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出口。下午三点十七分。外面下着阵雨，天阴得像傍晚，航站楼里的冷气开得很足，穿着短袖的人进去不到十分钟，胳膊上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出口处的接机人群挤成几层，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名字和酒店名。几个机场工作人员站在护栏两边，反复用普通话和粤语提醒大家不要越过黄线。地面湿漉漉的，行李车碾过去，轮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事情是从一架大阪飞来的航班开始的。

那趟全日空的航班正点落地，旅客陆陆续续走出来，跟普通团客没什么两样。直到五六分钟后，一些接机的人发现不对劲。出来的旅客里，老年人特别多。不是一般的多。整个出口像被一群头发花白的人占据，有人拖着银色的箱子，有人背着双肩包，有人拎着印了卡通图案的行李牌。他们穿着整齐，颜色偏深，走路不快，但都很精神。

“这是夕阳红团吧。”一个接机的年轻女孩对旁边的人说。

“日本的夕阳红团？跑广东来干什么？”旁边的人回答。

一开始没人太在意。广东的外国游客不少，日本团也常见，多数是去广州的陈家祠、佛山的祖庙，或者深圳的世界之窗。但很快，接机的人发现这波日本老人不像是来看景点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很怪。

有个戴渔夫帽的老人，手里举着一部老旧的翻盖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拍的是某个街角，灰蒙蒙的，像从什么纪录片里截下来的。他走到出口外面，环顾了一圈，然后朝一个保安走过去，把手机举到对方眼前，用日语夹杂着几个中文字，反复说：“大沥、大沥。”

保安听不懂，摆摆手，指了指远处一个问询台。老人弯腰鞠了一躬，拖着箱子朝问询台走去。他身后，还有三四个老人也掏出手机、纸片、地图，四处找人问路。一个穿深绿色连衣裙的老太太，手里捏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日文，下面写着一个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街道”。

问询台前很快排起了一条短队，全是刚下飞机的人。工作人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只有一个人会一点日语，被从里面叫出来，站在台前连比带划地应付。会日语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生，声音不大，被一群老人围着，额头上全是汗。

“他们要去同一个地方。”人群中有人用粤语嘟囔了一句。

“大沥？去大沥做什么？那里全是批发市场和厂房，有什么好看的。”

“可能是以前在那工作过的吧。”

“以前？几时啊？八十年代？那都多久了。”

队伍越来越长。后面出来的一些日本老人看到这阵势，干脆不排了，三三两两聚在柱子旁边，各自拿出手机摆弄。有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从背包侧袋里摸出一包烟，刚抽出来就被旁边一个阿婆用眼神逼了回去。他把烟夹在耳朵上，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纸含进嘴里。

“你看他们，像不像来开同学会的。”一个接机的年轻人笑着说。

“开同学会开到中国来？日本同学在广东聚？”

“说不定是以前在东莞那边开厂的。”

“开厂的那些是投资商，能是这种挤大巴的样子吗？你看他们，有哪个像老板。”

确实不像。这些人大多穿着普通的棉质衣服，鞋子是软底的，走起来轻飘飘的，没有那种长期坐办公室的人挺得笔直的肩背。他们手里的包有些旧，边角磨得发白，但洗得干净，像用了很多年的东西。有些人胸前挂着交通卡套，里面塞着些零钱、硬币、药片。

人群中，一个穿灰蓝色衬衫的老人引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注意。他站在出口外面的雨棚下，没有进去，也没有问路，就那么站着，看天。他从兜里拿出手机，翻开一条信息，又合上。他嘴唇紧抿着，眼窝很深，眉头有两条竖纹。他把手机举起来，对着外面的雨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屏幕上打字。他打字很慢，每一下都用力，像在按实物键盘一样。

“师傅，走不走？”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中年女人走过来问。

“去边啊？”司机回过神来。

“黄岐。”

“黄岐啊？可以。”司机打开后备箱，帮女人放行李。车门关上的一瞬间，他回头看了一眼雨棚下的日本老人。老人还站在那里，手机已经放回口袋，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眼睛看着远处的停车场。

这种场景，从那天下午开始，连续出现了三天。

白云机场的地勤和出租车司机最先察觉到异常。从大阪、东京、名古屋飞来的航班里，满载的日本老人越来越多。他们出关后不急着去酒店，不找人接机，也不看旅游巴士。他们挤在地铁口、出租车排队区和公交车站，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样东西：要么是手机里的一张旧照片，要么是手写的小纸条，要么是一本翻烂了的小册子。他们要去的地方高度集中——佛山的大沥、盐步、黄岐，广州的芳村、白鹤洞，还有中山的坦洲、三乡。

“这什么情况？”白云机场出租车调度台的一个老员工，在第三天早班时终于忍不住了。他抽了根烟，跟旁边一个安保员说：“我在这干了快二十年，没见过这种阵仗。一车一车的日本老头老太太，往佛山拉。你知道他们去大沥干什么吗？”

