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我透过蒙尘的车窗看见对岸低矮的灰色房屋，像是在画报里见过的旧日子。车厢里弥漫着邻座大娘带的腌菜味，她搭讪问我，闺女，一个人去新义州啊。我点点头，把怀里的双肩包又抱紧了些。包里装着五沓簇新的百元人民币，用旧报纸裹着，是我妈塞给我的。她当时站在沈阳北站的月台上，嘴唇翕动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要是待不住，就回来。汽笛响起来，我别过脸去，没让她看见我已经泛红的眼眶。

我叫孟繁星，二十六岁，从长春一所不知名的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在少儿英语辅导机构教了三年书。去朝鲜，是我藏在心里四年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跟一个叫金正勋的男人有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二十三岁，笑起来眼睛弯成一对月牙，说话带着一股混着泡菜味道的生硬汉语。那年他作为朝鲜派往中国的交换生，在我们学校读了一学期汉语言文学。我在学校门口的奶茶店打工，他总来要一杯最便宜的原味奶茶，然后坐在最靠里的位置，翻一本磨损了边角的汉语词典。

后来我们熟了，他开始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跟我聊天。他说他来自平壤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亲在纺织厂做技术员，母亲在合作农场种菜。他说朝鲜年轻人也谈恋爱，也喜欢流行歌，只是他们能听到的外面世界太少了。有一回他压低声音跟我说，星星，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摇头。他说我最喜欢自由。这个词汇他用汉语说了三遍，每一遍都像在嚼一颗青涩的橄榄。

他回国那天，我去沈阳送他。他站在国际候车厅的入口，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枚铜质的勋章，上面刻着两根稻穗缠绕的图案。他把勋章塞进我手心，说这是我爷爷在开城得的模范奖章，送给你，等以后有机会，你来平壤，我带你看大同江。他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攥着那枚凉凉的勋章，在熙攘的人群里站了很久。

后来我们通过几次信。他的信要通过在丹东的亲戚转寄，一封往往要走两三个月。信里他写，朝鲜的春天来得晚，四月份大同江边的柳树才抽芽。他写，他分配到一家对外贸易会社做翻译，每天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上班。他还写，他母亲开始操心他的婚事，给他介绍过一个清津来的姑娘，他见了两次就散了。我在回信里说，你在平壤要好好的。我把身份证和护照的复印件夹在信里，却始终没敢写下那句藏在心底的话。

去年冬天，整整五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就在我以为这段关系终将无疾而终的时候，今年三月底，突然接到一个丹东打来的陌生号码。接起来，先是一阵沙沙的杂音，过了几秒钟，一个低低的男声说，星星，我是正勋，我还在，你过得好吗。我握着手机，蹲在出租屋的地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很久，我才说，我要去平壤看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说，你来吧，现在游客可以进平壤。顿了顿，他又说，星星，有些事，等你来了我再告诉你。

我请了长假，办了旅游签证，从丹东坐火车进平壤。五万人民币是我工作三年攒下的积蓄，加上妈妈硬塞给我的五千，一共五万五千块。走之前闺蜜赵晓蕾在微信上骂我，你疯了，去朝鲜也能旅游，你图什么。我没回她，只是把那枚铜质勋章挂在脖子上，塞进毛衣领口。

火车过了桥，在新义州停靠检查。朝鲜边防人员上来翻看行李，问话，检查手机。我这才发现，手机信号已经变成了无服务。窗外的站台上，几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人笔直地站着，目光扫过每一节车厢。我忽然觉得胸口那枚勋章沉甸甸的，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坠穿。

汽笛又响起来，火车缓缓启动，驶向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我闭上眼睛，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感觉冰凉的玻璃上传来轻微的震动。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厢里的灯突然亮起来，窗外已经黑透了。我听见列车员用朝语喊了一句什么，车厢里的人都开始收拾行李。

平壤到了。

我背着包走出车厢，踏上月台。夜色里的站台灯光昏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他。金正勋站在出站口的方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头发比四年前短了些，整个人看起来瘦了一圈。他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眼睛又弯成那对月牙。

他快步走过来，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住。他说，星星，你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夜色。我点点头，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终于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干燥温热，指尖有薄薄的茧。

欢迎来到平壤。他说。

第一章 平壤，初次见面

那天晚上，正勋带我去了一家涉外旅馆。旅馆在苍光山脚下，外墙刷成淡绿色，门口挂着红底白字的牌子。前台服务员用流利的汉语问我要护照和签证，登记完毕之后，递给我一把拴着木牌的钥匙。正勋站在一旁，用朝语跟服务员低声说着什么，然后转头对我笑了笑。

你的房间在五楼，能看到大同江。他说。

电梯很慢，上升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响声。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灯光柔和。正勋送我到房间门口，却没有进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纸包着的面包，塞进我手里。

你路上肯定没好好吃饭，先垫垫。他说。

我推开房门，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并排摆着，床单雪白，窗台上放着一盆塑料花。我打开窗帘，果然看见远处大同江上泛着粼粼的波光。正勋站在门口，背对着走廊，肩膀线条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

你进来坐会儿。我说。

他摇摇头，不了，太晚了，你休息。明天一早我来接你，我请了假，陪你转转。他说完就要走，我喊住他。

正勋。我把胸口的勋章拎出来，你看，我带着呢。他回头看了一眼，眼睛亮了亮，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进了电梯。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睡着。平壤的夜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偶尔远处传来火车经过的轰隆声，像一头疲惫的兽在低声喘息。我睁着眼睛，在黑暗里数着天花板上模糊的纹路，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正勋站在月台上的样子。他瘦了，眼窝陷下去一些，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细纹。他不再穿大学时那件洗得发白的灰毛衣，换成了深蓝色的干部夹克，胸前别着一枚圆形的徽章。

凌晨时分，天边泛起蟹壳青。我索性起身，站在窗前看大同江上的晨雾。雾气很浓，把对岸的楼房都吞没了，只露出几个模糊的尖顶。我忽然想起正勋在信里写过，说平壤的早晨，大同江上有时候会起雾，雾散之后，整个城市像洗过一遍。我正出神，房门响了。

