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湾玩了7天回来，掏心窝说句：寻常老百姓，真的扛不住台湾生活

飞机降落的时候，舷窗外头灰蒙蒙的，像是罩了一层薄纱。我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来，扑面而来的是一条短信，农业银行发的，提醒我这个月房贷该还了，一万三千四。后头还跟着一条，是孩子班主任发的，说下周一之前把下学期的资料费交了，八百二。我盯着那两行数字，愣了好几秒，直到空姐提醒大家带好随身物品，我才把手机塞回兜里。

身旁的老婆还在睡着，头歪在我肩膀上，嘴角有点干，起了皮。孩子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贴着玻璃，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的云，说爸爸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只大鲸鱼。我嗯了一声，心里头却还在盘算那两笔钱。台湾这七天，我们一家三口花了三万多，差不多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去的时候觉得值，回来一算账，心口像被人攥了一把。

我叫李建国，今年三十八，在山东一个三线城市的化工厂做了十年技术员。一个月到手六千八，老婆在小学当合同制老师，一个月三千出头，两人加起来刚过万。搁我们这地方，不算差，但也谈不上富裕。房贷一月四千三，孩子的各种班一月两千，生活费杂七杂八下来，每个月能剩个千把块就算烧高香了。这次去台湾，是我拍着胸脯答应的，说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趁着暑假带娘俩出去见见世面。老婆一开始不同意，说太贵了，我说一辈子就这一回，咬咬牙就过去了。

可真到了台湾，我这牙就有点咬不住了。

头天晚上到了台北，住的酒店是我提前在网上订的，叫西门町什么什么商旅，一晚上合人民币小一千。老婆进了房间就咂嘴，说这还不如咱们县城那个汉庭宽绰，两张床挤得转不开身，窗户推开就是对面楼的空调外机，嗡嗡响了一整夜。孩子倒是不在乎，一头扎在床上滚来滚去，说爸爸这床好软。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头却想起上个月厂里老张跟我借钱给他妈看病，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只借了一千，老张走的时候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第二天去故宫博物院，门票倒不贵，三个人几百台币，换算下来也就一百多人民币。可孩子进去没多久就饿了，在门口便利店买个关东煮和三角饭团，三样东西花了新台币两百多。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掏出手机按了按汇率，心下一惊，五十多块人民币，就这几口东西？在我们家楼下的包子铺，十块钱能买一屉肉包子，够我们一家子吃顿饱的。老婆看我脸色不对，把孩子手里的饮料拿过来自己喝了，说妈妈渴了让妈妈喝。孩子撅着嘴，但没吭声。那一路上，老婆再也没提过要买水喝，渴了就抿抿嘴唇，说台湾的天气潮，不渴。

后来几天去了九份，山城挺美的，顺着石阶往上爬，两边都是小铺子，卖芋圆的、卖茶叶的、卖那种小陶笛的。孩子看中了一个猫头鹰陶笛，小小一个，三百五十台币。他拿在手里吹了一下，声音哑哑的，不成调子，但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看了看老婆，老婆没说话，别过脸去看远处的海。我心里一横，掏钱买了。孩子高兴得跳起来，一路吹着那破陶笛下山，难听得路人都回头瞅他。可我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三百五十台币，折合人民币八十多块，在我们那儿的夜市，能给孩子买仨玩具还带找零的。

最让我绷不住的是在花莲那晚。我们住的民宿挨着海，窗外就是太平洋，浪头一个接一个拍在礁石上，白色的沫子溅老高。孩子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海，扒着窗台喊了一下午。晚上我寻思着带娘俩吃点好的，就在海边找了个小馆子，看着挺普通的那种，塑料桌椅，支在沙滩上。我点了三菜一汤，一条清蒸的鱼，一盘炒蛤蜊，一个青菜，一碗紫菜蛋花汤，加三碗米饭。结账的时候老板笑眯眯地说，先生，一共两千八。我说台币？老板说是的。我脑子嗡了一下，两千八台币，六百多人民币。在我们那儿，六百多够一家人下馆子搓一顿好的了，还能剩点打包带走。我把卡递过去的时候，手都有点抖，脸上还得撑着笑，说台湾的海鲜真新鲜。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之后，我和老婆坐在民宿阳台的藤椅上。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远处的渔火一闪一闪的。老婆忽然说，建国，咱回去把孩子的英语班停了吧，一个月八百多呢，我看他自己也不是很想去。我说不行，别人家的孩子都上，咱不上就落下了。老婆就没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那把我那个美容院的卡退了吧，反正我也没时间去。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严严实实的，喘不上气来。那卡是她去年生日我给她办的，三千多一年，她去了不到五次，每次都说忙，其实就是舍不得做项目，想留着给我和孩子用。