“干什么？”安保员问。

“他们去大沥买电风扇。”

“什么？”

“电风扇。就是那种老式的、铁壳的、按一下才转的台式电风扇。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绿色的，很重，一个能砸死人的那种。”

安保员愣了一下，以为他在开玩笑。老员工把烟头碾灭，说：“真的。我昨天拉了两个，到了大沥，他们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旧风扇，铁壳都生锈了，插上电，居然还转。他们找的是一家修电风扇的铺子。那铺子老板说，这两个月，他修的风扇比过去三年还多，全是日本人拿来的。”

“从日本来中国修电风扇？”安保员的声音高了一点。

“你小声点。不光是修，还有买的。大沥有个旧货市场，里面有几家卖二手家电的，老款的那种。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全是日本老头在挑。”

“这风扇有什么特别？”

“特别倒不特别。就是八十年代广东这边做的，当年出口到日本去的。那质量，铁壳子，铜电机，用到现在三四十年还不坏。你说，日本人不远万里跑来买个旧电风扇，图什么？”

安保员摇摇头，说：“可能是情怀吧。老人嘛，念旧。”

“什么情怀。我告诉你为什么。”老员工压低声音，“他们的风扇坏了，要修，找了日本那边，没人修。不是不会修，是不愿意修。日本现在的人工贵，修一个旧风扇的钱，够买三个新的。而且，日本早就不生产这种铁壳风扇了。做这个配件的人，要么退休了，要么死了。他们找不到人修，只能抱着风扇到处跑。不知道谁先发现大沥这边有人能修，就一个传一个，全来了。”

“那还真够执着的。”

“执着？还有更执着的。有个老头，带了两个风扇来。一个自己用，一个他老婆的，都坏了。他说他老婆腿不好，吹不了空调，就认这个风扇的风。修好一个，他还要买一个备用的。结果找不到同款，他坐在人家店门口，急得满头汗。”

“后来呢？”

“后来那老板帮他改了一个零件，装上去能转。老头高兴得差点给老板鞠躬。要给小费，老板不要，他硬塞了一百块，还拍了合影。”

类似的场景，在佛山和广州的多个角落同时上演。

大沥镇一条不算热闹的街上，一家开了二十年的电器修理铺，门面只有两米宽，里面堆满了各种旧家电。老板姓陈，五十来岁，头发稀疏，背心永远卷到胸口上面，露出半截白肚皮。他修了几十年电风扇，从吊扇、台扇到落地扇，没他搞不定的。但这几个月，他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奇怪的一批顾客。

“他们怎么都找到我这里的？”陈师傅把一台绿色铁壳台扇的底座拆开，从里面挑出一小截断掉的线头，抬头问他的老婆。

他老婆蹲在门口择菜，头也不抬地说：“网上写的吧。我们这又不是什么大店，怎么日本人一找一个准。”

“我昨天接了一个东京来的电话。一个老太婆，说她的风扇不转了，问我能不能寄到日本去。我说我不做跨国生意，她说她自己过来。我怕她一个人找不到，就说去机场接她，她还不让。”

“后来呢？”

“后来她自己坐地铁来的。从白云机场坐地铁到滘口，再转公交，一个人，七十多岁了，提着一个这么大的箱子。”陈师傅用手比划了一下，“里面就装着一个风扇，用毛巾包了好几层。我插电一试，就是电容坏了。我给她换了个新的，二十块钱。她掏出一张五百块的人民币，我不要，她都要哭了。”

“不是，这风扇到底哪里好？值得跑这么远。”他老婆把择好的菜扔进盆里，站起身来。

陈师傅放下螺丝刀，用毛巾擦了擦手，说：“你看这风扇，全铁壳，电机是铜线的。日本那边的人，用习惯了，年纪大了，受不了冷气，就喜欢这个风。关键是，这种手艺活，现在没人干了。日本那边年轻人都不知道风扇还能修。”

“那也不能全广东都跑来修风扇吧。我昨天去菜市场，卖菜的说，黄岐那边有个修风扇的，一天接了十几个日本客。”

“你以为呢。现在大沥旧货市场那几个卖风扇的，价格翻了三倍。原来五十块一台的旧风扇，现在卖两百。还有人专门去收，然后卖给日本人。”

“这算什么？日本老头来中国，把中国旧货市场盘活了？”

“你别说，还真是。我昨天听一个客人说，他住的那个酒店，连续一个礼拜，大堂里全是等修风扇的日本人。酒店前台的小姑娘说，从来没同时见过这么多外国人。餐厅里的炒牛河、白粥、油条，被这些日本老人吃了个遍。”

“他们在酒店住着，就为了等修风扇？”

“也不全是。有些人来了之后，还到处去玩。去了祖庙，去了西樵山，还有去广州喝茶的。但核心目的，还是风扇。我见过一个老头，他本来只是来修风扇。修好之后，他抱着风扇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然后问我，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一家叫‘南方家用电器厂’的。我说，早没了，九十年代就倒了。他听完，低着头，好一会儿没说话。”