打开门，正勋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饭盒热腾腾的米饭和几样小菜。他冲我晃了晃手里的网兜，说，旅馆的早餐不好吃，我让我妈做了点。我侧身让他进来。他把饭盒摆在桌上，一样一样往外拿。米饭冒着热气，配菜有泡菜、凉拌豆芽、煎豆腐，还有一小块金黄的煎鱼。

我问他，你妈知道我来了吗。

他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知道。他说。她没说话，做了这些。

我坐下来吃饭。正勋坐在对面的床上，看着我吃。我抬头瞪他，你也吃。他说在家吃过了。我不信，把筷子递过去，他这才掰了半块饭盒盖，拨了点米饭，就着泡菜慢慢吃。饭盒里的鱼很小，只有两指宽，煎得酥脆。我把鱼推到他面前，他不肯，又推回来。推来推去，那条鱼差点掉到地上。最后我夹起来，分成两半，把带肉的那半放进他碗里。他低头看了看，没再推辞，小口小口地吃完了。

吃完饭，正勋带我去坐地铁。平壤的地铁很深，电梯下去要两分多钟。电梯两侧的墙壁上画着大幅的马赛克壁画，有炼钢工人，有农民收割，有学生在阳光下奔跑。正勋走在我前面半步，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车厢里人不多，空气里有一种陈旧的机油味道。我注意到车厢里的乘客都穿着颜色灰暗的衣服，男人多是灰蓝或黑色，女人偶尔有暗红或深绿。正勋的深蓝色夹克混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来。

我们坐了四站，在千里马线的一个站下车。出站的时候，正勋说，这里是万寿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沿着宽阔的台阶往上走，走到一半，我回头望见整个平壤的城市轮廓在晨光里铺展开来。高高低低的楼房，灰扑扑的色调，只有远处主体思想塔的塔尖在雾中若隐若现。正勋站在我身边，沉默地望着前方。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星星，你看到的这些，就是真实的平壤。没有霓虹灯，没有喧嚣。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想过平壤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你说过，要带我看大同江。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我们继续往上走，到了万寿台纪念碑前。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献花，人们站成整齐的方阵，神情庄重地鞠躬。正勋带着我从侧面绕过去，没有进入广场。他小声说，游客一般不会走这条道，我带你看看普通平壤人每天走的路。

我们沿着一条窄窄的街巷往前走。路面有些坑洼，两旁的居民楼外墙剥落，露出灰色的水泥。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被单，偶尔能看见一盆开得红艳艳的金达莱。有小孩子的笑声从某扇窗户里飘出来，追着我们走了很远。

正勋在一栋六层高的居民楼下停住脚步。他仰头望了望五楼的一扇窗，说，我家就在那儿。三室一厅，我和爸妈住。以前我妹妹还没出嫁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挤一屋。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那扇窗半掩着，窗帘是碎花的，边角洗得泛白。窗台上摆着一排空罐头瓶，里面插着几根绿葱。很普通的房子，甚至有些陈旧。可就是这么一扇窗户，在过去几年里，无数次出现在正勋寄给我的信里。他说过，晚上他喜欢坐在窗边给我写信，大同江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信纸一翘一翘的。

我想上去看看。我说。

正勋愣了一下。现在？我妈去农场了，家里没人。我爸在厂里。他搓了搓手，有点局促。我家里很简陋。

我不介意。我说。

他犹豫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我们爬上五楼，楼梯间很暗，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单和海报，纸张已经泛黄起皱。正勋掏出钥匙开门，铁门发出吱呀一声响。

屋子不大，但是收拾得异常整洁。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印染的风景画，几只仙鹤飞过苍翠的松林。家具简单，一张漆面斑驳的方桌，几把折叠椅，还有一个半新不旧的木柜。柜子上方贴着几张泛黄的照片。我凑过去看，有一张是一家四口的合影，正勋还很小，被他母亲抱在怀里。他母亲很清秀，微微笑着，眉目间透着疲惫。

正勋倒了一杯水递给我。白开水，温温的。我接过杯子，指尖碰到他的指背，他的手指缩了一下。我们面对面站在客厅里，一时间都找不到话说。窗外传来谁家炒菜炝锅的滋啦声，混着远处大同江上小火轮的汽笛。我忽然觉得，这间朴素的小屋子，比平壤任何一处宏伟建筑都让我感到踏实。因为这是正勋每天生活的地方，呼吸的地方，写信的地方。

正勋，你信里说的那些事情，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我说。

他转身走到窗边，推开那扇半掩的窗户。风涌进来，把碎花窗帘吹得扑扑响。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起伏。过了好一会儿，他低声说，星星，我父亲生病了。

我端着水杯的手顿住。正勋的母亲从农场赶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他家方桌旁，帮正勋挑拣一把蔫了的菠菜。那是正勋在路口的小摊上买的，很便宜，但叶子已经打卷。他母亲朴顺姬是一个典型的朝鲜中年妇女，身材不高，穿着深褐色的外套，脚上是一双有些变形的黑布鞋。她见了我，先是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很快笑起来，用生硬的汉语说，欢迎来。

我站起来鞠躬。阿姨好，我是孟繁星。

她摆摆手，把肩上的布口袋放下来，从里面掏出几根水灵灵的青葱和一小把野菜。她冲正勋说了一串朝语，声音轻快。正勋翻译给我听，我妈说，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晚上给你做她拿手的酱汤。我连忙说不用麻烦。朴顺姬已经进了厨房，系上围裙，麻利地忙碌起来。

那天晚上我留在正勋家吃饭。酱汤端上来，红亮亮的，配着一碟泡萝卜、一碟拌桔梗。朴顺姬坐在对面，不时往我碗里添饭。正勋的妹妹正淑也来了，带着她三岁的儿子。正淑生得圆脸细眉，说话爱笑，汉语比正勋差些，但勉强能交流。她问我中国年轻人现在喜欢什么歌手。我说了几个名字，她多半没听过，只是笑着说，以前哥哥从中国回来，总跟我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正勋听了这话，轻轻咳嗽一声。正淑就止住了话头，低头给儿子擦嘴。

