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夜市里卖眼泪的男孩

到亚庇的第三天，我就不想动了。不是因为晒，虽然晒是真的——我的后颈在第二天就熟成了虾的颜色。是因为累。

一种说不清是身体还是心里的累。

我住在加雅街附近一家快捷酒店。窗户外头是条窄巷，对面楼的外墙挂着三四台空调外机，其中一台轰轰地响，像有人在你耳边开了一台老式拖拉机。我关窗，空调声还在；我开窗，楼下摩托车排气管的轰鸣灌进来。

左右睡不着。夜里两点多，我索性下床，穿上拖鞋出了门。

我是来旅行的，来之前所有人跟我说沙巴的海美得要命、日落全世界前三、海鲜便宜吃到撑。可我到了以后最先记住的，是这间一百五十马币一晚的房间、那个怎么也关不掉的声音、以及凌晨两点我站在酒店门口不知道该往哪走的茫然。

路口的灯还是亮的。几个喝多了的本地青年在马路边上靠着，嘴里叽叽咕咕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其中一个看见我，远远地喊了一声什么。

我转头看，他冲我咧嘴笑，竖了个大拇指。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被旁边的人拉走了。

我往海边走。夜晚的海是黑色的，连浪花也是黑的，只有卷到最边缘的时候泛一点白。沙滩上没有人，只有一排排的椅子，白天坐满了看日落的人，现在空荡荡的，像一排排张着嘴等着什么。

我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海风吹过来，竟然是暖的。这有点奇怪——我脑子里关于海风的全部记忆都是凉的。暖的海风，像是被人用吹风机烘过。

坐了一会儿，我发现椅子底下有个东西。摸出来，是一只塑料拖鞋。粉红色的，女款，小孩的尺码。

鞋底磨得很薄了，脚尖的位置有个破口。我举着它看了半天，不知道是谁丢的，也不知道该放回哪儿去。最后把它放在了椅面上，像放一件忘了带走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什么结论也没得出来。就是坐在那儿，吹着暖风，脚趾头在沙子里埋着，脑子里空空的。后来我起身往回走。

路灯下我的影子拉得特别长，前面拐角处一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看见我也不躲，就那样看着我。我走过去，它头跟着转了一下。我走过去以后回头看了一眼，它还在看我。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逛菜市场。

加雅街周日市集是游客必来的地方，这我知道。我故意挑了个周二来。周二不赶集，街道就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菜市场。

卖菜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头发用花布包着，蹲在塑料布上，面前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菜。豆角一小把一小把扎着，通菜用橡胶圈捆成一束，辣椒堆成一撮小山。她们不用秤，全是论把卖。

我蹲下来看一把通菜。卖菜的大姐看着我，说了句什么。我摇头说听不懂。

她换了个手势，竖起两根手指。两块。我掏钱，她接过去，又从面前的菜堆里多抽了一把塞进我的袋子里。

整个过程没说一句完整的我能听懂的话。但我把那个"多抽了一把"的动作记住了。

我在菜市场里走了一圈。有个摊子卖鱼，鱼就直接铺在冰上，整整齐齐一排。卖鱼的男人赤着脚，脚踝上全是干掉的鱼鳞。

我看了他一会儿。他每卖出一条鱼，就在手边的本子上画一道。那本子已经画得密密麻麻了。

我在旁边站了大概五分钟，他画了四道。那个本子让我想起小时候老家的账本，我爷爷记了一辈子工分，也是画道道。

从菜市场出来，拐进一条小巷。巷子口有个摊档卖饮料，一块五一杯的拉茶。我买了一杯，站在摊边喝。

摊主是个中年男人，头发半白，穿着件洗得很薄的T恤。他做拉茶的动作很慢，不像吉隆坡那些奶茶店里甩来甩去那么花哨。他就是把杯子举高了倒下来、再倒上去，重复三四遍，然后递给我。

我说谢谢，他点点头。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杯。他用手指比了个十，想了想，又改成十五。十五杯。

一杯一块五。我脑子里算了一下，又看了一眼他身后那间铁皮搭的"厨房"，就没有再往下算了。有些数字算出来是疼的，不如不算。

巷子深处有人在修车。一辆老款摩托车，拆得只剩骨架，机油淌了一地。修车的小伙子看起来二十出头，手套上全是黑油。

我路过的时候他正好抬头，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看见有人在看，礼貌性地打个招呼。但那个笑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因为后来我看到的东西。