第七天返程的时候，在桃园机场候机，老婆去免税店逛了一圈，空着手回来的。我说你没买点啥？她说看了看，那口红一支两百多，跟咱商场里的一样，网上买还便宜。孩子趴在椅子上画画，画的是九份那个山城，歪歪扭扭的房子叠在一起，最上头画了个大大的太阳，太阳底下站了三个人，手拉着手。老婆看着看着，眼角就湿了，偷偷用袖子擦了擦，假装打了个哈欠。

回来第一天我就赶回去上班了。厂里的管道刚检修完，一身的机油味。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张凑过来问我台湾好玩不。我嚼着馒头说挺好挺好，阿里山的树老粗了，几个人抱不过来。老张咧着嘴笑，说那得花不少钱吧。我说还行，出去嘛，就图个开心。老张点了点头，低下头扒拉他的土豆丝，我就看见他后脑勺上的白头发比我去台湾之前又多了几根。

晚上回到家，老婆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呜呜地转。孩子在客厅写作业，那陶笛搁在电视柜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我坐在沙发上翻手机，翻到在台湾拍的那些照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每一张都笑得跟花似的。可看着看着，我就把手机扣过去了。阳台外面是黑漆漆的居民楼，一格格亮着灯的窗户，跟我们走之前一模一样。隔壁单元谁家在吵架，声音隔着墙传过来，闷闷的，听不清骂什么，但能感受到那股子火气。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我们去了一趟远方，看了七天别人过的生活，然后又回来了。台湾是个好地方，干净，礼貌，有山有海有温情。可我一个寻常老百姓，真的扛不住那样的生活。不是身体扛不住，是心里头扛不住。扛不住一瓶矿泉水八块钱，扛不住一碗牛肉面四十多，扛不住孩子每看中一样东西我都要在心里换算成房贷的几分之几。那七天我活得像个演员，脸上笑呵呵，心里头时刻在打算盘。打过来打过去，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最后算出来一笔账，原来我的日子，只能在咱们这小城里这么过，换一个地方，连气都喘不匀。

回来一个礼拜之后，有天晚上我加班回来晚了，孩子已经睡了。老婆坐在床头看手机，见我进来，把屏幕按灭了。我说你看啥呢，藏着掖着的。她犹豫了半天，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一个小程序的页面，卖手工编织的，啥都有，杯垫、挂毯、小玩偶。她说我想着晚上没事儿，学着编点东西挂网上卖，一个能挣个十块二十的，一个月下来也能添补点。我看她手指头，大拇指和食指上缠着创可贴，问咋弄的，她把手缩回去说试样品的时候毛线勒的，不碍事。

那一刻我鼻子酸得厉害。我三十八了，在厂里干了十年，从普通工人干到技术员，涨过三回工资，一回涨二百。我以为我撑起了这个家，可到头来，让老婆为那十块二十的把手勒出泡来。我接过她手机翻了翻，那些编好的样品照片拍得挺好看的，颜色搭配得也素净。我说你别弄这个了，费眼睛，我来想办法。她说你有啥办法，你还能换个工资高的活儿？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是啊，我能换啥活儿，我除了会看管道仪表，啥也不会。

那几天我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台湾那些画面。不是风景，是人。是便利店里那个头发花白还在上夜班的老太太，是夜市上一边烤串一边哄孩子的年轻夫妻，是民宿老板开着辆快散架的面包车来码头接我们，路上笑着说他这个民宿贷了二十年款，儿子在台北念书，一个月生活费要两万多台币。我当时还觉得他们过得不容易，回来才明白，谁容易呢？把日子过下去的人，没有谁是容易的。

后来我还是没让老婆搞那个编织。我去找了我一个高中同学，他现在搞货运，自己养了两辆大车跑长途。我说老同学你那儿缺人不，我晚上和周末能给你跟车押货。他瞅了我半天，说建国你这坐办公室的，干得了这个？我说有啥干不了的，我农村出来的，啥苦没吃过。他说那行，跑一趟省内的给你三百，省外的五百，不过都是后半夜，你白天还得上班，身体吃得住？我说吃得住。