吃完饭，正勋送我回旅馆。夜风凉凉的，大同江边亮着稀稀落落的路灯。我们沿着江边慢慢走，谁也没有说话。走了很远，正勋忽然开口。

星星，我父亲得了肺病，已经大半年没法正常上班了。厂里给过一些药，但效果不好。去医院看，医生说需要做手术。费用对我们来说，很多。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

我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下颌线条紧绷着。我忽然很心疼。我认识的正勋总是笑着的，好像什么困难都压不垮他。可此刻他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前倾，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重量压弯了。

需要多少钱。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医院那边说，如果请平壤医科大的专家会诊，加上手术和住院，大概要十五万朝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五万块。

我停下脚步。他转过身来，不敢看我的眼睛。

所以你在电话里说，有些事要当面告诉我。就是这个。我轻声说。

他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不是为了钱。他抬起头，眼睛亮亮的。我是想告诉你，我可能走不了了。之前申请去中国工作的机会，因为我父亲的身体，我放弃了。我可能这辈子，就待在这里了。他说。

江风吹过来，把他的话吹得支离破碎。我站在他面前，忽然觉得很荒诞。我揣着五万块钱千里迢迢跑到平壤，路上想了一万种可能，唯独没想过这一种。我看着正勋的眼睛，那里面盛着犹豫、愧疚，还有一点点不肯熄灭的倔强。

我走近一步，把手伸进羽绒服的内袋，摸出那个用旧报纸裹着的纸包。我把纸包掏出来，一层层打开。五沓崭新的百元人民币，在江边的路灯光下白晃晃的。正勋惊愕地瞪大眼睛，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五万块。我说。本来是我带来的生活费。如果你父亲的手术需要，就拿去。

正勋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然后他猛地摇头，不行，星星，这绝对不行。你把钱收起来，快收起来。他的声音又急又低，生怕被路人听见。

我往前走一步，把钱塞进他手里。他像被烫了似的，手一缩，钱差点掉在地上。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他不再躲了，手腕在我掌心里微微发颤。

正勋，这钱不是白给的。我看着他。我要你答应我，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生活。我不缺这点钱，我缺的是一个交代。我们认识四年了，四年来你写了那么多信，我每一封都留着。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把我推开。

他低着头，盯着手里的钱，呼吸渐渐平复下来。他抬头看我，眼眶发红。星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更难过了。他说。

我松开他的手腕，轻声说，难过什么，我又不是不回去了。

他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猛地背过身去。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他抬起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两把。江风很大，把他的衣角吹得翻起来。我站在他身后，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棉花。

第二天早上，正勋带我去了一家外国人商店。那家店在旅馆附近，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勋指了指门口，说，这里的东西不用票，但贵。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喜欢来这儿买东西。里面货架不算多，有进口的饼干、洗发水、香烟。我买了一些米糕和糖，准备给正勋的父亲。正勋拦着不让我花钱，我把一张五十块的人民币递过去，售货员找回来一堆印着白头山图案的朝元。

我们正出店门，迎面遇上一个剃着板寸的男人。那男人三十出头，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圆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看见正勋，站住了，用朝语说了句什么。正勋的脸色变了一下，很快恢复平静，回了一句。那人笑了笑，目光扫过我，又跟正勋说了几句话，然后朝我点了点头，走开了。

他是谁。我问。

正勋咬咬嘴唇。是我同事，在贸易会社，跟我一个科室。他叫李正泰。他说。然后他压低声音，他刚才问我，这个外国客人是谁。我说你是中国来的朋友。

我们走出一段路，正勋才接着说。李正泰这个人，你以后要是遇到，尽量少说话。他姐夫在地方上有个职位，他自己又爱出风头。我不喜欢他，但面子上得过得去。

我点点头，没有多问。正勋低头走着，手指紧紧攥着那个装着糕点的塑料袋。我忽然意识到，在平壤，每一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活着。连正勋这样温和的人，也不得不学会防备和伪装。这让我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心疼，也有对即将面对的生活的隐隐不安。

第二章 土豆和信

正勋的父亲金东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我随正勋去平壤医科大附属医院看他的时候，他正半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薄毯。他两颊深陷，颧骨高耸，一双眼睛却很有神。正勋喊了一声阿爸，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赶紧上前说，叔叔您躺着别动。

他用朝语问正勋什么，正勋回答了几句。然后他望着我，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谢谢你来。他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我鼻子一酸，弯下腰说，叔叔您安心养病，正勋很能干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听了，眼睛微微眯起来，点了点头。

病房里有三张床，另两张床上躺着一个老人和一个中年妇女，床边坐着他们的家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的棉花混合的气味。正勋的妹妹正淑正在走廊上跟一个护士说话，语速很快，像是在商量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她走进来，凑到正勋耳边说了几句。正勋脸色沉了沉，对我小声说，医院说，要交足手术费才能排上专家会诊。

我把手伸进包里，摸出那个纸包。来之前我已经重新用干净的报纸包好了。我把纸包放在正勋手里，说，现在就去交。

正勋看着我，眼里满是挣扎。朴顺姬站在一旁，不住地搓着手。她听不懂汉语，但从我的动作里猜到了意思。她走过来，突然对我深深鞠了一躬，嘴里说着什么。正勋翻译说，我妈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些钱。

正淑也红着眼圈，拉着我的胳膊说，姐姐，等阿爸好了，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我摆摆手，努力让语气轻松起来。先别说这些了，去交钱吧。正勋这才点了点头，转身出了病房。

我跟着朴顺姬去开水房打热水。开水房在走廊尽头，几个病人家属排着队。朴顺姬拎着两个暖水瓶，站在队伍里，背微微驼着。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泥巴。她回头看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她用手比划着，意思是问我饿不饿。我摇摇头，把手里的一小袋糖塞到她口袋里。她推辞了一下，终究收下了，把糖袋攥得紧紧的。

在医院待了一整天，傍晚回到旅馆，我把自己扔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五万块，就这么给出去了。说心里不肉疼是假的。那是我的全部积蓄，是我一站一站教课换来的，每一张都带着汗味儿。可一想到正勋站在江边红着眼眶的样子，想到他父亲躺在病床上呼吸艰难的模样，我又觉得这钱花得值。人活着，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交代，一个不后悔。

