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奥德赛》还未落幕，现代经典《肖申克的救赎》又重回银幕。
▲图片来源：华纳兄弟电影微博
今天的人想了解域外经典名著，渠道众多，百多年前的成都人是否也有这般自由呢？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些。
一百多年前，成都书店里已经有“世界文学”
翻开《成都通览》中的小说书目，一个颇为意外的世界出现在眼前。
里面有《雾都孤儿》《悲惨世界》《金银岛》《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福尔摩斯回忆录》，也有小众的《雾中人》《蒙特祖玛之女》《百合娜达》《艾伦·夸特曼》等。侦探、历险、爱情、历史、科幻、社会小说，什么都有。
价格并不贵：《金银岛》2角，《巴斯克维尔的猎犬》2角5分，《基督山伯爵》2角，《格列佛游记》3角5分，《鲁滨逊漂流记》5角5分，《大卫·科波菲尔》第一卷1元……
只是这些名著
名字有点认不出来
但如果真回到晚清书店，有一个麻烦：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哪本名著。
那个时候的《大卫·科波菲尔》叫《块肉余生述》，《雾都孤儿》叫《贼史》，《汤姆叔叔的小屋》叫《黑奴吁天录》，《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了《铸情》，《哈姆雷特》甚至叫《鬼诏》。
▲1852年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英文版，林纾与魏易将其翻译成《黑奴吁天录》，于1901年出版
因为当时并无成熟统一的外国人名、书名翻译体系。译者不但要翻故事，还得替洋小说重新起一个能抓眼球和钱袋的中文书名。而说到那个时代的外国小说，有一个人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林琴南，也就是林纾。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位翻译大家，偏偏不懂外文。
不懂外文的人
翻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
林纾一生译了一百六十多部外国文学作品，却“不通西文”。怎么翻？朋友拿着英文或法文原著坐在旁边，把故事讲给他听；林纾边听边用毛笔写成竖体古文。
▲2012年
西泠秋拍 《巴黎茶花女遗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氏畏庐刻本1函2册 图片来源：由作者王亦歌提供
林纾的译名，最早正是从《巴黎茶花女遗事》传开的。翻译时，他并不直接面对法文，而是听王寿昌逐段讲述原作，再以自己的文字重新写出。恰逢林纾新遭丧妻之痛，书中那些生离死别的情节格外触动他。据说译至伤心处，口述者与执笔者常常为之泣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合作中，一部法国小说经过两个人的“转述”与“再写”，变成了晚清中国读者能够读懂、也愿意为之动情的《茶花女》。它的成功，也由此开启了林纾此后规模惊人的翻译生涯。
林纾也从不讳言：“纾不能西文”，所译皆取朋友口述，即使出了错，也由自己承担。
从《茶花女》到《黑奴吁天录》，从《鲁滨逊漂流记》到《贼史》《块肉余生述》，大量西方故事就这样进入中国。今天看来，这种办法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阅读。一百多年前，很多中国人便是通过林琴南，认识了狄更斯、莎士比亚等其他西方作家。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成都离海很远
离世界却没有那么远
《成都通览》记录的是1908年前后的成都。彼时清朝尚未结束，成都距离上海这样的现代出版中心千里之遥，但书中所列域外小说已经达到约160多种。后来商务印书馆重新整理《说部丛书》，规模扩充到三百余种，涉及社会、政治、冒险、侦探、言情、科幻、历史等各种题材。
《成都通览》留下的数字说明，当时实际进入市场的外国小说，显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一家出版社的一套丛书。它记录的也不只是上海印了多少书，而是这些书已经走到了哪里。至少在清朝结束以前，成都人的阅读世界已经悄悄越过了国界。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得把书买回家。
还可以租。
今天有人偷偷去网吧
当年有人偷偷拿钱租小说
《成都通览》留下一份很有生活气息的材料——“劝业场开智书社赁阅新旧各种小说之简章”。
▲劝业场 图片来源：成都市情网
规矩写得清清楚楚：洋装小说，书价五角以下，每本每天租金10文；五角以上、一元以下，每天20文；一元以上、一元五角以下，每天30文。线装小说租金减半。租书先交一元押金，书价超过一元的，还要补足超出的部分……
这已经是一套颇为成熟的小说租赁制度。
今天有人拿着零花钱去网吧打游戏，当年也有人偷偷拿钱去租小说。不少后来鼎鼎有名的近现代文人，少年时代都有过迷恋小说、借钱买书甚至背着家里偷偷租“闲书”的经历，他们揣着几十文钱走进书铺，今天租一本侦探小说，明天换一本海上历险；舍不得花一元钱买，但十文、二十文挑灯夜战、轮流换读是常事。与今天花钱买游戏时间、视频网站会员，也相差不大。
▲图片来源：由作者王亦歌提供
还有一笔谁也理不清的
“糊涂账”
对今人来说，晚清小说市场越热闹，今天考证起来就越麻烦。有些原著一眼就能认出来：Treasure Island是《金银岛》，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是《基督山伯爵》，A Study in Scarlet是《血字的研究》。但还有相当一批小说，今天已经很难知道究竟对应哪一本外国原著。
当时大西洋小说是一门大生意。有人从英文译，有人从日文转译，有人节译、改写，有人换掉人物姓名，还有人把别人的译本改头换面重新出版。版权观念和出版规范远没有今天成熟，一本小说转过几道手，书名、人物乃至情节都可能变样。百年以后再寻找原著，就像拿着几块散落的拼图，去找一幅已经不知去向的画。
笔者翻译《成都通览》时，也曾多次做过这种近乎“破案”的工作：从中文旧书截图里寻找书名、人物姓名、第一章内容和大致情节，再将线索精确组合、模糊组合，在全球各大图书馆和数字文献中反复检索。
费了大量时间，最终也只能比较确定其中一部，另外两部疑似有所对应，却仍不敢下结论。
▲《成都通览》英译本
这笔糊涂账本身，倒也成了晚清小说热的证据：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抢着译、抢着印、抢着卖，恐怕也不会乱成这个样子。
一百多年前
成都人开始了解西洋
在当时的劝业场的书社里，有人跟着鲁滨逊漂到荒岛，有人跟着格列佛去了小人国；有人看福尔摩斯寻找凶手，也有人翻开《基督山伯爵》，看一个蒙冤入狱的人如何逃出牢笼，恩爱、情仇、侦探…… 方块字的背后是一个全新的域外世界。
那些读者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不知道。但《成都通览》留下了他们看过的书，也留下了他们租一本小说一天要花多少钱。
今天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奥德赛》，或者等待一部熟悉的经典重新回到银幕。三千年前的故事也好，一百多年前的小说也好，总是在不断被翻译、改编，又一次次来到新的读者和观众面前。
百多年前其实也是如此。那时没有手机、电子书和互联网。一个成都人认识遥远世界的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揣着几十文钱走进劝业场，从开智书社租回一本名字古怪的小说。他甚至不知道狄更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贼史》，百年以后会被中国人熟悉地称作《雾都孤儿》。但这并不妨碍他翻开第一页。
早在一百多年前，这座远离海岸的内陆城市，已经有人捧着一本本从大海另一边辗转而来的故事，开始了解一个比成都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