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半，顺德容桂的雨下得像从天上倒下来的。
我站在“榕树下鱼生”的收银台后面，看着五个俄罗斯姑娘围在门口结账。
她们刚吃饱。
一桌子菜，九个盘子，两个汤盅，被她们扫得干干净净。鱼生的冰盘只剩几片柠檬皮，拆鱼羹连汤底都见了瓷碗底，煎酿鲮鱼的盘子被那个戴红发夹的姑娘用勺子刮了三遍。
为首的姑娘叫达莎，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笑起来很大方。
她拿着手机问我：“老板，一共多少？”
我低头看账单：“六百八十六。”
达莎“啊”了一声，转头跟另外四个姑娘说了句俄语。几个姑娘立刻凑钱，有人拿现金，有人翻零钱包，还有人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交通卡，看样子恨不得把卡里的余额也倒出来。
最后她们凑出七百块，整整齐齐放在收银台上。
“老板，不用找。”达莎说。
我看了一眼那几张被雨水打湿的人民币，又看了一眼她们脚边的行李箱。
五个箱子。
三个大背包。
还有两把滴水的伞。
我伸手把钱推回去：“先别走。”
达莎愣了一下：“啊？”
我从收银台后面绕出来，直接走到门口，把玻璃门往里一拉，挡在她们面前。
“你们五个，今晚都不能走。”
店里一下安静了。
正在喝汤的老梁叔抬起头，隔壁桌两个年轻人也停了筷子。后厨的排风扇还在嗡嗡响，雨水砸在遮阳棚上，噼里啪啦，像有人在外面敲铁皮。
红发夹姑娘往后退了半步，脸上的笑没了。
另一个高个姑娘立刻把达莎拉到身后，用英语问我：“Why？”
我听不懂多少英语，只听出她声音发紧。
达莎也慌了，中文一下子顺了很多：“老板，我们给钱了，钱不够吗？不够我们再找，我们没有想跑。”
“不是钱的事。”我指了指门外，“现在不能出去。”
她们顺着我的手看出去。
门外的巷子已经积了水，水面没过了路沿。对面糖水铺的塑料凳漂在水里，慢悠悠地撞到电线杆上。远处传来一声闷雷，店里的灯跟着闪了一下。
达莎咬了咬嘴唇：“可是我们订了九点半去广州南站的车，明天早上飞机。”
“车走不了。”我说，“前面桥底淹了，出租车进不来。你们拖着行李出去，走不到路口就得摔。”
“我们可以等雨小。”高个姑娘说。
“雨不会小。”我把手机天气预警打开给她们看，“红色暴雨。街道办刚发通知，附近低洼路段临时封了。”
达莎盯着屏幕，脸一点点白下去。
她身后那个最小的姑娘突然吸了吸鼻子，小声说了句俄语。达莎回头安慰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我这人最怕年轻姑娘哭。
尤其是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拖着箱子站在雨里，那样子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
我叫周建民，四十六岁，在顺德开了十二年小饭馆。
我年轻时也在外面漂过。
二十二岁那年，我从湛江来顺德学厨，身上就一只蛇皮袋。第一晚找不到便宜旅馆，在华盖路骑楼底下蹲了一夜。也是这种大雨，裤腿湿到膝盖，肚子饿得直叫。
后来是一家粥铺老板娘看我可怜，给了我一碗艇仔粥，还让我在店后面靠墙睡了半宿。
那碗粥我记了二十多年。
所以我看不得人在雨里没地方去。
我回头喊：“阿芬，把二楼杂物间收一下。”
我妹周丽芬从后厨探出头：“啊？”
“收一下，拿几床薄被。今晚让她们住楼上。”
达莎猛地抬头：“不不不，老板，不可以，我们不能麻烦你。”
“这不是商量。”我指着门口，“你们要是真出去，我就报警让社区的人来接你们。到时候更麻烦。”
她听到“报警”，脸又白了一层。
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重了，放缓声音：“不是抓你们，是怕你们出事。钱我收了，饭你们也吃了，在我店门口出了事，我这个老板心里过不去。”
几个姑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红发夹姑娘用英语对达莎说了几句，达莎低头翻手机，又看了看门外越来越深的水，终于小声问：“住一晚，多少钱？”
“不要钱。”
“不行。”达莎立刻摇头，“我们已经吃了饭。”
我把收银台上的七百块拿起来，抽出十四块零钱找给她：“饭钱归饭钱。住一晚，是避雨，不是做生意。”
