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为虚构文学创作，人物情节均为杜撰，请勿对号入座，谢谢赏读。
大巴车停在富华车站门口时，阿雄第一个跳下来。他擦了把汗，抬头看了眼灰白的天，又低头扫了一圈马路对过，忽然笑了。
“我的天，这里真的是中山吗？怎么满街都是自行车？太落后了吧。”他用越南语跟旁边的同伴阿清说。阿清正从行李舱往外拽箱子，闻言也探头看了一眼：“真的假的？这年头还有这么多人骑自行车？”阿雄掏出手机，对着马路上一排等红灯的共享单车拍了个小视频，边拍边说：“发到群里，他们肯定不信。”
我跟他们同车从广州过来。车票不贵，四十几块钱。阿雄和阿清坐我后面，从上车就一直在说越南话，偶尔夹杂几句生硬的中文。我靠在座位上，听了个七七八八。等到站了，他们那一嗓子“真落后”，像颗小石子，不轻不重地丢进我耳朵里。
我承认，那一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不是因为他们说中山落后，而是他们只看见了满街的自行车，却没看见别的。可转念一想，一个头回来中国的外国人，下了车看见这么多自行车，觉得稀奇，也正常。谁还没点以偏概全的时候。
我拎起包，也下了车。阿雄还在拍他的视频。阿清在跟一个拉客的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中山的十月，太阳还毒得很，空气里一股海风混着尾气的味道。我穿过那些拉客的、兜售地图的、推着小车卖椰子的，往公交站走。身后，阿雄忽然用蹩脚的中文喊：“喂，你好！请问怎么去孙文西路？”我回过头，看见他举着手机，冲我比划。那样子，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莽撞。
我笑了笑。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一、阿雄和阿清
阿雄全名阮文雄，二十四岁，家在河内老城区。阿清叫陈清，比他小一岁，是他表弟。两人在河内开了个小电器行，生意不上不下。这回来中山，是因为阿清有个姑妈早年嫁到了这边，在南区开了家越南粉店。他们打着探亲的旗号，顺便想进点货，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家电能倒腾回去卖。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在车站，我只觉得这俩越南小伙子挺逗。一个风风火火，一个闷葫芦似的。阿雄举着手机满街拍，看什么都新鲜。阿清则皱着眉，像在盘算怎么把三个蛇皮袋的行李弄到目的地。
我给他们指了路。他们要去南区，坐公交得转一趟车。阿雄听得发懵，说：“还是打车吧。”我帮他叫了辆网约车。他盯着我的手机屏幕，一个劲儿问：“这个怎么用？多少钱？”我简单说了。他“哦哦”两声，说：“你们中国真方便。”
我笑了：“你刚才不还说我们落后吗？满街自行车。”他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不是那个意思。自行车多，说明你们环保。但是……确实有点没想到。”阿清在旁边补了一句：“在河内，大家都骑摩托车。自行车少了。”我点头：“我们这边也不少电动车。自行车是这两年共享单车又多了起来，短途方便。”
正说着，车来了。我帮他们把行李放好。阿雄摇下车窗，冲我喊：“谢谢你啊，中国朋友！有机会请你喝咖啡！”我摆摆手。车子开远了，拐进车流里。我站在路边，看着他那只还在挥舞的手，忽然觉得，这趟回中山，没准会有点意思。
二、我的处境
我叫梁志远，中山本地人。三十四岁。之前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主管。去年厂子搬迁，我没跟去，就回了中山。家里老父亲身体不好，我回来也能照应。目前在一家灯具厂做生产计划。工资比深圳少了三分之一，但离家近，空气也好些。我没什么大出息，日子过得去就行。
