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大集：千年乡愁无归处
——一座县城大集的兴衰与记忆
邹平大集俯瞰（图片来自网络）
在山东邹平，每逢农历三、八，上了年纪的人心里总会不自觉地记挂一下——“今天逢集”。这个持续了上千年的习惯，在2019年那个秋天，戛然而止。
集市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殷周时期，《易·系辞》中便有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到了唐代，大城市中的市设有市令官，午时击鼓三百下商贾始能入市，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而散市。而在县城一级，叫法各有不同。明代《五杂俎》记曰：“岭南之市谓之虚……西蜀谓之亥……山东谓之集。”在山东，人们不叫“赶市”，叫“赶集”。一字之差，透着浓浓的乡土气。而邹平大集，正是这方土地上最古老、最盛大的一场定期聚会。
邹平大集到底起源于何时，县志上没有明确记载。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有城便会有市。现在的邹平城，是宋末金初由韩店旧口迁至黄山西北，筑土为垣，御防金兵，“以求自保”。城垣立起，人烟聚集，集市便随之而生。如此算来，邹平大集的生命至少已有九百余年。如果从汉代孙家镇最早的邹平城算起，那还要更久远得多。走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位千岁老人了。
大集逢三、八，每十天两个集。此外，曾有一个时期还有一、六小集。县城周边乡镇和较大村庄也都各有集日，按“一六”“二七”“四九”“逢五排十”排开，方圆十几里内，几乎天天都能赶集。这个集日体系设计得十分精妙，既保证了商贩在各集市间流转经营的效率，也让乡民们不必跑太远就能买到所需。县城的大集与周边的小集形成互补，构成了一张细密的乡村商贸网络，基本满足了方圆数十里内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邹平大集最令人珍视的历史记录，来自一位异国学者。193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杨博士（中文名已不可考）来到邹平，对这里的定期集市做了长达数月的田野调查。他后来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的集市经济》，成为研究中国乡村集市经济的经典文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幅距今九十多年前邹平大集的鲜活画卷——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这个大集最早也最详尽的文字记录。
邹平大集俯瞰（图片来自网络）
杨博士这样描写赶集日的清晨：“黎明刚刚爬上地平线，农民们、手工工匠以及买卖人，一个个带着可以卖出的东西，手拿的，肩背的，牲口驮的，小车推的，大车拉的，开始从四面八方的大路、小道、便道、公路上，向集市所在地汇集而来。”他接着写道：“快到中午时，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人已达成千上万，安静沉寂的村庄或城镇淹没在集市的喧嚣声中，这里变成了一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在邹平重复了将近一千年，直到2019年才成为绝响。
他特别注意到集市与农业生产的紧密关联。牲畜交易一年中有三个高峰：春播和秋播时节，农民需要牲口下地，价格走高；秋收完毕后，穷苦农民为节省饲料钱卖掉牲口，价格走低，地主和投机商便低价囤入，待来年再高价卖出。在播种季节，集市上随处可见肥料、锄、犁；收获时节，镰刀、草腰子、打谷用的席子和簾子就成了主角。农闲一到，鞋样子、棉线、织梭、丝线又摆满了摊位——精打细算的农家妇女，要把每一寸光阴都用在纺线织布上。集市与农事，犹如齿轮般紧密咬合，四季流转，周而复始。
杨博士还敏锐地指出，邹平大集不仅是本地自产自销的场所，更是一个连接远方的贸易节点。“定期集市也是把外来商品送到当地人手中的重要通道，同时又是本地产品集合起来，运往外地的主要集中地。”沂水的烤烟、桓台的莲藕、莱芜的亚麻，经由商贩远途贩运至此；本地的土布、棉花、布鞋又从这里集中起来，运往更大的城市。这种“远购近销、近买远卖”的格局，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物交换，带有民族资本商品经济的萌芽特征。
邹平大集远不止是一个买卖场。它是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是邹平人世代的精神家园。
邹平大集俯瞰（图片来自网络）
大集上最热闹的，要数那些外来的文化表演。“玩大型棚”的马戏团最惹孩子们眼馋，狮子钻火圈、狗熊骑自行车，非缠着大人看一次不可。说书场子也是人山人海，鼓板一敲，《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包公传》《说岳全传》轮番上演，听众听得如痴如醉。说书人把鼓板往架子上一放，道声“且听下回分解”，人群还久久不肯散去。下一个集日，又会有人早早赶来，接着上一回再听。一部《三国》，能说上大半年，赶集的人也就跟着听上大半年。