正勋回到旅馆来找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敲开我的门，站在门口，脸上的神情很复杂。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是几本旧书。他把布袋递给我，说，这是我从家翻出来的，大学时候你借我看过的那几本汉语小说，我用朝文做了笔记。你带走吧，留个纪念。

我让他进来。他把布袋放在桌上，坐下来，双手搁在膝盖上，指尖微微泛白。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钱交上了。医院说下周安排专家会诊。然后他抬头看我，星星，等阿爸手术结束，我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

我摇头，不用还。

他固执地看着我，一定要还。我可以多接一些翻译的活，还有会社的年终奖金。他说。我忽然有些生气。不是因为他要还钱，而是因为他总把我当外人。我千里迢迢跑来平壤，把家底儿都掏出来给他，他却还在跟我谈还钱。可转念一想，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地接受别人的好。正勋的自尊心，比谁都来得重。

好，那就慢慢还。我说。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己。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一个病恹恹的翻译。

他听我这么说，神情才松动了一点，露出一个有些勉强的笑。然后他从椅子上滑下来，蹲到地上，从床底下拉出我的行李箱。我不明所以。他抬头看我，说，你今天肯定没吃好，我带你去个地方，吃土豆煎饼。

我忍不住笑出来，这都几点了。

他站起身，一脸认真。平壤晚上也有小馆子，我知道一家，可以带你走小路去。不过你要换件衣服，别穿这件白的，太显眼。他说。

我换上一件深灰色的风衣，跟着正勋出了旅馆。平壤的夜晚街道很静，路灯把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正勋带着我穿过几条窄巷，拐进一片老旧的居民区。空气里有煤烟和泡菜的混合气味，不时有狗吠声从暗处传来。正勋对这里熟门熟路，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一扇半掩的木门前。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小灯，一个胖胖的阿妈坐在门口剥蒜。

正勋用朝语跟她打招呼。阿妈抬头看见我，表情先是惊讶，然后露出笑容，把我们让进屋里。屋里只摆着三张矮桌，桌上铺着塑料布。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油画，画着白头山的天池。正勋点了一份土豆煎饼和一碗泡菜汤。阿妈在屋后的小灶间忙活起来，油锅滋啦滋啦地响。

不一会儿，一盘金黄的土豆煎饼端上来。饼薄薄的，边缘焦脆，中间软糯。正勋给我夹了一块。我咬了一口，舌尖先是尝到油煎的香，然后是土豆的清甜。我突然想起四年前在奶茶店，正勋总喜欢点一杯原味奶茶，慢慢喝一下午。那时候我们都穷，穷得那么纯粹。现在坐在这间昏暗的小馆子里，我忽然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变过。他依旧是那个会为一杯奶茶而欢喜的年轻人，我依旧是那个在奶茶店打工的姑娘。只是时光在我们之间加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正勋没怎么吃，多数时候看着我吃。我催他，他才拿起半块饼，一点点掰着往嘴里送。吃到一半，他突然放下筷子，声音很轻地说，星星，如果阿爸这次能挺过去，我想重新申请去中国工作。

我抬头看他。他看着我，眼神认真。他说，我以前总觉得外面的世界跟我没关系。可是认识你之后，我发现我很想知道，你每天走的路是什么样子，你常去的早餐店有什么吃的。我想有朝一日，能跟你一起，在不用隔着国境线的地方生活。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我知道这很难。可是我想试试。

我喉咙发紧，低下头去喝泡菜汤。汤有点烫，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视线。过了半天，我才闷闷地应了一声好。

正勋笑了。笑得像四年前那个在奶茶店门口冲我挥手的少年。那顿晚饭花了不少朝元。我抢着付钱，正勋不肯，最后我们各自拿了一半。出了小馆子，头顶的星星亮得惊人。平壤的天空难得这么晴朗。正勋指着一颗最亮的星说，那就是你。然后指了指旁边一颗暗淡些的，说，这是我。

我问，为什么你是那颗暗的。

他认真地说，因为你来了，我才亮起来。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的眼睛。夜色很深，他的眼睛却亮晶晶的。那一瞬间我很想哭。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么辽阔，我们却还能在茫茫人海里相遇，这本身就像一场奇迹。江风从大同江方向吹来，把正勋额前的碎发吹得竖起来。他忽然往前迈了一步，把我们之间最后那一点点距离缩短了。

星星，我能不能抱抱你。他问。

我还没回答，他已经轻轻揽住了我的肩膀。他的怀抱温暖而克制，像是怕弄疼了我。我把脸埋在他肩窝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和油脂混合的气味。那一刻，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着他的心跳，在平壤安静的夜里，怦怦地响着。

第三章 一场会诊

医院安排金东植的专家会诊在周二上午。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换上一件素净的深蓝色外套，头发利索地扎起来。我不懂朝语，但在这种场合，仪态恭敬总不会出错。正勋八点整来旅馆接我。他穿着那件洗得笔挺的深蓝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得出来他也在强装镇定。

我们坐公交车去医科大附属医院。路上正勋话很少，眼睛一直盯着窗外。车窗外的平壤渐渐从晨雾中清晰起来。宽阔的千里马大街上，行人步履匆匆。电车拖着两条长辫子，叮叮当当地从铁轨上滑过。正勋忽然转过来，对我说，待会儿到了医院，我跟医生谈，你在外面等着。我问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他抿了抿嘴唇，说，会诊的时候家属进去就好，你在外面我会安心些。

我没有再坚持。到了医院，正勋和朴顺姬进了医生办公室，正淑带着我坐在候诊区。候诊区的长椅上坐满了人，有咳嗽不断的老人，有抱着哭闹孩子的妇女。空气又闷又浊。正淑怀里抱着她三岁的儿子小哲，孩子有些困了，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垂。正淑轻轻拍着他的背，嘴里哼着一支听不懂的朝鲜族小调。

过了快一个小时，正勋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了。他脸色平静，但眉心有两条深深的竖纹。他朝我们走过来，用朝语跟正淑说了几句。正淑眼睛一红，别过头去。我站起来，拉住正勋的胳膊。他拍了拍我的手背，低声说，能治，但手术风险不小。医生说他肺部的病灶面积比预想的大，做的话要尽快。