她接过零钱，手指冰凉。
我把玻璃门锁好，转身对店里客人说：“各位慢慢吃，外面雨大，要走的先等等。茶水我请。”
老梁叔笑了一声：“建民，又当好人啊？”
我没接他话。
我不是好人。
我只是吃过没地方去的苦。
二楼原本是我住的地方，后来女儿去广州读书，我一个人嫌空，就把卧室搬到后面小房间，二楼堆了纸箱、旧风扇和几张折叠桌。
阿芬嘴上嫌麻烦，手脚却快，二十分钟就把地拖干净，铺了几张竹席，又从柜子里翻出被子。
五个俄罗斯姑娘把行李箱搬上去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谢谢”。
那个最小的姑娘叫米拉，才十九岁，中文只会“你好”“谢谢”“好吃”。她抱着一个白色帆布包，包上挂着一只小小的木鱼挂件。
我多看了一眼。
那木鱼挂件是顺德清晖园门口常卖的纪念品，三十块一个，不稀奇。
稀奇的是，挂件下面还系着一条红绳，红绳上有个很旧的平安结。
那种打法，我见过。
我老婆以前会打。
她走了以后，家里还剩一小盒没用完的红线。
我心里动了一下，但没问。
人家姑娘来旅游，身上挂什么，是人家的事。
晚上十一点，店里客人散完了，雨还没停。
我在后厨洗锅，阿芬靠在门边看我。
“哥，你刚才把人拦住那一下，吓死人家了。五个姑娘脸都白了，还以为你要干什么。”
我把锅放回灶上：“我不拦，她们真会走。”
“你就不能好好说？”
“雨声那么大，好好说她们听吗？”
阿芬翻了个白眼：“你这个人，一辈子嘴硬。”
我没吭声。
她说得没错。
我嘴硬，脾气也硬。
我老婆陈月就是被我这副样子耗走的。
她没死，是离婚了。
八年前，她带着女儿周暖搬去广州。离婚那天，她在民政局门口对我说：“周建民，你心是热的，可你说出来的话全带刺。跟你过日子，像天天拿手去摸砂纸。”
我当时不服。
现在想想，她说得对。
我会做菜，会挣钱，会半夜起来给发烧的女儿熬粥，可我不会好好说一句软话。
女儿周暖今年二十岁，在广州读旅游管理。她跟我不算生疏，但也不亲。每次打电话，都是“爸，钱收到了”“爸，我这周不回”“爸，你少喝点茶”。
我想她，她不知道。
我也说不出口。
凌晨一点，我上楼给五个姑娘送热水。
二楼门没关严，里面亮着小台灯。五个人围坐在地上，小声说话。米拉正拿着那只木鱼挂件看，眼睛红红的。
我敲了敲门：“方便吗？”
达莎赶紧站起来：“老板，请进。”
我把热水壶放下：“今晚将就一下，被子不够厚，有事喊我。”
米拉忽然抬头，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这个……是你？”
照片挂在楼梯口，是我和前妻、女儿十几年前在清晖园拍的。那时周暖才六岁，扎两个小辫子，手里也拿着一个木鱼挂件。
我点头：“以前拍的。”
米拉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忽然从包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
那纸已经泛黄，边角磨得起毛。
她递给达莎，达莎展开一看，也愣住了。
“老板，”达莎迟疑着问，“你认识这个地方吗？”
我接过纸。
那是一张手绘的小地图，画得不太准，但能看出是清晖园附近几条老街。地图角落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中文字：
榕树旁，鱼生店，周师傅。
我手一抖。
“这是谁给你的？”
米拉用俄语说了很长一段，达莎翻译给我听：“她奶奶给她的。她奶奶年轻时候来过中国，在顺德住过几个月。她一直说，有个做鱼生的周师傅帮过她。米拉这次来广东，就是想找这个地方。”
我盯着那四个字，后背一点点发麻。
周师傅。
榕树旁。
鱼生店。
二十年前，我师父周伯森就在清晖园后面摆鱼生档。大家都叫他周师傅。
我现在这个店名“榕树下鱼生”，也是为了纪念他。
我问：“你奶奶叫什么？”
米拉听不懂，达莎翻给她。
米拉立刻说：“索菲娅。”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我脑子里。
索菲娅。
我想起来了。
那年我刚出师，在师父档口帮忙。一个俄罗斯女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顺德走丢了。她们的钱包被偷，护照还在，但身上没钱。师父收留她们三天，给她们煮粥，帮她们联系广州的朋友。