练武卖艺的摊子前，孩子们最爱钻。小锣一敲，大人小孩呼啦啦围上一圈，来晚的小孩看不见，就从大人裤裆底下钻过去，蹲在最前面看。卖艺师傅耍大刀、舞长枪、抖七节鞭、抡三节棍，满头大汗，赢得阵阵叫好。到了收钱的时候，孩子们一哄而散，大人们这个丢一个铜板，那个丢两个，卖艺人频频点头道谢。姑娘们则爱去看“玩洋片”——一个大木箱子里装着幻灯片，塞进几个铜板就能看上一会儿。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电影的年代，这些简陋的娱乐，就是庄稼人劳累之后最奢侈的享受。
大集上还有五行八作的服务行当：剃头挑子一头热，锋利的剃刀刮得头皮白里透青，老人脸上挂着舒坦的笑容；锔盆锔碗的小炉匠，叮叮当当地修补着乡亲们的家当，金刚钻在手，瓷器活儿在身，“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老话，就是从他们这里来的；焊锡壶的、钉马掌的、修伞的、磨刀剪的，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吆喝声。算卦的、看风水的在僻静处摆摊，专为那些心里有事的人答疑解惑。这些手艺活，如今已经很难再见到，但在那个年代，它们是邹平大集上不可或缺的风景，是乡里乡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大集还是信息集散的中心。在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年代，十里八乡的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交换生产经验，传播家长里短。各种消息在这里汇集，又添油加醋地散向四方。民国以后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苛捐杂税猛涨，集市上更是信息加谣言四起的场所，人们渴求弄明白社会真相，越打听越乱。但与此同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也借大集这个人员最集中的场所进行。五四运动时期，在济南读书的邹平学生回乡组织宣传团，在邹平大集上游行示威，宣传抵制“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后，山东乡村建设师范的学生到大集上撒传单、宣传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师生们又到大集上募捐钱物，支援抗战。大集，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觉醒。
邹平大集一年中最高光的时刻，不在寻常的集日，而在每年农历四月的黄山庙会，当地人称之为“四月八黄山药会”。
黄山海拔不过168米，状如伏虎，又名虎头崖。山虽不高，古时却庙宇林立，远近闻名。西岭有碧霞元君庙，东岭有玉皇庙，又有刘猛将军庙、石大夫庙、文笔峰等建筑，皆金彩绚丽，终日香烟缭绕。传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黄山举行盂兰会，远近善男信女前来进香，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南北商贾云集交流物资。有说黄山庙会始自明代，至少已有六百年的历史。
庙会规模之大，从四月初一一直延续到四月十五，前后长达半个月。这期间，黄山上下人山人海，尤以药材交易最为壮观。远至东北、两广、云南、贵州的药商，不辞千里前来赶会，形成了海内闻名的“黄山药会”。大集与庙会叠加，其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邹平本县，覆盖章丘、周村、长山、桓台、高青乃至更远的地方。每到大集日，参与人数少则一两万，多则数万，整座县城都沉浸在沸腾的喧嚣之中。那场面，是邹平人一年中最自豪的时刻。
另一个高潮是腊月年集。从腊月十八到腊月三十，天天都是集，这是庄稼人一年中最舍得花钱的时候。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去割肉——年谣里的每一天，都在大集上得到印证。春联年画、鞭炮烟花、鸡鱼肉蛋、香烛纸马，家家户户倾其所有，把一年的辛苦钱换成满篮子的年货。那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像模像样地吃上一回、穿上一回、笑上一回。
年集上的春联摊子最是别致。有老先生顶着寒风现场挥毫，笔力遒劲的楷书、行书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还有农村正屋悬挂的六扇屏，上面是“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话到舌尖留半句，事从理上让三分”等处世格言。到后来，印刷体的春联逐渐取代了手写的，虽然烫金亮彩，却少了那股墨香，也少了每家每户各自的心事和期许。
2019年10月中旬，一则消息在邹平人的朋友圈里疯传：“邹平大集取消了。”起初很多人不信，觉得是谣言。但很快，邹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邹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黛溪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布的《关于对邹平大集进行迁址规范的通告》证实了这个消息：自2019年10月17日起，取消原农历三、八邹平大集，设立南关农贸市场和东关农贸市场天天市。通告还附带了优惠政策：减免一年卫生费。