陈师傅说到这，站起来，走到门口，点了一根烟。天已经黑了，街上的店都亮起了灯，隔壁水果店的喇叭在喊“海南香蕉十块钱三斤”。他把烟叼在嘴里，眯眼看着街对面，像在等什么人。

果然，没过多久，一辆网约车停在路边，一个瘦小的日本老太太从车上下来。她穿着深蓝色的长袖衬衫，黑裤子，手里抱着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她抬头看了一眼招牌，确认了一下，然后朝陈师傅走过来，鞠了一躬，用带着日本口音的普通话说：“请问，是陈师傅吗？我是从大阪来的。我的风扇，它不转了。”

陈师傅把烟掐灭，点点头，说：“进来吧。先让我看看。”

陈师傅把老太太让进铺子，顺手把门口那盏小灯开亮了些。铺子里堆着十几台旧风扇，有吊扇拆下来的机头，有落地扇的底座，还有几台擦得锃亮的旧台扇靠墙摆着。老太太把怀里的东西放在陈师傅搭出来的一张木桌上，慢慢揭开报纸。里面是一台浅绿色的台式电风扇，机身有几处掉漆，底座上的塑料旋钮已经发黄，但整体擦得很干净，连扇叶缝里都没什么灰。

陈师傅伸手按了按扇叶，又拧了拧旋钮，插上电试了一下。电机嗡嗡响，但扇叶不转。他拿螺丝刀拆开后盖，用手电照了照，说：“启动电容坏了。还有这轴承，缺油，卡得厉害。问题不大。”他说的是普通话，说得很慢，他知道对方听不太懂，但“电容”“轴承”这些词他没法用日语说。

老太太站在旁边，弯着腰，眼睛跟着陈师傅的手走。她听懂了“问题不大”，脸上的表情松了一点，从口袋里摸出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在额头上按了按。外面很热，铺子里的旧空调开着，冷气不足，她后背湿了一片。

“你住哪里？这个修好要一会儿。你先去外面坐着，隔壁有个糖水铺。”陈师傅朝门口指了指。

老太太摇摇头，说：“我在这里等。”

陈师傅没再劝，搬了张塑料凳让她坐。她坐下后，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本小相册，翻开，里面夹着几张旧照片。她指着一张给陈师傅看。照片上是一间很小的日式房间，榻榻米上摆着这台绿色风扇，旁边坐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

“这是我女儿。”老太太用普通话说，说得很慢，“这个风扇，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送给我的。用了很久很久。”

陈师傅看了一眼照片，点点头，没说话。他把电容拆下来，在零件盒里翻找同型号的。找到一个，又觉得不合适，继续翻。老太太静静坐着，把相册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翻。那些照片多半拍的是家庭生活，电扇出现在很多场景里。夏天的饭桌旁、女儿写作业的矮桌前、丈夫午睡时的枕边。同一个风扇，陪着这家人过了几十年。

“你女儿多大了？”陈师傅问了一句。

“四十三。”老太太答。

“没跟你一起来？”

老太太沉默了一下，笑了笑，说：“她很忙。在大阪上班。她说这个风扇太旧了，不要修了，给我买新的。我说不要新的。她不知道，这个风扇的声音，我听了四十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它转，就像有人在旁边。新的不是这个声音。”

陈师傅停下手中的活儿，抬头看了她一眼。他没说话，继续把新电容焊上去。焊好后，他又给轴承上了油，装回去，插上电。扇叶慢慢转起来，越转越快，风很稳，声音是那种老式铁壳风扇特有的低嗡声，不算安静，但很匀。老太太从凳子上站起来，凑到风扇前面，伸出一只手去挡风。风吹动她的衬衫袖子，她的眼睛弯起来，嘴张开，像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

“修好了。电容换了，油也上了。再用几年没问题。”陈师傅把风扇关掉，拔下插头，“你这个插头是日本那种，两脚的，这里用要转换器。你有没有？”

老太太从包里翻出一个白色的转换插头，点点头。陈师傅接过去试了试，刚好。她把风扇重新用报纸包好，双手抱在胸前，朝陈师傅鞠了一躬，又说了好几句谢谢。陈师傅摆摆手，说：“不用谢。二十块。”

老太太先是一愣，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几张整钱，要找零。陈师傅说：“就二十，多了不要。”她执意要给，陈师傅有点急了，指着墙上一张手写的价目表说：“电容十块，上油十块，一共二十。你来我这里，不是来花钱的。”

老太太看着他，没再坚持。她把钱收好，又鞠了一躬。离开前，她站在门口，回头说：“陈师傅，你跟我女儿说的话不一样。她说，这种东西，不值得修。”

陈师傅笑了一下，说：“你女儿说得也没错。现在的人，都这么想。但我们这辈人，什么东西坏了，先想的是修，不是扔。”

