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七，来俄罗斯第四年，在伊尔库茨克郊区一家中国人开的木材加工厂做带班。厂里三十几个工人，一半中国籍，一半当地雇的，平时各干各的，语言不通就比划，实在说不明白就找翻译软件，日子过得糙，但也算稳当。
2024年十一月初，贝加尔湖已经刮白毛风，厂区堆场的原木上结着一层薄霜。我裹着军绿色棉袄从宿舍往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食堂那边亮着灯，烟囱冒着青烟。我们这批中国工人住在东边两排彩钢板房里，当地工人大多自己开车来，不住厂。只有两个当地女孩住厂里，一个叫娜斯佳，一个叫卡佳，在剥皮车间做质检，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我起初没怎么注意过她们。厂里中国人跟当地人各吃各的，食堂做了中餐，当地人嫌油大，自己带黑面包和红菜汤。偶尔在过道里碰见，点个头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回夜班，我在堆场清点方木数量，听见剥皮车间后面有人说话，声音压得低，但夜里静，听得很清楚。是娜斯佳，她在跟人打电话，俄语说得快，我只能听懂几个词，大概是“钱”“孩子”“下个月”之类。我也没当回事，清点完就回宿舍了。
真正让我对当地女孩早熟这件事有实感，是在十一月底。那天下午我轮休，去市里买手套和冻疮膏，回来的时候在厂门口碰见卡佳。她没穿工装，换了件米色呢子外套，头发披着，脸上化了妆，正站在一辆老款拉达旁边跟一个当地男人说话。那男人看着有四十多，络腮胡子，肚子挺着，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比划。卡佳表情平静，偶尔点一下头。我经过的时候，她看见我，笑了一下，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好，老大。”
我应了一声，没多停。后来才从另一个中国工人嘴里听说，那个男人是卡佳的丈夫，在安加尔斯克开货车，两人结婚三年了，孩子快两岁，放在娘家。我当时有点意外。卡佳怎么看也就二十三四，按国内这年纪，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很多女孩还在家长里短地闹分手，她倒已经拖家带口了。但转念一想，这边结婚确实早，也不奇怪。
真正让我对娜斯佳产生印象，是十二月中旬。那年雪下得大，厂区道路三天两头要铲。一天傍晚，我在车间外头抽烟，娜斯佳从后面出来，没穿外套，只穿着件深蓝色毛衣，两手插在裤兜里，站在我旁边往远处看。她个子不算高，棕黄色头发扎成马尾，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疤，不细看注意不到。她指着远处公路方向说：“那里，我妹妹今天来。”我顺着看过去，只有白茫茫一片。我回了一句：“这么冷，怎么不穿外套？”她缩了缩脖子，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出来透口气，里面太闷。”我英语也一般，只能勉强对付。她告诉我她二十二岁，已经工作四年了，之前在伊尔库茨克一家超市收银，后来经人介绍来的木材厂。她说这些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隔了两天，我在食堂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坐在娜斯佳旁边，长得很像，瘦，眼窝深，安安静静喝汤。我猜就是她妹妹。后来听食堂中国师傅说，那小姑娘叫波琳娜，在伊尔库茨克上技校，学会计，放假坐大巴过来看她姐姐，住两天。师傅一边颠勺一边跟我说：“这丫头人小鬼大，昨天还问我中国人抽不抽大麻。”我笑了一声，没接话。