我爸妈住在老城区，孙文西路附近。我则在西区租了个一房一厅。每天上班骑一辆旧电动车。为什么不开车？因为堵，停车难。电动车十分钟能到，开车得半小时。中山这座城市不大，但人不少。尤其早晚高峰，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混在一起，像股流动的潮水。
那阵子，我正琢磨一个事。厂里接了批出口订单，要赶在月底出货。可生产线上的临时工不够，产能上不去。我是做计划的，天天被业务和老板夹在中间。老板说：“志远，你想办法。”业务说：“梁哥，客户催死了。”我夹着包，满车间转。工人们低头干活，谁也不抬头看我。我知道，大家都累。可订单不等人。
那天下班后，我骑着电动车经过岐江桥。桥下有人钓鱼，桥上有人拍照。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色。我忽然想，要是能请到一些肯干夜班的临时工，哪怕就顶一个月，也能解燃眉之急。可人去哪儿找？
三、再遇阿雄
过了两天，我陪着老妈去南区那个菜市场买菜。那市场大，菜品齐，还有几家越南人开的小店。我正蹲在鱼摊前挑鱼，忽然有人拍我肩膀。我回头，是阿雄。他穿着件花衬衫，笑得像朵向日葵：“梁哥！又见到你！”我站起来，也笑了：“你们还没走啊？”他说：“准备多待一阵。我姑妈店里忙，我们帮忙。”阿清从他身后探出头，叫了声“哥”。
那天中午，他们硬拉我去吃越南粉。店不大，在一条巷子里。阿雄的姑妈五十来岁，胖乎乎的，见人就笑。她给我煮了碗牛肉粉，汤头清亮，柠檬叶和九层塔的香气很足。我吃得满头大汗。阿雄坐在对面，说：“梁哥，你上次帮我们，我一直记得。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本想说没有。可话到嘴边，忽然想起厂里缺人的事。我犹豫了一下，说：“你们认不认识在中山的越南人？我们厂想找几个临时工，做灯具包装。不难，但要熬夜。”阿雄眼睛一亮：“真的？我认识几个。都是老乡，在这边做散工。”我忙说：“那你有空帮我问问。工钱好商量。”他一口应下：“包在我身上。”
两天后，阿雄带着五个人来厂里报名。都是二十多岁的越南人，有的在中山已经待了两三年，有的是刚来投亲靠友。我给他们登记，安排培训。阿雄当翻译。那天的车间很热闹。我看得出来，这帮年轻人肯干。眼睛里有光。
四、一起干活的日子
临时工到位后，生产线慢慢活了起来。我也常去车间转。阿雄和他带来的几个老乡分在包装组。他们手速快，话不多，偶尔用越南语交流。有几次，我听见别的工人在背后嘀咕：“这些越南人，抢我们活干。”我装作没听见。可心里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本地人不想上夜班，才轮到他们。真要论起来，谁抢谁的，说不清。
阿雄很聪明。他中文底子不错，能听懂大部分，就是说得慢。他常常跑来问我：“梁哥，这个怎么弄？”“那个贴纸要贴哪里？”我教他，他就认真听，掏出个小本子记。我笑他：“你当这是考大学呢？”他说：“不记不行。做错了，给你丢人。”我心头一热。
晚上不加班时，我请他们吃烧烤。街边摊，塑料桌，炭火熏得人眼睛疼。阿雄吃得高兴，说：“中山的烧烤，比河内好吃。”阿清说：“就是贵。”我笑：“我请客，管够。”他们也不客气，一串接一串。那阵子，我们像朋友一样处着。我给他们讲中山的老街，讲崖口云吞、石岐乳鸽。他们跟我讲河内的摩托车大军，讲还剑湖边的龟塔。讲着讲着，我忽然觉得，世界其实没那么大。
五、阿雄的烦恼
好景不长。十一月中旬，厂里的订单告一段落，临时工要散了。阿雄倒没说什么，只说：“有活再叫我。”我点头。可他自己也遇上了麻烦。