我张了张嘴，想安慰他，又觉得说什么都苍白。正勋反而笑了一下，说，没事，能手术就是好消息。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深吸一口气。我阿爸苦了一辈子，这点坎儿他能迈过去。

我们回到病房。金东植正靠在床头，用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见我们进来，他放下剪刀，用朝语问了句什么。正勋坐到床边，跟父亲轻声交谈起来。阳光从半拉的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正勋的后背上。他说话的时候偶尔抬手比划一下，声音压得很低。金东植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他始终很平静，像在听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过了很久，金东植忽然转头看我。他用汉语慢慢地说，星星，你过来。

我走过去，在他床边蹲下。他伸出一只枯瘦的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顶。他的手掌很轻，像一片枯叶落下来。他说，正勋是个好孩子。你也是。我老了，不怕手术。你们年轻人，要勇敢。他的汉语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的。

我握着金东植的手，说，叔叔，您放心，正勋很能干。等您好了，我请您吃中国带来的月饼。他咧开嘴笑了，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意外地可爱。

手术安排在下一周。那几天我几乎每天往返于旅馆和正勋家。正勋白天要上班，午后偷偷溜出来陪我。他带我去牡丹峰公园，去大同江边坐小游船。春天已经悄悄来了，江边的柳树抽出了鹅黄的嫩芽，有年轻人在树下拉手风琴，拉的是《桔梗谣》。正勋跟着曲子轻轻哼起来，声音低沉。我在旁边听，心里软成一片。

有一天傍晚，正勋带我去了他在贸易会社的办公室。那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灰砖楼，五层高，外墙爬着几道雨水留下的黑印。他的办公桌靠窗，桌上堆着成摞的文件，一个玻璃杯里插着两支钢笔。他拉开抽屉，从最底层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都折得整整齐齐。

这些都是你写给我的信。他说。每一封我都留着。有些话不敢在信里写，我就写在纸上，再抄到信上。他翻出其中一张，递给我。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有很多涂改的痕迹。我凑近看，原来是他写的一首短诗。诗很稚嫩，却让我的眼眶一下子热起来。

你还会写诗。我努力让语气显得轻松。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说，那时候宿舍的同学都笑我，说我想做诗人。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你能读到这些，我大概会很开心。

我把信纸重新叠好，轻轻放回铁皮盒子。正勋锁上抽屉，关了灯。办公室里很静，窗外已经全暗了。我们站在黑暗里，隔着一臂的距离。他的手慢慢伸过来，勾住了我的小拇指。我没有挣开。他的小指微凉，和我的勾在一起，轻轻的，却很牢。

手术那天来了。金东植被推进手术室的瞬间，朴顺姬忽然蹲在地上，捂着嘴哭起来。正勋和正淑一边一个扶着她。小哲被送到邻居家，没跟着来。我站在他们身后，手里攥着那枚铜质勋章，脑子里空空的。正勋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我冲他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去，背绷得笔直。

时间变得特别漫长。手术室外的走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手推车碾过地面的声音。朴顺姬坐在长椅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对面的白墙。正勋站了一会儿，又坐了一会儿，最后也站起来，在走廊里来回走。他走几步，又抬头看一眼手术室上方那盏红灯。正淑抱着胳膊，靠在我旁边，小声跟我说，阿爸以前身体很好，在纺织厂年年拿先进。后来厂里不景气，他总是主动加班，还在家里接了糊纸盒的活。她说，阿爸咳嗽已经好几年了，一直瞒着不说。

我握住正淑的手。她的手很凉。她说，姐姐，谢谢你带来那些钱。没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摇摇头，说，别这么说，正勋以前也帮过我很多。正淑眼里有泪光闪了闪，终究没有再说话。

四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金东植被推出来，身上插着管子，脸色灰白。医生摘了口罩，跟正勋和朴顺姬说了几句。正勋听完，猛地松了一口气，整张脸都亮起来。他转头看我，用汉语说，成了。阿爸挺过来了。

那一刻我腿一软，往后退了一步，正勋一把扶住我。他的手掌滚烫，像捧着一团火。我们站在医院走廊里，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对方的手。朴顺姬捂住脸，泪从指缝里淌下来。正淑也在哭，却一边哭一边笑。这个普通的平壤家庭，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一点点光亮。

回到旅馆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前，把正勋送我的那个布包打开。几本旧书，一本是王蒙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是鲁迅的《朝花夕拾》，还有一本舒婷的诗选。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我随手翻开《朝花夕拾》，里面密密麻麻用朝文做着批注。有一页夹着一片枯叶，叶脉清晰，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我拿起来闻了闻，有一股陈旧的墨香。

正勋在旅馆楼下等我。我下楼去，看见他站在路灯下，身姿挺拔。看见我，他笑了。他说，走，我请你喝酒。我们去了那家胖阿妈的小馆子，点了两碗米酒。米酒稠稠的，酸甜带着淡淡的酒气。正勋喝了一口，满足地眯起眼。他说，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我举起碗，和他的碗轻轻一碰。玻璃碗发出清脆的响，在昏暗的小馆子里格外动听。

第四章 钱都去哪了

金东植手术后的恢复很顺利。他年纪不算太大，底子还在，每天能下床慢慢走几步。朴顺姬脸上终于有了血色，每天从农场回来，都要绕到医院坐上一会儿。她把自己泡的萝卜、腌的黄瓜，用小饭盒装了，一盒一盒往病房里带。金东植吃不下，就让我们吃。正勋那几天胃口格外好，米饭能吃两大碗，还把我碗里的菜拨来拨去。

那阵子我过得有些恍惚。平壤的日子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上午在旅馆里看书写日记，下午去正勋家帮朴顺姬择菜，或者去正淑家帮她照看小哲。小哲起初怕我，后来熟了，总缠着我用汉语说月亮、星星。正淑笑着说，等他长大了，让他去中国留学，就找你。我听了心里一跳，面上只是笑。

大约过了十来天，正勋又约我去江边。他那天看起来有些沉默，一直走在我前面，鞋底在砂石路上擦出沙沙的响。我以为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事烦心，便没多问。走到一个石墩旁，他停下来，示意我坐。