头一回跟车是去青岛，晚上十点出发，凌晨两点到的，装了货又往日照赶，到日照天都蒙蒙亮了。我坐在副驾上，看着高速路两边的黑影子唰唰地往后退，困得眼皮子打架，可脑子里清醒得很。我算了一笔账，一趟三百，一周跑两趟，一个月能多两千四。加上我工资，再加上老婆的，刨去房贷和开销，能剩下三千。一年下来三万六，够明年再出去一趟了，不过下次不去台湾了，太贵，去个威海啥的，看看海就行。

跑了两个礼拜，瘦了五斤，老婆看不下去了，有天晚上等我回来，给我下了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说建国你别跑了，你看你眼窝都凹进去了。我吸溜着面条说没事，年轻的时候在工地搬砖比这累多了。她说那不一样，那时候你一个人，现在你有家有口的。我抬起头看她，我说正因为有家有口，我才得跑。

她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体检单，她的名字，上头有一行字写着宫内早孕，约六周。我筷子上的面条啪嗒掉回碗里，溅了一脸汤。我看着她，她看着我，俩人都没说话。窗外头天快亮了，灰蓝色的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角的细纹比去年多了好几条。

我说你咋不早告诉我。她说我也是刚知道，上礼拜总觉得恶心，以为是胃不好，去医院一查才知道。她又说，建国，咱这个孩子不能要，咱养不起了。她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声音闷在手掌中间，说大宝马上初中了，辅导班不能断，房贷一个月四千多，你再跑车把身体跑垮了咋整，我那个合同制的工作马上到期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续上，咱拿啥养。

我把面碗推到一边，把她的手从脸上拿下来。她的手冰凉，上头的创可贴还没揭，贴了两个新的。我说你听我说，这个孩子咱要。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说你疯了。我说我没疯，我一个三十八的老爷们，连自个儿的孩子都养不起，那才叫疯了。她说你拿啥养？我说我有手有脚，白天在厂里干，晚上去跑车，实在不行我把烟戒了，一个月省三百。她说那才几个钱。我说还有呢，咱把大宝那个机器人班停了，他本来也不爱去，光乐意在家拼积木。她说那英语呢？我说英语留着，别的全停。她还想说啥，我用手指头点了点那张体检单，我说你看这儿，六周了，再过三十四周，他就出来了，你舍得？

她没再吭声，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掉在面汤里，晕开一圈圈的油花。我伸手把她揽过来，她额头抵在我肩膀上，哭得整个人都在抖。我一下一下拍她后背，就跟拍大宝小时候一样。我说你看啊，咱在台湾海边那晚，你说要把美容院卡退了，我没让。这回我让你把心放宽了，天塌不下来，有我顶着呢。她哭了一会儿，渐渐不抖了，闷声说那你得把烟真戒了。我说戒，明天就戒。

后来我那个高中同学知道我家情况，给我调了调，省内夜路尽量不给我排那么密，省外的活多给我留点，因为省外跑一趟五百。我白天在厂里照常上班，晚上隔一天跑一趟长途。大宝那孩子不知道他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但他看出来他爸最近回家倒头就睡，有时候鞋都不脱。有一天我凌晨四点多回来，轻手轻脚开门，发现客厅灯还亮着，大宝裹着毯子缩在沙发上等我，手里攥着那个台湾买的猫头鹰陶笛。见我进来，他揉了揉眼睛说爸你咋老半夜出去。我说爸加班。他说你骗人，加班哪有天天半夜加的。我没法跟他解释，就说你快回屋睡去。他没动，把陶笛递给我说爸你吹一个，你吹了就不累了。我接过来，放在嘴边，吹了一声，还是那破哑嗓，不成调。他听笑了，说爸你吹得真难听，然后爬起来回屋了。我站在客厅里，攥着那个暖乎乎的陶笛，站了好一会儿。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说苦也苦，说甜也甜。苦的是后半夜高速上的冷风，喝一口保温杯里的浓茶，苦得舌头根发麻。甜的是每天早上回来，老婆都在桌上给我留一份早饭，有时候是豆浆油条，有时候是头天晚上包的饺子，搁在锅里温着，掀开盖子热气糊一脸。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脸上的肉却没长，还是尖尖的，就是气色比以前好些了，大概是心里头踏实了。