那个女人就叫索菲娅。
小女孩应该是米拉的母亲。
我看着米拉，她的眉眼和记忆里那个小女孩有点像，眼睛又大又圆，看人的时候很认真。
“周师傅不是我。”我慢慢说，“是我师父。他十年前走了。”
达莎翻译完，米拉怔住了。
她低下头，手指紧紧捏着那张旧地图。过了一会儿，她抬手擦眼泪，一边擦一边说俄语。
达莎声音也轻了：“她说，她奶奶去年去世了。临走前让她有机会来顺德看看，说一定要把谢谢带到。她找了两天，没找到老地图上的店，今天是迷路才进来的。”
我喉咙堵得厉害。
原来我把她们拦住，不只是因为一场雨。
世上的路有时候很怪，绕来绕去，把没说完的谢谢送到另一个人手里。
我把那张地图还给米拉：“明天雨停了，我带你去师父以前摆档的地方。”
达莎翻译完，米拉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水光。
她站起来，突然朝我鞠了一躬。
我赶紧摆手：“别，别这样。”
可她还是弯着腰，用很生硬的中文说：“谢谢，周师傅。”
那一刻，我鼻子酸得差点没撑住。
我不是周师傅。
可我知道，师父如果还在，一定会笑着说：“这有什么，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
第二天早上，雨小了，但街上还在排水。
我没开店，带着五个姑娘去了清晖园后面的老巷子。
师父以前摆档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奶茶店，门口的榕树倒还在，只是比我记忆里更粗。树根拱起石板路，雨水积在缝里，映着灰白的天。
米拉站在树下，拿着那张旧地图，一句话不说。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铁盒。
里面是师父留下的旧物：一把磨得发亮的鱼生刀、一张泛黄的营业照，还有几张老照片。
其中一张，是师父和索菲娅母女的合影。
照片里，师父穿着白背心，笑得满脸褶子。索菲娅抱着小女孩，站在榕树下，手里还端着一碗粥。
米拉看到照片，整个人僵住了。
她伸手想接，又不敢碰，指尖停在半空，嘴唇抖得厉害。
达莎轻轻扶住她：“米拉？”
米拉突然蹲下去，抱着膝盖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哭。肩膀一抽一抽，声音压在喉咙里，听得人心里发紧。
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店里我能处理一条二十斤的鱼，能同时看三个炉头的火，可面对一个异国姑娘的眼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只说：“你奶奶记得他，他也记得你们。照片他一直收着。”
达莎把这句话翻给米拉。
米拉抬起头，眼泪挂在睫毛上。她看着我，像是不敢相信。
我把照片递给她：“拿着吧。本来就是该给你们家的。”
她摇头，很用力。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
达莎说：“这是她奶奶写的信。她说，如果找到周师傅，就交给他。”
信封上写着中文，字写得歪，但能看清：
给顺德榕树下的周师傅。
我打开信。
里面只有一页纸，中文夹着拼音，应该是索菲娅后来一点点学着写的。
“周师傅：
很多年过去，我还是记得那三天。那时我带着女儿在陌生地方哭，你给我们饭，给我们热水，给我们一张可以睡觉的木板。你说人在外面，吃了热饭，心就不会散。
我没有机会再回顺德。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来到这里，请你替我请她吃一碗粥。告诉她，中国有个地方，曾经保护过我们。
谢谢你。
索菲娅。”
信纸被雨后的风吹得轻轻发抖。
我看完，眼睛模糊了。
师父走了十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可这封迟到的信把我一下拉回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年轻，脾气冲，嫌师父爱管闲事。
我说：“人家外国人，帮一顿就行了，留三天干什么？”
师父正在切鱼，头也没抬：“建民，饭馆门口不是只进付得起钱的人。有时候也进走投无路的人。”
我当时没听懂。
现在懂了。
中午，我带五个姑娘回店里，给她们煮了一锅艇仔粥。