我坐下，看着江面上一条运沙的小船缓缓驶过。正勋挨着我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对折的纸，打开来，是一张手绘的账目。上面用娟秀的汉字写着：专家会诊费，一万二；手术费，两万；住院费，六千；药费，四千；营养费，两千；其他杂费，三千。合计下来，四万七千块。他指着最后一行字说，星星，这是阿爸住院期间所有的开销。你带来的五万块，还剩三千。

我看着他，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把那张纸折起来，重新放进口袋。然后他说，三千块，我买了些补品给阿爸。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星星，钱都花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好。

我摇摇头。我不需要你说什么。钱花在正道上，我高兴。

他抬头望天，嘴唇微微颤动。平壤的天空总是灰蓝灰蓝的，像蒙了一层轻纱。过了好半天，他苦笑着说，我以前总以为自己能扛住事。可这次如果没有你，我大概只能眼睁睁看着阿爸的病一天天拖下去。

我转过脸来，正色道，正勋，你别老记着这五万块钱。就当是我存在你这儿的。等我老了，你来照顾我。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那要等你老？我老了都未必能还清。我轻轻推他一下，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

我们在江边坐了很久。天黑下来，江对岸的住宅楼亮起星星点点的灯。正勋忽然说，星星，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的语气忽然郑重起来，我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他低声说，李正泰最近总在会社里打听你。他问我为什么一个中国姑娘成天往平壤跑。我说你是来旅游的。他好像不太信。

我心里一紧。那怎么办。

正勋摇摇头，说，走一步看一步。他顿了顿，又说，金星旅行社那边你登记的身份信息，最好再确认一下。在平壤，外国人的行程通常要有人陪同。你总一个人乱跑，容易引人注意。

我点点头。其实我一直在想，旅游签证的期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最多还能再待二十天。之后怎么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正勋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侧过脸来看着我，眼里有说不清的东西。二十天后，你怎么走。他问。

我没有回答。江面上又传来汽笛声，悠长而苍凉。过了一会儿，我轻声说，我会回中国，把工作辞了，然后想别的办法再回来。正勋听了，猛地转过头去，肩膀耸了一下。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我伸手去拉他的胳膊，他没有躲，却也没有回头。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听江风把浪一迭一迭推上岸来。

第五章 一街之隔

日子一晃又过了五六天。金东植出院了，回到家里继续休养。正勋家热闹起来，亲戚邻里川流不息。他们端来鸡蛋、江米、干明太鱼，堆满了半张方桌。朴顺姬一遍遍向人们道谢，脸上的笑痕深得像刀刻的。正勋在家里进进出出，安排这个，叮嘱那个。我坐在角落里择豆芽，帮不上什么忙，却也不觉得局促。在这个家庭里，我似乎渐渐找到了一个安放自己的位置。

正勋的父亲靠在里屋的床上，偶尔会喊我进去。他用夹杂着朝语的汉语，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二十来岁去南浦港口修码头，一干就是六年。后来回来进了纺织厂，认识了在农场种菜的朴顺姬。他说他这辈子没出过朝鲜，最远就到过新义州，隔着鸭绿江望了望对岸的中国丹东。他说，那边楼真高啊。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像是在看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我问金东植，您想过去中国吗。他笑了笑，说，想啊。以前厂里选派优秀工人去中国参观，有一年差点轮到我了。后来名单变动，换成了别人。他说完咳嗽了几声，不说话了。

我坐在金东植的床边，忽然特别想哭。这个病床上的老人，用他半辈子的辛劳，在那个纺织厂里一点点熬着，熬到了退休，熬到了生病，却连鸭绿江对岸的那片高楼都没有真正踏足过。而他的儿子，四年前揣着一本磨损的词典走到中国，遇见了我。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街之隔，却是万水千山。

正勋从门外探进头来，说有人来探望阿爸。我起身走出去。客厅里来了两个中年男人，都穿着深色外套，表情严肃。正勋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是中国来的客人。那两人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点点头，然后坐下跟金东植低声交谈。正勋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他不想我待在客厅里。我推说回旅馆，便走了。

刚走到楼门口，忽然看见一个人靠在一辆旧自行车旁边抽烟。是李正泰。他穿了件灰绿色的短外套，头发梳得溜光。看见我，他笑了笑，说，中国人，巧啊。他的汉语说得不错。我硬着头皮点了点头，想从他身边绕过去。他却横跨一步，挡住我的去路。

别急着走，我想跟你聊聊。他说。语气不阴不阳。

我抱着胳膊，抬头看他。聊什么。

他笑了一下，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你认识金正勋，还给他家送钱，对不对。金正勋在会社里到处跟人说你是他的中国朋友。可我怎么觉得，你们之间不简单。

我心头一跳，面上却强装镇定。我是他的朋友，来看他，有什么问题吗。

李正泰走近一步，压低声音。朋友？你一个单身女人，在平壤一待就半个月，天天往金正勋家里跑。你说，会社会怎么想。领导如果知道了，金正勋的工作还保得住吗。

我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你想怎么样。

他耸耸肩，说，我不想怎么样。只是提醒你们，注意点。然后他骑上自行车，晃晃悠悠地走了。我站在原处，后背沁出一层冷汗。李正泰的话像一枚尖利的楔子，钉进了我的意识里。原来在平壤，连喜欢一个人，都要这样小心翼翼。

那天晚上正勋来找我，我把李正泰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脸色沉得可怕。他在屋里走了几圈，最后坐在床边，十指交叉撑住额头。星星，我可能给你带来麻烦了。他说。

我蹲下来，仰头看他。不是你的错。是他喜欢多管闲事。

正勋摇摇头。你不了解这里。在平壤，像我们这样跟外国人走得太近的人，很容易被盯上。李正泰如果真去告状，我顶多挨顿批评，可你可能会被取消签证，提前送走。

我站起来，在他身边坐下。那我们小心一点。以后我不去你办公室，也不在你家门口晃。我们就在江边见面。我看着他。等我走了，你再想别的办法。

正勋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星星，你后悔来吗。

我握着他的手，慢慢收紧手指。不后悔。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正勋别过脸去，我看见一滴水珠从他下巴滑下来，落在他深蓝的夹克上，洇开一个深色的圆点。