大宝慢慢也知道了，有一天放学回来书包没放就问，妈你是不是肚子里有小宝宝了。老婆一愣，说谁跟你说的。大宝说我自己看见的，你最近老摸肚子，而且你都不怎么抱我了，怕压着他。老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蹲下来把大宝搂在怀里说妈妈不是不抱你，妈妈是怕刚开始不稳。大宝在她肩膀上闷声说那以后有了小宝宝你还疼我不。老婆说疼，疼你俩，你爸也疼你俩。我在厨房听见了，背对着他们切土豆，刀工不好，切得一片厚一片薄的，眼泪掉在砧板上，跟土豆汁混在一起，也不知道咸不咸。

秋天的时候，厂里来了一批新设备，德国进口的，需要有人学操作。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建国你技术底子好，你去学，学回来你当班长，工资涨一级。我说行。那一个月我白天在厂里跟着德国来的工程师学，晚上还得跑车，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厂里值班室眯两个小时，拿凉水抹把脸接着干。学成回来那个月工资条上多了八百块钱，班长津贴。我拿着那张条子看了好几遍，八百块，够给大宝报个他喜欢的画画班了，那孩子打小爱在课本上涂鸦。

转年春天，老二出生了，是个闺女，皱巴巴的小脸，哭起来嗓门比他哥大多了。老婆在医院躺了三天，我请了年假陪着，白天给大宝送饭上学，晚上在医院陪床。病房隔壁床是个做生意的，听口音是南方人，聊起来说他在台湾待过两年，说那边生娃政府给补贴，一个月还给奶粉钱。我笑了笑没接话。他又问我，大哥你去过台湾没。我说去过，去了七天。他说咋样？我说挺好的，干净，人也有礼貌。他问那还想再去不？我想了想，说不想了。他问为啥。我看着婴儿床里熟睡的闺女，她小手攥着拳头搁在脸蛋旁边，跟大宝小时候一个样。我说那儿太贵了，过不起。我在咱这小城，挣得不多，但花得也不多，刚刚好。

出院那天，我用跑车攒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带车筐的那种。把老婆和闺女从医院接出来，闺女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宝趴在后座上小心翼翼地扶着襁褓，嘴里念念有词说妹妹你别哭，哥哥给你吹陶笛听。然后他就吹起来，还是那破嗓子，还是不成调，但老婆笑了，我也笑了。电动车慢悠悠地穿过县城的大街小巷，路两旁的法桐刚冒出新芽，嫩绿嫩绿的，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晃得人眼睛有点花。

回到家我把闺女放在床上，老婆歪在旁边看着她，大宝趴在床脚拿手指头戳她脸蛋。我站到阳台上抽了根烟，抽到一半想起来说好了戒的，赶紧掐了。楼下有人在卖豆腐脑，吆喝声拖着长腔，热腾腾的香气飘上来。我靠着阳台栏杆往远处看，天蓝汪汪的，几朵白云挂在那儿，慢悠悠的，像台湾阿里山上那些老树的树冠。我忽然觉得，那七天好像隔了很久很久了。久到像上辈子的事。那七天我站在别人的生活里，看什么都贵，吃什么都不踏实，心里头装着一个算盘，拨得手指头发酸。可回到这儿，回到我的小城，我的单元楼，我的电动车上，我才知道我其实扛得住。我不是扛不住台湾的物价，我是扛不住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活法。那种活法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种活法。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房贷一月四千三，大宝的英语班一月六百，闺女的奶粉尿不湿一月一千出头，七七八八加起来跟我和老婆的收入正好轧平。可我晚上去跑车的钱，就成了每个月能剩下的那部分。不多，一个月两千出头，但我把它存进一张单独的卡里，老婆说这是咱家的压舱石。到了年底，我用压舱石的钱给家里换了台新洗衣机，旧的转起来跟拖拉机似的，吵得闺女睡觉老醒。换洗衣机那天老婆摸着新机器锃亮的盖子，说你何苦呢，旧的还能凑合用。我说凑合啥，咱闺女睡觉要紧。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去厨房给我下了碗面，又是两个荷包蛋，卧得圆溜溜的。

有时候周末下午，我会骑着电动车带大宝去城郊的河边玩。他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腰，脸贴在我后背上，闷声闷气地问我，爸，台湾的河跟咱这儿的河一样不。我说差不多，都是水。他又问，那台湾的小朋友也跟他爸骑电动车不。我说可能骑吧，也可能坐地铁。他说那他们爸也半夜出去跑车不。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的跑有的不跑，每家每户不一样。他哦了一声，然后说爸你以后别半夜跑了，等我长大了我挣钱养你。我鼻子一酸，说行，那爸等着。