邹平大集俯瞰（图片来自网络）
官方给出的理由很充分：随着邹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集造成的占道经营、堵塞交通、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日益突出，给附近居民及道路交通带来诸多不便和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大集对城市功能的发挥、对“双城同创”工作的推进，都形成了明显阻碍。在城市化进程面前，这个延续了将近千年的传统集市，已经与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大集的衰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邹平城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固定商铺、超市和农贸市场，人们对大集的依赖度逐年下降。大集上的牲畜交易因农村机械化而萎缩——拖拉机取代了耕牛，播种机取代了骡马，牲畜市场最先消失了。木材家具市场因钢筋水泥的普及和成品家具的兴起而式微。布匹摊位因成衣市场的繁荣而消失——买布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裁缝摊也渐渐不见了。剃头匠被新潮发廊取代，说书唱戏的艺人再也难觅踪影。
2013年，大集从老城区黄山三路一带迁至黛溪河以西，位置越来越偏，老赶集人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摊位少了，人流少了，热闹也少了。有人编了段顺口溜：“集市三八，南来北往，鲜果蔬菜，韭蒜葱姜。修鞋补锅，裁缝衣裳，收鸡卖蛋，粜米籴粮。有事没事，集上逛逛，熟人见面，聊聊家常。”可到后来，能聊家常的熟人越来越少，那个“有事没事集上逛逛”的兴致，也淡了。
但真正让邹平人感到失落的，不是大集本身被取消，而是大集所承载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人情味、那种慢悠悠的烟火气，也跟着一起消失了。在超市里购物，你不需要讨价还价，不需要看卖家的脸色，不需要在熟人摊前多聊几句家常。一切都很方便，一切都明码标价，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了那种人与人之间你来我往的温热，少了那种在嘈杂的人声中找到归属感的踏实。
邹平大集消失了，但那些关于大集的记忆，不会消失。
老人们还记得小时候被大人领着去赶集，买一串山楂粘子（糖葫芦），买一个“吹鼓档子”（一种泥捏的哨子玩具），那份甜蜜和满足，是今天的孩子在商场的玩具区里永远体会不到的。中年人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大集，布匹市场里五颜六色的“的确良”“涤纶”“条绒”，裁缝摊前大姑娘小媳妇量体裁衣的热闹场景。年轻人记得腊月年集的人山人海，烟花爆竹摊前此起彼伏的噼啪声响，那是一种过年的味道，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故乡气息。
大集的消失，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赶集到逛超市，这不仅是交易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更迭。邹平大集不是第一个消失的乡村大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据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的一份研究论文显示，截至2014年，山东全省的农村集贸市场数量已经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每一座大集的消失，背后都是一个时代的转型。
九百多年，每个月六个集日，从一个黎明到另一个黎明，邹平大集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承载了这片土地最质朴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记忆。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在时代的大潮中悄然退场，把舞台留给了更年轻、更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赶过邹平大集的人，心中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集市图景。那幅图景里，有喧闹的人声，有诱人的食物香气，有琳琅满目的货物，有熟人相遇时的一声问候。那是生活的底色，是乡愁的坐标。
如今，南关农贸市场和东关农贸市场的天天市照常营业，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一应俱全。但老邹平人知道，那不是邹平大集。大集不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它是一种仪式，一种约定，一种在固定的日子里全城出动的集体狂欢，是一种把日子过出节奏感的古老智慧。
你有多久没赶过集了？如果邹平大集还在，今天逢三，你会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