不是菜单上的菜，是师父以前的做法。鱼片、花生、油条碎、姜丝，最后撒一点葱花。
米拉吃第一口时，眼泪又掉了下来。
达莎问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拿勺子一口一口往嘴里送，吃得很慢，像怕吃完了就没有了。
吃完粥，她把碗推到我面前，用中文说：“我找到了。”
她说得不清楚，可我听懂了。
她找的不是一家店，也不是一个人。
是她奶奶记了一辈子的那点暖。
原本她们第二天要赶去广州，可因为暴雨，高铁晚点，航班改签。达莎忙着联系酒店，结果发现市区房价涨了不少，她们预算不够。
我还没开口，阿芬先在旁边咳了一声。
“二楼反正收拾出来了，再住两晚吧。”
我看她。
她瞪我：“看什么？你拦都拦了，还差两晚？”
我笑了。
达莎连忙说：“我们可以付钱，也可以帮忙。洗碗，上菜，都可以。”
我本想拒绝，可看她们五个人很认真，就点头：“行。饭钱住宿都不用加，你们帮店里做点轻活，算互相帮忙。”
就这样，五个俄罗斯姑娘在我的鱼生店里留了下来。
达莎中文最好，负责帮游客解释菜单。
红发夹姑娘叫莉娜，性格最活泼，站在门口招呼客人，“欢迎光临”四个字说得像唱歌。
高个姑娘叫卡佳，学过设计，帮我把菜单重新拍了照片。
另外两个，一个叫妮娜，一个叫阿丽娜，中文不行，但手脚勤快，收桌、洗杯子、擦椅子，做得比我店里的兼职小伙还细。
米拉最安静。
她总坐在靠窗那张小桌，帮我折纸巾，折完就去看墙上师父的照片。
她说她奶奶做梦都想再来中国，可直到去世也没来成。她这次攒了一年钱，跟朋友们一起来，就是想替奶奶完成心愿。
我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些路，一代人没走完，下一代人还会接着走。
第三天晚上，店里来了不少人。
有人是看短视频来的。莉娜在门口用中文喊“顺德鱼生很好吃”，被游客拍了发上网，视频小火了一把。
阿芬高兴得不得了：“哥，你看，五个姑娘一站门口，比你那旧招牌管用多了。”
我皱眉：“别让人家站门口了。”
“她们自己愿意。”
“愿意也不行。”我把手里的鱼片放到冰盘上，“人家是来找人的，不是来给我招揽生意的。”
阿芬愣了一下，没再说。
我知道生意人不该这么矫情。
可我心里有根线。
当年师父帮索菲娅，不是为了让她在档口前面给他拉客。今天我收留米拉她们，也不能把人家的感激拿来换钱。
晚上打烊后，我把五个姑娘叫到一桌。
“明天开始，你们不用帮忙了。想去哪里玩，我让阿芬给你们写路线。吃饭回来吃，住也继续住。等你们车票定好，再走。”
达莎急了：“可是我们说好帮忙。”
“帮过了。”我指了指洗得发亮的杯子，“够了。”
莉娜小声问：“是不是我们做错了？”
“没有。”我看着她们，“是我怕自己做错。”
达莎没听明白。
我慢慢说：“你们奶奶当年被我师父帮过，所以你们觉得欠这里一点东西。可人情不是债，不用拿笑脸还。你们来顺德，应该好好看这里，不是困在我店里洗碗。”
达莎翻译给她们听。
五个人都安静下来。
米拉抬头看我，眼眶又红了。她说了一句俄语，达莎翻译：“她说，你和周师傅一样。”
我摆摆手：“我差远了。”
这是真的。
师父一辈子脾气好，心宽。
我不一样。
我心里装着很多没说出口的话，装久了就发硬，碰谁扎谁。
那晚我收拾完厨房，坐在门口抽烟。
巷子里的积水退了，空气里有泥土味。榕树叶子被雨洗得发亮，一滴一滴往下落水。
我手机响了，是女儿周暖。
“爸，我看到视频了。”她开口就说。
“什么视频？”
“俄罗斯姑娘在你店门口那个。”她停了一下，“你还挺会搞气氛。”
我听出她在笑，也听出她话里有点试探。
“不是搞气氛，她们遇到点事，暂时住楼上。”
“我妈说你又乱做好人。”
我夹着烟的手顿了顿。
“她还说什么？”
“她说你这个人嘴硬心软，迟早被人麻烦死。”
我闷声说：“她懂我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周暖轻声说：“爸，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我张了张嘴，本来想说没有，可话到嘴边卡住了。
我忽然想起索菲娅信里的那句话。
吃了热饭，心就不会散。
女儿离我这么远，也许不是因为她不想靠近，是我从没给她一口热乎的软话。
我把烟按灭：“没有不高兴。暖暖，爸其实挺想你。”
电话那头一下没声音了。
我握着手机，手心冒汗。
这句话我很多年没说过，说完比杀鱼还累。