夕阳红彤彤的，把河水染成金红色，河面上有几只野鸭子，扎个猛子下去半天不冒头。我站在岸边，看着大宝拿石子往河里打水漂，一个两个三个，最多打了五个。他跳着脚喊爸你看你看。我冲他竖起大拇指。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泥土的味道，挺好闻的。我深吸一口气，肺里头填得满满的。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日子，不宽裕，但踏实。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每一口饭都是我自个儿挣来的，老婆孩子在身边，老人身体还算硬朗，厂里的活我能拿得住，夜里的车我能跑得动。我不跟谁比，也不羡慕谁。台湾那七天像一场梦，梦醒了，该上班上班，该跑车跑车，该还房贷还房贷。梦里头的山珍海味再好，也不如老婆煮的那碗荷包蛋面实在。

后来公司有个去省城培训的名额，主任又给了我，说建国你去吧，学回来再给你涨一级。我把这事跟老婆说了，她正给闺女喂奶，头也没抬说去呗，家里有我呢。我说要去半个月。她说半个月咋了，你半夜跑车一跑一宿我都过来了，半个月算啥。我笑了笑，没说话。晚上我收拾行李箱，大宝把他那个猫头鹰陶笛塞进我包里，说爸你带着，想我们了就吹一下。我说好。然后我又悄悄把陶笛拿出来了，搁在床头柜上。我怕我半夜在招待所里吹起来，那破嗓子一响，把隔壁的人都吵醒了。

临出门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我拎着箱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婆搂着闺女睡在床上，大宝趴在自己小床上，一条腿搭在被子外头，嘴角还挂着口水。客厅的钟滴答滴答走着，厨房里有老婆昨晚给我煮好的茶叶蛋，用塑料袋装着挂在门把手上。我拿起来，热乎乎的，揣进兜里。轻轻带上门，楼道里声控灯亮了，昏黄黄的光照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下延伸。

我走在清晨的街道上，空气凉丝丝的，扫街的大爷在哗啦哗啦地划拉落叶。我忽然想起来，去年在台湾最后一晚，我也是这么早起来赶飞机，走在台北的巷子里，天也刚亮，也有个老人在扫街，用的扫帚跟咱们这儿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是这趟花了多少钱，回去怎么补这个窟窿，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兜里装着老婆煮的茶叶蛋，包里揣着大宝塞的零食，口袋里还有一张银行卡，里头是我们一家四口一分一毛攒下来的压舱石。我还是那个寻常老百姓，可我心里头有底了。

台湾那七天教会我一件事，日子这东西，不是看你在哪儿过，而是看你怎么过。你在台北看101大厦，觉得高不可攀，回来看见咱这儿的电视塔，也觉得挺高。你在垦丁的海边吃一顿几千台币的海鲜，心疼得牙痒痒，回来在菜市场买条鲫鱼炖汤，一家子围着喝，照样鲜得掉眉毛。那些表面上光鲜的东西，看看就行了，真正扛住你的日子的，是你半夜醒来身边有呼吸声，是你推开门有饭菜香，是你累了一天有人给你留一盏灯。

那盏灯，我在台湾的七天里天天想，回来之后天天见。就冲这个，啥日子我都扛得住。

这会儿我坐在去省城的大巴上，车轮碾过高速路，轰隆隆的。窗外的田野一片绿油油的，麦子正在抽穗。我从兜里摸出那个茶叶蛋，磕了磕壳，一点一点剥开，白生生的蛋清露出来，冒着微微的热气。咬了一口，咸淡刚好，是老婆的手艺。大巴拐了个弯，阳光从侧面照进来，暖洋洋地铺在我身上。我把剩下的半个蛋慢慢吃完，擦了擦手，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车子晃晃悠悠地往前开，我好像又听见了那个陶笛的声音，哑哑的，不成调子，可听着心里头舒坦。前方是省城，是培训，是涨工资的盼头。后面是小城，是家，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中间隔着这三百公里的路，路两边是无边无际的麦田，风一吹，绿浪滚滚。

台湾，就在那些浪花的后头，很远很远了。远得只剩下一张照片，一片海，一碗牛肉面的价钱。而我，我还在我的日子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