波琳娜来的那几天，我注意到一件事。娜斯佳每天下工后都会从食堂打包一份炖牛肉和米饭，带回宿舍。按理说妹妹来了应该一起去食堂吃，但她总是两人躲在屋里。后来有个当地女工跟中国翻译闲聊时提起，说娜斯佳工资一大半都寄回家了，她妈没工作，继父喝酒，家里还有个上小学的弟弟，日子紧。波琳娜的学费也是娜斯佳在出。我听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二十二岁，搁国内也就是刚出校门，有的人还伸手问家里要钱，她倒已经扛起一整个家了。
没几天，波琳娜走了。我那天正好去市里办事，在大巴站碰到她，她提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站牌下面，嘴里呼着白气。我停了一下，用翻译软件问她：“回学校吗？”她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又打了一行字：“谢谢你们照顾我姐姐。”字打得很工整。我回了一句“路上小心”，就办事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很快到年底。厂里放假三天，中国工人都猫在宿舍里打牌、包饺子。当地工人回了家，娜斯佳和卡佳也走了。我原以为这年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元旦刚过，娜斯佳回来得比谁都早，而且脸色很差，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像几天没睡。她照常上工，只是话更少了。有一天中班，她在剥皮机上走神，手套差点卷进去，幸好旁边人拉了一把。那天晚上，我巡夜经过女工宿舍，听见她在屋里跟卡佳说话，声音哽咽。我没多听，但“爸爸”“警察”“钱”几个词飘出来，我心里大概猜到七七八八。没两天，翻译小刘告诉我，娜斯佳她继父元旦前喝醉酒把人给打了，被抓进拘留所，她妈慌了神，光保释金就掏空了家底。
我知道这事后没声张，只是跟食堂打了个招呼，说给娜斯佳多盛点菜。食堂师傅跟我熟，嘟囔一句“她给钱吗”，我说从我账上扣。师傅愣了一下，点点头。当天晚上，娜斯佳打饭时看着碗里多出的肉，抬头朝食堂窗口里看，又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正低头啃馒头，没接她眼神。过了两天，她拿了几个苹果放我宿舍门口，用塑料袋装着，什么也没说。我也没提这事。
一月中旬，厂里来了两个新工人，都是从国内刚来的，一个河南的，一个山东的，年纪都不大，二十七八。河南那个姓赵，嘴贫，来没三天就跟卡佳套近乎，在车间里用手机翻译软件跟人聊个没完。卡佳一开始还回两句，后来就不怎么搭理了。山东那个姓郑，闷葫芦，干活倒是踏实。我安排他们跟着老工人先熟悉流程。
赵小梁这人吧，其实心眼不坏，就是没个正形。他见当地女孩跟中国女孩不一样，在车间里就敢开些半荤不素的玩笑，当然俄国女孩也听不懂，旁边的老工人听不下去，骂他两句。他笑嘻嘻地不当回事。有一回，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卡佳有丈夫，还跟人扯：“有老公怕啥，又不在跟前。”我听见了，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让他滚去堆场扛木头。他缩了缩脖子，没敢吱声。当天晚上，他跑来我宿舍，嬉皮笑脸地递烟。我接过来，问他：“你出来打工还是出来胡来的？”他挠挠头，说：“这不闷吗。”我抽了一口烟，说：“闷去湖面上跑两圈，别惹麻烦。”他“嗯”了一声，走了。之后倒是收敛了不少。
但我没想到的是，赵小梁消停了，卡佳那边却出了问题。一月下旬，她丈夫来了。那天正好是周六，厂里休息，不少人在宿舍补觉。我坐在门口台阶上晒太阳，看见那辆老款拉达从公路上拐进来，车后面还跟着一条黄狗。卡佳从宿舍出来，小跑着迎过去。她丈夫从车上下来，两人站在车边说话。一开始声音不大，后来越说越急，那男人手一挥，把卡佳手里的手机打到地上。卡佳弯腰去捡，又被那男人一把扯起来。我站了起来，没急着过去，只是盯着看。厂门口两个当地门卫也朝那边张望。僵了十几秒，那男人松开手，钻进车里，砰地关上门，发动了车。卡佳站在原地，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看着车开远，然后蹲下来，把手机捡起来，用衣角擦了擦，转身回了宿舍。