第六章 大同江边

接下来的几天，我乖乖地待在旅馆里。每天上午去一楼餐厅吃早饭，然后回房间看书。正勋的信我翻了又翻，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像刻在纸上的细密纹路。有时候正勋会托正淑给我送饭。正淑抱着小哲，在旅馆门口跟我碰面，偷偷摸摸的，像地下党接头。她把饭盒塞给我，小声说，哥哥让你晚上七点去江边老地方。然后匆匆走了。

我打开饭盒，米饭下面埋着一块煎得金黄的豆腐。我坐在窗边慢慢吃，心里又暖又酸。平壤的傍晚来得很快。七点不到，天已经擦黑。我换上深灰色风衣，把勋章藏进领口，出了旅馆。沿着大同江边往上游走，绕过一片低矮的灌木，就能看见那个石墩。正勋已经坐在那里了。

他看见我，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腕，带我拐进一条极窄的小道。小道两边是高高的茅草，尽头是一处水泥平台，临江而建，被几棵老柳树半掩着。正勋说，这里是他小时候的秘密基地，后来江边改造，就很少有人来了。他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拉我坐下。江风从水面吹来，带着微微的腥甜。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里，碎成一片片金鳞。

我们并排坐着，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正勋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块用米粉做的打糕。他递给我，说你尝尝，这是我妈做的，可甜了。我掰了一块放进嘴里，果然绵软香甜。正勋侧过脸看我吃东西，眼睛弯弯的。我瞪他，看什么。他说，看你吃东西，好看。我脸一热，转头去看江面。

正勋忽然说，星星，我会一直记得这些日子。在江边看你吃东西，在小馆子里分一块土豆饼。这些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鼻子一酸。不会忘。我也不会忘。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走到江边，伸了个懒腰。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把江面照得银晃晃的。他转过身，逆着月光看我。整个人像被镀了一层薄薄的银边。他说，星星，我有个想法。等阿爸再恢复一段时间，我就去找会社的领导，申请长期去中国工作的名额。我们会社跟丹东有贸易往来，需要在那边设一个办事处。如果领导能批，我就能去丹东。

我看着他。那你能申请到吗。

他摇摇头。不好说。名额本来就少，竞争的人多。而且我是平壤户口，按规定出境手续很麻烦。顿了顿，他又说，但总得试。我总得给咱俩找条路。

我笑了。那你好好表现，别让李正泰那种人抓住把柄。

他嗯了一声，走回来重新坐下。我们肩靠着肩，看着江面上月亮慢慢移动。风大起来，我把头靠在他肩上。他微微一僵，然后放松下来。过了很久，他低声说，星星，你走那天，我去送你。

我闭上眼睛，没有接话。有些话不用说出来，我们心里都清楚。再过十天，我的旅游签证就到期了。十天之后，我就得坐上回沈阳的火车。然后呢，是继续隔着鸭绿江写信，还是正勋真的能到丹东来。没有人知道。未来像大同江上的雾，伸手一抓，什么也攥不住。

第七章 一盘饺子

金东植能下厨了，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朴顺姬说，他年轻时最拿手的就是包饺子。在朝鲜，饺子是大日子才吃的东西。金东植出院后的第一个周末，决定包一次饺子。正勋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眼睛里闪着光。他说，阿爸说，星星来了，得让她尝尝咱们的手艺。

我笑着说，在中国，饺子逢年过节必吃。我会擀皮。于是那天下午，我早早到了正勋家。金东植坐在厨房的矮凳上，指挥着一家人和面、剁馅。馅料是白菜、豆腐加一点点猪肉末，用香油和盐调了。我卷起袖子，帮着揉面。朴顺姬在旁边看着我，笑吟吟的，嘴里说着什么。正勋翻译说，我妈说，你的手劲好，面条肯定蒸得也好。

厨房里热气腾腾。窗外的暮色慢慢漫进来。金东植坐在那里，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了许多。他教正勋怎么把饺子捏出褶子。正勋笨手笨脚的，捏出来的饺子一个个东倒西歪。我笑他，说他捏的像小包子。他不服气，非说这是朝鲜式饺子。正淑抱着小哲站在门口看，笑得直不起腰。小哲拍着手喊，舅舅是傻瓜。正勋回头冲他做了个鬼脸。

饺子下锅，水滚了几滚，全浮起来。捞出来，一碟一碟端上桌。金东植亲自给我倒了小半碗醋。他说，中国饺子配醋，朝鲜饺子也配醋。只是咱家的醋不如你们的香。我蘸了醋，咬了一口。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鲜香满溢。我抬头对金东植竖了竖大拇指。他笑了，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来。

那顿饭吃了很久。大家围坐在方桌旁，边吃边说笑。金东植兴致很高，还让正勋开了两瓶米酒。正勋平时不喝酒，那天也喝了一小杯，脸涨得通红。朴顺姬不停地给我夹菜，堆得我碗里冒尖。我吃得肚子溜圆，心里也跟着满满当当。那一刻我几乎忘了，我还有几天就要离开平壤。

饭后，正勋送我回旅馆。我们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快到旅馆门口时，他忽然拉住我，说，星星，你教我包饺子吧，我刚才包得太难看了。我说，好，等你来中国，我天天教你。他听了，眼睛亮晶晶的。他伸出小拇指，说，拉勾。我笑起来，也伸出小拇指，跟他勾在一起。我们的手指在昏黄的路灯下勾成一个紧紧的结。

第八章 一纸调令

离开平壤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开始收拾行李，把几件厚外套叠好塞进箱子。那几本旧书装不下了，我跟正勋说，先放你家，等以后有机会再拿。正勋点头，把书放在他家书柜最上头。他说，这样我每天都能看见它们，就像看见你一样。

那天早上，正勋忽然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中午在江边老地方见。我等他等到中午。太阳很暖，江边有老人在钓鱼。正勋匆匆赶来，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喘着气，递给我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我展开来，是一份盖着红戳的朝文文件。我不认识朝文，只能看出上面有正勋的名字和照片。

调令。他说。组织上批了，派我去丹东的贸易代办处工作，期限三年。一个月之内报到。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我抬头看他，他正咧着嘴笑，笑得像个孩子。我鼻子一酸，眼泪刷地流下来。正勋吓坏了，手足无措地给我擦。他的手比我的脸还热。我抓着他的手腕，又哭又笑。周围钓鱼的老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不管，一头扎进他怀里。他僵了一瞬，然后收紧了手臂。