老太太听完，用力点了一下头，抱着风扇走进夜色里。陈师傅站在门口，看着她走到路边等车，手里那包报纸裹着的东西被她抱得很紧，像抱着个孩子。他点了一根烟，慢慢抽完，转身回到铺子里。

那天晚上，陈师傅接了一个电话。是南海区大沥镇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打来的，说最近镇上来了不少日本游客，有些是来修电器的，有些到处找旧厂址、老街巷。镇政府注意到这个情况，想找他了解点情况，问他明天有没有空，去村委会坐一下。陈师傅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陈师傅到了村委会。会议室里坐着五六个人，有镇政府的、有旅游部门的，还有一个专门做外事协调的翻译。他们问的问题很具体：那些日本老人都是怎么找到他的铺子的，修的东西有哪些类型，来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人提到过什么特殊的需求。

陈师傅实话实说。他说最开始是几个日本老人在旧货市场问路，有人把他们带到他这里。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从网上找来的，有熟人介绍的。他修得最多的是电风扇，其次是电饭煲、电热水壶、收音机，还有一些老式的缝纫机。他说：“他们拿来的东西，年纪跟他们都差不多大。有的比我还老。我也不是全都修得了，有些零件早没了，只能改。”

“他们有没有说是怎么知道大沥这边的？”工作人员问。

“有人说是日本一个论坛上写的。有人说是朋友介绍。还有人是以前在大沥的工厂里干过，知道这里的老街老店多。”陈师傅说。

“以前在大沥的工厂？什么工厂？”

“好像是做风扇的。以前大沥有好几家电器厂，八九十年代给日本做代工的。那些日本人，有些就是那时候派过来的技术员、检验员，在这里一住就是大半年。他们跟本地人一起吃饭、上班，还有人学会了粤语。”

“所以他们回来，是想看看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不光是看。有人还想找当年认识的人。我遇到过一个老头，拿着一张旧名片，上面印着‘南海县大沥电器三厂’，他想找当年一个叫‘阿强’的师傅。我说阿强这个名字，这里没有一百个也有八十个。他就笑，说他知道，但还是要找。”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那个翻译翻着手里的一叠材料，说：“我们了解到，最近一个月，从日本到佛山的老年游客数量增加了不少。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自由行方式来的，几乎没有团队游。他们在酒店入住时填写的事由，很多写的是‘访友’或者‘购物’。这跟以前来广东的日本游客很不一样。”

“那这算不算旅游市场的新需求？”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问。

“算，但怎么接，是个问题。人家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来找回忆的，来修旧东西的。我们以前没遇到过这种。”

“那我们要做什么？”另一个人问。

“上面让我们先摸清楚情况。他们到底来了多少人，主要去哪些地方，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一个人乱跑，容易出事。”

陈师傅听到这里，插了一句话：“确实容易出事。昨天有个日本老太太，从广州坐地铁来大沥，下了车不会转公交，在路边站了一个钟头。后来是一个收废品的阿叔骑三轮车把她送过来的。她非要给钱，阿叔不要，两个人你推我让，搞得像吵架一样。”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下。陈师傅继续说：“我说这些老人，也真不容易。他们来一趟不便宜，机票、酒店，加起来不少钱。就为了修个风扇，或者看一条老巷子。你们说值不值？对他们来说，可能值。我们觉得不值，因为我们的东西坏了就扔，他们的东西坏了要修。不是穷，是舍不得。”

会议结束前，镇政府的人留了陈师傅的联系方式，说后面可能会请他帮忙，给一些日本游客指路。陈师傅没推辞，他知道这镇上现在每天都有日本老人在转悠，有时候一天来他店里问路的不下十几个。他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从村委会出来，太阳正毒。陈师傅骑上他的电动车，准备回铺子。经过大沥旧货市场时，他看见市场门口停着两辆大巴，里面下来一群日本人，年纪都不小，戴着统一的白色遮阳帽。他们被一个举着小旗的中国人带着，正往市场里走。陈师傅愣了一下，停下来多看了几眼。那个举旗子的人他见过，是在大沥做日用品批发生意的，会说一点日语。他举着一面小红旗，上面印着“大沥旧物文化之旅”。

“这都成团了。”陈师傅嘟囔了一句，骑车走了。

回到铺子，门口已经坐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昨天修风扇的老太太，另一个是没见过的老头，头发全白，戴着一顶米色帆布帽，手里提着一台用塑料袋装着的旧电饭煲。陈师傅停好车，走过去开门。

老太太站起来，朝他鞠了一躬，说：“陈师傅，我朋友，从名古屋来。他的电饭煲，不能煮饭了。”

陈师傅叹了口气，打开门，让他们进去。那台电饭煲是松下牌子的老款，橙色的，盖子上还有贴纸。陈师傅拆开一看，是内胆底部的涂层磨没了，传感器接触不良。他折腾了二十多分钟，换了个小零件，好了。老头高兴得从包里摸出一瓶小瓶的日本酒，非要塞给陈师傅。陈师傅推脱不掉，只好收下。