过了好一会儿，周暖才小声说：“你以前都不说。”
“以前不会说。”
“那现在怎么会了？”
我看了一眼楼上亮着的灯。
五个俄罗斯姑娘正在二楼说笑，米拉的笑声很轻，像被雨洗过。
我说：“有人替很久以前的一碗粥走了很远的路。我突然觉得，有些话不说，可能就晚了。”
周暖吸了吸鼻子：“爸，我周末回去。”
我“嗯”了一声。
挂电话前，她又说：“你给我留鱼生。”
“好。”
“还要艇仔粥。”
“好。”
“还有……你别老板着脸。”
我笑了一下：“尽量。”
周末那天，周暖真的回来了。
她拖着小行李箱站在店门口，头发剪短了，穿着白衬衫牛仔裤，比我记忆里长大了好多。
我在后厨切鱼，听见阿芬喊：“哥，你闺女回来了！”
我手里的刀差点切歪。
周暖走进来，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店里五个俄罗斯姑娘。
达莎很热情：“你好，你是老板女儿吗？你爸爸很好。”
周暖笑了笑：“我知道，他就是不爱承认。”
我有点尴尬：“洗手吃饭。”
“爸。”她站在原地没动。
“怎么？”
她突然走过来，抱了我一下。
很轻，很短。
我身上还有鱼腥味和姜味，围裙也不干净，她却没嫌弃。
她说：“我也想你。”
我喉咙一紧，抬手想拍拍她，又怕手上有味，只能僵在那里。
阿芬在旁边背过身去擦眼角：“哎哟，洋葱熏死人。”
那顿饭吃得很热闹。
周暖跟五个姑娘聊旅游路线，达莎问她广州哪里好玩，莉娜问她中国女孩平时怎么护肤，卡佳拿出相机给店里拍照，妮娜和阿丽娜跟着阿芬学包煎堆。
米拉坐在周暖旁边，拿着那张师父和索菲娅的照片，认真听我讲当年的事。
我说师父当年是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连个像样店面都没有，就一辆推车，一块案板，一盏灯。
可他切鱼时，手特别稳。
他常说：“鱼片要薄，人心要厚。”
周暖听到这里，抬眼看我。
“爸，这句话你以前没跟我说过。”
“以前觉得土。”
“现在呢？”
我想了想：“现在觉得挺难做到。”
周暖低头喝粥，过了一会儿说：“你已经在做了。”
那一晚，店里快打烊时，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她穿着雨衣，头发湿了一半，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是我前妻陈月。
我已经半年没见她。
她站在门口，看见周暖和几个俄罗斯姑娘坐在一起，表情有点复杂。
周暖先喊：“妈。”
陈月点点头，把水果放到桌上：“路过，来看看。”
我知道她不是路过。
她从广州过来，至少一个小时。
阿芬很识趣，拉着几个姑娘去后厨拿甜品，前厅只剩我、陈月和周暖。
陈月看着我：“听说你把五个外国姑娘拦在店里不让走？”
我解释：“那天暴雨，她们拖着行李，出去危险。”
“我知道。”她看着门外的榕树，“暖暖跟我说了。”
我没吭声。
陈月坐下来，手指摸了摸桌面：“你这店，还是这么干净。”
“天天擦。”
“以前家里要是也这么上心就好了。”
这话要是放在从前，我肯定顶回去。
可今天我没有。
我给她倒了杯茶：“以前是我不好。”
陈月拿杯子的手停住。
周暖也抬头看我。
我说出口后，反而没那么难了。
“我总觉得挣钱、做饭、把日子撑住就是负责。可我没问过你累不累，也没问过暖暖想不想我。我心里有话不说，还怪你们不懂。”
陈月低头看茶水，过了很久才说：“周建民，你这话晚了八年。”
“我知道。”
“但总比一辈子不说强。”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却没有哭。
“暖暖以后想回来就回来，我不拦了。你也别只会给钱，她要的是爸爸，不是生活费到账提醒。”
我点头：“我改。”
陈月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一下：“这几个俄罗斯姑娘，倒是给你上了一课。”
我也笑：“是。”
她没有留下吃饭，坐了十几分钟就走了。
周暖送她到门口，回来后靠在收银台边看我：“爸，你刚才特别不像你。”
“那像谁？”
“像个会说人话的老板。”
我抬手想敲她脑袋，她笑着躲开。
五个姑娘在顺德住了第五天，车票终于改好了。
她们要去广州，再从广州飞回俄罗斯。
走之前那晚，我没有营业。
阿芬说我疯了，周末晚上关店，少挣好几千。
我说：“钱什么时候都能挣，送人不是天天有。”
我做了一桌菜。