我没上去问。这种事，旁人插不上手。而且卡佳本身就是个硬性子的人，她若开口，自有分寸。这事过去后，卡佳照常上班，只是把左手无名指的戒指摘了，收在工位抽屉里。赵小梁眼尖，跑去问她是不是离了，被卡佳冷冷扫了一眼。他讨了个没趣，不敢再问。
二月初，国内刚过完年，厂里接了一笔大单，要往欧洲发一批板材，工期紧，连着加了半个月班。我每天在车间和堆场两头跑，累得够呛。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从车间出来透气，看见娜斯佳还没走，坐在厂区角落一根水泥管上，腿悬着，头上扣着毛线帽，手里捏着一块黑面包，小口小口地啃。我走过去，说：“这么晚还不回？”她抬头看看我，说：“屋里憋得慌。”我在旁边蹲下，摸出烟，看了看她，又塞回去了。她笑了一下，说：“你可以抽。”我摆摆手，说：“戒了。”她说：“你们中国男人很多抽烟。”我笑笑：“压力大呗。”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妈妈打电话来，说继父出来了，但是不许回家。她现在一个人带弟弟。”我“嗯”了一声，等着她往下说。她又说：“我想把我弟弟接来伊尔库茨克，但是租房子太贵。”我问：“你妈怎么说？”她摇摇头：“她只会哭。”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说话，各自坐了一会儿，就散了。
这事之后，我慢慢摸清娜斯佳家里的底。她亲爹是布里亚特人，在她七岁那年去北边伐木，冬天翻车没了。她妈改嫁给现在这个继父，原本在镇上开小卖部，后来被继父喝酒喝垮了，只好搬去跟人家合住。娜斯佳从上技校开始就自己挣生活费，毕业了出来打工，每个月留下最基本开销，剩下的全寄回去。我见过她的一双手，皮肤粗糙，指甲缝里总带着木屑，手背冻得发红。那双手跟她年轻的脸不搭。
二月底，天气开始转暖，白天雪化得稀里哗啦，晚上又冻上，路面像镜子。赵小梁在堆场滑了一跤，把脚崴了，躺了三天。他这人倒乐观，躺在床上玩手机，跟国内对象视频，一口一个“宝儿”，对面好像也是刚认识不久。小郑跟他一个屋，烦得不行，找我要求换宿舍。我给赵小梁说了一顿，让他注意点。他嘿嘿一笑，说：“这不是寂寞吗。”我拿他没法。
三月中旬，厂里传开一个消息，说老板要从国内再招一批工人，扩大生产。我们这些带班的私下议论，说现在木材出口不好做，还扩大什么生产，别是圈钱。老板是哈尔滨人，在俄罗斯待了十几年，人脉广，做事有自己一套。他很少来厂里，厂子平时交给一个姓陈的经理管。陈经理四十出头，瘦高个，话不多，但管得细。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厂里想提拔一个当地人做小班长，问我有没有合适人选。我愣了一下，说：“语言不通，不好管吧。”陈经理说：“所以要你带着。”我想了想，推荐了卡佳。陈经理问为什么不是娜斯佳。我说：“娜斯佳年纪小，压不住人；卡佳结过婚，性子稳，当地工人都认她。”陈经理点头，说考虑考虑。
没过几天，任命下来了，卡佳当当地班组的班长，每个月多拿三百人民币。她知道后没表现得多高兴，只是把戒指从抽屉里取出来，又戴回手上了。我猜她是想让家里知道，她这边日子还在正常过。赵小梁见卡佳升了，殷勤得不行，天天“卡班长”“卡班长”地叫。卡佳拿他也没办法。
真正让矛盾浮出水面的，是四月初。厂里因为赶工，要求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混班，提高效率。剥皮车间里，赵小梁和卡佳分到一组。头几天还行，赵小梁干活也算卖力。但有一天下午，赵小梁推料车的时候没看路，撞到了卡佳的腰。卡佳疼得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赵小梁慌了，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卡佳用俄语骂了一句，大概意思是“你眼睛长到哪去了”。