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二连浩特口岸的天刚蒙蒙亮。
我裹着件外套站在口岸边,风从北边吹过来,又干又冷。口岸外面已经排起队了。不是大货车,不是旅游团,是一群一群的年轻人。看长相就知道,蒙古国的。颧骨高,脸晒得黑红,有的人还穿着带毛领的皮夹克。每人拖着一个行李箱,轮子碾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响成一片。
我在这儿干了快十年。这口岸,一年比一年热闹。以前是来拉货的多,现在是来找活的多。凌晨排队,不是新鲜事。可这两年,蒙古国年轻人越来越多,我有时候恍惚,觉得这不是边境,是春运。
队伍里一个高个子男孩朝我点头,用生硬的中文说:“师傅,过关还要多久?”
我说,快了。你哪儿去?
他说,呼和浩特。先去找人,再去南边。
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打工。那边工资高。”
旁边几个年轻人也凑过来,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去学汽修,去做工,也有去学中文的。他们中文都不算好,但能听出意思:去中国,能挣钱。
天亮以后,口岸彻底醒了。蒙古国过来的大巴一辆接一辆,人一车一车往下下,箱子一个比一个新。有些人行李不多,就一个包。有些人拖家带口,女人抱着孩子,老人跟在后面。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十几年前。那时候,这口岸上也有蒙古人过来,不过大多是小商贩,背着几捆羊绒,过来换点日用百货。那时候中国这边,也不比他们好多少。两边都穷。谁也别说谁。
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过来,不再是换东西,是找工作,是找出路。
我认识一个蒙古国小伙子,叫巴图。今年二十六,二连浩特这边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他刚来时,汉语就能说“你好”“谢谢”。现在能跟师傅顶嘴,满嘴内蒙口音。他跟我说,他在蒙古国南戈壁家里放羊,一年到头,卖羊的钱不到人民币一万块。羊还越来越少。草一年比一年稀。
他说,在中国干三个月,顶他家里干一年。他在汽修厂包吃住,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忙的时候还有提成。钱攒下来,一部手机,一年给家里转好几次。
他说,他有个表弟,本来在乌兰巴托念大学。念了一半,学费交不起,也来了。先在二连浩特学汉语,后来去呼和浩特一个技校学电焊。他表弟跟他说,蒙古国现在文凭不值钱。能干活,才值钱。
我问他,你以后还回去吗?
他想了想,说,回。等学好技术,回去开个修理铺。他说,蒙古国车多,修车的人少。很多车坏了,要等中国师傅过去,或者拖到边境来修。他想把技术带回去。
他说这话时,眼睛很亮。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这种想法,很多蒙古国年轻人都没有。大多数还是想留在中国,能多干一年是一年。
那天中午,我在口岸旁边一个小饭馆吃饭。隔壁桌三个蒙古国年轻人,要了三碗面,一人加一个鸡蛋。吃得很快,像赶时间。结账时,其中一个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有零有整,数了好几遍才递过去。老板娘笑着说,别数啦,够的。他也笑,说,刚来,得省着花。
那种笑,我太熟了。像极了二十多年前,我们这边年轻人去广东打工的样子。也是这么攒着花,也是这么眼巴巴地看人眼色。
下午,我陪一个老朋友从口岸回来。他是口岸附近开旅馆的。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靠蒙古人。三四十块一晚的小房间,天天住满。有人一住半个月,等活。他说,现在蒙古国那边,工作少。年轻人要不去乌兰巴托,要不过来这边。乌兰巴托也难,房子贵,活不稳定。来中国,起码有奔头。
他这话不假。蒙古国三百多万人,一半挤在乌兰巴托。剩下的人,牧区待不住,城市没活干。年轻人要么去韩国,要么来中国。韩国去得远,签证难。中国近,机会多。他说,他旅馆里住过的蒙古国年轻人,干啥的都有。学厨的,学汽修的,学汉语的,还有去南方工厂里打工的。去的时候,箱子里装两件衣服。回来的时候,箱子里塞满了中国货。
他说,这些人不是不想家。是家里实在没活路。待在中国,还能给家里打点钱。回去,可能连羊都没得放。
晚上,我送一个蒙古国老人出关。他六十多了,带着两个大编织袋,里面全是日用百货。他是跟着儿子来的。儿子在这边给人看仓库,他过来帮带点东西回去。老人汉语不会说,光冲我笑。临过关,他弯腰从编织袋里摸出一包烟,塞我手里。我推回去。他又塞。最后我接了。他高兴了,拍拍我肩膀,转身走进去。
那背影,瘦,有点弯。
我站在关口,忽然有点感慨。十几年前,中国这边的人,不也是这么去外头找活吗?现在轮过来了。不是谁比谁强多少。是日子变了。
这口岸,每天见的人不一样,可那眼神都差不多。就是想多挣点,让家里人好过点。中国人是这样,蒙古人现在也是这样。
天又黑下来。口岸的灯亮成一片。还有几辆大巴停在路边,等最后一批人。几个蒙古国年轻人蹲在车旁,边吃面包边看手机。他们手机里放着歌,声音不大,被风吹散了。
我转身往回走。风从蒙古高原刮过来,带着沙和草味。这风,以前是往南吹沙,现在,是跟着人往南找活路。
有些变化,不用数据。站在这口岸看一个早晨,就全明白了。
#蒙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