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全是顺德家常味：拆鱼羹、煎焗鱼头、均安蒸猪、炒牛奶、酿节瓜，还有一大锅艇仔粥。
米拉坐在正中间，面前放着师父那张照片。
我把一只小木盒推给她：“这个带回去。”
她打开一看，里面是那把旧鱼生刀。
她吓了一跳，连忙摇头：“不行，不行。”
“刀不能给你。”我笑了笑，“这是按那把刀的样子新打的。真的那把我留着。”
米拉轻轻摸着刀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我说：“你奶奶让师父请你吃一碗粥，我请了。这个算我另外送的。不是让你切鱼，是让你记得，有些善意是可以传下去的。”
达莎翻译完，米拉把木盒抱在怀里，用中文说：“我会记得。”
莉娜拿出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她们五个人在清晖园拍的合照。背后每个人都写了一句话，中文写得歪歪扭扭。
达莎写：“谢谢你拦住我们。”
莉娜写：“那天我们很害怕，后来很幸福。”
卡佳写：“你的店像家。”
妮娜写：“粥很好吃。”
阿丽娜写：“顺德下大雨，但心里很暖。”
米拉写得最长：
“周老板，我没有见到周师傅，但我见到了他教出来的人。奶奶说中国有个地方保护过她。现在我知道，这个地方是真的。”
我看着那张明信片，眼睛热得厉害。
周暖坐在旁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爸，想哭就哭呗。”
“谁哭了。”
“你眼睛红成这样，还嘴硬。”
我低头盛粥：“吃饭。”
她们走的那天，天终于放晴。
顺德的天蓝得很干净，路边榕树叶子还挂着水珠。阳光落在店门口，照得招牌都亮了几分。
我和周暖送她们去广州南站。
一路上，莉娜不停拍窗外，达莎跟周暖加微信，卡佳说以后要设计一本顺德旅行小册子，妮娜和阿丽娜靠在一起打瞌睡。
米拉坐在副驾驶后面，一直抱着那个木盒。
到了车站，她们一个个跟我拥抱。
我不太习惯这种热情，身体僵得像块木板。
达莎笑我：“老板，你要练习拥抱。”
周暖在旁边接话：“他连说想我都练了二十年，拥抱估计还要十年。”
大家都笑。
米拉最后走过来。
她没有立刻抱我，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那只木鱼挂件。
“这个给你。”
我愣住：“这是你奶奶留下的吧？”
她摇头，认真地说：“奶奶的谢谢，已经送到了。这个留在这里。”
她把挂件放到我手心。
红绳旧旧的，木鱼被摸得光滑，握起来有一点温度。
米拉说：“以后如果有别人迷路，你看到它，就记得开门。”
我鼻子一酸。
“好。”
检票口前，五个俄罗斯姑娘一起回头挥手。
达莎喊：“周老板，再见！”
莉娜喊：“顺德再见！”
米拉用中文喊得最慢，却最清楚：“谢谢你，那天不让我们走！”
周围有人回头看。
我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那天晚上自己挡在门口的样子，可能真的很凶。
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拦。
因为有些门关上，是为了挡住风雨。
有些人不让走，是怕她们走进危险里。
回店后，我把那只木鱼挂件挂在收银台旁边。
明信片贴在墙上，旁边是师父的照片。
周暖看了半天，说：“爸，你这个店以后可以叫‘不让走鱼生店’。”
我瞪她：“难听。”
“那叫‘榕树下’也挺好。”她伸手拨了拨木鱼挂件，“以后我周末回来帮你拍视频吧。就拍你的店，拍你做菜，也拍这些故事。”
“拍我干什么？我又不好看。”
“谁说要拍你好看。”她笑，“拍你嘴硬心软。”
我没反驳。
晚上开店前，我煮了一锅艇仔粥。
第一碗照旧放在师父照片前。
第二碗给周暖。
第三碗我自己端着，坐在门口慢慢喝。
巷子里又起了风，榕树叶子沙沙响。收银台旁边的木鱼挂件轻轻晃着，红绳在灯下显得很旧，也很亮。
阿芬从后厨探头：“哥，来客人了，五个人。”
我站起来，擦了擦手。
门口进来的是一家外地游客，拖着行李，满脸疲惫，问我：“老板，还有饭吃吗？我们刚到顺德，酒店还没找着。”
我看了看外面的天。
云又压低了，像是还要下雨。
我笑了笑，把菜单递过去。
“有饭吃。先坐下，吃饱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