赵小梁听不懂，还伸手去扶。卡佳一把甩开，自己站起来，捂着腰慢慢走到旁边坐下。我闻讯赶过去，先让卡佳去镇上卫生院看。她说不去，歇一会儿就行。我把赵小梁叫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苦着脸说：“地上滑，真不是故意的。”我瞪了他一眼，说：“干活留点神。”他低头不说话。那天晚上，我拎了一袋苹果和一盒跌打膏药去女工宿舍，卡佳开了门，看我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让我进去。屋里两张单人床，中间拉着一块布帘，收拾得干净。她坐在床边，我把东西放小桌上。她说了声“谢谢”，用中文。我说：“今天这事是赵小梁不对，我代他赔个不是。”她摇摇头，说：“不是大事。”我正想走，她又叫住我，说：“王，你有孩子吗？”我愣了一下，说：“没有。”她“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我站了片刻，告辞出来。
那之后，赵小梁对卡佳的态度变了。原先那些玩笑话一句不敢说，干活也老实多了，甚至有几次我看见他帮卡佳搬料，都规规矩矩的。有一回我问他：“是不是被吓着了？”他挠挠头，说：“也不是，就是觉得她不容易。”我拍了拍他肩膀，没说啥。
四月中旬，娜斯佳出了趟远门。她请了三天假，说回老家办点事。走的时候还是那身旧衣服，拎着个大包。我正好在门口，问她钱够不够。她说够。我又问需不需要帮忙。她笑了一下，说：“王，你像叔叔。”我愣住，她摆摆手，上了大巴。
那三天，我总惦记着这事。卡佳见我有些心不在焉，有一回吃饭时坐到我旁边，说：“娜斯佳回去接弟弟了。”我说：“她弟弟多大了？”卡佳说：“九岁，叫萨沙。”她又说：“她继父现在不许进家门，但那个男人有时候会去学校门口堵孩子。娜斯佳不放心，想把人接过来。”我问：“她妈同意吗？”卡佳摇头：“她妈妈没主意，只会哭。娜斯佳从小就这样，所有事都是她自己拿主意。”说这话时，卡佳的语气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佩服，又像是替她累。
娜斯佳回来那天，果然带着一个男孩。那孩子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件蓝色羽绒服，帽子戴得低，只露出一双眼睛，怯怯地跟在姐姐后面。娜斯佳把他安顿在女工宿舍，厂里当然不允许家属长住，但陈经理知道后没说什么，只是让我提醒注意安全。我找了块旧木板，给那孩子在宿舍门后隔出一个小空间，又拿了两床褥子。娜斯佳一个劲道谢，说只住一段时间，等找到房子就搬出去。我说：“孩子在这儿别乱跑，堆场那边千万不能去。”她点头，转身用俄语跟弟弟说了一遍。男孩点头，眼睛却一直盯着食堂的方向。
萨沙很安静。白天姐姐上工，他就待在宿舍里写作业，或者坐在食堂角落看手机。食堂师傅挺喜欢他，经常拿馒头和小菜给他吃。赵小梁也喜欢逗他，教他说“你好”“谢谢”，萨沙学得快，发音居然挺标准。小郑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有一天我看见他蹲在宿舍门口，教萨沙用树枝在雪地上写数字。那孩子写了一个“8”，又写了一个“3”，然后抬头看小郑，小郑点点头，又指了个“7”。画面看着挺舒心。
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四月下旬一天傍晚，一个当地女人找到厂里来，五十来岁，穿着件灰扑扑的棉外套，脸冻得通红，在门卫那里叽里呱啦说了一通。门卫打内线叫卡佳过去。卡佳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她把我拉到一边，说：“娜斯佳的继父又去学校闹了，说要把萨沙的户口和抚养权拿回去。她妈妈现在慌了，想让娜斯佳把孩子送回去。”我听完，有些上火：“这不是胡闹吗？孩子又不会被判给一个醉酒打人的人。”卡佳说：“这里是小地方，没人管这些。警察不管家务事。”我沉默了一阵，问：“娜斯佳知道了吗？”卡佳说：“我还没告诉她。”我说：“先别急着讲，等我跟陈经理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律师问问。”卡佳点头。