“你们是不是有个群？互相约着来的？”陈师傅问。

老太太和老头对视一眼，笑了。老太太说：“是的。日本有个‘旧电器修理会’，我们在网上约。大家说，中国广东有一个神奇的地方，什么都能修。所以，我们一起来了。”

陈师傅听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那瓶日本酒放在桌上，转身去拿水壶烧水。电风扇在角落里转着，发出那种均匀的低嗡声。阳光从铺子门口照进来，照着桌上的螺丝刀、旧电容、还有那瓶酒。外面的街上，卖水果的喇叭还在响。一切都很平常，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那天下午，陈师傅的铺子里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是个日本男人，年纪看起来比之前那些都要大，背驼得厉害，走路时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拎着一个深灰色的旧布包。他在门口站住，先往里面张望了一下，然后摘下帽子，朝陈师傅点了一下头。没说话。

陈师傅正蹲在地上拆一台落地扇，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修东西？”

那人从布包里取出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方方正正，放在桌上。陈师傅站起来，掀开蓝布，里面是一个木质的小盒子，上面刻着两行日文。他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修不了吧。看着不像电器。”

那人摇摇头，用中文说：“不是这个。我是来找人的。”

陈师傅看着他，等他继续往下说。那人从布包侧袋里掏出一张旧照片，递过来。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上面是一座工厂大门，门楣上写着几个字，辨认不出。门口站着一排工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前排蹲着几个年轻人，笑得露出牙齿。

“这是大沥电器三厂。”那人说，声音有些沙哑，“1986年拍的。”

陈师傅接过照片，眯着眼看了半天，说：“这个厂子早不在了。现在原址上盖了商品房。你找这里？”

“找一个人。”那人又从布包里取出一张纸，展开，上面用圆珠笔画着一张人脸，线条简单，但看得出是个年轻男人，方脸，浓眉，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画像下面写着一行中文字：“阿强，大沥电器三厂维修工。”

陈师傅皱了皱眉，说：“你画的？”

“我孙女帮我画的。”那人笑了一下，“我画不好。我记得他这里有道疤。”他用手指在自己左边眉毛上比了比，“是修机器的时候，被扳手打的。他带我去医院，我陪他缝了三针。”

陈师傅看着他，问：“你以前在这厂里工作？”

“我1985年到1987年，在大沥电器三厂做技术指导。工厂给日本做电风扇代工。我是日方派来的品质检验员。”那人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回忆，“阿强是厂里的维修工，比我小几岁，手很巧。我们经常一起修机器，研究怎么改模具。他教我粤语，我教他日语。”

“1987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你突然回来找他？”

那人没马上回答。他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街。太阳已经偏西，照得对面墙上一片金黄色。他站了一会儿，说：“上个月，我查出肝有问题。不算太坏，但要做手术。我儿子不让我来。我说，有些事再不来，可能就没机会了。”

陈师傅没接话。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递过去。那人接住，两个人都没点，就夹在手里。铺子里那台旧风扇嗡嗡地转着，吹得桌上的旧报纸轻轻翻动。

“他在哪里，你知道吗？”陈师傅问。

“有人说，他后来去了深圳。在龙岗那边开了一家小工厂，做塑胶件。也有人说，他回了肇庆老家。我去了深圳，那条街已经拆了。去了肇庆，那边的人说，阿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那人把烟在手里捏了捏，烟丝从纸筒里漏出来几粒。

“你一个人跑的？”

“有翻译。前天翻译有事，我就自己来了。我还能说一点中文。不多。”他抬起手，比了个“一点点”的手势。

陈师傅想了想，说：“大沥这地方，姓强的、叫阿强的，我认识两个。一个是卖鱼的，五十多岁，左手少了两根手指。另一个以前在旧货市场修电视机，后来搬走了。但你说的这个，左边眉毛有疤的，我没见过。”

“他比我小两岁，今年应该六十八了。”那人说。

“六十八，还开厂？”陈师傅笑了一下，“现在这个年纪，多数在家带孙了。”

“他也退休了。但我还是想找。”那人把照片收回来，小心翼翼放回布包，“找不到也没关系。我来过这里，走过了他当年走的路，看过这条街。心里就踏实了。”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门外。门外正好有一个阿婆推着婴儿车经过，车里的小孩手上拿着个塑料风扇玩具，呼呼地转。那人看见，笑了，说：“那个小风扇，也是这里做的。”

陈师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也笑了：“现在的小风扇，全塑料的，用一年就坏。我铺子里都懒得收。”

“是。所以我要找阿强。他修过的风扇，到现在还会转。我家里还有一台，是他亲手改装的，底座上刻着‘大沥电器三厂’。我用了三十多年，前年坏了。我拿来中国，想找他修。后来想想，还是先找到他再说。”那人说着，从布包最下面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电容，“这是当年他给我的备用品。他说，这个型号的电容，中国以后不生产了。让我留着。我真的留到了现在。”