江风把我们的头发吹得绞在一起。过了很久，我才闷闷地问，怎么这么突然。

正勋说，其实阿爸出院后，我就递交了申请。会社的领导考虑了很久，加上这些年我在翻译岗位表现不错，就批了。他顿了顿，低声说，李正泰也申请了，他没批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正勋说竞争的人多。我仰起脸看他。他低头看我，眼里的光几乎要把我淹没。星星，我能去丹东了。他说。

我踮起脚，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下。他整个人像触了电，耳朵根通红。我笑着说，这是奖励你的。他傻傻地摸了摸脸，半晌才说，你还没教我包饺子呢。我笑着捶他。我们并排坐在石墩上，看着江面。那天的大同江水很清，倒映着蓝天和白云。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所有的难事，只要我们使劲儿去够，也许真的能够到。

第九章 离别，是为了重逢

我终于还是要走了。临走前一天，朴顺姬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几乎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金东植穿着正勋给他新买的一件灰呢外套，坐在桌前，不停地给我夹菜。正淑也来了，小哲缠着我要再学一个汉语词。我蹲下来，教他说再见。他奶声奶气地说，再见。然后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正勋一直没怎么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偶尔我们目光撞在一起，他就弯着眼睛笑一笑。那笑里藏着太多东西，有不舍，有期待，还有一点不安。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在努力把这次离别看得轻一点。因为我们很快就能在中国再见了。

第二天清晨，正勋和朴顺姬来旅馆接我。朴顺姬往我包里塞了满满一兜泡菜和打糕，我推辞不掉，只能收下。金东植没有来，他站在自家的窗户后面，朝我挥了挥手。我仰头冲他笑了笑。车子开出去很远，我回头，还能看见那扇碎花窗帘在风里轻轻飘动。

平壤火车站还是那样熙熙攘攘。正勋帮我提着行李箱，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到月台边。朴顺姬站在稍远的地方，不停地用围裙擦眼角。正勋把行李箱放在我脚边，直起身来。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星星，火车上注意安全。

我点点头。你别忘了去丹东报到。他说忘不了。我笑了，眼泪却不争气地涌出来。正勋伸出手，用手指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他的手有点抖。他说，别哭，你一哭，我就难受。我深吸一口气，把眼泪逼回去。

汽笛响了。我拎起行李箱，转身踏上火车。走了两步，我回头看他。他站在月台上，穿着那件深蓝色夹克，身姿笔直。阳光从他身后打过来，给他的轮廓镀了一层金边。他冲我挥了挥手，喊了一声，星星，再见。我用力点头，然后钻进了车厢。

火车缓缓启动。我靠窗坐下，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窗外的平壤城慢慢后退，大同江的粼光从眼前一闪而过。我闭上眼睛，在隆隆的车轮声里，想起四年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他在奶茶店门口用蹩脚的汉语说，你好，我叫金正勋。我想，命运有时候真奇妙。它让我们隔着那么宽的江，那么长的路，还是遇见了。

等我再睁开眼睛，火车已经驶过了新义州。鸭绿江横在眼前，对岸就是丹东。阳光泼在江面上，碎成万千金点。我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是正勋发来的消息。我连忙点开，上面只有简单的一行字。

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我握着手机，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笑了。笑着笑着，泪水又漫出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难过。

尾声

四个月后，丹东。

正勋来丹东报到那天，我请了假去车站接他。他还是穿着那件深蓝色夹克，只是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他走出出站口，在人群里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笑着朝我跑过来，步子很大，带起一阵风。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像擂鼓。他跑到我面前，停住，喘着气。我们隔了不到半米，互相望着。然后他伸出手，大大方方地把我揽进怀里。

我来了。他说。

那天晚上，我请他去吃饺子。就在鸭绿江边的一家小馆子。我们坐在窗边，能看见对岸朝鲜的点点灯火。正勋笨手笨脚地跟我学包饺子，包出来的依然像小包子。我笑他，他也不恼。他蘸着醋，咬了一口自己包的饺子，眼睛忽然有些湿。他说，星星，我小的时候，总趴在江边看对岸。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江这边来吃一顿饺子。现在，我坐在这里了。

我握住他的手。窗外，鸭绿江水平静地流淌着。两岸的灯火交相辉映，连成一片温柔的光海。我们不再隔着那条江了。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彼此身边。

那五万块钱，后来正勋每个月都从工资里省下一部分还给我。我一开始不肯要，他就悄悄用我的名字在银行开了一个户，每个月定期存进去。直到去年秋天，他第一次带我回平壤探亲，朴顺姬又做了满满一桌菜。临走那天，金东植把一沓用油纸包着的钱塞给我，说，星星，这是家里卖了两头猪攒下的。正勋他性子犟，不肯白要你的。可咱们是一家人了，不说还不还。你拿着。我看着老人消瘦却恳切的脸，眼泪夺眶而出。我把那沓钱推回去，说，叔叔，您留着买营养品。钱是我给正勋的，也是给我自己的。等您身体利索了，我接您来丹东住一阵子。

去年冬天，金东植和朴顺姬真的来了丹东。那天我们一大家子坐船游鸭绿江。江风吹着老人的白发，他眯起眼睛，看看这头，又看看那头，嘴里不停地说，好啊，好啊。正勋站在他身后，小声跟我说，阿爸昨晚一宿没睡着，说做梦都不敢想能坐船在鸭绿江上转。我笑着挽住正勋的胳膊。对岸，平壤方向的天际线若隐若现。六年前那个在奶茶店门口冲我笑的朝鲜男生，如今就站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曾经隔着一条江，后来隔着一张调令，再后来，什么也不隔了。

如今那枚铜质勋章还挂在我的脖子上。它已经不那么亮了，边缘磨得有些发暗。但每次摸到它，我都能想起平壤大同江上的雾，想起那间灯光昏黄的小馆子，想起金东植站在江边老人般的笑。这些记忆，比五万块钱珍贵得多。它们让我相信，这个世上所有的相遇，都值得跨越千山万水去奔赴。而那些为爱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