朵会把自己的小秘密告诉她，说班上哪个男生长得好看，说妈妈不让她吃冰棍但她偷偷买。萨米娜笑着听，偶尔用英语回应几句，朵朵听不懂就急得跺脚。两个人在宿舍楼下的石桌旁，一边吃薯片一边笑。朵朵的妈妈说“萨米娜来了以后，我们朵朵英语成绩好了不少”，语气里全是感激。萨米娜说“朵朵也教我中文”。这是真的，朵朵教她说“蝴蝶”“星星”“月亮”这些词语，还纠正她的声调。两个人像彼此的镜子，一个照见过去，一个照见未来。
她开始给母亲写信，不是发短信，而是用真正的纸笔写。她买了一叠印着重庆夜景的明信片，一张一张写满英文和孟加拉文夹杂的句子，写她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认识了谁。明信片很慢，寄回达卡要很久，但她喜欢这种慢。每次把明信片投进邮筒时，她都觉得自己寄出去的不是一张纸片，而是一小块自己的心。母亲也会回信，每次都写得很短，用圆珠笔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几个字，比如“收到，很高兴”“我也想你”“家里的木瓜树又结了果”。萨米娜把这些纸片全部夹进黑壳笔记本里，笔记本越来越厚，像一本被爱撑满的书。
有一天，她在明信片上写：“妈妈，重庆也有一个‘洪崖洞’，晚上的灯亮起来，像童话里的小镇。我站在对面看，觉得如果你和哈桑也在旁边就好了。下一次，我会带你们一起来，我买三张票。”写完后，她自己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仰头看天，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一盏高高的路灯，把她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
那年夏天，哈桑发来一条很长很长的信息，说他终于攒够了买机票的钱，但家里又出了点事，他妹妹生了一场病，花了不少钱。他说“萨米娜，我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她看着这条信息，没有难过，也没有生气。她只是走到窗边，把纱窗拉开，让夜风吹进来。楼下的蟋蟀叫得正欢，像在开一场演奏会。她给哈桑回了一句：“没关系的，我会等，像等一场季风。”发完后，她坐在黑暗里，脸上有一道很浅很浅的笑纹。
她知道等待有多苦，可她不怕。因为她来到重庆后的每一天，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她等着扫码成功，等着听懂老师讲课，等着交到朋友，等着收到第一笔工资，等着母亲的电话，等着哈桑的回复。等待已经变成她身体的一部分，像骨血一样。她甚至觉得，正是这些等待让她变得更结实，更清楚自己是谁。
第二年春天，学校举办国际文化节。萨米娜和几个留学生一起搭了一个孟加拉展台，上面摆着她从家里带去的纱丽、铜器、茉莉花茶和几张达卡的风景照片。她穿上一件红色的传统长裙，额心点了一颗小红点，站在展台后面给来来往往的人介绍孟加拉。一个女生问她“孟加拉有什么好吃的”，她说“有咖喱鱼、油炸饼、酸角汁”。女生说“听着就流口水”。萨米娜笑着说“有机会我带你们尝”。那一刻，她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像一株在异乡土地上开出的花，终于看见了自己的颜色。
文化节结束后，她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中文写的：“萨米娜，你好，我是那天在观音桥给你纸片的男人，你还记得吗？我表妹说今天在文化节上看到你了，说你现在很厉害。祝贺你。”她看着这条短信，想起那天在步行街的惶恐，像上辈子的事。她回了一句“谢谢，祝你也好”，然后删掉了那条信息，也翻出了裙子侧兜里那张折过两次的纸片，扔进了垃圾桶。
她站在垃圾桶旁，看着那张纸片和奶茶杯、纸巾混在一起，忽然觉得轻松。有些东西注定要留在过去，就像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她转身往宿舍走，脚步轻快，嘴里哼起一首歌，是母亲以前常哼的老调子。调子拖得很长，被风吹散在花香里。
那一年的五月，学校后山的栀子花开疯了，每一朵都白得像新雪，香得能用刀切。萨米娜摘了两朵放在宿舍窗台上，晚上闻着香味写日记。她在黑壳笔记本上写：“第二年快结束了，我似乎在这里扎下了根。根不深，但足够让我站住。我学会了不害怕，学会了把乡愁熬成糖。我想妈妈，想哈桑，想达卡的雨和河。但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块浮萍了。我有根，根在心里。”
写完这些，她打开手机，给哈桑发了一条语音，用孟加拉语说：“今天学校里的栀子花开了，很香，像小时候外婆家门口的那棵。我想你。”说完她按住手机屏幕，像要把这句话按进泥土里。很快，哈桑回了一条语音，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带着达卡口音里特有的尾音：“我也想你，萨米娜。真主保佑我们早日相见。”
她把手机贴在胸口，窗外的栀子花在月光下白得发亮。她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像一朵花，正慢慢地，慢慢地，在春天的夜晚打开花瓣，把所有的香都交给风。
后来，她又去了很多次观音桥。每一次经过那家奶茶店，她都会买一杯杨枝甘露，只是不再需要别人帮她付钱。她会点开付款码，听见那声“嘀”，然后端过杯子，走到外面的石凳上坐下，慢慢喝。她不再害怕人群，不再害怕陌生的目光。有时候她会想，如果当初那个大爷没有帮她买那杯奶茶，她会不会在那一天就崩溃了。但她没有崩溃，她没有。她熬过来了，像一颗种子顶开了压在身上的土块。