陈师傅拿起那个电容看了看，眼睛亮了一下：“这个是好东西。现在找不到了。你留了三十多年？”

“三十四年。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每次看到它，就想起他。想起他说话的样子，抽烟的样子。他喜欢蹲在车间门口，一边吃炒粉，一边看图纸。他说，以后要开一家自己的厂，做最好的风扇。”

陈师傅听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转身走到柜台后面，从一个纸箱里翻出一个旧笔记本，封面用透明胶粘了好几层。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记着一个地址和一个电话。他把本子拿给那人看，说：“去年有个深圳来的老头，到我这里买旧风扇。他留了个电话，说是他厂子里的人介绍的。他姓陈，叫陈少强，左眉毛这里有道疤。你看看，是不是他。”

那人接过本子，手有点抖。他盯着那个地址，嘴唇动了动，像在念什么。那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的是“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某某花园”。他抬起头，眼眶发红，说：“就是他。陈少强。他以前跟我说，他家里给他取名字，少强，是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希望他少点病痛，强壮一点。”

陈师傅长舒了一口气，说：“他去年还来过大沥。一个人，骑了辆旧摩托车，穿件灰衬衫。来我这里坐了一下午，说老了，想回来看看。他还问起你。”

“问我？”那人声音高了一点。

“他问我，这几年有没有见过一个日本的佐藤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脖子这里有一颗黑痣。”陈师傅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他说那个日本人以前在大沥电器三厂待过，人很较真，一点点瑕疵都要返工。但下班后喜欢去喝啤酒，吃烤串，还学了一嘴大沥话。他说，那时候他们一起改过一款风扇的扇叶角度，改完风又大又静，厂子拿这个拿了奖。他说，他从来没跟别人讲过，那个方案，是你先提出来的。”

佐藤站在铺子中间，眼泪已经淌到嘴角。他没有去擦，只是把那个小铁盒紧紧按在胸口。陈师傅把电话抄在一张纸条上，塞进他衬衫口袋里，说：“去打吧。他换了几个号，不知道这个还通不通。”

佐藤从口袋里摸出一部旧手机，动作很慢。他打开拨号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按到一半，他停下来，抬头看陈师傅，说：“你帮我打。我怕我说不清楚。”

陈师傅接过手机，按完号码，按了拨出。手机里传来彩铃声，响了好几声。然后电话通了，一个带着粤语口音的男声说：“喂，边位啊？”

陈师傅把手机递给佐藤。佐藤接过去，嘴唇动了动，用日语说了一句：“阿强，我是佐藤。”

电话那头安静了。过了三四秒，那个男声突然响起来，声音很大，混着惊讶和笑：“佐藤？你系佐藤？你系边度啊？你真系返来咗？”

佐藤站在铺子门口，背对着陈师傅。他一边哭一边笑，话都说不连续。他用夹杂着日语和粤语的句子，反复说：“系我，系我啊。我喺大沥啊。陈师傅间铺。”

陈师傅点了根烟，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低了一半。他站在外面，给那个日本老头留了一点空间。街上的灯次第亮起来，旧货市场的方向传来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他吸了口烟，心里想，这世道，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一个日本老头，跨了海，就为了找三十多年前一个修风扇的人。找到了，哭成个孩子。这眼泪，比修一百台风扇都重。

过了十几分钟，佐藤从铺子里出来。他眼睛红红的，但脸上一直在笑。他走到陈师傅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陈师傅，谢谢你。他说，明天从深圳过来。中午到。”

陈师傅点点头，说：“那明天中午，你再来。我店里有一张折叠桌，可以摆到外面。你们坐那里吃饭，我去买两瓶啤酒。”

佐藤又鞠了一躬，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但脚步比来时稳了很多。那个深灰色的旧布包被他挎在肩上，一晃一晃的。陈师傅站在门口，目送他消失在街角。隔壁糖水铺的老板娘端着一碗绿豆沙出来，看见陈师傅，问：“阿陈，那个日本老头咩事啊？又喊又笑。”

陈师傅笑了一下，说：“没咩事。找到亲戚了。”

第二天中午，陈师傅比平时早关了半小时门。他让老婆去市场买了半只烧鹅、一碟卤水豆腐、两斤炒花生，还有一打珠江啤酒。折叠桌支在铺子门口，旁边摆了三张塑料凳。太阳很晒，他找隔壁借了一把遮阳伞，斜斜插在桌边。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点河涌的腥味。

佐藤十一点半就到了。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发亮。手里提着两盒东西，一盒是日本点心，一盒是水果。他站在铺子门口，没坐，眼睛一直看着巷口方向。

“别站着，坐。”陈师傅拉出一张凳子。

佐藤摇摇头，说：“我等他。”

陈师傅没再劝，自己坐下，开了一瓶啤酒，慢慢喝。他老婆在铺子里洗菜，不时探出头来看一眼。隔壁几家店的人也知道今天有个日本老头要等深圳来的老友，闲着的都站在自己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看。