他姑妈那家越南粉店，生意虽然不错，但租约快到期。房东要涨三成租金。阿雄姑妈不想续了，打算搬走。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门面。阿雄想留下来，又怕没收入。阿清想回河内，说那边电器行快撑不住了。表兄弟俩头一回红脸。阿雄说：“我不走。中山机会多。”阿清说：“机会多，也得有本事抓。”阿雄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阿雄约我去岐江边散步。风凉凉的，江面黑沉沉的。他说：“梁哥，我真的觉得这里好。自行车多，说明大家不急。河内太吵了，到处都是喇叭。”我说：“可你那天还说我们落后。”他“嘿嘿”笑：“我那天是故意说的。想看看你什么反应。”我一愣：“你小子，拿我开涮呢？”他拍我肩：“不是。是想听你反驳。你越反驳，越说明这里的人爱自己的城市。”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越南年轻人，远比表面看起来要聪明。
六、阿清走了
阿清到底还是走了。走的前一天，阿雄请我吃饭。阿清话不多，一直给我倒茶。我说：“回去好好干，有事联系。”他点头。阿雄送他去车站，我没去。后来阿雄跟我说，阿清上了车，回头看了很久。我知道，他们兄弟情深。只是路不同了。
阿清走后，阿雄搬出姑妈家，在一个城中村租了间单间。房子不大，但便宜。他开始在灯具厂门口摆了个早餐摊，卖越南法棍和滴漏咖啡。我上班时碰见，他会塞给我一个。我说：“生意咋样？”他说：“还行，一天能卖几十个。”我又问他：“以后怎么打算？”他想了想，说：“先攒点钱。我想在中山开个小店，卖越南小吃。你们这里人，好像挺喜欢吃粉的。”我点头：“那倒是。石岐那边好几家越南菜，生意都不错。”他眼睛亮了：“梁哥，你有空帮我看看门面。我不熟。”我应下。
那段日子，我经常帮他留意街边的转让信息。有些太贵，有些位置太偏。我下班路过他摊子，就坐一会儿，喝杯咖啡。他的咖啡是真滴出来的，慢，但香。我看着他一滴滴滤，像在滤时间。他说：“越南人喝咖啡，不能急。”我笑：“我们中山人喝凉茶，也是这个理。”他大笑。
七、冲突
十二月初，阿雄的早餐摊出了事。那天早上，他刚摆好摊，就来了几个治安队的人。说他无证经营，要扣车。他慌了，给我打电话。我赶过去时，他正跟人理论。四周都是看热闹的。我挤进去，跟领头的沟通。我说：“他一个越南人，不懂规矩，给个机会。补办手续行不行？”那人说：“不是不给办。是这个位置不让摆。旁边是学校，早高峰堵得厉害。”我回头看看，确实有学生陆陆续续经过。我拉阿雄：“算了，先收摊。门面的事，咱们抓紧。”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带阿雄去了趟行政服务中心。问清楚办小餐饮执照要什么材料。阿雄听得懵，我就一条条给他写下来。他感动得不行，说：“梁哥，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摆手：“出来混，都不容易。”
过了半个月，阿雄的中文进步了不少，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他看中了一个小门面，在利和广场附近的小巷里。面积不大，月租四千。他嫌贵。我帮他还了还价，最后三千八拿下。他高兴得跳起来，说要请我吃一个月越南粉。
八、开店
装修那阵子，我下班就过去帮忙。刷墙、接线、搬桌椅。阿雄手艺不错，毕竟做过电器。他姑妈也常来，带着自己熬的汤底。她说：“阿雄，你要好好干。别给你爸丢人。”阿雄“欸”了一声，眼框有点红。
我后来才知道，阿雄的爸爸早年在河内做小生意，因为一场车祸没了。家里靠他妈摆摊拉扯大他们姐弟几个。阿雄出来，就是想闯出个样子。他说这些时，正蹲在地上擦瓷砖。我递给他一瓶水，说：“人只要肯干，总能活出人样。”他点头。
十二月底，阿雄的越南小吃店开张了。名字叫“西贡小馆”。开业那天，我拉了几个同事去捧场。他兴奋得满场跑，一会儿端粉，一会儿倒咖啡。他姑妈在厨房忙得满头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头的街景。自行车一辆接一辆，骑过去，铃铛叮叮响。阿雄说：“梁哥，你看，这里多好。”我笑：“是，挺好。”
九、阿雄的变化
开店后，阿雄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毛躁了。每天五点半起来熬汤，晚上十点收档。他雇了一个中国阿姨洗碗，自己既当老板又当伙计。生意起初一般，可附近写字楼多，慢慢也有了回头客。他还学会了做外卖，把越南法棍包得漂漂亮亮。我常去他店里坐坐。他总会多给我加几片牛肉。我笑：“你这样要亏本。”他说：“亏不了。你是我的贵人。”我“切”了一声：“别肉麻。”