她开始把那三张百元纸币的故事写进日记里，写那个穿白背心的大爷，写那个用报纸包油饼的老妇人，写那个帮她把卡弄好的小陆，写那个叫她“妹儿”的出租车司机。她写：“我在这座城市里遇到过很多陌生人，他们不认识我，却愿意拉我一把。我想，这就是中国。很吵，很热，很辣，但也很暖。”
再后来，她在一次留学生交流会上，作为代表发言。那天她站在台上，拿着话筒，用中文说了一句：“大家好，我叫萨米娜，来自孟加拉。我来重庆两年了，刚来的时候，我连一杯奶茶都不会买。现在，我可以自己点外卖、坐轻轨、去医院挂号。我想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也想把这份帮助传下去。”台下响起掌声，她看见小陆在最后一排朝她挥手，看见朵朵和她妈妈坐在角落里笑。
她说到最后，声音有些抖，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她说：“我妈妈在达卡，她从来没坐过飞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带她来重庆，吃一次火锅，看一次夜景。”台下有人鼓掌，有人点头。她鞠了一躬，走下台。
那天晚上，她给母亲打电话，把发言的内容用孟加拉语重复了一遍。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为你骄傲。”萨米娜问：“妈，你哭了吗？”母亲说：“没有，我怎么会哭。”可是萨米娜听出来了，母亲的声音像含着一口水，又潮又重。她也跟着笑起来，笑得眼泪一颗颗往下掉。
时间走到第三年，萨米娜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在重庆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正式工作。她租了学校附近的一套小公寓，一室一厅，窗户朝南，白天有很好的阳光。她在阳台上种了几盆花，有茉莉、薄荷和一棵很小很小栀子花。每天下班回来，她先给花浇水，然后坐在窗边看日落。她把母亲的照片摆在书桌上，旁边插着一小束干花。
她开始计划把母亲接来住一段时间。查机票、办签证、打电话，每一步都很繁琐，但她不觉得麻烦。每次想到母亲穿上她买的那件紫色羽绒服坐在飞机上，她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哈桑依然在达卡，他说他弟弟已经毕业了，家里的负担轻了一些。萨米娜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哈桑说“等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她知道他一定会来，也许不会很快，但一定会。
那年秋天，母亲真的来了。萨米娜去机场接她，站在到达口外面，看着一群又一群人走出来，始终没有看到母亲。她忽然慌了，像第一次站在观音桥时那样。她拿出手机，想打电话，可母亲没有开通国际漫游。她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用眼睛搜遍每一个角落。直到最后，她看见一个矮小的女人，穿着一件深紫色羽绒服，推着一只旧皮箱，慢慢地从通道尽头走出来。女人的头发白了很多，背也有点驼，但眼睛很亮，像两颗泡在月光里的葡萄。
萨米娜跑过去，一把抱住母亲。母亲的身子很轻，像一把晒干的稻草，羽绒服发出簌簌的响声。萨米娜把脸埋在母亲的肩上，眼泪像决了堤。母亲拍着她的背，用孟加拉语说：“别哭，别哭，我来了。”她的声音那么近，那么热，像从萨米娜自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
那天晚上，萨米娜带母亲去吃了一顿火锅。母亲不会用筷子，萨米娜就教她。母亲被辣得直吸气，可嘴巴里不停地说“好吃，好吃”。窗外的长江边灯火通明，江面像一条流动的金色绸带。母亲看着窗外，眼睛睁得很大，像第一次看见星星的孩子。萨米娜给她夹了一片牛肉，说“妈，你多吃点”。母亲转过头来，看着她，眼睛里泛着水光，笑着说：“我女儿真的长大了。”
夜深了，母女俩回到公寓。母亲睡在萨米娜的床上，萨米娜打地铺。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两个人的脸上。母亲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很轻，带着火锅残留的香气。萨米娜却怎么也睡不着，她侧身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想起很多很多年前的达卡，母亲也是这样看着她入睡，一边轻轻扇着蒲扇，一边哼着走调的歌。
她忽然觉得，自己走了这么远，其实不过是为了回到母亲身边时，能更有力气抱住她。
窗外，长江水静静地流，灯火一盏一盏熄灭。萨米娜轻轻起身，在母亲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母亲在睡梦里动了动嘴唇，像说了什么，又像只是梦呓。萨米娜躺回去，闭上眼睛，听着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满是安宁。
夜风从阳台吹进来，带着茉莉花和栀子的香气，像一双手，温柔地盖在她们身上。
《全文完》
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文不涉及任何真实人物、事件及特定机构，所有情节均为文学创作，请勿对应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