十二点过八分，一辆深蓝色的深圳牌照轿车拐进巷子，在路边停下。车门打开，一个头发稀疏、左边眉毛上果然有一道浅疤的老头下了车。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领子挺括，下身是深色西裤，脚上一双黑色凉鞋，走路时腰板挺得直。

佐藤看见了，整个人像被定了一下。然后他快步迎上去。陈少强也看见了佐藤，脚步忽然放慢，脸上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什么。他嘴唇动了动，像在确认一个很久远的名字。

“佐藤。”他喊了一声。

佐藤“哎”了一声，声音发颤。两个人走到一起，谁都没先伸手。站了两三秒，陈少强一把抱住佐藤，手掌在他背上拍得啪啪响。佐藤比他矮半个头，整张脸埋在他肩膀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三十四年了。”陈少强松开他，眼睛红红的，但还是笑着，“你一点没变，还是这个样。”

“你老了。”佐藤说，用日语说了一遍，又用中文说了一遍，“我们都老了。”

陈少强拉着他往铺子走，边走边说：“陈师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一晚没睡着。我老婆问我，是不是哪个老相好要来。我说，是个日本人，男的。她不信，非说我外面有人。后来我跟她讲了半宿，她才明白。今天本来她要跟来，我说你别来，两个老头子见面，你来了反而拘束。”

佐藤笑了，说：“你应该带她来。我想见见她。还有你儿子。你以前说，你儿子叫陈志明。志明，很好听的名字。”

“他今天上班，走不开。改天去深圳，住我家里，我让他下厨。那小子做饭比我老婆还好。”陈少强拉开凳子坐下，拿起一瓶啤酒，用牙咬开盖子，给佐藤倒了一杯，“来，先喝一杯。这杯酒，欠了你三十多年。”

佐藤也坐下，举起杯子。玻璃杯碰在一起，声音脆得发亮。他一口气喝了半杯，放下杯子，指了指陈少强眉上的疤，说：“这里。缝了三针。你当时还哭。”

陈少强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我哭？我那是疼的。你去试试，没打麻药，硬缝，谁不哭。”

“我没哭。”佐藤认真地说。

“你哭了。你背过身去哭的，当我没看见。”陈少强说。

陈师傅在旁边切烧鹅，听到这话也笑了。他把切好的烧鹅端上桌，又炒了一盘通心菜端出来。三个男人围坐在折叠桌前，头顶是那把旧遮阳伞，身后是堆满旧风扇的铺子。巷子里不时有电瓶车经过，车铃按得叮叮响。远处的大排档开始准备晚上的菜，有人提着煤气罐从路边走过。

“你后来怎么没消息了？”陈少强问。

佐藤放下筷子，想了想，说：“我1990年回了日本。公司把我调到名古屋。后来结婚、生孩子、换工作。写过信，寄到大沥电器三厂。退回来了，说厂子已经关了。我打过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就断了。”

“我也搬了。先去顺德，后来去深圳。一开始给人打工，修电器、跑销售，什么都干。后来自己弄了个小厂，做塑料配件。忙得跟条狗一样。等我再回大沥，这里全都变了。厂子没了，宿舍没了，连路都不认识了。”陈少强喝了一口酒，眼睛看着巷子尽头，“我去年回来过一次，还骑摩托车转了半圈。看见那个旧市场还在，进去逛，碰到陈师傅。他这里还修老风扇。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想起你。我就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个日本来的佐藤。他说没有。我想也是，你怎么可能来。”

“去年？”佐藤抬起头，“我去年也来过。三月来的。在大沥待了三天。也去了旧货市场。还问了一个修风扇的师傅，有没有见过一个叫陈少强的人。他说不认识。”

陈少强愣住了，转头看陈师傅。陈师傅皱着眉，说：“我去年没去旧货市场。我一般都在铺子里。你要问的，可能不是我。”

“原来我们去年就差点碰到。”佐藤喃喃说了一句。

“差点。”陈少强叹了口气，“他妈的，差点就碰到了。结果拖到今年。”

两个人又碰了一杯。太阳慢慢西移，遮阳伞的影子从桌上移到地上。啤酒瓶一个一个空下去。陈师傅又去拿了四瓶，说：“今天不急着走，喝够了再说。”

聊到最后，佐藤从布包里拿出那台绿色的小风扇。那是他出发前从家里带的。他说：“这是你当年帮我改的那台。底座上还刻着‘大沥电器三厂’。我带来了，想让你看看。它不转了。”

陈少强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用手指摸着底座上那行字，指腹在刻痕里反复划过。他说：“这台我记得。本来要出口的，有一批底座喷错了颜色，厂里说报废。你不让，说改一改还能用。后来你把它改成了日本电压。我帮你弄的电机，换了线圈。这风扇，是我俩一起搞出来的。”

“所以我不想扔。”佐藤说。

陈少强把风扇放在桌上，打开后盖，看了看电容和接线。他手抖，但动作还是稳。陈师傅递来螺丝刀，他接过去，挑了挑眉：“你这把螺丝刀比我的还旧。”