第二天我报了个跳岛游。这是我来之前就在网上订好的，四十五马币，去三个岛，包午餐。

早上八点，码头上已经全是人。我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电子票，在一大堆人群里找我的船。好不容易找到了，导游——一个皮肤晒得极黑的小个子男人——冲我喊："上船上船，别磨蹭。"

船很小，坐了十二个人。全是游客，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中国女孩、一家四口的韩国人、两个白人背包客、一个单独的中年日本男人。开船以后，引擎轰轰地响，海水溅上来，我的裤子湿了大半。

第一个岛叫沙比岛。水确实是清的，清到船还没靠岸就能看见底下的珊瑚和鱼。沙滩白得晃眼，白到我戴着墨镜还有点睁不开。

我下水浮潜了二十分钟，看到的东西比之前在国内任何一个水族馆都多——但那感觉很奇怪。水族馆里的鱼是被圈在玻璃后面的，这些鱼就在我身子底下游，自由得让人嫉妒。

午饭是在岛上吃的。一个塑料盒子里装着一坨米饭、两块炸鸡、几根炒青菜，还有一个塑料杯装着橘子水。我蹲在沙滩旁边一棵树的阴影里吃，脚趾头埋进沙子里还是烫的。

旁边一个当地的工作人员蹲在另一棵树下吃同样的饭。他吃得比我快多了，三两下扒完，把盒子往塑料袋里一塞，站起身就回去干活——给新一批登岛的游客安排浮潜面罩。

第三个岛叫马努干岛。到这个岛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太阳正毒。我在岛上走了走，绕过游客集中的那片沙滩，走到岛的另一侧。

那边没有人。只有几棵被海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树，和一片不像沙滩、更像碎石滩的岸。

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海面平静得不像话，远处的海和天空连在一起，分不清界线。风还是暖的。

我看着那片海，脑子里忽然想起凌晨两点那双粉色拖鞋。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拖鞋出现在深夜的海滩上，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但它就是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像一个开关被拧松了，关不掉。

我想象那个穿拖鞋的小女孩。也许她白天在这片沙滩上跑，拖鞋陷进沙子里，她没注意。天黑了她被大人拉走，拖鞋就留下了。

第二天她发现丢了，会不会哭。又或者她根本不在乎，因为她的拖鞋本来就已经破了一个口子。

我不能替她想。我没见过她，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替那只拖鞋想了一整个下午。

它躺在深夜的椅面上，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回程的船上，那个单独旅行的日本中年男人坐在我旁边。他一直在看手机，我瞄了一眼，他在看一张照片——一个女人的照片，背景好像是某个日本寺庙。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收起来，对着海面发呆。

船靠岸的时候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我也点了一下。没说话。

在亚庇的第六天，我去了丹绒亚路看日落。这是每个攻略都会写的——世界三大日落观赏地之一，不看等于没来沙巴。

我到的时候五点半，沙滩上已经坐满了人。我找了个位置，把拖鞋脱了坐在沙子上。天边的云层很厚，太阳躲在云后面，只露出半圈金红色的边。

那种颜色我形容不好，说它像橘子皮太轻了，说它像火烧云又太俗了。它就是那种颜色——你看了就忘不掉，但要你描述，你发现自己词穷。

旁边坐着一对情侣，男生在给女生拍照。女生摆了好多姿势，男生按了大概五十张。后来女生拿过手机翻照片，表情明显不满意，男生又开始重新拍。

我看了一会儿，有点想笑，又觉得自己没资格笑。谁没在某个地方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反复折腾过呢。

太阳完全沉下去之后，天边从金红变成紫红，再变成深蓝。人群开始散。我坐在那里没动，看着最后一点光消失在海面上。

然后我听见了哭声。

哭声是从我左后方大概十米的地方传来的。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坐在沙子上哭。那种哭声不是撒娇的哭，是真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旁边站着一个大人，应该是他爸爸，蹲在边上不知道在说什么。男孩一边哭一边摇头。

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他们旁边摆着一个小摊——塑料布上放着几串手工穿的手链、贝壳做的项链、还有几个用椰子壳刻的小乌龟。是个卖东西的小摊。

下午我来的时候这个男孩就站在这儿，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摆着手链，见了人就往跟前送。"一块钱，一块钱。"他的英语就只会这两个词。

大部分人都摆摆手走了。少数人停下看看，他马上把盘子举高点。

现在天黑了。他的小摊还在那儿，手链一条没少。

我站起来走过去。他爸爸抬起头看我，满脸的尴尬和歉意，冲我摆摆手，意思可能是"没事，不用管"。男孩还在哭，鼻涕流出来了，他用手背一抹。

我蹲下来，从裤兜里掏出十块钱马币——我身上唯一一张现金。我把钱放在他的塑料布上，没拿手链。他爸爸看见了，赶紧伸手要把钱还回来。

我按住他的手，说："给孩子买瓶水。"他听不懂。但那个"按手"的动作他懂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话来。