陈经理听完这事，抽了半根烟，说：“这边法律跟国内不一样，不过要是真上法庭，孩子本人意愿挺重要。萨沙已经九岁了，如果他自己说不想跟继父，法官一般会听。”我当晚把这话跟娜斯佳说了。她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说：“萨沙胆小，当众说话会哭。”我说：“那你得让他知道，哭也没关系，把事情说清楚就行。”她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些松动。末了，她说：“我想请个假，回去把一些证件办好。”我点头，说：“去吧，车间那边我帮你说。”她低声说：“谢谢你，王。”我不知道回什么，只能“嗐”一声。
五月初，娜斯佳带着弟弟回了一趟老家，办了出生证明、学校证明，还有一些亲属关系文件。回来的时候，萨沙手里多了一个蓝色文件夹，里面整整齐齐夹着几张纸。娜斯佳把文件夹用塑料袋包了又包，怕路上雪水浸湿。之后几天，她每天下班后就在宿舍用手机查法律条文，遇到不懂的词就找卡佳问。卡佳有时候也不确定，两人就一起查。我偶尔过去看看萨沙，见他乖乖坐在姐姐旁边，眼睛一会儿看手机，一会儿看窗外，不哭不闹，心里挺不是滋味。
事情真正出现转机，是在五月中。陈经理托朋友在伊尔库茨克找了一个法律咨询机构，收费不高，但能帮着写申诉材料。娜斯佳带着材料去了一趟，对方说萨沙这情况，如果母亲同意变更监护权，娜斯佳可以成为法定监护人。前提是她有稳定工作和固定住址。娜斯佳回来跟我说，想租个房子，哪怕是合租。我算了算她的工资，扣掉给家里的钱，剩得不多。厂区附近村子有出租的木头房子，一个月折合人民币五六百，条件差些，但能住人。她说可以。我知道劝不住，就说：“等事情定下来再搬，现在萨沙住厂里，好歹有食堂，有暖气。”她想了想，同意了。
可偏偏这时候，娜斯佳继父又整出幺蛾子。他找了个当地无赖来厂里堵她，在门口举着手机拍，说娜斯佳拐带孩子，要让警察来抓。门卫怕影响不好，把人往外赶，那无赖就躺在雪地上撒泼。正闹着，赵小梁从车间出来，看到这情形，抄起铁锹就往前冲，被小郑从后面一把抱住。赵小梁骂：“你个狗日的在这撒野！”那人听不懂，但看赵小梁气势凶，爬起来往后退了几步，嘴上还不干不净。卡佳出来，用俄语跟那人对了几句话，那人才骂骂咧咧走了。
事后我找赵小梁，说：“你长本事了，敢抄家伙。”他满脸通红，说：“我看他那德行就来气。”我说：“你打了他，警察来了抓的是你，不是他。”他不说话了。我缓了语气，又说：“娜斯佳这事得按程序走，不能蛮来。你护着点是好事，但得动脑子。”他点点头。
打那以后，赵小梁和小郑轮流在厂门口转悠，一看见那个无赖就喊门卫。接连几天，那人又来了两次，见讨不到便宜，就再没出现。娜斯佳嘴上没说什么，但有一天我看见她给赵小梁和小郑一人送了一双毛线袜子，说是她自己买的。赵小梁受宠若惊，拿着袜子翻来覆去看，嘴里说：“这怎么好意思。”小郑只“嗯”了一声，把袜子揣兜里，转身走了。
五月底，法律咨询机构帮娜斯佳把材料递上去了，接下来就是等。等待的日子里，娜斯佳照常上工，萨沙也照常待着。厂里人渐渐习惯了这孩子的存在，有时候食堂师傅会支使他去剥几头蒜，他颠颠地跑前跑后，跟个小大人一样。赵小梁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萨”，天天“小萨小萨”地叫，萨沙也不恼。有一回，萨沙用俄语问赵小梁什么，赵小梁听不懂，急得抓耳挠腮，跑来找我帮忙。我看了一眼，萨沙说：“你为什么要来俄罗斯？”赵小梁听完我的翻译，半天没吭声。后来他说：“挣得多点呗。”萨沙点点头，说：“我姐姐也是。”赵小梁摸了摸他的头，没再说话。