有一回，他忽然问我：“梁哥，你觉得我这辈子，能在这里立足吗？”我想了想，说：“你已经站住了。”他笑了，像刚来那天在车站笑一样，只是眼里多了些沉静。
十、回望
转眼到了春节。我请阿雄来家里吃年夜饭。我爸妈很喜欢他，一个劲给他夹菜。他有些拘谨，但笑得真切。饭后，他帮我爸贴春联。我爸说：“这越南小伙子，勤快，懂礼数。”我点头。
那晚，我和阿雄站在阳台上看烟花。他忽然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正是他头一回来中山，在车站拍的那条：“真落后，怎么还在使用自行车！”视频下面，有几百条评论。有骂他的，也有理性解释的。我笑：“你还没删啊？”他说：“不删。留着。这是我来这里的起点。”我看着他，说：“现在明白了吗？那些自行车，不是落后，是选择。”他点头：“明白了。就像我选择留下来一样。”
新年的钟声响起。满城烟花炸开，照亮了整条岐江。阿雄举起手机，对着天空拍。我靠在栏杆上，看着他的背影。这个越南人，在中山的街头，从偏见走到理解，从过客变成归人。而我，也在陪他走这段路的过程中，重新爱上了这座骑满自行车的城。
十一、后来的事
开春后，阿雄的店添了张新桌子。他谈了个女朋友，是个在中山念书的越南留学生。姑娘温柔，常来店里帮忙。阿雄说：“梁哥，等我结婚，你得上座。”我说：“那肯定的。”
我的厂里后来新上了条线。老板提拔我做了计划主管。工资涨了点，但更忙了。我有时下班晚，就绕到阿雄店里吃碗粉。他看见我，老远就喊：“梁哥，老规矩？”我点头。
有一次，店里来了几个越南旅游团的人。他们拿着手机，一边拍一边说：“这里挺干净的。”阿雄用越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又回头对我说：“他们说，中山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我笑：“那当然。你当初不也差点看走眼？”他挠头：“哎，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可那些“差点看走眼”的瞬间，往往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自行车还在跑，日子还在转。阿雄的店，我的厂，这座城市，都在一天天往前走。我们都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但我们还认识，还互相帮衬。这就够了。
十二、结尾
如今，阿雄已经能说一口带中山口音的普通话。他说：“梁哥，我算半个中山人了。”我说：“你早就是了。”他笑。
那天傍晚，我们又走过富华车站。车站门口，共享单车排得整整齐齐。阿雄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我也停住，问他：“怎么，又发群里？”他摇头：“不发了。就自己存着。”我问：“存什么？”他说：“存个念想。等以后老了，跟孙子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从这儿下的车。一下车，就说这地方落后。结果一住，就是一辈子。”
我笑了。晚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暖意。我们并排走着，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前面是热闹的街市，后面是安静的江。自行车铃声从身后传来，一个女孩骑过去，裙角被风掀起。阿雄吹了个口哨，我拍了他一下：“正经点。”他“嘿嘿”笑，跑向前去，像初见那天一样，像个追风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