男孩这时候不哭了。他看着我，眼圈还是红的，鼻涕还挂在那里。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十块钱，又抬头看我。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想到的事——他抓起两条手链，塞进我手里。

"给你。"他说。这次他说的是中文。

虽然只有两个字，发音也不太准，但那是中文。

我握着那两条手链，手心里感觉到绳子的粗糙。我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从国内大老远飞到这儿，看珊瑚、看日落、吃海鲜、住酒店。

他来这儿摆摊，赚一块钱一块钱的手链，天黑了一条没卖出去，坐在地上哭。

我们俩之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不对，隔着的可能不止是太平洋。

回酒店的路上我又经过了那条凌晨的巷子。巷子里的路灯灭了一盏，比前一天晚上更暗。那只猫还在，换了一个垃圾桶蹲着。

它看见我，这次没有看着不动，起身走了。小跑着消失在巷子深处的黑暗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空调外机还在响。我翻了个身，把被单蒙在头上，还是能听见。后来我索性不睡了，坐起来，把那两条手链拿出来看。

贝壳串的，蓝色的绳子，打结的地方不太整齐，有一个线头露在外面。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躺下了。

不知道几点睡着的。但睡得不好，做梦。梦见自己在水里游，水是清的，底下全是鱼。

我游啊游，怎么也到不了岸。后来一个浪打过来，把我推到沙滩上。沙滩上全是粉红色的拖鞋，排成一排，一眼望不到头。

我醒的时候天刚亮。窗外的空调外机还在响。我爬起来拉开窗帘，看见对面楼的阳台上一个女人正在晾衣服。

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挂上竹竿，每挂一件，手都抖一下，把那件衣服扯平。动作慢得很。我站在那里看了三分钟，她挂了大概四件。

后来她转身进屋了。阳台上的衣服在晨风里飘着，背后是淡蓝色的天。

我坐回床上。手机里朋友发来消息：沙巴怎么样？好玩吗？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后来我回了一句：挺好的。就是海风是暖的，吹着有点不习惯。

发完这条，我去了趟卫生间洗脸。镜子里的我后颈还是红的，晒伤的皮开始起了薄薄的一层。我看着那张脸，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儿。

好像也不是为了看日落。

走的那天早上，我又去了趟菜市场。那个卖通菜的大姐还在老地方蹲着。我走过去，她认出了我，咧嘴笑了一下。

我又买了一把通菜。这次她没多给我，但找钱的时候，她从那堆辣椒里捏了两个，放在装菜的袋子里。我拿着那个袋子站在菜市场门口。

人开始多了起来，买菜的人推着车挤来挤去，有个女人抱着孩子从我身边挤过去，孩子的脚踢了一下我的包。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走。手里那袋菜沉甸甸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通菜和辣椒挤在一起，塑料袋上凝了一层水珠，水珠慢慢往下淌，在手心的位置聚成一小滩凉意。

我把袋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那只手空出来，凉凉的，带着菜叶的水汽。我攥了一下拳头，又松开。

然后我转身回了酒店。

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经过丹绒亚路。白天看那个沙滩，就是一片普通的沙滩。没有金色没有红色没有紫色，沙子是灰白的，有几只狗在跑。

我盯着窗外，直到沙滩从视线里消失。

到了机场，我在候机厅的长椅上坐着。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对老夫妻，大概七八十岁，华人的面孔。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面包。

她掰了一半给老头，自己吃另一半。两个人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吃，谁也不说话。吃完了，老太太把塑料袋叠好塞回包里。

我想起那个男孩。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再出摊。不知道他爸爸昨晚跟他说了什么。

不知道那十块钱，到底买了水还是买了别的什么。

但我知道有一件事：那条蓝色的贝壳手链，现在还在我枕头底下。不是忘带了，是我故意留下的。留在了那个空调外机响了一整夜的房间里，让酒店保洁阿姨自己去处理它。

她说不定会扔了。说不定会留下。说不定会把它放在某个抽屉里，等到下一个客人捡到它，举着它好奇半天。

就像我捡到那只拖鞋一样。

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外的海在变小，从一片蓝色变成一条蓝色的线，最后变成了一个点，被云盖住了。

我在座位上闭着眼。暖的海风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机舱里干冷的人工空气。我伸手摸了摸后颈，晒伤的地方还在疼。

疼是真实的。我确认了这一点。