六月初，白昼变长，晚上九点多天还亮着。厂里的货走得差不多了，节奏缓下来。一天傍晚，我坐在宿舍门口擦鞋，娜斯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木箱子上。她看着远处公路，忽然说：“我十八岁那年，有人跟我说，如果跟他走，就给我钱供妹妹读书。”我擦鞋的手停了一下，没说话。她继续说：“我没去。但后来有一阵子，我差点后悔。”我说：“现在呢？”她笑了笑，说：“现在不后悔了。”我点点头，继续擦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萨沙昨天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沉默片刻，说：“慢慢来，等通知吧。”她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在老家县城的机械厂打工，一个月八百块，住在厂区八人间，晚上打呼噜声此起彼伏。那时候我也迷茫，家里催着找对象，可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后来跟人出来做木材，从满洲里到后贝加尔，再到伊尔库茨克，一晃十几年。很多事没人教，都是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再爬起来的。所以娜斯佳这些难处，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能懂的。但我从来不敢以“过来人”自居。每个人的路，终究得自己走。
六月中旬，厂里来消息，说法律那边已经受理，等开庭通知。娜斯佳拿到通知那天，在车间里掉了眼泪。她没躲着，就站在工位旁边，眼泪一颗颗往下掉，手还在整理验收单。卡佳过去把她拉到休息室，关上门。几个当地女工站在门外，低声说着什么。赵小梁凑过来问我：“咋了？是不是没成？”我说：“受理了，等开庭。”他“哦”了一声，像是没太听懂。小郑在旁边说：“就是法院愿意管这事了。”赵小梁一拍手：“那敢情好，早晚把那老小子治了！”我瞪了他一眼：“嘴上把门的。”他立刻闭嘴。
开庭前一周，娜斯佳请了假，每天往伊尔库茨克跑，准备材料，跟律师沟通。萨沙留在厂里，由卡佳和我轮着照看。那几天，萨沙明显话更少了，有时候坐在食堂一整个下午，手里拿着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我过去看，他画的是一个房子，旁边有两棵高高的松树，还有一个小人牵着另一个小人。我拿翻译软件问他：“这是什么？”他指了指大的那个小人，说：“姐姐。”又指了指小的，说：“我。”房子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两个俄语词，我不认识。后来问卡佳，她说是“家”和“妈妈”。我听完，心里像被什么硌了一下。
开庭那天是六月底，天气暖和了，白桦树叶子哗啦啦响。娜斯佳一早就坐大巴去了市里。厂里人都各干各的，但气氛明显不太一样。食堂师傅中午炖了牛肉，给萨沙盛了满满一碗。萨沙吃了几口就放下，趴在桌上。卡佳坐到他旁边，低声跟他说着什么。我站在门口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小郑过来，站在我旁边，也不说话。我递给他一支，他摆摆手。赵小梁从车间出来，边走边嘟囔：“今天这料怎么那么多。”看见我和小郑，也凑过来，问：“还没消息？”我说：“早着呢。”他“嗐”了一声，抓抓头发，又进去了。
下午四点多，娜斯佳回来了。大巴停靠在公路边，她一个人走下来。我远远看见她的身影，心里揪了一下。走近了，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睛红红的。我迎上去，想问又不敢问。她抬起头，看了看我，忽然笑了一下，说：“王，我可以松一口气了。”我愣了，然后才反应过来。法官把临时监护权判给娜斯佳了，正式手续后续补办，继父的诉求被驳回。我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萨沙从宿舍里跑出来，远远地喊了一声“姐姐”，跑过去扑进她怀里。娜斯佳搂着他，嘴里低声念着什么，可能是俄语，可能是布里亚特话。我别过脸去，眨了眨眼。