“我从顺德的旧货摊上收的，有些年头了。你那把呢？”陈师傅说。

陈少强从自己带来的包里也摸出一把螺丝刀，手柄磨得发亮：“跟了我二十多年。当年在厂里领的第一把。走的时候没还。”

佐藤看着那把螺丝刀，又笑又摇头：“你当年还说，厂里的东西不能拿。结果你拿了。”

“这不是拿。这是纪念。”陈少强瞪了他一眼，开始拆风扇，“我先看看。电容老化了。轴承也不行了。小问题。但我手没以前稳，焊工可能不如陈师傅。”

“你来吧。我信你。”佐藤说。

陈少强没再推辞。他戴上老花镜，凑近风扇，一点一点地拆。陈师傅在旁边打下手，给他递零件、拿工具。两个老男人围着那台风扇忙活，像三十多年前在车间里一样。佐藤坐在对面，安安静静地看着。巷子里的光线从金黄变成橘红，又慢慢暗下来。有人路过，看见这场面，小声问隔壁的人：“那个日本人怎么又来了？”隔壁的人说：“等人修风扇呢。修了快两个钟了。”

风扇修好了。陈少强把它立在桌角，插上电，按下开关。扇叶开始转动，风一阵一阵吹出来。声音还是那种老式的嗡响，稳稳当当的。佐藤把脸凑过去，闭上眼睛。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脸上的皱纹被吹开了一样。他睁开眼，说：“还是这个风。”

陈少强靠在椅背上，抽着烟，笑：“这个风，吹了几十年，还认人。”

那天晚上，陈少强没回深圳。他在大沥找了家旅馆住下。佐藤也没回酒店。两个老头在铺子门口坐到快十一点。陈师傅的老婆煮了一锅皮蛋瘦肉粥，端出来让他们喝。街上的店都关了，只有陈师傅铺子门口的灯还亮着。那台修好的绿色风扇一直在转，对着三个人的方向吹。飞蛾绕着灯管扑棱，偶尔撞在扇叶上，发出细碎的响。

“明天去厂里原址看看？”陈少强问。

“好。”佐藤说。

“那里现在是个楼盘。大门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物业处后面。我去年去的时候，保安不让进。我说我以前在这里上过班，他看我的眼神像看骗子。”

“我跟你一起。两个老头子，他总不会赶吧。”佐藤笑了。

第二天上午，陈少强和佐藤真去了那个楼盘。保安果然没拦。两个人在小区里面慢慢走，眼睛四处看。陈少强指着一块空地说，这里以前是冲压车间。又指着一排绿化带说，那里是食堂。佐藤说，食堂后面有个水龙头，夏天大家光着膀子在那里冲凉。陈少强哈哈大笑，说你还记得。佐藤说，我当然记得。你当时跟食堂的胖大姐吵架，她往你饭盒里多打了一勺菜。你说你吃不了。她说你太瘦，要多吃。陈少强笑出了眼泪，说，那个胖大姐后来嫁到香港去了。

他们在小区里转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两个人眼睛都红红的。门口保安好奇地看了几眼，没说话。陈少强说：“你几时回日本？”

“后天的飞机。”佐藤说。

“明天去深圳。到我家吃饭。”陈少强说，“我把儿子叫回来。我老婆早上还打电话问，说那个日本人到底长什么样。我说跟以前一样，就是老了，会哭。”

佐藤笑了，点头说：“好。去深圳。”

陈师傅当天下午接到了镇政府的电话。对方说，最近大沥的日本游客数量还在增加，有些人甚至从东京转机到香港再坐大巴过来。镇政府想请陈师傅帮个忙，在旧货市场那边设个临时的指路点，专门接待那些来找旧电器修理铺的日本老人。陈师傅说，我修东西还行，跟人交流我不行。对方说，不用你翻译，上面已经安排了志愿者。你就当个活招牌，坐在那里，那些老人看见你就信了。

陈师傅答应了。挂了电话，他坐在铺子里，看着满屋子的旧风扇，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也没那么旧了。那台佐藤留下的绿色风扇还摆在桌上，他试过，风很大，声音很匀。他想着，改天也去旧货市场转转，看能不能再收几台这种老式的回来。说不定，以后还有更多日本人来。

他拿出手机，给陈少强发了条微信，让他把地址再发一遍。陈少强回了个笑脸，后面跟了一句：“明年，我和佐藤约好了。他再来。我带他去吃大沥的烧鹅。还有你这里，再帮我修一台。我家里还收着三台，都不转了。”

陈师傅看完，笑了笑，把手机放在桌上。风扇还在转。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大沥镇的夜晚，和往常一样热闹。巷子里有小孩在跑，有女人在喊吃饭，有摩托车从远处突突地开过来。只是在这条巷子深处，一个修了半辈子风扇的男人，忽然觉得，自己这份手艺，好像又能撑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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