那天晚上，食堂做了一大锅饺子和红菜汤，大家坐在一起吃。老板难得来了一趟，看到这阵势，也没多问，只是让陈经理给娜斯佳预支了一个月工资。赵小梁起哄，说：“这是不是得摆两桌。”娜斯佳没听太懂，卡佳翻译给她。她想了想，说：“我请大家吃苹果。”大家都笑。萨沙坐在旁边，安静地吃着饺子，偶尔抬头看姐姐，再低头继续吃。
七月初，娜斯佳在厂区附近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木屋，两间房，带一个小厨房，院里有棵野苹果树。租金不贵，就是冬天得自己烧柴。她搬过去那天，赵小梁和小郑都去帮忙搬东西。我和卡佳也去了。屋子虽然旧，但窗户擦得干净，门上挂着一条碎花布帘。娜斯佳在院子里生了小炉子，给我们煮了茶。萨沙跑进跑出，脸晒得红扑扑的。我站在院子外头抽烟，看着这一幕，心里挺踏实的。卡佳走过来，说：“王，你觉得这样能过下去吗？”我想了想，说：“别人不好说，但她能。”卡佳点点头，说：“我也觉得。”
又过了一阵子，卡佳那边也变了。她丈夫来了一趟厂里，这次没吵没闹，两个人坐在车里谈了小半天。谈完之后，卡佳下车，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她回宿舍后把戒指摘了，这次是真的摘了，没再戴上。厂里有人传她离了，有人传只是分居。卡佳一概不解释。她当班长当得越来越顺手，跟中国工人打交道也有一套。有一回赵小梁问她：“卡班长，你咋不找个中国人？”卡佳白了他一眼，说：“你以为中国男人都像王哥？”赵小梁被噎得说不出话，我在旁边笑。
八月底，厂里新来了两个女工，都是当地年轻女孩，一个十九，一个二十一，由卡佳带着。两人比娜斯佳刚来时还拘谨，说话声音小小的。看着她们，我又想起娜斯佳说过的“我十八岁那年”，心里有些感慨。这些女孩，早熟是真早熟，可那早熟背后，往往都是被生活逼着往前跑。你不能简单用国内的经验去看她们，觉得她们“怎么这么年轻就成家了”，因为在这儿，日子本身就不等人。
九月中旬，贝加尔湖边上白桦开始变黄，秋天来了。有天傍晚，我在厂门口遇见娜斯佳带着萨沙从超市回来，萨沙背着一个新书包，里面大概装着新学期的课本。他长高了一点，也壮实了，看见我，用中文说：“王叔叔好。”我笑了笑，说：“中文说得不错。”娜斯佳拉着他的手，冲我点点头。我问他：“上学怎么样？”萨沙说了一串俄语。娜斯佳翻译：“他说数学有点难，但老师很好。”我摸了摸他的头，说：“好好学。”他们走后，我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的身影沿着公路慢慢变小，金色的阳光铺在他们肩上，像镀了一层边。我掏出烟，抽完最后一根，把烟头在鞋底碾灭，转身回了厂里。
后来那个冬天，我因为家里有事，回了国一趟，待了不到半个月。回来的时候，厂里已经上了冻，堆场的木头盖着防雨布，风吹得呼呼响。赵小梁走了，说是家里催着回去结婚。小郑还在，比之前更沉默了。卡佳照旧当她的班长，只是手指上光光的，干起活来更加利索。娜斯佳和萨沙还住在村里那间小木屋里，我听说她学会了烧炉子，还自己修了院子的栅栏。萨沙的成绩不错，老师给他发了奖状，娜斯佳把奖状贴在厨房墙上，每次做饭都能看见。
我没有去问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因为日子就在那儿摆着，不用问。有时候我觉得，人到了一个年纪，看事情就不那么着急了。当年的我，在村里看姑娘们去南方打工，回来时穿着时髦衣裳，也觉得差距大。后来才明白，那不是早熟，是风霜。
厂子门口的那根水泥管还在，夏天时候上面经常坐着几个工人抽烟，到了冬天就落满雪。娜斯佳有次路过，指着它对我说：“王，那是我哭过的地方。”我笑了笑，说：“现在不哭了吧。”她摇摇头，说：“还哭，但不怕了。”她怀里抱着一捆劈好的木柴，脸颊冻得红红的，眼睛里却很清亮。我点点头，说：“走吧，天黑了。”她“嗯”了一声，转身往小屋方向走去。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穿过雪地，留下两行脚印，一趟深，一趟浅。
那之后，我们再没提过从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